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狮子王》字幕翻译研究
A Study on the Subtitle Translation of The Lion 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摘要: 随着影视作品跨国传播的日益频繁,字幕翻译作为跨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本研究以迪士尼经典动画电影《狮子王》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框架,对其字幕翻译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聚焦于翻译生态环境对字幕翻译的影响机制及其具体表征,探讨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上的适应与选择。研究发现,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字幕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动态适应过程,译者需要在源语与目标语的生态语境中寻求最佳平衡,以实现跨文化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cross-border dissemin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subtitle translation, as a crucial medium for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This study takes Disney’s classic animated film The Lion King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and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its subtitle translation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co-Translatology.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the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on subtitle translation and their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exploring the adaptations and choices made by translators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aspec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subtitle translation is a complex and dynamic adaptive process,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needs to seek an optimal balance within the ecological contexts of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to achieve the best possibl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utcomes.
文章引用:吴海峰.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狮子王》字幕翻译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3): 489-495.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3290

1. 引言

近年来,美剧在国际市场上的热度不断攀升,字幕翻译的质量和效果对于观众对原创剧情的理解和情感共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产品,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其中蕴含的语言表达、社会风俗、历史背景等元素构成了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文化体系。然而,随着影视作品内容的多样化和深度化,字幕翻译在处理复杂情节、文化差异和特殊用语等方面面临着新的考验。《狮子王》作为迪士尼经典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广泛的观众基础。其独特的故事情节、丰富的人物关系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其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有鉴于此,本文以《狮子王》为例,基于生态翻译学的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探讨在《狮子王》这一影片的字幕汉译过程中,译者如何选择并适应其特有的文本生态环境。

2. 字幕翻译研究现状

字幕翻译被归类在多媒体翻译或视听翻译的范畴之下,是该领域中最为常见的模式之一。由于西方最早经历了工业革命,电影等多媒体技术在西方迅速崛起,西方对于字幕翻译的研究也走在世界的前列。1960年,Caillé在其研究中探讨了字幕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难题,标志着字幕翻译研究领域的开端[1]。1974年,Dollerup在《论电视节目的字幕》一文中列出了字幕翻译中的常见错误,并指出字幕翻译中的陷阱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更为复杂。他认为,“把握信息的本质意义是最重要的,如果译者未能掌握核心信息,就会在译文中表现出来”[2]。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多媒体翻译领域的权威学者,如Gottlieb,Ivarsson,Chaume等,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专著,详细研究了字幕翻译的定义、特点、限制性因素、翻译策略等。1992年,Gottlieb不仅总结了字幕翻译的一般策略,如转移,释义,浓缩,删减,删除,扩展,转录,错位,模仿和放弃,还分析了这些策略的使用频率,并评估了在翻译过程中信息损失的程度[3]。1998年,Ivarsson等人建议,“译者因技术限制而无法完成完整翻译时要积极干预源文本的翻译。译者在切分文本时,需要遵循句法和语义单元,简化句法和词汇,删除与理解原文信息无关的内容”[4]。根据Chaume (2004)的观点,“音像文本需要一种分析模型,该模型应以系统方法和基于主体间规则的方法论为基础,以便聚焦研究目标”[5]。他将视听文本看作符号学建构,包含多种符号代码(如语言、摄影、音乐等),这些代码在传达意义时共同发挥作用,直接影响字幕翻译。此外,Cronin (2010)在他的著作《电影翻译》中,分析了不同类型电影的字幕翻译,旨在展示翻译怎样弥合本地与全球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之上,他还讨论了“译者在字幕翻译中面临的挑战,如文化身份和变动性”[6]。后来,Taylor (2016)探讨了“多模态文本的叙事、语言、符号学和文化分析方法,评估了运用不同符号学模式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视听翻译中多模态研究的未来方向”[7]。总之,西方的字幕翻译在20世纪后半叶得到迅速发展,通过深入研究不同方面的问题,为这一领域的理论体系和实际应用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基础。

