1. 什么是自由教育
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又称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源于古希腊时期的教育理念，其核心目标不仅在于传授实用技能和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判断能力和全面素养。自由教育的课程内容强调对哲学、历史、文学和科学等领域的广泛涉猎，使学生具备理解和思考社会、政治及道德问题的能力。自由教育的本质是让学习者在面对“永恒问题”时能够进行深刻思考，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好生活？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探讨超越了例如功利主义的短期需求，使受教育者能够形成更全面和深刻的世界观。然而，随着现代教育的专业化和市场化趋势，自由教育的传统价值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大学教育的目标逐渐转向技能培养和职业导向，忽视了对人文精神的深层次培养。如何在当代社会中恢复自由教育的核心理念，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自由教育不仅关乎知识的传授，更是对学生灵魂、智慧和理性追求的深度培养，帮助他们在复杂的社会和全球化背景中找到自我与社会的定位。
1.1. 布鲁姆的自由教育理念
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一书中，根据施特劳斯古典派与民主制对立的观点，我们可以看见好的民主制往往需要自由教育的充分落实作为其根据，但由于自由的特性，导致无法将可能的愿景转化为现实[1]。而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所批判的正是当下美国社会流行的不健康的，缺乏自由教育支撑的民主政治[2]。布鲁姆认为，当代美国的教育体系已经背离了自由教育的初衷，大学不再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道德责任感的公民，而是变成了职业培训中心，专注于技能培训而非培养思想家[3]。这种变化导致民主制变得肤浅，缺乏深度思考的公民最终无法有效参与公共事务，布鲁姆一生都致力于推进自由教育事业，他认为，自由教育的核心在于对经典文本的深入研习与对整全性问题的持续关注，通过深入理解这些文本并反思其中的思想，能够培养起学生对正义与真理的热爱和对公共善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不仅需要发现并培养学生的才华，还要传承哲学家的教育传统，为学生提供精神的滋养，帮助他们成为具备深刻洞察力的思想者。然而，实现这一目标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当代流行文化中的相对主义倾向所带来的理性危机，以及对传统的轻视。这些挑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确保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对人性和智慧的深刻探索。
1.2. 施特劳斯对自由教育的解读
在自由教育的问题上，布鲁姆继承了其师施特劳斯的观点，但施特劳斯的论述更加侧重于文化传统、理性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他认为，自由教育的真正目标是培养“文化人”(cultivated person)，即一个能够透彻理解自己文化传统，并能在伟大思想的脉络中进行思考的人。施特劳斯特别警惕现代社会对自由教育的误解[4]。他批评现代教育体系为了迎合大众文化，导致自由教育的精神变得肤浅，缺乏真正的深度。施特劳斯特别强调，自由教育应当有全球视角，不能仅局限于西方经典，而应涵盖印度、中国、伊斯兰等非西方文化的思想遗产[5]。自由教育的目标是进入伟大思想家的对话，而非单纯地接受零碎的知识。他认为，自由教育的未来应超越文化局限，涵盖不同文明中的伟大智慧，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4]。
因此，自由教育就是以文化为内容或以文化为目的，通过学习最伟大的心智留下的伟大的书，帮助我们摆脱平庸从而获得自由，并为我们提供对美的事物的经验的教育[4]。两位学者均强调了自由教育的核心在于通过阅读经典、探讨哲学和培养理性，使学习者能够思考人生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那些永恒的问题，并形成整全的世界观。然而，现代大学过于功利化的教育趋势，导致自由教育被边缘化，这一问题将在后续的论述中进一步讨论。
2. 布鲁姆视角下自由教育的危机及其出路
2.1. 自由教育面临的挑战
2.1.1. 永恒问题的缺席与专业化的加剧
布鲁姆用两件事引出了自由教育的危机：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60年代美国校园出现的爆乱[3]。前者是后者的原因，而后者引起了美国教育制度的变革，导致了技术教育取代自由教育的恶果。大学不再承担起它曾经的职责，对永恒问题的沉思漠不关心，转而热衷于对高品质专家的培训。“过去的大学(university)变成了巨型的大学(multiversity)”[3]。技术教育认为对“善好生活”、“正义的自然”以及“真理的探究”这样的问题的关注已经通过接受现状被解决了，这种解决方式带来了现代文明的危机——虚无主义。此种变化对于社会上大多数求职者来说也许是无伤大雅的，但对少部分精英们1而言就是一种灾难了。布鲁姆之所以如此关注这部分学生，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是自由教育所主要面向的对象，是因为了解这个特殊群体有助于“对这个国家道德的和知识的健康作出充满希望的预测”[3]。而这种预测正是政治哲学的作用所在——服务于公共的善。
