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来，文化自信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引领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精神支柱。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力量”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重要性[1]。这种文化自信，既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自豪认同，也是对未来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
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与深厚的育人价值[2]。从春节的鞭炮声中，到中秋的团圆月下；从端午的龙舟竞渡，到重阳的登高望远，每一项民俗活动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与价值追求，是培育民族精神、传承文化血脉的宝贵财富[3]。
在此背景下，民俗文化育人这一创新理念进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研究。系统梳理与总结民俗文化育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理解，为高等教育机构探索创新育人路径提供启示与借鉴。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深入剖析与综合研究，全面评估当前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旨在发现问题、明确方向，促进民俗文化育人领域的发展，为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新时代人才贡献力量。
2. 民俗文化育人研究的发展脉络梳理
本研究以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文献样本来源，以“民俗文化育人”为关键词，检索2000年至2025年的文献，从文献发布数量、期刊分布格局、研究方法运用三个维度梳理民俗文化育人研究发展脉络。
2.1. 文献刊发数量的阶段性分析
对高校“民俗文化育人”研究文献的发表数量趋势进行阶段性分析，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总体来看，这一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停滞期(2000~2010年)，在这一阶段，民俗文化育人理念尚未得到广泛认知与重视，相关研究文献数量极少，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民俗文化概念的界定以及其在教育领域潜在价值的初步探讨上，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体系[4]；缓慢发展期(2010~2017年)，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民俗文化育人研究逐渐受到关注，相关文献数量开始缓慢增长。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从理论探讨转向实践探索，学者们尝试将民俗文化融入高校教育体系，探索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应用。例如，一些高校通过课程设置和校园文化活动，将民俗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取得了初步成效[5]；快速发展期(2017~2025年)，民俗文化育人研究迎来了快速发展期，相关文献数量激增。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增加，更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质的飞跃。民俗文化育人成为学术界的焦点，研究内容涵盖了从理论构建到实践应用的多个方面。例如，罗珍妹和尹绍菊在2019年的研究中指出，巍山彝族的宗教信仰、日常礼仪、婚丧嫁娶及节日庆典等民俗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育人功能，如道德教化、规范约束、团结凝聚及心理调适等[6]。他们认为，传承这些优良民俗文化不仅能彰显巍山彝族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还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个体道德品质的塑造。
此外，近年来的研究还强调了民俗文化育人与现代教育理念的深度融合。例如，一些高校通过“一核引领·四维导育·五课联动”的文化育人模式，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取得了显著的育人成效[7]。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还推动了高校文化育人体系的创新。
2.2. 研究成果的期刊分布特征
民俗文化育人研究成果主要分布于社会学、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民俗学等专业期刊，部分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和高校综合学报也有所涉及。这种分布表明，该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较为活跃，尤其是在探讨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从跨学科合作的角度来看，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之间的合作相对匮乏，尚未形成深度的跨学科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例如，《传统民俗文化节日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析》一文仅从单一学科角度进行研究，未涉及多学科交叉内容[8]。这种单一学科的研究模式虽然有助于深入挖掘某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也可能导致研究视野的局限性。相比之下，跨学科研究能够整合不同学科的优势，为民俗文化育人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
2.3. 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及局限
当前，民俗文化育人领域的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相对较少。这种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反映出学界对该领域的认知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研究者多通过描述性、解释性的方式探讨民俗文化育人的内涵与价值，注重对民俗文化在教育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意义、教育功能及其对个体成长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量化分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量化分析能够提供精确、客观的数据支持，揭示深层次的规律与机制。例如，《地域文化与学校文化的互动及其育人效果分析》一文通过定量分析，对民俗文化育人的效果进行了更科学的评估，为研究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结论[9]。这种定量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其能够避免研究的主观性，提供可重复验证的结果，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和科学性。
然而，定性研究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它允许研究者从主观能动性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阐述，能够更好地捕捉到研究对象的真实感受和细腻的情感变化，尤其适合研究复杂和敏感的教育问题。但定性研究的主观性也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研究者自身理解或数据收集过程中可能出现偏差。
3. 民俗文化育人研究现存问题剖析
尽管民俗文化育人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3.1. 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与局限性
当前文献资料普遍倾向于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主要借助描述、解释及归纳等手段，对民俗文化育人的现象及其效果进行探讨[10]。尽管该方法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方面具有优势，然而，其显著的缺陷在于缺乏严谨的量化评估体系。这一不足限制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普遍适用性。具体而言，在探究民俗文化育人对学生文化素养提升效果时，由于缺乏量化数据的支撑，难以精确衡量文化素养的提升幅度，同时也阻碍了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有效比较。因此，这类缺乏量化数据佐证的研究在学术社群中难以达成共识，且在实际应用中难以提供精确的指导。
3.2. 理论研究深度与系统性不足
在理论探究的维度上，民俗文化在教育育人领域的系统性分析明显存在短板。当前的研究重心大多集中在民俗文化的外在展现形态、传递手段，以及其对社会文化结构的效应上[11]。然而，对于民俗文化在培养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却显得颇为薄弱。具体而言，诸如民俗文化如何微妙地作用于学生的心理认知架构，如何在学生行为模式的形成中发挥引导功能，以及它如何在社会结构层面有效促进文化的延续与社会进步等核心议题，尚缺乏深度挖掘和系统阐述。此类理论层面的不足，直接制约了我们对民俗文化育人深层次规律的全面把握，进而削弱了研究成果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的转化效能。
3.3. 实践差异研究的缺失与影响
在民俗文化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不同地区与类型的高校展现出了明显的实践差异性。这些差异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多元化、教育理念的差异、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以及学生群体的独特性等多元因素[12]。遗憾的是，当前研究普遍未能充分重视这些实践差异，缺乏对民俗文化育人实践的深入系统对比分析。具体而言，在探讨民俗文化课程建设的过程中，研究者往往未能充分考量不同地区高校民俗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差异，以及不同类型高校学生对民俗文化的接纳程度和个性化需求[13]。这种研究上的片面性，不仅难以全面准确地揭示民俗文化育人的真实面貌，而且也无法为各类高校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指导方案[14]。因此，民俗文化育人实践差异研究的缺失，不仅限制了我们对民俗文化育人现状的全面理解，也削弱了研究成果对实践工作的指导价值。
