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俄国白银时代作家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被誉为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三部曲”的首部曲，创作于1920年，1924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在俄文版本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小说《我们》直到1988年才在俄罗斯境内正式发表，刊载在杂志《旗帜》(《Знамя》)上。小说以笔记的形式，以未来世界居民Д-503的视角，描绘了高度数字化、高度集权、统一管理的“大一统国”的生活场景。小说细致地描写了人物语言和内心独白，通过对人物的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为深入探究作者与作者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出铺垫。
语层结构视角为研究作者与作者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思路。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的研究成果颇多，主要集中于研究小说的反乌托邦主义特征和表现主义特征。本文拟在国内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苏联学者维诺格拉多夫提出的“作者形象”理论，从叙事人语层、人物语层两个方面对小说《我们》进行更为细致地剖析和研究。
2. “作者形象”论——分析文本的综合方法
苏联学者维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 1895~1969)最早提出“作者形象”(образ автора)这一文学修辞学的核心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个范畴中，他将两种不同的视角，即语言学与文艺学的视角进行了有机融合。在从维诺格拉多夫的诸多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此问题的研究脉络。
根据维诺格拉多夫的理论，作者形象是作者的一种语言面具，是综合和融汇语言艺术作品中所有修辞手法的核心和焦点。作者形象中的作者不是现实生活中从事写作的具体个人，而是反映在整部文学作品艺术世界中的创作主体。从修辞层面来看，作者形象触及作者、叙事人、人物这三个层次的言语结构。作者形象体现在由作者、叙事人、人物这三个语层组成的叙述结构中，是所有言语结构的最高形式的联结。«俄语修辞学»第七章第三节对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语层结构进行了仔细梳理，书中提到“文学作品一般都有功能不同的两个基本语层，即叙事人语层和人物语层”[1]。叙事人以独白为基础，它的基本功能是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情节线索，人物的身份、外表、心理、行为等，同时还体现作家的态度。随着叙事人形象的不同，叙事人语言也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叙事人语言通常可分为局外叙事人(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和局内叙事人(рассказчик)两大类。人物语层包括不同的人物语言(речь персонажей)。
在叙事人语言的两类局外叙事人和局内叙事人中，局外叙事人通常以第三者身份来讲述，即文中一般用第三人称。局内叙事人通常以“我”的身份来讲述，文中一般用第一人称。局内叙事人是作品中的具体人物，讲述的是可能是他参与甚至他本人的事，也可能是他周围发生的或了解到的其他人的事。局内叙事人在事件发生的某时某刻就在场，很大可能是事件的亲历者或旁观者，因而局内叙事人语言具有更强的主观性，不如局外叙事人语言客观。局内叙事人语言受限于自身的身份、地位、视野等诸多因素，所以一些局内叙事人语言与作者的评价态度比较相近，而另一些局内叙事人语言则与作家的意识形态标准不符，甚至出现了偏离。局内叙事人是文学作品具体的人物，局内叙事人语言通常具有明显的个人特征，体现了这一角色的个人性格、品质、教育程度、社会地位、意识形态等等。局内叙事人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也将自身的学识、思想、情感等“透露”给读者，并逐步在读者脑海中勾勒出叙述者的特定形象。由于局内叙事人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所以他所讲述的故事、对事件情节的感情思想，受限于他的出身、阅历、个性、视野等诸多限制，无法达到像局外叙事人通晓领会一切，更无法分析角色的内心活动。但局内叙事人在生动性和主观性方面更胜人一筹。处于故事情节中的局内叙事人，性格鲜明，能够表现出丰富的主观情感，常常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往往能引起共鸣，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
