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利用数据等生产要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剩余价值理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升人民幸福感。在数字经济时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不断学习其主要内容，使中国人民更加了解剩余价值理论，了解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有利于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using data and other production factors to develop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hering to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perfecting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mobilizing all the positive factors to develop the productive forces, resolv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society, and enhancing the people’s sense of well-being,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Marx’s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and constantly learning its main content, so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surplus value theory and its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people’s confid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s spiritual impetus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动能转换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因此发展数字经济将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选择。12月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无法得到满足。在此背景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以回应和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将变得尤为重要，分析数字经济时代剩余价值增长机制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
2. 数字经济时代对劳动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继承
随着时代的进步，马克思经济理论大厦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剩余价值理论又以劳动价值理论为根基这一真理并未发生变化。在创造方面，虽然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劳动的物质生产实践与马克思相处时代有所不同，但是占有生产资料雇佣他人劳动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剩余价值的来源并未发生变化，即剩余价值只能是工人创造出来的。放眼于当今时代，无论数字经济如何发展，但工人仍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次马克思正确区分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使二者统一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 (p. 198)在工人、资本家这一统一体中，工人通过劳动养活了资本家，而在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下，工人的前途一片黑暗。当今时代同样如此，数字劳动者作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却只占有了很小的剩余价值分配额度，资本家虽未劳动但是却占有了很大的剩余价值分配额度。此外，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价值形成转移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表现形式，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确实是加深的，尤其是在当代，资本家选择忽略法定工作时间继而选用完成必要工作的方式从而少支付或者不支付加班费用，使得劳动者苦不堪言。
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不仅要继承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更要深刻认识到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性。
3. 数字经济时代对劳动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劳动的不断发展，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我们不能再以传统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衡量标准，因为今天无法再用工作多长时间来衡量产生多少剩余价值”[2]。剩余价值的创造出现了新变化，所以当前学界出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失效”的论断。但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的“活劳动”仍是剩余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资本家获取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并未改变资本增值的本质。
(一) 数字经济时代对劳动的剩余创造理论的发展
1.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会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劳动从而创造剩余价值，这些借助于新技术而生产出的产品出售给需要的客户，使得资本家能够获得超额的剩余价值，劳动者们借助数字技术使得产品赋能呈现几何数级增长，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失效”的学者判断，创造剩余价值的已经不再是劳动，但这部分学者并没有考虑到数字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是不能离开劳动者这一中介。换言之，技术只能保存和转移价值，要想创造剩余价值，就必须依靠劳动者在现实中的应用和研发技术的劳动能力。所以说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事实并未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劳动者依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创造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但由于一系列新技术是由资本家所掌握，资本家可以利用劳动者使用新技术从而创造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创造出的多余的剩余价值依然是归资本家所有，并非是劳动者。资本家利用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不断满足资本的增殖需要，促进了资本积累，从而不断累积财富。
2.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形式
无论何时，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都可分为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是这样定义的：“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1] (p. 366)在数字经济时代，也无外乎这两种剩余价值生产形式。
其一，绝对剩余价值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再是强制的依附关系，更多地变为了自愿的雇佣关系。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外延量；占有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强化对劳动者的控制；变强制加班为考核劳动量、绩效反馈；混淆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的界线等方式，使得劳动者原本的工作时间持续延长，隐性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从而使得劳动者更多地遭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不断地为资本家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其二，相对剩余价值方面。新技术的快速更迭使得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也会不断增大，“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3]。激发劳动者的内在潜能，整体上加快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从而使得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在更大程度上被资本家所剥削，提供越来越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同时，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会使得社会生产率不断提升，将生产要素配置得更加合理，将生产的各个环节控制得更加精准，从而不断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延长数字劳动的剩余时间，这也会帮助资本家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所以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家从严格控制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地点转换为对劳动成果的管控，使得劳动者们在相同的时间内要生产更多产品，创造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
不论是劳动者延长劳动时间还是激发自身潜能，劳动者都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但却不能获得更多报酬，使得劳动者的自身的生存负担越发加重，而长时间的劳作不光造成了劳动者身体上的伤害，也造成了其精神上的负担，反观资本家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不断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从而生产出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满足资本增殖的目的。
