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十分重视，从早期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到现如今的“女排精神”，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体育形象的构建，适应了我国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国际期刊杂志上有关我国体育新闻的报道也逐年增多。这些报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体育走出去的桥梁，是外国友人形成中国印象的捷径。而受到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新闻消费主义倾向、“认识逆差”等因素的影响[1]，国际上不时有“中国体育不诚信”、“中国体育落后”的相关声音，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自建中英主流媒体关于中国体育的媒体话语语料库，使用北京外国语大学语料库标注软件BFSU Qualitative Coder 1.1对收集的新闻语料从互文性的视角进行标注，再借助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onc 3.5.7和卡方检验软件Log-likelihood and Chi-square Calculator1.0对标注内容进行统计和分析，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中英主流媒体的涉华体育报道中有哪些互文使用规律与特点？英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体育事件的报道构建了怎样的中国体育形象？
2. 理论基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为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的核心概念，由克里斯蒂娃(Kristeva, 1980)在《符号学》中首次系统阐释。该理论突破传统文本封闭性认知，强调任何文本都是“引文的拼嵌”，通过吸收转化其他文本形成意义网络。在新闻生产领域，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92)的批判话语分析框架将互文性操作化为“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揭示媒体如何通过转述策略实现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互文性是体育新闻的重要特征，其最显著的特点即引用、典故和仿拟在新闻报道中的运用。互文性分析有助于揭示语篇中隐藏的作者意图以及不同意识形态间的斗争。鉴于此，本研究从互文性视角对中英媒体涉华体育报道开展基于语料库的新闻话语分析和对比研究，以深刻揭示英国媒体涉华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倾向，旨在为更好地维护和传播中国体育形象提供参考与建议。
3. 研究方法与过程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聚焦中英主流媒体关于中国体育形象的报道，以“Sports”作为关键词在中英主流媒体网站上搜索166篇关于中国体育形象的新闻报道，分别创建两个小型语料库(共计104,684词)。
其中，英国媒体关于中国体育的报道68篇，共计52,081词。语料来源包括《泰晤士报》(The Times)、《卫报》(The Guardian)、《路透社》(Reuters)、《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广播公司等，它们均为英国具有较强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媒体。同时，为了展开对比分析，本研究收集中国媒体关于中国体育的报道98篇，共计52,603词。语料来源涉及《中国日报》(China Daily)、《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和《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这三家均为英文报刊，是世界认识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可以代表中国媒体的声音。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借助三种语料库软件(1) BFSU Qualitative Coder 1.1：北京外国语大学语料库团队开发的语料标注软件，研究者可以通过编程自行设定语言现象的种类，在文本中进行手工标注；(2) AntConc 3.5.7：一款功能强大的语言检索软件，集成了词语检索、词频统计及词表生成等多项功能。借助AntConc工具，用户可以轻松地对英文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并根据单词在文本中的出现频次进行排序。此外，该软件还支持将统计结果导出，便于用户分析多篇文档乃至整个语料库中各类语言现象的出现频率；(3) Log-likelihood and Chi-square Calculator1.0：卡方检验与对数似然率检验软件，可利用其卡方检验功能来了解有关统计数据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3.3. 研究过程
首先，结合互文性理论对有关语料进行手工标注(见图1)。对互文性的分类方式基于Leech和Short将转述性言语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5类[2]。但由于自由直接引语实际上就是没有转述引导语的直接引语，因此本研究将其视为直接引语的一种。
Figure 1. BFSU Qualitative Coder 1.2 annotation interface
图1. BFSU Qualitative Coder 1.2标注界面
自由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也是间接引语的两种变体，因此本研究也将这两种转述方式归于间接引语的范畴。
过渡性引语(Transitional Reported Speech)是基于批判话语分析与互文性理论衍生的动态转述策略，指新闻生产者在引述外部话语时，通过模糊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边界、植入隐性评价框架以及重构原始语境，建构表面中立实则隐含意识形态倾向的混合型话语形态。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沃洛希诺夫(Voloshinov, 1973)提出的“双声话语”(Double-voiced Discourse)概念，即单一话语中同时包含说话者与转述者的双重意图，并在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92)的“话语殖民化”(Discourse Colonization)理论中发展为权力主体对异质话语的驯化机制。西方报道中常出现报道者在引用他人话语时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转换使用，以及使用带引号的词对报道中某个对象进行强调或者嘲讽的现象，本研究将这种转述方式视为过渡性引语(Slipping)。由此，本研究进行语料标注时将转述方式分为3种：直接引语(DS)、间接引语(IS)、过渡性引语(S)。
