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医强调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注重身心健康的平衡状态，在中医的辨证施治、方药配伍、健康养生等方面，都体现了对“和”的追求。并且“和”思想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使中医治疗思维有别于西医临床思维，更具包容性及大局观。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医的理论内涵，也为中医的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中医经典与临床中“和”的部分，以阐述对于中医经典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指导临床更好地运用“和”思想以取得更好的疗效。
2. 中医“和”的历史源流
《说文•口部》：“和，相应也。从口，禾声。”([1], p. 57)原意指的是大自然中各种声音或曲调的和谐调达，没有冲突，后引申为各个方面之间没有对立性，达到平衡，从字体中提示“和”与口的密切联系，而“口”是动物用于发声及饮食进入的重要部位，“禾”在古代可代指五谷即人体和动物所需等的谷物。五谷为万物生长化收藏之本，只有五谷丰登、人民吃饱喝足，无生存之危机，天下方能和谐安定，从此可看出，“和”的含义可理解为强调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平衡。而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和”不仅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延伸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统一即天人相应，五脏一体观和形神一体观。以上三个部分组成了中医的整体观。也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基底。“和”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周易》“饱和太和”，经由春秋战国诸家对其进行阐述，中医在继承道家、儒家等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和”为思想基础之一的涉及健康、疾病、治疗及养生的理论体系。
中医经典中的“和”
《黄帝内经》可以看作是我国“和”文化思想在医学上的集大成者，《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论述“上古之人……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此句讲述人的生活习性与自然达到平衡才能保持一种形神兼备的身体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中以“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论述了人体自身的阴阳调和以及失和条件下不同的精神与身体状态，《黄帝内经》是中医“和”思想的经典理论来源，书中“阴阳调和”、“和其食”等理论依据为后世中医的“和”思想提供了重要指导。发展到东汉时期，仲景继承了“和”的思想，并结合自身对于疾病的理解，对于“和”提出了相应的见解，《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凡发病者发汗，……阴阳调和者必自愈”“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与小承气汤和之”皆提示仲景对于阴阳、营卫、脏腑调和的重视，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列出古方八阵，并将和“和”选为八阵之一，清代程钟龄将提出八法之一的和法。由此种种，中医经典中的“和”进行了更广泛的释义与扩展，在中医理论的各个领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应用[2]。
3. 中医临床理论中的“和”
中医临床理论中的“和”思想主要在追求人体各方面的“平衡”状态，“和”为健康的状态，“失和”视为人体处于疾病状态，而“使人和”则为治疗与养生追求的最终形态，故“和”的平衡状态为“和”思想的重要载体。
3.1. 疾病与健康中的“和”
中医在“中庸”与“和谐”的传统文化精神影响下，理论成立之初，即追求人体阴阳、气血等方面的调和统一，并不只局限于人的生理因素，而追求于生理与心理甚至人与外界的平衡状态，在中医的基础理论中，“和”是生命的根本规律、“失和”是疾病的本质，正常的生命活动有赖于机体脏腑、经络、肌肉腠理的协调。区别于西医以固定数值范围为具体的正常标准，中医认为，正常人体受气机的影响处于所有物质动态平衡的状态，虽然中西医都认为人体的各物质在一个的范围内，但中医观念中的健康人不需要处于一个具体的数值范围状态，只要身体各个构成因素相互平衡、和平统一，则人体便处于健康状态，即中医的“和”，而“失和”则是一个中医认为的相对病理的状态，当人受到外界影响或自身因素导致其平衡状态被打破，即使西医查体检查都在正常范围内，都会处于“失和”状态，出现疾病的症状，即“症”，并反应出“证”的因素，调理患者的各种精微物质、脏腑等，使其恢复平和状态即可达到治疗疾病有效。
