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鱼翅与花椒》(Shark’s Fin and Sichuan Pepper)是一本描述中国美食的纪实文本。作者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成长于英国，1994年来到成都学习，由此开启了对中国美食的探寻之旅。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松花蛋”为切入点，以幽默风趣的文笔将中国美食、以及在中国生活的见闻徐徐铺开。此书初次出版后收获了许多好评，后被翻译成中文，也颇受关注，吸引了大批中文读者。这本书一共有两个译本，一是由翻译家鍾沛君翻译，由猫头鹰出版社出版；另一版则是由译者何雨珈完成，出版方为上海译文出版社。钟译本题为《魚翅與花椒：英國妹子的中國菜歷險》，而何雨珈的译本则去掉了副标题，仅留下《鱼翅与花椒》。读者可以从钟译本的标题中大概掌握书的内容，而对于何译本，不了解内情的读者会对书中内容产生好奇。两位译者对原著的不同处理从这里便流露出一二。
与一般的英译汉文本不同的是，《鱼翅与花椒》原著算是一本异语写作，这一写作过程就被看作是一种翻译方式，而对于这类文本的翻译则被看为回译：“A国人用A国语言描写B国文化在A国发表是一种特殊的翻译，而B国人把这样的作品翻译回B国语言在B国发表又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前者可以看作民族志式翻译，后者则是无本回译。[1]”
因此，异语写作针对的是异语读者，正如同扶霞·邓洛普的这本著作就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美食，改变了西方读者对中国食物以及国人饮食习惯的旧有成见，而当翻译这类文本时，译者应当注意译本的读者已经发生了转变，即从异语读者变为了本族语读者。在翻译这类文本时，译者应当注意视角的切换：“由于异语写作针对的是异语读者，对本族语读者而言众人皆知的文化风俗等，对异语读者就得娓娓道来。但是，在这些文化风俗返回本族语，面向本族语的读者大众时，译者就应转换读者视角，符合本族语的表达习惯，同时还可以根据原著内容进入相应的文体与文类。[2]”
本文选出的例子是扶霞原著前三章的内容，将从译者的再创作、译本中的方言词两方面对两位译者的译文进行对比，分析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体现。
2. 译者的主体性
笔者在翻阅了豆瓣读书中对两个译本的评价后，发现对钟译本的书评多集中于书中内容和原作者扶霞的评价，例如对其美食文化观察的独到见解以及叙事风格的描述。而在评论何雨珈译本时，却常见诸如“译笔有趣”“读起来非常接地气”等直接针对翻译本身的评价，且这些评论往往夹杂在对书中内容的讨论之中。这种差异恰恰反映了何雨珈译本在读者心目中更高的社会评价。她的译本无论在遣词造句上，还是在文体风格上，都展现出一种带有川式特色的俏皮和生动，极大满足了本土读者对译文亲和力和趣味性的期待。
不仅如此，澎湃新闻的一篇采访文章中提到：“曾有不少人误认为《鱼翅与花椒》是外国人用中文写成的作品，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本书译者的‘隐身’及其翻译水平之优异。[3]”在这篇文章中，何雨珈进一步阐述了她的翻译观念：“我觉得翻译应该传达原文的感觉。如果英语原文感觉是通俗易懂的活泼的，那翻译就应该活泼的通俗易懂的；如果原文是晦涩的，你的翻译也应该是诘屈聱牙的。[3]”这一翻译理念在《鱼翅与花椒》的译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成功地通过文字再现了原作者扶霞在英语中活泼、鲜明的叙事风格，同时又融入了符合本族语读者期待的语感和文化元素，使得译本不仅忠实于原文，也让中国读者感受到一种文化的亲近感。
值得注意的是，何雨珈本人是川籍人，且热爱美食，因此翻译《鱼翅与花椒》这部作品恰如其分地发挥了她的个人优势。她将自身对于四川美食的深刻理解和对川式语言风格的娴熟运用融入了翻译过程，使得这部译本在呈现原文内容的同时也充满了地方特色。可以说，这是在她的“舒适圈”内完成的一个译本，因而无论在文化的传递还是语言的表达上，都更加自然流畅。
从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这不仅体现在翻译风格的选择上，也体现在对文本的选题和整体构思中。在对钟译本与何译本的对比中，看似“隐身”的译者其实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文本呈现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创造力，彰显了独特的译者身份。语言作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体，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媒介，更承载了译者的个性化表达与文化理解。翻译活动本身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双重交际，译文既是对原文内容的转述，也是译者在文本中的一种“再创作”。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身份印记不可避免地渗透其中。
由此可见，翻译不仅仅是对原文内容的忠实呈现，也包含了对译者自身的某种“翻译”——即译者通过文本与目标读者沟通时所赋予的情感、文化和个人风格。以《鱼翅与花椒》的两个译本为例，钟译本在语言上可能更加严谨克制，而何译本则更加鲜活和接地气，这些不同的翻译风格反映了译者自身的文化视角和价值取向。译文的最终呈现，既是对原作者文字的再现，也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次自我表达的过程。
3. 译者主体性在《鱼翅与花椒》两版译文中的体现
