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载的人生哲学体系产生于社会动荡的宋朝中期，承载着其作为儒者为世道人心所做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努力，彰显着其关怀天下、担当作为的人生态度，其体系要义深刻，核心在于其人性论，亦在其价值追求方面具有独到的论说，以此也展现出了超越与经世两大基本面向。本文着眼于张载的人生哲学体系，拟从其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探讨中阐发其“超越”意义，并基于著名的“横渠四句”的分析诠释其“经世”内涵。
Abstract: Zhang Zai’s philosophy of life system came into be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Song Dynasty when the society was in turmoil. It carries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efforts made by him as a Confucian for the world and the people, and highlights his life attitude of caring for the world and taking responsibility. The essence of the system is profound, the core lies in h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it also has a unique argument in its value pursuit, which also shows the two basic aspects of transcendence and statecraf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Zhang Zai’s philosophy of life system, and intends to elucidate its transcendence significance from its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nature of temperament”,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amous “four sentences of the horizontal canal” to interpret its statecraft.
1. 引言
张载，字子厚，今陕西西安人，北宋思想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张载生活于公元1020~1077年，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宋朝中期，内政积弊，社会矛盾加剧。同时边境民族矛盾深化，与金和辽的不断战争让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中。时代之困造就了时代之思与时代之为，张载深刻的人性论和对理想价值追求的论说应运而生。由此，在对宇宙、国家、社会、个人的深刻洞察中，张载建构了融超越与经世为一体的人生哲学。
2. 张载人生哲学核心要义之“超越”
(一)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在张载的人生哲学思想体系中，人性论是其核心之要义。对于人性的探讨十分关键，而张载之阐发也极具“超越性”。在其著《正蒙》中，张载所论“人性”之总体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即所谓“性，其总，合两也”[1]。“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由此说来，人禀太虚之气的本性以为其本然之性就是天地之性，更因其特殊形体而具有气质之性。张载的人性论与其宇宙观紧密相连，并以“太虚即气”的本体论为出发点而谈起。因此，在张载看来，“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1]。“天所性者”即是天地之性，“通极于道”在于其与太虚之气本性相通，也就是说天地之性是禀受太虚之气而形成的，是先天的本性。而聚为一物的气或明或暗都不足以遮挡天地之性发扬光大，所以天地之性是为纯粹之性，而天地之性是人的道德人格形成的内在根据，它规定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以当人以本性为性，人性中的天地之性也是纯粹至善的。“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1]气质之性是每个人出生后根据生存环境、生理条件等的不同而形成的特有禀性，因人禀气不同而异，故具有现实自然属性。关于气质之性的形成，张载言说：“湛一，气之本; 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1]湛然纯一是为气的本性；攻伐索取是为气的欲求。就像口腹对于饮食的贪求、鼻舌对于气味的嗜好，表现出的都是攻取之性。而知德之人懂得知足常乐，不会过于追求身体感官上的享受而蒙蔽天性，不会因小失大、舍本逐末。由此追溯而来，太虚湛然纯一，中涵阴阳之气，二气相摩相荡，相攻互取，相排互引，而有攻取之性。然此种攻取之性就是人的气质之性。而气质的不同就如同气的性质的不同，大多数人由于禀气的厚薄与清浊不同，受气影响所具有的是混合善恶的“气质之性”，因而人具有个性。此外，对于“气质之性”而言，其内含“善恶”因子，这也隐含了人在道德根性上的差别之意。在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阐述中，张载还以“水”和“冰”的关系为例进行类比分析，其言道：“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1]天地之性在人身上的体现就如同水性在冰上的表现一样，凝结为冰或稀释为水的形态虽然各异，但都是本质相同的水性。人性也是这样，人的天地之性相同，具有普遍性，而当气聚于不同的个体之上时就有了区别，也就有了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人的气质也就各不相同，但究其本质即天地之性而言却都是纯粹至善的。
(二) 张载人性论的意义超越
从横向对比的视角来看，张载所讲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实然不同。天地之性即禀太虚之气而成，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也是善的来源。这种善性不依赖于后天的环境和教育，而是由人的先天禀赋所决定的。他强调，“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1]，即人性本质上是善的，关键在于人是否善于反省和回归这种善性。而气质之性指每个人生成之后，由于禀受阴阳二气的不同而形成的特殊本性。然而禀受阴阳二气的不同，人的气质之性会有刚柔、缓急、清浊之分，这些差异导致了人性中的恶。但即便气质之性也是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但其却具有可变性，也就是在张载看来，气质之性虽然是恶的来源，但可依修养而变化。人性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抑制气质之恶，使其向善的方向发展，最终恢复本来的善性，即天地之性。由此形成了张载具有超越意义的独到的“双重人性论”。张载所阐述的人性论是其本体论在心性论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张载看来，人性源于太虚本体，以此其将人性与宇宙本体相联系，实现了本体论与心性论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仅赋予了人性以深刻的哲学内涵，更为道德修养提供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言之其超越意义，一方面，天地之性不仅是人性的本质，也是万物共同具有的本性，其超越了个体和时空的限制，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这种普遍性使得人性与天地万物相贯通，展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从气质之性有恶性出发，但在强调人性中固有的善和道德价值的基础上倡导通过修养而追求和回归到天地之性的善，实现自我超越，达到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具有超越束缚的强烈意义。