然而，专业化的飞速发展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自由教育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它们是紧张的行政关系，它们恒存于大学里却没有任何的联系，这是学术界的裂缝2，这种裂缝消弭了有关于人的整全性的探讨。要探究这一问题的根源，我们需要回到自然科学本身。
2.1.2. 自然科学对学术话语权的垄断
布鲁姆用一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为什么现代自然科学如此轻视哲学这个古代的科学之王，即几乎所有大学生的天体运动知识都已经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水平[3]。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差别是相对晚近才有的现象，按照布鲁姆的理解，真理的探究只能从唯一的前提出发，但现代科学靠着它的信心和权威从哲学的掌控中解脱了出来，高等教育按照各个主题把学科与学科划分开来，但实际上这些主题之间是相互关联并且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人文学科本应得到自然这位尊贵使者的支持，但它却被自己设置的这条“马其诺防线”3击碎了，它使得自己混淆在社会学、心理学及经济学等学科当中，失去了自身的地位。这是学科分离所导致的，古希腊时期的自然科学分类成了哲学与科学，名称上的细微变化象征的却是这个难以弥合的学术裂缝。
或许，在黑格尔那里，我们能窥见亚里士多德在某种意义上是高于牛顿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看待问题的方式是牛顿理解世界的前提。这是布鲁姆所认同的方式，然而现代人对新起点的追寻，即对传统的拒绝是错误且愚蠢的，布鲁姆一再强调，真理的起点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现代科学热衷于频繁地更换起点，殊不知，每一个新的起点都只是对过去的拒绝，而它的意义恰恰来自于它所拒绝的东西。我们只看到了伟大哲学家、物理学家们得出的结论，却从未亲身经历他们所作的分析。“笛卡尔所给出的完整表象并不只是来自前科学世界，它也来自他之前的哲学对此的解释”[3]，也就是说，我们毫不费力地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使用他们得出的伟大结论，却从未走过他们走过的路，我们自以为是巨人，实则不过是侏儒。哲学在这个时代竟然沦落为了哲学史，难怪布鲁姆会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真正的哲学。
2.1.3. 专业性问题对整全性问题的排挤
布鲁姆指出，自由教育的课程内容便是对整全性问题的研究，而“通才”4正是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针对通才的课程就是对整全性的研究。但为什么说这样的课程难以实现，又很少被谈及呢？在相对主义氛围浓厚的民主社会中，整全性无疑笼罩在特殊性的阴云之下，大学的唯一做法是逃避，更不用说老师们如今已被社会培养为典型的职业群体。这样的教育留给学生的自由是时间与空间上的假性自由，让一个还未认真思考过那些永恒问题的学生去自行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是大学的失职。大学应该鼓励学生们成为虔敬、聪明和审慎的人，大学应该塑造这样的氛围，并承担起与流行商贩对抗的责任[2]。而非急切地把专业课知识塞进学生们的头脑里，或是通过仓促的选修课来补充一点表面的一般教养。当然，他们也做过一些努力，比如小班教学并强化师生互动，但他们不愿意为学生的政治和道德的行为负责，这些努力不过是无关痛痒的[3]。对于教师们来说，学生的本性需要引导和修正，但由于教授们担心他们的专长被摒弃，为了这一丁点儿的利益而假装自己具有包容性，因此，现在的大学里充斥着一堆个不相干的专业，它们的预先假定不仅是不被讨论的，还是是无法相容的。大学失去了它的整全性，连带着它所孕育的学生们也缺乏根基性。
2.2. 自由教育未来的机遇
2.2.1. 政治哲学的重要性：自由教育的思想根基
政治哲学就是“关于最好的生活方式、最广泛的善或正义以及最佳政体的知识”[3]，但由于哲学是对智慧无止境的追求，所以最好的政治哲学是能够提供解决人类问题基本选择的学科。政治哲学是介于数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学科，因此它既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需兼顾理性与激情[3]。作为一名教师更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布鲁姆所做的某种程度上是对政治哲学的恢复，政治哲学能够为潜在的哲学家提供精神食粮，而哲学家能够引领我们走向公共的善，实现正义的生活。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布鲁姆会大力提倡自由教育。自由教育正是对这些基本选择开放的教育。对正义和真理之爱是政治哲学教育所需要的品格，也就是自由教育需要培养的品格，而仔细地研习传统经典文本则是大学生应具备的正确的教养。如今这个时代对政治哲学的挑战尤其大，其原因还要归咎于我们对理性的滥用。
