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野下的故宫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播发展路径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Forbidden City and Its Path of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DOI: 10.12677/cnc.2025.132026, PDF, HTML, XML,   
作者: 邱雨轩: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中文系,广东 广州
关键词: 文化自信故宫传统文化传播发展Cultural Confidence The Forbidden City Tradition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摘要: 故宫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历久弥新。在文化自信的视野下,故宫文化需要在内涵挖掘上再深入,在传播发展上再创新,弄清楚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文化优势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平衡好文化传承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处理好文化传播国内与国外的逻辑差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化发展,彰显文化自信的社会与战略意义。
Abstract: Root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e of the Forbidden City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nduring and thriving through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t is imperative to delve deeper in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orbidden City culture and innovate in its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ransforming cultural advantages into developmental strengths,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ment and market demands, and addressing the logical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By adopting a more open approach, we can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ighlighting the social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文章引用:邱雨轩. 文化自信视野下的故宫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播发展路径[J]. 国学, 2025, 13(2): 164-169.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2026

1. 引言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自信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文化自信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更是对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坚定信念,直接关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振奋。故宫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窗口,必须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故宫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辉煌绚烂而又真实立体的中华文化。

2. 故宫文化的历史根脉与精神密码

2.1. 建筑布局与传统理念

故宫原名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明清两代共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执政。认识故宫文化,不能局限于建成的600多年历史,要放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历程中去考量。作为明清两代皇宫的紫禁城,在接近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发展数千年的帝制、宗法与传统礼制与理念在紫禁城日臻成熟。建筑方面,故宫的营建受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以“宫”为城市的中心,继承了传统的三重城制度,遵循了“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等传统都城理想范式。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重要建筑处于紫禁城中轴线上,体现了“居中而治”的政治理念。三大殿的名称出自儒家经典,“太和”“保和”源于《周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大”即“太”),“中和”源于《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三大殿名字里带有的“和”字,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中和”思想,这也是后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2]

2.2. 宫廷器物与文物典藏

器物方面,故宫博物院将藏品分为陶瓷、绘画、法书、铭刻、青铜器等25大类别,时间上贯通了从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这些藏品,既有一代代皇家的收藏、国内外贡物,也有宫廷礼仪活动以及衣食住行所需的当时实用物件,而这些物件有很大一部分为宫廷工匠所制,此外,围绕着皇帝活动形成的明清宫廷档案,包含了政治、军事、外交、礼仪、宗教、天文等领域的原始记录,也是国家政务处理程序与治国理念的承载,而故宫收藏的明清大型文化编纂工程成果《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集纳了历史上浩瀚的经典文献,是中华文脉的传承延续。可以说,故宫的藏品连缀成一部不间断的物质文明史、涵盖各领域全方位信息的社会史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史。

2.3. 文化交汇与宗教融合

故宫是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典范。明朝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从地理位置上,更方便联系黑龙江、内蒙古一带的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而当满族入主中原,紫禁城也成了清朝举办外藩宴的场所,与清朝有封藩关系的边疆各族派代表入京觐见,带来各具特色的贡品。尤其蒙古与中原的关系愈发密切,清皇室与蒙古王公贵族通婚,在紫禁城留下了多位蒙古后妃的生活痕迹,在孝庄文皇后居住的慈宁宫,匾额用了满、汉、蒙三种字体书写,是多民族交融的体现。在紫禁城,钦安殿供奉着道教的真武大帝,坤宁宫成为萨满教祭神的场所,雨花阁有着浓郁的藏传佛教建筑特点,体现了古代皇家宗教信仰的多元性。章宏伟评价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故宫是中华文明的集大成,我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粹都集中于此,包括代表中原农耕文化的青铜器、代表东北森林文化的满文档案、代表西南高原文化的唐卡、代表北方草原文化乃至岛屿海洋文化的元青花等[3]。除了中华文明,从故宫收藏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率团来华时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火鸟枪等外国文物以及中西合璧的钟表等,亦可窥见中外文化的交流。

2.4. 近代变革与文物迁徙

故宫同样见证了跌宕起伏的中国近代史,并在其中展现了求变、不屈的精神。1912年,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紫禁城本应全部收归国有,但按《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溥仪“暂居宫禁”,移居紫禁城后廷。1924年,在冯玉祥的武力威慑下,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被彻底赶出紫禁城。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这是在明清两代皇宫与宫廷旧藏文物基础上建立的兼具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等博物馆特征的“原状陈列”博物馆,意味着旧时的皇家宫殿成为向人民开放的公共空间,民主共和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避免日军劫掠,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文物精品南迁,1933年将第一批文物从故宫午门运出,历时三个月共计五批文物被运往上海,1936年8月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落成后运往南京。1937年北京七·七事变、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文物分三路西迁,南路经长沙、贵阳等地,最后到四川巴县,中路经汉口、重庆等地,最后到四川乐山,北路经徐州、宝鸡等地,最后到四川峨眉[4]。故宫文物的南迁、西迁,历时十几年,辗转数万里,在炮火的威胁下、在艰难的条件中,保护了近百万件文物的安全,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物大迁徙,展现了以故宫人为代表的中华儿女不屈不挠、迎难而上、守护文脉的精神意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3. 故宫文化的守正创新与国内实践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提出了故宫博物院建设的“四大愿景”:建成国际一流的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5]。实现这“四大愿景”,关键是要做好“四个故宫”建设,其中,平安故宫是基础,学术故宫是核心,数字故宫是支撑,活力故宫是根本。