3.2. 治疗中的“和”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让人体的各种构成因素及构成物质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即“使之和”是中医治疗的主要目标，从治疗上，“和”对于上下、表里等多病位具有多靶点综合治疗的范例[3]；张景岳曾提出“补而和之”、“温而和之”、“行而和之”等都不是指狭义的“和”法，皆为现代的补法、温法等，而以“和”为名，就是为了说明使用这些治法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和”。这是广义的“和”思想体现之一。从治法上言，和法作为中医的八法之一，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在《伤寒论》中可概括为以下6个方面[2]：① 调和营卫；② 和解少阳；③ 调和脏腑；④ 调和寒热；⑤ 调和气血；⑥ 调和阴阳。其中《伤寒论》中调和营卫的代表方剂是被誉为“仲景群芳之冠”的桂枝汤，桂枝汤主治伤寒太阳中风，调和营卫，症见头痛发热，汗出恶风，鼻鸣干呕，苔白不渴，脉浮缓，本方风寒犯表，腠理不固，营卫的动态平衡被打破，处于“失和”的疾病状态，故用桂枝汤调和营卫，以恢复相应的平衡，“使人和”，和解少阳治法的代表方剂为小柴胡汤，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强调：“伤寒……其于不外不内，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之可矣。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由于少阳经处于半表半里之处，不可用表之发汗仅祛邪、里之吐下以去实，故用和解之法既透泻少阳之邪、又于人之里调和中焦之气，治以小柴胡汤为主，纠正人体病位之偏倚，达到平衡状态，以调其和，《伤寒论》中曾言：“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原文用调胃承气汤调和脏腑之气，祛邪以使气和，条畅气机，调和脏腑。半夏泻心方则是调和寒热的代表方剂之一，主治寒热错杂之痞证，其病机为小柴胡汤误下后，中焦脾胃虚弱，寒热错杂以失和，本方调和寒热使身体达到平衡状态，从方剂而言，在处方用药中，重视平衡气机升降，攻补兼施等利用药物的四气五味偏性相互制衡并调理脏腑的偏性，使患者自身状态达到一种阴阳调和，脏腑相对平衡的情况。其中较为特色的为药物配伍中的反佐法，反佐药在《方剂学》[4]的定义是根据某些病症之需，配伍少量与君药性味或作用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反佐论》提出：“以热治寒而寒格热，则反佐以寒而入之…… 是皆反佐之义。”可以看出张“反佐”是为了防止病的格拒而顺应病性添加与病性相同的药物以达到使药物能够进入治疗疾病的过程，其使用目的主要为在人体“失和”状态下，通过顺应其病体之势使药效达以达到目标靶位，以达到平衡状态，即求“和”。分为寒热反佐、升降反佐、补泻反佐、行止反佐四类，如著名的左金丸中君药为黄连，而反佐药为辛热的吴茱萸，不仅主入肝经疏肝解郁，助黄连和胃降逆还能治黄连之寒。防止苦寒伤胃，而使病症产生格拒反应。诸如此类还有白通加猪胆汁汤中所用猪胆汁以寒凉药佐温补药、济川煎用升麻升举清阳之气而行升降反佐等，通过药物配伍，调和患者自身的阴阳寒热表里，使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达到平衡状态，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索文东等[5]以消渴病为研究基础提出中医“和”的临床应用，论述了在消渴病的治疗中“和”的历史渊源以及从起居、情志、脏腑等6个方面提出了中医的临床应用。
3.3. 中医养生中的“和”
在养生方面，中医提出饮食有节，顺应天时，劳逸结合，平和心态，保持安于社会的状态，使自身的各个方面都居于一种自然调和的“平衡”下，才能合于养生之道，获得健康且长寿的身体。《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有云：“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并提倡五味入五脏的养生观念，《素问·宣明五气篇》云：“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以脏腑与五味相结合，“使己和”，而《礼记·内则》中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6]即在不同的季节可以选择不同性味偏向的食物以达到“和”的目的，此举顺应时节以求人与自然“和”，亦可看出中医养生中追求“平衡”的观念，而通过五脏与五味的关系，可以将五脏，五味，季节相联系以达到中医饮食养生的目的“使人和”，不仅使自身平衡，亦追求人与自然之“和”。
总而言之，在中医经典与临床实践中，“和”最初的原本含义再到中国古代哲学上的思想理论，进而结合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发展为中医重要的理论基础，并引导成为中医治疗八法中具体的“和”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拥有了广义的治则治法，以及狭义的“和”不同的含义，而在演变过程中，不同医家贡献了自身的医学理解，对于后世的中医治疗理论以及临床实践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进一步完善了中医的治疗思想，丰富了中医的理论体系。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