(二) 数字经济时代对劳动的剩余分配理论的发展
一直以来，分配都是价值运动的重要环节，资本家不停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有足够的资本持续雇佣劳动者，以此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资本家占有一系列新技术，资本家占据了绝大多数劳动所带来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者通过付诸更多的“活劳动”但却只能得到相对较少的剩余价值的分配额度，所以如何分配剩余价值一直是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1.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
通过厘清楚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从而梳理归纳出数字时代剩余价值分配的基本规律。首先，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本应该随着自愿雇佣劳动关系的变化而变得更为合理，但实际上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本质和规律。具体而言，大型数字企业凭借着“先发优势”获得了垄断地位，成为了数字寡头，从而极度压缩资本循环的分配环节，不光缩小了剩余价值的分配范围，而且缩小可供分配的剩余价值量，构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制度。在此种制度下，产业资本家提供数字劳动所需要的硬件、基础设施等，金融资本家提供更多的资金从而支持企业开展生产活动，数字平台逐渐取代商业资本家，更多地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平台的生成不断减少了中间环节，这是在工业时代未曾有过的，是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发展。其次，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取代土地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资本家通过数据平台的开放获取更多的数字资本，实现更多生产要素的获取，逐渐成为数字空间的绝对主导者，私人占有数据信息，随后又通过雇佣劳动者对信息进行复杂化处理，占有劳动者生产的数字产品，从而最终获取剩余价值分配的优势。在此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对数据这一核心要素的掌握，不断获得更多地剩余价值的分配额度，会导致两极分化现象越加严重。再次，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劳动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发挥其各自的作用的同时理应获得一定的收益，但实际上只要涉及数据的生产要素都被资本家所占有，所以更多的由数字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实际上被资本家所占有，而并非分配给了劳动者，以所谓的“利润”代替了“剩余价值”，从而掩盖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最后，工业时代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数字经济时代催生成为不变数字资本和可变数字资本。不变数字资本主要指创造数字产品过程中所用的软硬件设备、数字基础设施等，不变数字资本并不会产生价值增殖，仅仅会发生价值的转移；可变数字资本包括劳动者利用劳动力生成的数据信息和生产出的数字商品，这部分才是能产生价值增殖的部分。“总体而言，数字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率是用可变数字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数字劳动的利润率则是用总数字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4]。”所以当数字剩余价值率转化为数字利润率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分配系统的剥削性将进一步被隐藏。
2.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剩余价值分配实践
通过厘清楚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分配实践，从而分析出数字时代剩余价值分配的发展样态。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资本家通过对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用，实现对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从而成为了剩余价值分配的绝对主导者。首先，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者对通过数据平台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在此过程中，劳动者通过“活劳动”生产出超过劳动力价值的超额价值部分，而这种超额价值依附于产品中，产品售出后，资本家便能获得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凭借工资的形式掩盖资本剥削的真相。其次，跨国巨头企业凭借数据、技术等先发优势，占有足够多的数字生产资料，同时还掌握足够多的资金、物流等，亦或能在制定规则、流量分配等方面有充足的话语权。这些大资本家将进一步压迫中小资本家的利润空间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分配额度，严重影响了剩余价值分配的公平性。最后，由于数字劳动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劳动，要求劳动者掌握一定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这就要求劳动者需要不断学习，才会取得相较于其他劳动者所更高的相对剩余价值分配的额度，当在相同时间内付出不同量的劳动力时，就需要进行有差别的分配，避免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从而尽可能保障数字劳动者的生活、教育等方面的支出。
4.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在与科学家座谈会上再一次强调：“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5]而现如今，我国的基本国情并未发生改变，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标志着我国乃至全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在社会生产力还并不发达的现阶段，我们要坚持用剩余价值理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 鼓励数字经济发展，建设科技强国
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及社会系统的数字化过程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传统经济体系可能存在着信息流通不及时、供需不匹配、生产力发展不够均衡等一系列问题，而数字经济体系将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对产业数字化及技术更新从而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转型，因此要进一步鼓励数字经济发展。要想不断鼓励数字经济发展，就必须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发扬科学家精神，把数据等要素充分参与企业生产、分配等环节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用数字赋能，从而不断加快科技强国建设。
(二)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剩余价值的存在不仅加速了两极分化，还造成了“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但同时也使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在资本家的无限压迫下，工人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运用市场手段推动各要素发展，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助力。新时代以来，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我国愈加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调动数据、技术等要素合理配置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由于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地会看到在很多非公有制企业中依然存在压榨工人剩余价值的行为，工人所占剩余价值份额少等不公平现象依旧存在，所以必须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减少对个人的剥削，提高工人的福利水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三) 完善基本分配制度，拓展多种分配手段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明确指出资本的积累源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资本家在掌握核心要素的情况下，仍通过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当然这也极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越发明显，这使得我党必须要更加重视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更加注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更加注重分配方式的公平性，政府需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手段进行再分配，调节初次分配形成的过大的收入差距；通过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并且鼓励和支持第三次分配，通过发展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弊端，为反抗剥削行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它不仅是见证了工业时代的资本剥削，更经得起当代实践的检验。在数字经济时代，其真理性对于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完善仍具有重要作用，学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有利于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推动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