与西方对字幕翻译的研究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中国最早的字幕翻译实践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邓微波(2018)指出,“1920年后,国产电影事业的崛起开始对外国电影产生威胁,旧有的电影翻译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翻译效果不佳。在这一背景下,字幕翻译迎来了发展的机遇”[8]。然而,随着中国“译制片”事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发展逐渐成熟,字幕翻译逐渐被边缘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影视作品的广泛引入突显了对影视翻译的迫切需求,促使了影视翻译实践的迅速推进,但国内对于影视翻译的研究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从1995年到2008年,中国翻译研究的文章数量达到54771篇,但其中只有442篇与影视翻译相关,刊登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9]。不过,以二十世纪末为始,得益于“盘带翻译”及后来“网络翻译”的兴起,字幕翻译和配音翻译的地位在国内发生逆转,“在国内已沉寂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字幕翻译,终于重得回归”[10]。概而言之,我国在字幕翻译研究方面的历程虽然相对滞后,但近年来随着新兴翻译方式的兴起,人们对于影视翻译的关注度逐渐提升,为该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3. 生态翻译学概述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逐步迈向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中国也逐渐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关注范畴,并相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在这一背景下,“生态”维度逐步进入翻译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成为时代变革的必然反映。21世纪初,我国著名教授胡庚申提出生态翻译学理论,该理论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中文本与移植之间的内在联系,其观点认为翻译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动态的、涉及文本生命的移植过程,使翻译被视为文本的有机转移”[11]。另外,蓝红军对生态翻译学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生态翻译学立足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平衡’、‘移植’等喻指翻译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解释性话语”[12]

在生态翻译学框架下,翻译生态环境是核心概念之一。胡庚申指出,“翻译是译者在选择活动中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过程,将原文、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整体呈现视为翻译的生态环境。这一环境包括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多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13]。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生态环境不同于语境,它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涵盖了一系列影响译者翻译过程的因素。如果翻译过程的产出能够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那么译文将能够生存并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反之,如果与翻译生态环境相抵触,译文将无法存续。

此外,生态翻译学理论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并将其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在此框架下,翻译被定义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活动,即译者通过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完成翻译任务”[13]。这一定义强调了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和对文本的选择性,并将翻译视为一种复杂的生态系统互动。其中,“适应”表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表示译者在生态环境中对译文进行选择。整个过程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适应,即选择性适应,根据自身能力适应环境,未能胜任的将被淘汰;第二部分是在接受了翻译生态环境后,译者实施适应性选择,根据已适应的环境从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选择译文。整个过程强调了译者在生态环境中的双重作用,即适应和选择,最终产生符合生态环境的有效译文。

4. 基于三维转换视角的《狮子王》字幕翻译分析

4.1. 语言维的适应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基于语言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功能和适应性,对语言进行必要的调整。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语义特征、表征方式及语用规则在不同社会群体或生态系统中往往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依据目标语的社会语境、语义结构及语用规范,对源语文本进行适应性调整与转换,实现语言层面的动态平衡。

例1:词汇层面

SL: -Gee, he looks blue.

-I’d say brownish gold.

-No, no, no, I mean he’s depressed.

-Oh…Kid, what’s eatin’ya?

-Nothing! He’s at the top of the food chain!

TL:-天啊,他笼罩在忧伤里。

-我觉得他是金黄色的。

-不不不,我是说他很沮丧。

-孩子,什么事让你烦心?

-什么也没有,他可处在食物链顶端!

分析:该例的背景是《狮子王》中的丁满和彭彭在描述辛巴的情绪。丁满说辛巴看起来非常沮丧,他用了“look blue”这个词组。但彭彭理解错了,因为“look blue”的本意是看起来是蓝色,所以他说,辛巴的毛皮不是蓝色,是金色里稍带点褐色。随后,丁满解释他是指辛巴很沮丧。彭彭明白丁满的意思后问辛巴“What’s eatin’ya?”,等同于“What’s bothering/upsetting you?”或“What’s on your mind?”即什么事使你烦心。但丁满再次理解错了,因为“What’s eatin’ya?”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动物以你为食?”所以他说辛巴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谁也吃不了他。这组双关语的运用不仅表现了丁满和彭彭憨态可掬的人物个性,也在词汇层面上展示了语言的多义性和文化适应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仔细考量这种多义性和目标文化的语言习惯,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

例2:句法层面

SL: -We’re gonna fight your uncle for this?

-Yes, Timon. This is my home.

-Talk about your fixer-upper.

TL:-我们就为了这块破地和你叔叔开战吗?

-是的,丁满,这里是我的家园。

-该整顿了。

分析:彭彭看到满目疮痍的辛巴故地,对辛巴提出疑问,辛巴给了肯定的回答。随后,彭彭回应道:“Talk about your fixer-upper.”(该整顿了。)在这段对话中,彭彭用“fixer-upper”这个词语,意指需要大修的地方。表面上看,这是在谈论辛巴故地的破败状况,但实际上它也包含了隐喻,暗示需要整顿的对象不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篡位者刀疤。这句话在英文中运用了双关语,既可以理解为对草原的修复,也可以理解为对王国现状的整顿。译者将“Talk about your fixer-upper”翻译成“该整顿了”,既保留了原文的双重含义,也贴合了中文表达的简洁和明确。通过这种句法层面的适应选择转换,译者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的多层次含义,使观众在理解对话内容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其中隐含的深意和角色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翻译策略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化适应性,使其更加贴合目标语境。

4.2. 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考虑目标文化的特点,以确保翻译的内容在目标文化中能够被接受和理解。文化不仅仅包括语言,还涉及价值观、信仰、社会习俗等方面。在进行文化适应选择转换时,译者需要深入了解目标文化的背景,以避免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冲突或误解。

例3:口语化表达

SL: I practically gift-wrapped those cubs for you.