通过对何雨珈与鍾沛君译本的对比，本文选择部分案例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和再创作能力的体现。对于语言风格，何译本选词生动，展现川式幽默与节奏感；而鍾译本更倾向直译，忠实原文但较为平实。在方言处理上，何译本引入四川方言词汇，不仅展现了川蜀生活气息，还增强了文化感染力。相比之下，鍾译本采用标准化语言，虽保持准确性，但略显生硬。翻译是语言与文化的双重交际，译者需通过创造性表达兼顾忠实原文与本土文化再现的平衡。
3.1. 译者的再创作
许钧指出“所谓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地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创造意识。这种主体一时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即译文的价值。[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核心主体，对于作品的理解与阐释、对原文语言的理解和艺术再创作层面都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对原文理解细节上的差异都会体现在各自的翻译中。
例1：Afterwards, a slick of toxic black slime from the yolk clung to my chopsticks, threatening to pollute everything else I ate. [5]
何译本：之后，我的筷子上就一直沾着蛋黄上那黑黢黢、黏糊糊的东西，感觉再夹什么都会被污染。[6]
鍾译本：蛋黃在我的筷子上留下一道狡猾又惡毒的黑色微笑，死纏不放，威脅著要汙染我接下來吃的每一樣食物。[7]
分析：对于原文中的“slime”，两位译者都展现了独具匠心的处理方式，充分体现了翻译中艺术再创作的重要性。何雨珈将其翻译为“黏糊糊的东西”，搭配“黑黢黢”这一叠词，不仅强化了原文的画面感，也让译文充满了风趣幽默的韵味。这种叠词的使用让人不禁联想到四川方言中丰富的表达习惯，贴近四川人爱用叠词的口语特色，既真实又鲜活，增添了译文的地方文化色彩。此外，这样的翻译手法与扶霞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观察相呼应，成功让原文的幽默感在译文中得到传递，甚至更符合本土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偏好。
相较之下，鍾沛君则采取了一种更具创意的处理方式，将“slime”巧妙地转化为“smile”，将原文中带有厌恶感的“黏液”形象转变为“黑色微笑”，充满了隐喻的趣味。通过这一处理方式，她不仅展现了译者对于语言的创造性解读，还进一步放大了作者扶霞初次品尝松花蛋时那种既新奇又不适应的心理状态，传递出一种细腻的情感波动。
值得注意的是，二位译者的译文都不是对原文词汇的简单直译，而是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语言表达的创新与再现，赋予了译文更多的艺术价值与文化韵味。这种艺术再创作不仅使原文的俏皮文风得以保留，同时也在目的语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情感与趣味的再现。通过这样的翻译方式，二位译者都展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创造力，也让译文在保留原作灵魂的同时，更加贴近目标读者的文化感知与语言审美。
例2：This was Chinese food as I had never known it before. It was a revelation. [5]
何译本：这可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吃所未吃的中国菜，大开眼界啊大开眼界。[6]
鍾译本：這是我從來不知道的中國菜。我就像得到了天啟。[7]
分析：这一句话的原文含义相对简单，两个译本在意思传达上都无可指摘，展现了译者对于原文整体语义的准确理解。然而，在具体措辞和语言风格上，两位译者的处理却展现出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对“revelation”一词和句子前半部分的翻译。
首先，对于“revelation”一词，何雨珈采用了重复强调的方式，连用两个“大开眼界”，进一步放大了原文的感叹与震撼效果。这种强调的手法不仅强化了情感表达，还通过重复形成了一种语言的韵律感，使得译文更具感染力。相比之下，鍾沛君则选择了较为平实的表达，将其译为“天啟”，虽然忠实传达了原文的核心意思，但在情感张力和语言趣味性上稍显不足。
其次，在句子的前半部分，鍾沛君采用了直译的处理方法，将“as I had never known it before”直接译为“這是我從來不知道的中國菜”。这一翻译方式保持了语言的简洁性和结构的直观性，但略显平淡。而何雨珈则通过“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吃所未吃”这三个叠加的四字短语，对原文进行了更为生动的改写。这种处理不仅丰富了语言表达，还赋予译文一种独特的节奏感，巧妙再现了原文的韵律和感叹的层次性。此外，这一连串短语紧扣读者的阅读习惯，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文化认同感，仿佛将读者带入了扶霞初次体验中国菜时的震撼与兴奋之中。
3.2. 方言词的处理
将何雨珈与鍾沛君的译本进行比较，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何译本随处可见的四川本地方言用词。方言是社会生活话语的真实呈现，一般用最少量的词直接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这种表达简洁、节约、明快、不繁琐，不会有过多的修饰，甚至不用修饰就可以把人物和景物的面貌呈现出来[8]。这些口语词汇大量夹杂在何雨珈的译文中，不仅不显得突兀，反而勾勒出了四川文化的声色光景。