2.2.2. 纠正理性的滥用
布鲁姆用罗尔斯《正义论》的例子展示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理性是如何被滥用的。这本书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是罗尔斯并未对该书的前提，即平等主义加以讨论；第二是他对政治哲学传统的极端无知[3]。罗尔斯关于“基本利益”的理论来自霍布斯，霍布斯的前提是“只有在贫穷不被任何人视作一种善时，财富的最大化才会毫无疑问是善的。但是，基督教赞美贫穷”[3]，所以霍布斯需要在“自然状态下的人”还是“圣经中的人”中做出基本的立场选择，霍布斯对他预设的前提进行了严肃的宗教思考，罗尔斯却没有，他轻而易举地接受了霍布斯的立场，甚至没有机会看见未经改造的宗教。布鲁姆讽刺道，罗尔斯几乎可以通过一种哲学上反向论证的方式，用亚里士多德“简单的就是最好的”的观点来论证“最大程度的复杂是值得追求的”。多么荒谬！
从前的理性是被如何运用的呢？布鲁姆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教诲，苏格拉底无法阐发他的观点”[3]，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前的伟大哲学家也是伟大的学者，他们在研究特定问题时，总是回溯历史、考察前人思想，以形成对问题更全面的理解。而现代科学的进步模式是累积性的，每一代科学家的研究都建立在前人的成果之上，他们无需要重新回溯基础性的哲学问题。这种科学模式致使现代科学家专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却不再关注知识体系的整体性。现代科学家不再就哲学层面上进行思想活动，不再对永恒问题产生兴趣，而这一趋势正是滋生虚无主义的温床。平等主义、相对主义、实证主义等一系列现代性话语的流行消除了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原本来源于经由哲学和伟大心灵洗礼的教育，但现代流行话语消融了这一努力。平等主义认为所有文化和思维方式都应该被平等对待，这导致哲学和人文学科失去了其“教化”的地位。实证主义则强调经验事实，不关注价值判断，这使得哲学的权威性下降，使得人们不再认为“文明”意味着更高的智慧和道德修养，而仅仅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一。这种趋势削弱了自由教育的影响力，使得社会缺乏一种对“更高目标”的追求，从而进一步推动虚无主义的扩散。因此，原本“民主”应带来的开放，能够让我们用理性寻求善的美德的工具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封闭[6]。从前的科学从世界的多样性5中收集对它自己的解释，现在的科学妄图解释世界。不消说，我们成为了经济学家所说的“被利益驱动的人”[3]。
2.2.3. 经典阅读的回归：自由教育的基础
在给出自由教育危机的处方之前，我们需要了解政治哲学面临着怎样的阻碍。这个阻碍就是我们对于“有效”(relevance)的本能追求。有效性是现代化所强调的实用性、效率和技术进步，而传统教育往往关注精神文化、历史继承和道德伦理等非功利性的内容，因此，对“有效”(relevance)的追求使得我们对传统天然带有轻视和不信任。“但是对传统的尊敬却有助于保存那些值得严肃对待的东西”[3]，正如没有对传统和权威的尊敬，经院哲学家就不会保留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诲。另一个阻碍则是相对主义的流行摧毁了学生们对真理的追求，如果价值是相对的，哪里还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呢？我们需要克服对书籍的偏见，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对传统知识的偏见，就不会出现“柏拉图是贵族、霍布斯是资产阶级、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中人、孟德斯鸠是启蒙中人、尼采和卢梭是疯子”[3]这样的谬误。为了避免这样的主观主义，我们首先需要像伟大哲学家们理解自己的著作那样理解他们的著作；其次，应注重不同哲学家思想之间的异同，尤其要深入探讨其中的差异。
如果不严格按照这样的方法来研读文本，我们就会出现普泛化(generalization)的危险，对普泛的迷恋往往在民主制中尤其流行[3]。例如，有的研究者会认为，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而非不敬神，这就会导致一种对立的观点：雅典人不把宗教当作头等大事与苏格拉底被习俗地当作虔敬是同时存在的。再比如，马基雅维里用了三次virtu分别指向不同的东西，但翻译家们保持着开放的原则毁掉了马基雅维里的教诲。翻译的不正确反映的是理解的不正确，正如失语的背后是思想的混乱甚至无知。托克维尔攻击启蒙哲学家却很少提到卢梭，如果按照普泛化的方式阅读，我们就认识不到他在《美国的民主》中对于同情的论述是基于卢梭《爱弥尔》中对同情的讨论的基础上。也看不到托克维尔隐藏起的对卢梭的借鉴，理解不了卢梭看似是攻击哲学的哲学家，实则在重建哲学了。巧合地是，布鲁姆谈到托克维尔常被误解为保守主义者，卢梭则被贴上激进主义者或革命者的标签，而他自己也在学术界被误认为是精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这些都是普泛化造成的对文本的误读。