And you couldn’t even dispose of them.

TL:我把那两嵬子打包好给你们送上门来。

你们却处理不掉。

分析:这段描绘的是篡位者刀疤对黑暗势力鬣狗所说的话。刀疤将小狮王辛巴和小狮子娜娜称为“cubs”(崽子),表明了他对现任统治者的不满,所以联合鬣狗准备推翻现任狮王。在生态翻译学框架下,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要求译者在处理原文的口语化表达时,考虑目标文化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原文中的“cub”一词在英语中常用来指代幼崽,尤其是狮子或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的幼崽。刀疤用“cubs”来指代辛巴和娜娜,不仅体现了对他们的轻蔑,还通过动物化的表达方式突出了他残忍和无情的性格。翻译成中文时,选用“崽子”这个词,同样具有贬低和轻蔑的意味,符合中文的口语表达习惯。通过这种口语化表达的适应选择转换,译文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生动性和形象性,也有利于目标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这种翻译策略在生态翻译学中体现了对目标文化的适应性考虑,避免了文化冲突和误解,使译文更加贴近目标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习惯。

例4:四字格结构

SL: You won’t get a sniff without me!

So prepare for the coup of the century.

Be prepared for the murkiest scam.

Meticulous planning, tenacity spanning.

TL:没有我,你们将一事无成。

为本世纪的政变做好准备。

为最毒辣的阴谋做好准备。

精心策划、坚忍不拔。

分析:在这段对话中,刀疤通过富有节奏感和押韵的语言激励鬣狗们推翻狮王夺取王位。“没有我,你们将一事无成”中的“一事无成”传达了威胁和自信,同时增强了表达的凝练与力度。“精心策划、坚忍不拔”则准确对应原文,突出了计划的细致与决心。四字格在汉语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表达功能,能够用精炼的语言传达出丰富的信息和情感。这种译法不仅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还能够增强其自身的美感和可读性。通过这种适应选择转换,译者成功地在目标文化中再现了原文的修辞效果和情感张力,确保了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度和理解度。

4.3. 交际维的适应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考虑目标受众的特点和交际需求,以确保翻译内容在目标文化中能够实现有效的交流。这一维度涉及到语言运用的目的、社交场合以及受众的期望等多方面的考虑。

例5:交际意图

SL: I’ll go back to help.

TL:我回去搬救兵

分析:在该例中,沙祖对狮王说“I’ll go back to help”时,涉及的场景是辛巴遭遇危险,需要紧急援助。此时,如果直译成“我回去帮忙”,可能会因为“go back”带有返回、离开的含义而引起观众的误解,误以为沙祖要逃跑,与“help”一词的意义相冲突。为避免这种误解,译者选择将其翻译为“我回去搬救兵”,突出了帮助的具体方式,即寻求外援,从而消除了“go back”可能带来的负面联想。这样的翻译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核心内涵,还通过更贴近目标语言文化的表达方式,使观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种翻译策略考虑到了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实现了翻译的交际意图。

例6:交际效果

SL: Hakuna matata.

TL:无忧无虑,梦想成真。

分析:该例是辛巴好友彭彭对辛巴说的话,希望辛巴能够摆脱过去的阴影,重新获得心理上的自由与平静。由于《狮子王》的故事背景在非洲,使用非洲当地语言可谓是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首先,译文“无忧无虑,梦想成真”成功地传达了原文“Hakuna matata”的含义和情感色彩。原文中的斯瓦希里语短语“Hakuna matata”在全球范围内因为电影《狮子王》而广为人知,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翻译,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情感表达。通过将其翻译成中文,译者巧妙地保留了原文的情感和文化背景,使得读者能够直观地理解并产生共鸣。其次,译文的表达方式简洁明了,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使得信息传递清晰直接。这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更易于理解和接受,从而达到了交际的有效性。

5. 结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字幕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再创造。译者需要在保证信息传达的同时,兼顾目标文化的接受度与理解度。生态翻译学提供了一种多维视角,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翻译中的动态适应与选择机制。通过对《狮子王》字幕汉译的生态翻译学分析,我们不仅能够揭示字幕翻译的多重挑战,也为进一步探索影视作品翻译中的生态适应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影视作品在字幕翻译中的生态环境适应策略,以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更多切实可行的翻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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