随后，将标注完的文本文档导入检索软件AntConc3.5.7 (见图2)，使用此软件可以统计出直接引语(DS)、间接引语(IS)和过渡性引语(S)出现的频率。最后，通过Loglikelihood and chi-square Calculator1.0软件对数据进行卡方检验(见图3)。
Figure 2. AntConc operation interface
图2. AntConc操作界面
Figure 3. Operation interface of Loglikelihood and Chi-Square Calculator 1.0
图3. Loglikelihood and Chi-square Calculator1.0操作界面
4. 分析与讨论
4.1. 英国媒体报道中互文性使用的纵向对比研究
借助AntConc软件统计英国媒体有关中国体育新闻报道中互文性使用策略的频率，得出以下数据(见图4)。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intertextuality usage in British media reports
图4. 英国媒体报道中互文性使用分布情况
如图4所示，间接引用占比最大(47.7%)，过渡性引用占比最小(22.5%)，直接引用居中(29.8%)。为了清楚了解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过渡性引语在语料中如何分布，本研究使用Loglikelihood and chi-square Calculator软件进行卡方检验，考察同一语料库中三者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将英国新闻语料库中的相关数据导入软件后，得到卡方检验结果如下：
Table 1.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of intertextuality usage in British media reports
表1. 英国媒体报道中互文性使用的纵向对比
|
Chi-square |
Significance |
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 |
15.114600185341 |
0.000101180000 |
直接引用和过渡性引用 |
33.094693885048 |
0.000000008778 |
间接引用和过渡性引用 |
3.473168729821 |
0.062372000000 |
根据表1可知，除了间接引语和过渡性引语这组外，其他2组数据的P值(即significance)均小于0.01，说明英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体育的报道中除间接引语和过渡性引语这组外，均有显著性差异。
数据显示，英国媒体在有关中国体育新闻的报道中，间接引语的使用明显比直接引语更为普遍。费尔克劳夫指出，大众媒体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间接引语[3]。这是因为现代媒体的主要功能是将官方观点解释成普通公众的语言，使其能够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由于间接引语经常模糊他人言语和记者的声音之间的界限，因此英国媒体倾向于通过他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并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传播其意识形态。
作为显性互文的表现，引用内容通常源自其他文本。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公众已有的背景知识，因此引用在新闻报道中是不可或缺的。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引语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引导句和被转述句。引导句又通过转述来源和和转述动词构成，起到引导被转述句的作用，被转述句则通过引号括起来[4]。直接引语的目的在于增加文本真实感，显示报道的客观性，使读者相信话语生产者的不偏不倚。但实际上是间接意识形态的表达，也隐含了主观意识形态。以下是语料库中直接引语的示例：
(1) The recent history of Chinese football has been one of sudden, dramatic changes. “All policy in China is experimental and flexible,” says Dr Jonathan Sullivan, director of the China Policy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The party sets out a general goal which state departments are charged with writing up into executable policy. Government bureaux, provincial governments, private commercial actors all interpret it in slightly different ways. Often policies as executed don’t have the party’s intended effects, or there is unexpected negative reaction or whatever – at which point it is adjusted in an ad hock way.” (July 2, 2017 the Guardian)
(2) The penalty is a “wake-up call” for Chinese athletes preparing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which will take place in South Korea from Feb. 9-25, the Association said. “There are loopholes in our education campaign against doping. We will take more measures and responsibility to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again.” (January 7, 2018 BEIJING Reuters)