4. 民俗文化育人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针对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育人研究应朝着以下方向努力。
4.1. 构建量化体系推进实证研究
为了科学、严谨且全面地评估民俗文化在教育实践中的育人效果，理应致力于构建一套量化指标体系[15]。该体系旨在多维度、全方位地衡量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知深度、情感态度以及行为倾向。具体而言，指标设计不仅聚焦于学生当前对民俗文化的掌握情况，包括其知识积累、兴趣偏好及参与度等直观表现，还长远考量民俗文化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增强个体文化自信以及培养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潜在影响。
在方法论层面，可以采用大数据分析与统计学手段作为核心工具，以确保评估过程的客观性与精确性。通过这些先进方法，能够深入挖掘民俗文化育人过程中的成效与不足，揭示隐藏于复杂数据背后的规律与趋势。这一量化分析过程不仅为民俗文化教育效果的直观呈现提供了可能，更为后续实践改进与策略调整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实际操作中，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数据收集手段，精心设计问卷内容以全面覆盖学生对民俗文化课程的满意度、参与民俗文化活动后的个人成长与收获等关键信息。随后，利用专业的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科学的统计方法提炼数据背后的深层含义，从而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这一过程不仅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也为民俗文化教育的持续优化与创新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基础。
4.2. 深入探究机制完善理论框架
从内在机制角度出发，系统剖析民俗文化育人的运作逻辑，揭示其在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作用机理。通过对民俗文化育人机制的深入挖掘，构建一个完善且具有学理性的协同育人机制理论框架，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蕴含丰富育人价值的文化资源，其育人机制的运行逻辑具有独特性。它通过文化传承、价值观塑造、行为规范引导等多维度作用于个体，促进其全面发展。从个体成长的角度来看，民俗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仪式活动和价值观念，为个体提供了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感，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其人格塑造与价值取向。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而言，民俗文化育人机制通过强化群体凝聚力、传承社会规范、促进文化多样性等方式，为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然而，民俗文化育人机制并非孤立存在，其与现代社会的其他教育资源具有天然的互补性与协同性。因此，要致力于构建一个完善的协同育人机制理论框架，探索民俗文化与其他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路径[16]。这一框架将涵盖民俗文化与学科知识、社会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旨在形成育人合力，提升教育的整体效能。
以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融合为例，二者在育人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与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而民俗文化中蕴含的家国情怀、道德观念、社会责任等元素，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生动且具象的文化载体。通过深入研究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融合点，可以探索如何将民俗文化活动有机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中，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感染力。例如，借助民俗文化中的传统节日、民间故事、历史典故等资源，设计具有文化内涵与教育意义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在感受民俗文化魅力的同时，深刻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
此外，民俗文化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也为协同育人机制提供了广阔空间。民俗文化活动本身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参与性，通过组织学生参与民俗文化调研、传统技艺传承、民间艺术表演等实践活动，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知与体验，还能培养其实践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与社会责任感。这种实践与文化的深度融合，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使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实现知识的内化与能力的提升。
在构建协同育人机制理论框架的过程中，可以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如教育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系统研究。通过对民俗文化育人机制的深入剖析，揭示其内在逻辑与作用路径；同时，结合现代社会教育的实际需求，探索民俗文化与其他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模式，为教育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与方法。
4.3. 开展异质性研究优化育人模式
我国地域辽阔，民俗文化丰富多样，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在民俗文化育人实践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民俗文化资源的种类与分布上，还体现在教学方法创新、活动组织策划等方面。
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在民俗文化资源利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7]。沿海地区如广东、江苏等地，凭借其开放的经济环境和多元文化交流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将民俗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例如，广东省在职业教育中融入民俗文化，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品牌。而内陆地区如陕西、河南等省份，虽然在经济开放性上相对不足，但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民俗资源，如陕西的民俗文化在职业教育中被用于培养语言人才和提升国际交流能力。
在教学方法创新方面，沿海地区高校更倾向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国际化视野，将民俗文化与跨学科教育相结合。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创新民俗文化教学体验。内陆地区则更注重挖掘本地民俗文化的教育价值，通过校地合作、社区参与等方式，将民俗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和社会实践[18]。
不同类型高校在民俗文化育人实践中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19]。例如，理工类高校可能更注重将民俗文化与科技创新相结合，通过项目式学习和跨学科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而人文社科类高校则更倾向于通过课程建设、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强化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知与传承。此外，民族院校在民俗文化育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贵州民族大学通过“思政铸魂、文化育人、实践赋能”的教学模式，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育人体系。
开展异质性研究是优化民俗文化育人模式的关键。通过深入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实践差异，可以探索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育人模式，推动民俗文化育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发展。
5. 结语
民俗文化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民族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当前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如量化评估精确度不够、理论框架构建深度不足、异质性特征比对不够细致等。
未来，应强化量化评估方法的应用，通过精确数据分析为研究成果提供支撑；深化理论研究，构建系统全面的理论框架，揭示民俗文化育人的内在机理与外在影响；开展细致的异质性对比分析，识别不同民俗文化背景下的育人效果差异，制定差异化教育策略。
通过这些努力，民俗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将得到更充分发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涵，提升其吸引力和感染力，促进大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构建。最终，为培养兼具深厚文化底蕴与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