3.1. 平安故宫:整体与完整保护

故宫博物院将平安故宫作为最基础也最首要的任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承载文化与精神内核的故宫藏品以及藏品所处的宫殿建筑空间这些载体若是不存在,其价值必然大打折扣。“平安故宫”的核心是“保护”,保护的主要对象是藏品、建筑等物质载体,不让巴黎圣母院火灾这一人类文明史上巨大的遗憾成为故宫的遗憾。2002年,“故宫整体维修工程”启动,目标是“保护故宫整体布局,彻底整治故宫内外环境,保护故宫文物建筑、系统改善和配置基础设施,合理安排文物建筑的使用功能,提高文物展陈艺术品位与改善文物展陈环境”,完成了武英殿、太和殿、午门等重点古建筑单体或区域的修缮工作。2013年,“平安故宫”工程启动,确定了北院区建设、基础设施改造工程、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项目、院藏文物抢救性科技修复保护等七个子项目,从“完整故宫”保护出发的故宫保护理念日趋成熟。

3.2. 学术故宫:传承与跨学科研究

学术故宫是核心,故宫必须依靠学术研究充分挖掘历史建筑和文物等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在守住根与魂的基础上谋求创新发展。深入拓展故宫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提出,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学科[6],强调“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世界”,既要关注72万平方米内的故宫,也应走出故宫,看到故宫与北京及其以外明清宫廷建筑之间的联系,看到故宫文物与流散于海内外的清宫文物的联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素在《故宫学学科建设初探》一书中列出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宗教学、出版学、民族学、医药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古建筑学、文保科学等12个学科门类[7],全面建构故宫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架构,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在搭建学术研究与交流平台上不断探索,建立古陶瓷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书画保护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实施“英才计划”人才工程,加强故宫博物院学术带头人和科研人才后备力量建设。推出“开放课题”,邀请全社会的专家学者专门研究故宫建筑、文物等。举办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结合实地考察等方式,为参加培训的高校教师讲授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明清历史与文献、文物研究与保护、博物馆管理等方面课程,推动他们将故宫文化带进高校、开设故宫学相关课程。

3.3. 数字故宫:科技赋能下的文化传播

数字故宫是支撑,数字化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和方法,更是一种理念与思维。技术层面上,数字化为故宫的保护、展示、传播等提供支持,首先是加强故宫古建筑和院藏文物的数字化采集能力,建设故宫文物数字资源库,目前故宫博物院以每年7至8万件文物的数字采集速度对馆藏文物进行数字化,已完成90多万件文物的基础影像拍摄工作并在数字文物库公布了超过10万件馆藏文物高清影像。其次,完善网站建设,开发小程序,开设“故宫名画记”“数字多宝阁”等线上数字专题展示,打造“‘纹’以载道——故宫沉浸式数字体验展”等数字展,为故宫文化的展示传播提供便利。这些仅仅是对数字化最基础的理解与应用,故宫数字化的发展正朝着智能化、社交化、服务化等方向融合转变,比如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合作推动传统文化与数字创意深度结合,结合人工智能、眼动技术等手段,在社交、游戏、动漫、音乐等领域拓展,开发了以故宫经典书画藏品等为题材、利用眼动追踪技术、通过识别人眼移动触发操作,实现与屏幕画面实时同步的前沿游戏《睛·梦》,集指路、百科与闲聊为一体的AI专属导游“玩转故宫”小程序等数字产品。

3.4. 活力故宫:让文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活力故宫是根本,要让文物蕴含的价值活起来,让故宫走近、走进人们的生活,创造性地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故宫文创,宫廷纹样胶带、“朝珠耳机”、“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等文创产品兼具故宫元素、创意设计以及趣味性,改变了许多人对故宫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深受青少年等群体喜爱。活力发展的主要理念是“让故宫文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电视节目有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综艺《上新了故宫》《故宫,有礼了》等;舞蹈戏剧有舞台剧《只此青绿》、儿童音乐剧《甪端》;音乐方面,与NEXT IDEA腾讯创新大赛、QQ音乐联合主办“古画会唱歌”NEXT IDEA音乐创新大赛,精选《千里江山图》等名画作为选手“唱作”素材,发布全球首张博物馆和用户共创的音乐专辑《古画会唱歌》;动漫方面,在故宫博物院官网和腾讯动漫APP上线反映故宫文物南迁历史与精神的国漫《故宫回声》,网络总阅读量近5000万,评分高达9.8分;故宫还与编程猫合作,联合制作故宫主题编程公开课,让年轻一代在编程与游戏中感受故宫文化。

4. 故宫文化的境外探索与提升路径

4.1. 故宫文化的境外传播路径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故宫有责任有使命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范围。故宫优秀传统文化的“境外”传播路径:

一是通过与境外知名文化机构合作,以联合展览等形式将中国古代艺术与历史带到国际观众的视野,比如故宫与卢浮宫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宫廷艺术展”、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瓷器艺术展”等,展示了中国精美的器物,以及器物所反映的历史生活、哲学思考与艺术追求,得到国际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报道。

二是在学术研究与出版上发力,大力支持文化“走进来”,举办“太和论坛”等国际学术论坛,实施促进中外学者交流的“太和学者计划”,深入开展跨文化文明比较研究,将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发展成果传递给世界,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紧密结合“一带一路”等国家重要战略,建设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考古项目,联合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等考古研究机构进行考古调查等工作,与德国柏林博物馆联合举办“丝绸之路文物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传承丝路精神,推动跨文化对话。同时,与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联合开展古代书画、文物修复等领域研究项目,这些合作成果以国际联合出版的形式呈现,如《中国古代书画鉴赏》《明清宫廷艺术珍品》等。

三是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加强故宫文化与外国公众的互动,故宫通过文化节庆、工作坊等形式开展的公众互动文化活动,在境外的中华文化传播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中国宫廷艺术节”中,故宫通过展品展示、传统工艺演示、书法体验等形式,将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艺术与文化传递给了法国观众。许多参与者表示,通过这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不仅对故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充满敬意。故宫发布了多语种网站,覆盖英、法、俄等多种语言国际观众,在疫情期间,故宫推出了针对境外观众的在线文化互动项目,包括直播讲解、虚拟导览和在线文化课程。这种形式既打破了地域限制,又为观众提供了便捷的文化体验渠道,进一步提升了故宫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4.2. 故宫文化的境外传播困境

故宫文化传播的境外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语言和文化差异方面的障碍,故宫的许多文化内涵深植于中国传统哲学、历史与审美观,中国文物的象征意义及背后的礼仪文化等,对于缺乏相关背景知识的国际观众而言,显得晦涩难懂。因此,如何用简洁、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讲述中华文化故事,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在境外市场的推广中,文化传承与市场化需求的平衡存在一定风险。如果文创产品过度强调迎合市场,仅通过符号化的产品包装展示故宫文化的外观特征,而缺乏对其文化精髓的深入解读,忽略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可能会削弱故宫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独特性,导致文化传播的“碎片化”和“表面化”。此外,境外文化传播还受到资源分配的限制。故宫的境外展览和文化活动通常需要大量的人力、资金和技术支持,如何合理分配有限资源,优化传播策略以覆盖更多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高质量、广覆盖地传播,是故宫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

4.3. 故宫文化的境外传播建议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故宫文化传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需在以下方面强化提升:一是用好澳港等地独特的区域与窗口优势[8],深化跨国学术交流与文化合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合作作为重要着力点,通过与沿线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主题展览,展示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融历史,在凸显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同时吸引更多的国际关注。二是充分利用孔子学院等国际文化交流机构的资源,通过在孔子学院开设故宫文化课程、联合举办文化活动等形式扩大故宫文化的影响力,避免单兵作战。三是深耕数字化传播赛道,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打造更多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项目,例如,开发多语言版本的数字故宫应用,让境外观众能够通过虚拟游览深入了解故宫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探索通过线上教育平台为境外用户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让更多境外观众能够系统性地学习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四是应进一步推动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化。故宫文创产品在国内获得成功,但其在境外的推广仍有较大潜力,未来,可以通过与境外设计师合作,根据不同文化背景的市场需求,保留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同时将故宫传统元素融入当地流行的时尚或艺术风格,开发更多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创意产品。五是加强对青年群体的文化传播力度,青年是未来文化交流的核心受众,故宫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更具互动性和趣味性的内容,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讲述故宫文物背后的故事,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关注故宫文化。

5. 结语

故宫的文化自信,源于其建筑所承载的传统礼制、政治理念、“中和”思想等传统文化内核,源于文物所承载的社会百态、物质文明、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以及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源于故宫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来的求变、不屈不挠的中华精神。立足于深厚的文化底蕴,故宫在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尝试,以“整体保护”等理念全方位保护建筑、文物及其所处的环境,发动全社会力量去研究故宫、发掘故宫的文化内涵,在守正中创新,结合数字化等手段与理念,推动传统文化与数字创意深度结合,激发活力,让故宫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境外,故宫通过联合展览等形式扩大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未来,故宫要在用好孔子学院等国际文化交流机构的资源,深耕数字化传播赛道,推动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化等方面发力,进一步推动文化自信转化成国际文化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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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0-09/08/c_1126468086.htm, 20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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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宏伟. 故宫 集八方之大成于一体[J]. 中国民族, 2021(7):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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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旭东. 故宫文化的历史根脉与时代价值[N]. 光明日报, 2023-11-25(010).
[6] 郑欣淼. 故宫学概论[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7: 3.
[7] 王素著. 故宫学学科建设初探[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6: 1-234.
[8] 林升梁, 何维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港澳台地区故宫博物院传播路径研究[J]. 国际品牌观察, 2021(34): 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