布鲁姆认为政治哲学应该回到阅读经典这个伟大的传统中去，在撰写“自由教育的危机”一文时布鲁姆还认为自由教育依然是可能的。因为通过对康奈尔大学的古希腊课程计划的实施，他的确感受到了来自学生和教授们的真诚和热爱，布鲁姆曾谈到他在带领学生们对《理想国》进行研读时，学生们完全不为外面高声喧哗的游行所动，他们真切地被苏格拉底的困惑迷住了，这样的情形不免给当时自由教育的未来增添了一点信心[7]。除了选择伟大的哲学家之外，我们也要关注思想家之间的相互评价，因为有分量的人才能理解有分量的人[3]。甚至这些作品的内部对话中会产生对于某些永恒问题的高度一致。所以要细读作品。经典书籍可以培养我们对于书籍的敬意，而其中的话语有利于政治共同体的团结。
3. 自由教育的困境和在我国的适应性
3.1. 布鲁姆自由教育观的局限性及其争议
布鲁姆的自由教育理念虽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但其观点在学术界和现实教育体系中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例如，自由教育的理念强调通识教育，但当代大学课程体系以专业教育为主，学生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特定领域的技能，而非进行广泛的哲学与经典阅读。其次，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也是一大难点。布鲁姆所推崇的“师生深入对话”模式在现代大学的大班授课环境下难以实现。此外，在科技和市场主导教育政策的时代，教育系统倾向于衡量可量化的成果(如就业率、科研成果)，而自由教育强调的“智慧培养”较难以直接评估，从而导致其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处于弱势。学者Green就认为，布鲁姆在批评自由教育危机时，没有充分考虑到现代大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8]。虽然专业化使得学科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教育完全丧失了其价值，许多高校仍然在尝试通过跨学科课程弥补这一问题。还有多位学者认为，布鲁姆提出的回归经典的做法过于乌托邦，难以实现。张淑娟指出布鲁姆的教育理想主要是为少数人提供深度哲学训练，这与现代社会的需求产生冲突，尤其是当前大学教育需要培养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社会的多元化人才[6]。王晨认为回归经典可能无法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和全球化带来的教育挑战，尤其是在知识更新迅速和社会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9]。王璞也提到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专业化和市场化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因此，单纯回归经典并不能完全解决当下自由教育的困境[10]。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布鲁姆的自由教育观显得格格不入，而随着在线教育的普及和新兴学科的兴起，传统经典文本的学习方式也受到巨大挑战。尽管布鲁姆的自由教育理念揭示了现代大学教育中的核心问题，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未能完全应对当今教育的复杂性。如何有效融合专业教育与自由教育，如何平衡科技进步与经典文本学习的关系，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推进多元文化教育，这些问题依然亟待深入探索。
3.2. 自由教育的意义
自由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整体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但现代教育体系更倾向于专业化、职业化和功利化的发展方向。因此，自由教育的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教育体系必然产生矛盾。刘小枫在教授“现代教育的商业化与博雅教育”的访谈中提到了现代大学教育的职业分化，究其原因是商业化的发展。亚当斯密认为教育应该为经济和商业社会服务，并主张教育要培养劳动分工所需的技术性知识，这为现代教育制度的专业化和商业化奠定了基础。毕竟在过去，自由教育的课程仅适用于少部分闲暇且富有的人，而在当今教育普及的时代，要如何实施自由教育，又如何为它申辩呢？