间接引语将官方与其他势力的声音转化为媒体的声音，或是两种声音的混同，使得权力一方的声音变得神秘起来，支配感和强迫感降低了。以下是语料库中间接引语的示例：
(1) China has banned speedskater Xiaoxuan Shi from the national team for two years after failing a drug test, removing her from their squad for next month’s 2018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 the China Skating Associ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January 7, 2018 BEIJING Reuters)
(2) After almost missing an out-of-competition test on September 4 last year, Sun, supported by Dr Ba Zhen—both with previous doping suspensions to their names—took what a panel of doping lawyers called a “huge and foolish gamble” on his “entire athletic career”, according to a hearing report. (January, 27, 2019, The Sunday Times)
4.2. 中英报道中互文性策略使用的横向对比研究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frequency of intertextuality usag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media reports
表2. 中英媒体报道中互文性使用频率统计
|
DS |
IS |
S |
合计 |
英国 |
111 (29.8%) |
178 (47.7%) |
84 (22.5%) |
373 |
中国 |
268 (59.2%) |
157 (34.7%) |
28 (6.1%) |
453 |
如表2所示，间接引语、直接引语和过渡性引语三种转述形式在英国媒体相关报道中占比分别为47.7%、29.8%和22.5%；中国媒体分别为34.7%、59.2%和6.1%。可见，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是中英媒体使用的两大主要转述形式，其次是过渡性引语。报道者使用直接引语使得原话语的命题内容和措辞风格得到保留。在例(1)中，说话者对于冬奥会政治化的忧虑与批判，通过直接言语转述的方式得以展现。转述内容巧妙地运用了包含性“we”，将转述者与被转述者的立场紧密相连，共同体现了双方价值观的一致性[5]，从而增强了报道者话语和思想的正当性。相较于直接转述，间接转述中两者界限变得模糊。具体而言，在例(2)中，原消息源“streamlined, safe and most splendid”的表述被嵌入转述语句中，与报道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导致被转述者的声音被报道者的声音所覆盖[6]。在这一过程中，被转述者的原始表述受转述语境的影响，实现了再语境化，并带上了一层讽刺的色彩。此外，间接转述还具备凝练、灵活、开放的特点，这对于追求时效性的新闻报道而言至关重要，能够避免冗长表述，确保信息的高效传递至受众。相较于中国媒体，英国媒体在报道中更倾向于频繁采用间接引语，这既体现了英媒在语言表达上的高度灵活性，也彰显了其报道风格的简洁精炼。同时，这一现象也反映出英国报道者倾向于更积极地介入语篇，以明确表达自身的立场与态度。反观中国媒体，则更偏好使用直接转述的方式。报道者通过直接引语的吸引力，以细腻且生动的信息详细描绘体育赛事的场景及民众的反应，使读者仿佛置身于现场之中。此外，鉴于西方某些势力对国内报道客观性与公正性的质疑，中国媒体出于严谨自律的原则，充分利用直接言语的证实性功能，以更有效地应对负面言论，从而增强报道的可信度与说服力[7]。
(1) “We were also worried about some efforts by certain countries to politicize the Games. It is completely unethical and not good at all to politicize a sporting event like the Olympics”, he said. (November, 5, 2022, China Daily)
(2) China promised the world a “streamlined, safe and most splendid” Game. But just two days into the event organisers are facing a litany of complaints from athletes and countries on multiple fronts. (June, 4, 2022, the Guardian)
4.3. 归因分析
4.3.1. 新闻理念
西方国家的新闻实践建立在新闻自由的基础之上，并采纳了社会责任理论作为指导原则。在此背景下，新闻从业者需在确保对良知、信仰及法律的尊重与遵守的同时，积极践行新闻自由的理念[8]。在追求新闻自由的道路上，媒体需肩负社会责任，致力于服务公众。尤为重要的是，新闻媒体扮演着“社会公器”与“第四权力”的角色，成为监督并制衡政府的重要力量。在消息来源的选择与表述方面，政府作为权威信息的宝库，是新闻报道不可或缺的消息源。然而，英国媒体在报道实践中，降低了对政府信息源的依赖度，转而主动探寻多元化的声音，以期营造一个更为客观且全面的舆论氛围。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吸引有限的公众注意力，英国媒体往往倾向于采用聚焦于负面事件及冲突性叙述的报道策略，尤其热衷于报道涉及争议运动员等具有冲突性的事件。这一实践做法与其传播客观信息的初衷并不一致。相比之下，中国传媒业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引下，将媒体定位为党、政府与人民的喉舌，呈现出与英国媒体不同的风貌。在新闻报道中，既需确保客观事实的准确性，又需在宏观叙事上保持公正性，同时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9]。经由语篇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它们运用了正面的叙事框架，结合多样化内容及多主体视角，生动地向广大受众诠释了奥运精神及展现了中国力量。在此进程中，中国媒体肩负起了塑造国家形象、传播社会主流价值以及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传播重任。针对媒体间报道方式与内容的差异性，读者一方面需着力提升媒介素养，学会辨别信息源，并对媒介内容进行批判性审视，以便全面洞察事件真相及深刻领悟其意义。另一方面，读者亦需秉持中国情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进而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4.3.2. 政治理念