例3：The fishmonger lay back against the wall, snoring gently. [5]
何译本：卖鱼的靠着墙，轻轻扯仆鼾。[6]
鍾译本：魚販靠著墻壁微微地打呼。[7]
例4：but to foreigners it seemed ridiculously cheap. [5]
何译本：但用西方的标准来看简直“相因惨了”。[6]
鍾译本：但是以西方的標準來說，這樣吃其實很便宜。[7]
分析：在例3中，原文中的“fishmonger”被分别翻译为“卖鱼的”和“鱼贩”，两者在表达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何雨珈的“卖鱼的”显得更为口语化，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惯贴近，而鍾沛君的“鱼贩”则更为正式和中性。在“snore”的翻译上，两位译者的处理亦体现了不同的风格与创造力。基于原作者扶霞在成都生活的背景，以及对四川方言深入了解的基础，何雨珈将“snore”译为四川方言中颇具代表性的“扯扑鼾”。这一翻译不仅再现了原文中对卖鱼人形象的生动描写，还通过方言的使用突出了地方特色，让读者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成都的市井生活气息。而鍾沛君则选择了较为中规中矩的表达，将“snore”译为“打呼”，虽准确，但缺乏地方文化的韵味。
对于例4中的“ridiculously cheap”，何雨珈的翻译同样展现了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文化敏感性。她采用了四川方言中的常用词“相因”，再加上“惨”这个字，既直观地传递了“ridiculously”的夸张程度，也生动描绘了外国访客初次体验成都物价时的惊奇。这种用词不仅贴近四川人日常生活的语言习惯，还充满了地方文化的独有幽默，使译文富有感染力。相比之下，鍾沛君采用了直译方式，将“ridiculously cheap”翻译为“很便宜”，虽然意思准确，却显得相对平淡。
何雨珈在翻译这些方言词汇时，不仅展现了其对地方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充分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多样性。尽管她在译文中加入了大量川式方言，但也通过书中的注释对这些词语进行了简单的解释，确保非川籍读者能够理解并接受这些地方性表达。这种对方言的合理使用不仅为译文增添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还有效地拉近了目标读者与译文内容之间的距离。
相比之下，鍾沛君则更多地采取了直译的方式，保留了原文的中性语气，但未能在文化的再现和语言的生动性上有所突破。这种翻译方式虽然能够忠实于原文，但在表现地方文化特色和传递异域风情方面略显不足。
例5：‘Those coastal people,’ one taxi driver told me, speaking of the Cantonese and Fujianese, ‘they are ambitious and hardworking; that’s why they’ve been the first to get rich. We Sichuanese just want to earn enough to fill our bellies with good food.’ [5]
何译本：沿海的那些人，他们野心大得很，也肯干，所以他们就先富起来了噻。我们四川人喃，挣的钱可以吃香喝辣就够了。[6]
鍾译本：沿海的那些人，他們野心勃勃，勤奮工作，所以他們是最先變富有的人。我們四川人只要賺夠錢，能讓我們吃好東西填飽肚子就可以了。[7]
分析：鍾译本也采用了四字词语来直译原文本，但相比之下，何雨珈的译本更有对话的感觉，而鍾译本更贴近叙述。何雨珈运用了“大得很”“也肯干”这样带有口语色彩的词汇，增强了对话的生动性和真实性。同时，她还加入了四川方言中的语气词“噻”“喃”，生动刻画出一位正侃侃而谈的成都司机形象。这些方言元素虽然在原文中并不存在，但通过巧妙融入，何雨珈成功还原了成都独特的文化氛围，拉近了读者与四川文化的距离。在这段对话中，原文作者扶霞用“waxed lyrical”来描述司机的热情与滔滔不绝，而何雨珈通过这些语气词精准传递了这种情感，使译文更贴合四川地方特色。这样的翻译过程并非简单的直译，而是译者在忠实原文基础上，结合文化背景与语言特质进行的再创造，体现了翻译活动中的复杂性和译者的关键作用。
例6：where a rash of al fresco restaurants had sprung up under the wutong trees. [5]
何译本：一个个“坝坝馆子”争先恐后地冒出来。[6]
鍾译本：那裏的梧桐樹下冒出了一堆露天餐厅。[7]
分析：“al fresco”意为“露天的”或“户外的”，从单词的字面意义来看，鍾译本将其翻译为“露天餐厅”完全没有问题，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核心信息。然而，对于同一个词，不同的译者选择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因此在表达力上呈现出高下之分，这正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译者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以及对某种地域文化的熟悉程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审美与创造力。何雨珈将“al fresco”翻译为“坝坝馆子”，这一用词不仅精准对应了成都地区的露天餐饮文化，也生动地带出了成都的烟火气息。“争先恐后地冒出来”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画面感，展现了川蜀地区的市井生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