自由教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仅仅只把教育的目标指向职业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引用卢梭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中少数有才干的人整个阶层的品质都败坏了，那么，这只会证明我们的教育已经彻底失败，无论我们培养出了多少专业技术人才”。这就是说，灵魂的德性不仅重要，还尤其对有天分的人极为重要，因为他们的思想往往关乎一个国家的未来。因此，需要对少数人优秀的人进行自由教育，自由教育能够让学生在职业技能之外，拥有广泛的知识面，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能力和对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这些素质不仅对个人发展有益，还能为社会提供有思想、有担当的领导者和公民。
3.3. 自由教育在我国的适应性
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已经开始探索自由教育的适应性。例如，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古典学博雅班、清华大学的新雅学院等项目，已经融入了古典学科与现代社会问题的结合。通过这些学院和课程的设置，学生不仅学习古希腊文学、哲学、历史等经典课程，还涵盖了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深度和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能力。甘阳教授强调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的核心目标不仅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具有精神和灵魂的人，支撑大学和社会的发展。尽管自由教育在中国高校逐步得到推崇，但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3.1. 教师和教学实践的难题
甘阳指出，自由教育的成功实施不仅需要明确的理论指导，更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落实这些理念[11]。然而，在中国的很多大学，自由教育课程常常处于附加性质，缺乏足够的师资力量和教师的主动性。教师的个人教学实践和教育理念对于自由教育的效果至关重要，而这一点在中国很多学校的自由教育中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3.3.2. 课程内容与学习难度
自由教育的课程，通常包含希腊文、拉丁文、《诗经》、《史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经典，甘阳教授指出，经典的旅途虽然充满深度和智慧，但对学生来说非常艰难。这些课程不仅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而且在学习初期，学生很难理解它们与实际生活或职业技能的直接关联，造成了学习过程的艰辛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当他们未能立即看到这些人文学科内容与现代职业需求的联系时。此外，现代教育体系更侧重于职业技能训练，而自由教育则注重思想的培养和人文精神，这种理念上的冲突加剧了学生对自由教育的挑战。
3.3.3. 教育理念与社会期望的冲突
现代社会和教育体系倾向于强调技能和职业导向，而自由教育强调的是培养思辨能力和德性教育，这种偏差导致自由教育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社会和学校的压力。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往往侧重于应试和职业导向，社会对教育的期望更多集中在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技术能力上[11]。自由教育在这种背景下，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和理解，很多学生和家长不理解自由教育的真正意义，认为它与职业技能和就业无关，因此对其参与的兴趣较低[11]。
3.3.4. 教育体制的制约与现实回报的差距
自由教育在教育体制中的实施常常受到限制，学科的细化和专业化使得跨学科的自由教育难以充分发挥。此外，社会和职场对自由教育的认知偏向传统技能教育，导致博雅学院毕业生的实际回报与期望之间存在差距，学生未必将经典学科作为职业核心，进而影响了自由教育的实际效用和认同度。在很多中国高校，自由教育课程的师资力量薄弱，很多通识课程并没有足够的学术背景支撑。由于缺乏足够的学术深度和教育创新，自由教育的教学质量难以提升[11]。而且，很多高校缺乏良好的讨论氛围和学术交流，导致自由教育难以在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中发挥作用。
3.4. 自由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未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应进一步探索如何平衡自由教育与专业化教育之间的关系。首先，可以通过课程整合和跨学科合作的方式，将自由教育的核心理念融入到现有的学科设置中。其次，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应积极推动思维的多元化，鼓励学生不仅仅关注学术专长，还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化趋势中，保留并重视人文学科的培养，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化、伦理、历史等核心问题，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深刻思维能力的公民[12]。此外，随着数字化教育的普及，在线平台也可以成为自由教育的一部分，提供经典书籍的研读和跨学科课程，使更多学生能够接触到自由教育的核心内容，并将其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相结合。