西方国家政府倾向于运用非强制手段来调控新闻行业，而英国的对华政策明显左右了其媒体在报道中国相关议题时的立场。在处理中英关系的问题上，英国政府正努力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状态”——一方面积极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则将中国视为一个具有潜力的增长因素[10]。当前，乌克兰危机与脱欧后续问题持续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及民众生活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加之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战略部署所带来的压力，使得这种本已脆弱的平衡愈发难以维系，进而给中英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碍。在英国政府对华政策议程上，其强调以西方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外交，使得价值观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比重显著提升[11]。在此影响下，英国媒体立足于“捍卫民主国家与开放社会”的高地，针对中国关于少数民族权益、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发表了一系列负面评论，旨在搅动国际舆论场，进一步巩固西方所主导的话语体系。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及全球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但“中国音量”与“中国体量”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匹配性[12]。借助奥运会等国际盛事所搭建的话语空间，中国媒体得以在议程设置中占据主导，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议题提出中国见解。中国媒体的报道不仅涵盖了民族与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还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观众、志愿者、运动员等社会各阶层的角色风貌，通过生动的故事叙述与语言表达，有效地传播了中国之声，讲述了中国故事。
4.3.3. 思维差异
东方与西方文化拥有迥异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轨迹，这促使两者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式，并导致语言使用者在语言意义的选择上呈现出差异性。尽管新闻从业者竭力追求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然而他们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和评价仍不可避免地深受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的立场，自然而然地促使新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展现出多样性。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与海洋紧密相连，其开放的海洋自然环境为航海事业、手工艺及商品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进而塑造了开放式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近代航海大发现及随后的殖民扩张时期，西方人逐渐形成了“动”、“变”、“争”、“斗”的心理特质及性格特征[13]。英国媒体的报道往往倾向于选择性关注，特别是针对那些充满争议且易于招致非议的话题与人物，这一倾向与其开放性的思维特征紧密相连。另外，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着重于人类固有的探索欲，倡导对事物进行科学且理性的剖析式探究。在报道方法与策略上，英国媒体展现出了明显的分析性和批判性特点，深入发掘并拓宽了报道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作为新闻报道的受众，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我们应当深入理解多元文化的精髓，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与理性的剖析，以期达成共识，探寻文化交融的最大公约数。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传播者可以依托诸如奥林匹克精神等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以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促进其对故事的理解、认同与共享。
5. 结语
本研究主要从体育新闻语篇的基本特征互文性着手，通过分析发现，中国主流媒体倾向于使用直接引语来转述说话人的观点，以此确保文章简洁易懂，但不经意之间可能篡改说话者原有的含义，例如：人们通常引用“以德报怨”来解读孔子的处世之道，真实情况却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才是孔子的处世之道。因此，中国媒体善于直接引用，虽说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事实，但却常常受新闻篇幅限制只能截取部分说话者的态度，从而容易造成断章取义和表意不明，同时也造成新闻缺乏趣味性和观点性。
英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体育时，利用过渡性引语同时加入社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话语片段有意地曲解中方话语，在新闻内容上也掺杂了更多主观判断。但也增加了新闻的阅读性和思想性。可见，语篇互文性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英国媒体实现了引导社会舆论、话语隐性控制和操纵意识形态目的。
总体而言，英国媒体关于中国体育报道是偏负面的，中国体育发展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标志，中方媒体应更加重视语篇互文性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并最终形成自己的话语机制，更好的维护、传播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