在人物语言层面，人物语言是指用直接引语形式引用的、人物所说的原话，包括内心语言。一方面，它作为人物对话或内心的思想活动，体现着口头语言的结构、特征；同时，它也是表现作品思想和审美内涵的重要方式，是表现人物思想情感和地位身份的一种手段，也能够反映作家的写作意图。人物语言的特殊作用，就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在真实世界里亲身经历、亲耳听到任务单对白、谈话。通过这种方式，读者不但能够了解对话的文字内容，还能够按照对话双方的身份、关系、言语表达的方式、语调、交际环境的本质和氛围等方面，触及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进而更好地了解人物角色的内心世界，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体内容。人物语言具有叙事人语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人物语层分为角色的口头语言和角色的心理语言两个层面。
3. 扎米亚京《我们》的语层结构
作者形象是文学作品思想的灵魂，它囊括了人物语言的整个体系，触及作者语层、叙事人语层和人物语层这三个层次的言语结构，其中叙事人语层尤为重要。《我们》是以笔记体写成的，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而非全能视角，以叙述者为主要人物只是讲述自己故事的小说。通过阅读文本，读者看到的是主人公Д-503细腻真实的内心世界。作为一篇讲述体(сказ)小说，作品通篇只有讲述人的语层而不见作者的语层，作者完全隐退，整篇采用讲述人自述的方式进行。此时作者的语层包含在叙事人的语层中。可以说，这个讲述者就是作家的一种脸谱，作家正是借讲述人的面目和言语来交代故事，作家的思想态度就隐藏在他身后，自然难以清晰、准确地分辨出来。
维诺格拉多夫指出，“作者形象之于讲述者形象，就如演员之于其创造的舞台形象”[2]，“如果我们将作者形象比喻成一个导演，那么有时这一导演可以作为一个角色客串在舞台上。[3]”也就是说，在讲述体小说中，讲述者本人的主体意识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我们分析在作品中占据主要部分及核心地位的讲述者的语层，便可大致了解作品中“作者形象”的概貌。除与讲述者Д-503之外，小说中还有Д-503的爱慕对象、坚持反抗追求革命的I-330，Д-503在大一统国登记的伴侣O-90等，这些人物是讲述者在笔记中引出的，常常采用直接引语的形式，属于作品中的人物语层。他们的语层在作品中出现不多，但仅是寥寥几句便使人印象深刻。
3.1. 叙事人语层
叙事人通常可分为“局外叙事人”和“局内叙事人”[4]两类。《我们》中的叙事人语层具体表现为局内叙事人语层。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常常将自己“藏匿”在塑造的人物背后，借助人物的言行举止，间接地、委婉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作者创造出来讲述故事的“叙述人”，并“藏匿”在讲故事的“叙述人”背后。在《我们》这部反乌托邦小说里，作者把叙述故事的机会交给了“我”，号民Д-503。在«我们»中I-330、O-90的故事都是由局内叙事人Д-503讲述的。在《我们》中，“我”始终是局内叙事人，《我们》整部小说就是“我”的40篇笔记。作者通过固定的局内叙事人身份展开叙述，展现“我”的“当局者迷”和思想片面性。
读《我们》这部长篇小说，仿佛身临其境，读者仿佛也成为了大一统国的一员，听讲述者娓娓叙说自己亲历的故事，感受一件件真实事件在眼前发生。小说的情节以主人公Д-503的四十篇笔记展开，讲述者(рассказчик) Д-503以第一人称“我”的形式出现。小说以笔记之一“今天《国家报》刊登了一则通告，现将原文逐字抄录于下……我写这段文字时感到自己两颊绯红”开启故事，整部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以其本人的话语描述在“大一统”国家已经发生过的事，叙说他的亲身经历，故他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首先出场。处于故事情节中的“我”，逐字抄录了国家报纸的通告，显露出循规蹈矩、保守传统的性格，同时也表现出Д-503对大一统国强烈热爱的情感。
此外，小说开门见山，指明了讲述者“我”的身份，“我是号民Д-503，大一统国众多数学家的一员”。号民即大一统国的居民，小说俄语原文为“Hyмep”，译为编号、号码，因为该国居民没有名字，只有国家颁发的编号，人们均以号码相称。讲述者作为大一统国的数学家，受到国家号召想要写出颂扬大一统国宏伟壮丽的篇章，他用严谨、理性的笔触描写大一统国的内部景象：不可移易的、笔直的街道(непреложные прямые улицы)、精美透明的六面体屋宇(божественные параллелепипеды прозрачных жилищ)，显示着正方形和谐的灰蓝色队列(квадратную гармонию серо-голубых шеренг)。