(三) 张载人性论的历史超越
从纵向对比的视角来看，张载所讲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深化了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打破了传统人性论的单一视角，以双重二元结构为人性论的考察提供了更为深入的层次。自古关于人性的讨论众说纷坛，孟子以“恻隐之心”为起点，论证了人性中的善端，主张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的善行是后天通过教化、学习而得的。告子认为人性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主张人性是生而具有的生理本能和自然本性；董仲舒、韩愈等主张人性三品论。然在总结历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的同时，张载独到地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人性论的发展推到了新的阶段，超越了过往的人性善恶之争，开启了宋明理学就人性探讨的新方向，为后世儒家学者提供了研究人性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对后世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朱熹所言：“此(气质之性)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2]更有说法是为：张载的“人性二元论”和中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二元论”高度一致，不过张载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来解读人性的观点比笛卡尔的“二元论”早了五百多年[3]。由此可见其超越之意义。
3. 张载人生哲学价值追求之“经世”
张载有这样为人传诵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4]二十二字箴言，一方面鲜明地展现了张载所倡导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响亮地阐发了张载的人生追求，而“经世”便是其独到的价值意蕴。“为”字当头，彰显的是张载关怀大众、系心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和刚健弘毅的理想态度。余敦康先生曾认为横渠四句可以概括张载一生为学的宗旨，从世界观开始，到人生观和继承内圣心学，最后是由内圣达到经世外王的人生境界。
(一) “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首当其冲由人和自然的关系出发，因而“立心”是基础。人与天地万物相互交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天地之下，人能够以“心”去体悟、认识其奥秘。所以，人的心也就是“天地之心”。张载认为，人类作为天地之间的独特主体，应当承担起为宇宙树立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责任。这不仅仅是对自身道德和精神世界的提升修养，更是对宇宙秩序的维护和尊重。“为天地立心”，关怀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希翼以此来推动宇宙和谐发展。宋代三教发展兴盛，而佛道广泛传播下的虚无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给国家政治带来消极影响，这令当时的士大夫群体感觉不满。从而如何重立新儒学的信心，为国家人民的身心找寻坚定根基，成为当时儒者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张载便以“为天地立心”给出了回应时代的答案。
(二) “为生民立命”
“为生民立命”，是指儒家为天下百姓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确立道德秩序和人生方向以及共同的社会价值准则。置于宋代的现实社会情况来看，重文轻武的发展策略所导致的过度的文政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军事凋敝、内忧外患的局面，而这样的社会现状也激发了文官和士大夫的精神觉醒，有识之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与胸怀彰显，便有了张载的“为生民立命”的决心。“立命”沿着孟子思想展开，《孟子·尽心上》有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5]孟子将命分为“正命”和“非正命”，尽道而行即为“正命”，所以他主张士人君子要修身养性，养吾浩然正气。与之稍有差别，张载在此基础上将“立命”的范围扩充到天下百姓。“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百姓提供安身立命之学。张载所讲，凸显了其对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注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在天地、国家、社会和群体中，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为民众的命运和福祉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 “为往圣继绝学”
“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的是孔子等先儒，“绝学”是孔孟先贤所弘扬的道学，在《原道》中，韩愈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6]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然宋代以来，面对佛教“出世”盛行的影响，知识分子急需创建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维持世道人心，所以张载讲“为往圣继绝学”，是指儒者传承和弘扬“道统”，推进文脉延续，实现文化传承，再造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士风。
(四) “为万世开太平”
“为万世开太平”，以历史和未来的视角承载着张载最远大的理想和最美好的愿景。战国时期《吕氏春秋》有言：“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经过历代学者的阐发，“太平”成为儒者一以贯之的愿景和追求。张载有言有为，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出“望太平”的期盼,并致力于为百姓创造富足安泰的有道社会。通过“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放眼于现实当下，借以表达了他对当下太平秩序的重视以及对未来的万世太平的憧憬与期待。
(五) “横渠四句”的醒世之力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先生将其成为“横渠四句”。而张岱年先生有评：为天地立心——达到对于天地宇宙的正确认识；为生民立道——昭示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为往圣继绝学——弘扬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为万世开太平——寻求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道路。这四句可以说是表达了哲学家的宏愿[7]。“横渠四句”震烁寰宇，一直以来多被后人阐发。能够表达了哲学家的宏愿并且具有不竭的醒世之力，就在于其“经世”的内涵。阐扬积极入世的精神，深刻洞察所处的现实当下，张载以“横渠四句”展现了其一生对个体、社会、文化、世界的责任担当，“经世”这一人生哲学面向的价值由此也得到了深刻的诠释。
4. 总结
概而言之，张载的人生哲学，核心要义在于其基于宇宙观见解下所建立的全新人性论，对人性的探讨而至人性的修养，由人性的修养再到理想价值的追求均成为其重要部分。而这一人生哲学阐发之中诠释着超越和经世两大面向。张载对人生问题的探讨，乃是以济世觉民为旨归，渗透着天人合一的超越意蕴，充分展现了超越与经世的双重思想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