自由教育的复兴不仅是学术传统的延续，也是应对现代社会需求的关键。它能够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创造性和跨学科素养的公民，推动社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在中国，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自由教育的理念将逐渐成为培养未来人才、服务社会的重要力量。因此，未来的教育体系应在自由教育和专业化教育之间找到平衡点，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通过这种改动，更加突出了自由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适应性与发展方向，同时也与中国当前教育改革的背景相契合。因此，布鲁姆的自由教育观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4. 结语
布鲁姆的自由教育理念提醒我们，教育不仅是技能传授的过程，更是培养学生深度思考能力、价值判断力与社会责任感的必要途径。然而，在现代大学体系日益向专业化、职业化转型的背景下，自由教育的核心价值正逐渐被削弱。尤其是随着自然科学对学术话语权的垄断，大学教育的目标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转向“训练高效能的职业者”，这使得对“永恒问题”的探讨日益稀缺，影响了公民社会的整体理性水平。
尽管如此，自由教育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甚至在当代社会的新技术背景下展现出新的适应性。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替代大量重复性的劳动，这反而使得批判性思维、跨学科素养与创造力成为更加稀缺且宝贵的能力，而这些正是自由教育长期倡导的核心价值。因此，自由教育的复兴不仅关乎学术传统的延续，更是全球教育体系在新时代应当思考的重要方向。回归经典阅读、重视政治哲学、避免工具理性的滥用，将是自由教育突破困境的关键路径。未来，自由教育的发展不应与专业化教育对立，而是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通过跨学科整合、创新教学方法、数字化课程等方式，可以为自由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在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同时，仍然保持对智慧与真理的追求。只有这样，自由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培养独立思考者和有担当公民的基石，推动社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5年度哲学研究生课题“布鲁姆通识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25Y028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
1在“自由教育的危机”一文中，布鲁姆提到精英是指“最好大学的那部分优秀学生们”。
2“学术界的裂缝”指的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日益加深的分裂。布鲁姆认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不同领域各自独立运作，缺乏有效的相互联系和整合。这种分裂导致了学术界和大学缺乏整体性，使得学生在接受专业化训练时，无法接触到那些与整体性相关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关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正义等哲学性问题。他强调，科学领域的发展虽然促进了技术进步，但也让人文学科的理论和哲学研究逐渐失去对世界意义的解释力，导致学生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缺乏深入思考。
3在《巨人与侏儒》中，布鲁姆谈到“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这种区分是人文主义者做无望取胜的斗争之举，他们企图通过科学推理设置限度来保护自己不受科学毁灭性的攻击”。马其诺防线说的就是这种区分。
4在“自由教育的危机”一文中，布鲁姆提到，通才是那些对基本问题持续感兴趣的人，这些问题不局限于任何单一领域，而是以知识、善好生活等根本性问题为前提的内容。
5多样性指的是“在终极目的上原则的不同——比如，在得救、智慧或荣誉是否最好这个问题上严肃的思考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