音乐被认为是泰勒和麦克劳林公式的整合和弦，毕达哥拉斯短裤(对毕达格拉斯创立的勾股定理的谑称)、厚重的2次方全音转调，衰竭震颤运动的忧郁旋律(суммирующие аккорды формул Тэйлора, Маклорена; целотонные, квадратно-грузные ходы Пифагоровых штанов; грустные мелодии затухающе-колеба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他的生活目标是将无限分解为方便的，容易理解的片段——微分法(раздробление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и на удобные, легко переваримые порции—дифференциалы)，并认为这正是数学的神圣之美(В этом именно божественная красота стихии—математики)。局内叙事人“我”频繁运用“параллелепипед六面体”、“формул Тэйлора泰勒公式”、“дифференциалы微分法”等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的术语及词汇，其语言受限于自身的数学家和号民身份，只会用数学词汇描述房屋、街道等具体事物，在描述具体事物的过程中，也将自身拥有丰富科学知识，但思想禁锢、缺失想象、情感冷漠的形象“透露”给读者。此时局内叙事人语言与作家的意识形态标准不符，展示了高度理性完全数字化时代下人性的扭曲和缺失，仿佛不列举某个学科特有的科学术语就不会讲话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作者躲在幕后指挥操纵一切，他带上数学家木讷的面具，我们读讲述人的语言能深刻感受到此时仿佛在看机器人的笔记。笔记中记录的不是活的情感，而是死的公式或数字。人应是有情感的，而不是数字堆砌的产物。作者扎米亚京笔下的局内叙事人Д-503自满自足，丝毫不觉得感情的缺失有问题，他把数学奉为圭臬，想要获得数学般的绝对幸福，以牺牲个性自由为代价而达到理想的非自由状态，认为国家大一统、高度集权、抹杀个性、采取强制性措施是绝对理想的状态，现实世界通过他的思想意识反映出来自然是变了形的，而正是这些变形的反应表现出了叙事人灵魂的贫乏，从而达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而作者对于叙事人报以嘲讽的态度，作者讽刺的是放弃自由、自然来维持幸福的妄想。
3.2. 人物语层
在人物语层方面，小说通过笔记形式记录“我”与其他人物的对话。这些对话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具有身临其境的特殊作用，例如Д-503对I-330的观点表示附和：“Ну да: ясно!”，“是的，确实是这样！”。Д-503的赞同引起了I-330的兴趣，I-330随即问道：“Вы уверены?”，“你也这么认为吗？”此处的对白口语色彩鲜明，使用简单的句法结构。读者可以通过对白了解到二者思想一致，对话双方虽然是陌生人的关系，但因为思想同频聊得来，进而更好地理解下文二者自然而然关系熟络、交流增多Д-503逐渐爱上I-330的情节，从而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体内容。
下面是另一段人物语言节选，同时包括了口头语言和心理语言。
—Чудесно. Не правда ли?—спросил я.
—Да, чудесно. Весна,—розово улыбнулась мне О-90.
—Ну, вот, не угодно ли: весна... Она—о весне. Женщины... Я замолчал.
“(公式)妙极了。对不对？”我问。
“是的，妙极了。春天来了呀。”O-90给了我一个粉红色的笑脸。
好嘛，您听听：春天……她居然说的是春天。女人呐……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前两句是小说中Д-503和O-90的对话，O-90说出“是的，妙极了。春天来了呀”展现出和Д-503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人物身份，Д-503以理性为主，而O-90能够关注到春天，这表现出她是还有温度、还没有丧失情感的人物。“她居然说的是春天。女人呐……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是Д-503的内心语言。它作为Д-503内心的思想活动，使用了口头语词汇。这段内心独白体现了《我们》中理性与感性斗争的主题，表现主人公Д-503对绝对理性的推崇、对情感的蔑视，也能够反映作家对理智和情感这类主题的思考。
4. 结语
维诺格拉多夫认为：“作者形象是‘独具一格的语言结构’，它贯穿于文学作品的始终，决定着作品诸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5]。通过分析《我们》中叙事人语层和人物语层，可以发现这部作品中“作者形象”呈现出明显的独特之处。通过叙事人语层能够透视主人公的所思所想，从人物语层能够听到不同人物真实、各有特色的口语表述。《我们》中的叙事人语言严谨认真，充满数字理性色彩，不同的人物语言对话又自由变换、使人身临其境。由此，我们看到作品通过叙事人语层和人物语层实现了鲜明的作者形象。透过文本，我们能够窥见主人公对理性的绝对推崇和对未来未知的迷茫探索，尽管最终自愿向造福主供出了“幸福的敌人”，包括检举揭发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他长出了心灵，为此做了“幻想摘除术”，但这又何尝不是作者在提出警示和思考，人要去成为人而不是机器。教条的，集权主义的东西和人的本性格格不入，作者发出共产主义理想可能被歪曲的“危险信号”来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