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是关于苏轼一生的人物传记，是林语堂向英文读者论述中国文化的代表作品，作者大量译介苏轼的诗词，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方面以实现跨文化交际为目的，充分展示了一个译者的主观能动性[1]。
林语堂是一位通晓英汉双语、善讲中外文化的大家，他英文编译的多部著作均涉及中国文化与传统智慧。同时，他的作品以汉语为本位进行考量，以英语对外呈现，语“英”叙“中”，留下明显的创译痕迹，引来较多关注[2]。林语堂撰写了英文为源语的《苏东坡传》，借以表达自己对苏东坡的精神认同，在英译苏轼诗词的过程中力图实现“共情”，林语堂作为作家和译者，将自己视为连接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媒介和桥梁，力求与苏轼实现“感同身受”和“身临其境”，再用“共情”的语言，再现作者的“意愿”和“精神”，此过程正是他译者主体性的翻译视角的再现。国内外对该书及其译本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相对足够的空间。
本文以无本回译为理论视角，以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张振玉译)为研究对象，观察张振玉的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体现，分析张振玉作为译者，在面对诸多因素，如原文、原作者、译入语文化和译入语读者等因素时，是如何发挥其译者主体性，从而实现无本回译的最优化。在涉及主体性方面，主要从译者对于文本的选择、对“四字格”以及用典的偏爱、文化的归化还原，以及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方面着手，进而探析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结果的影响和无本回译理论的实现。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本细读和文本比较法，笔者期望通过此次研究，能够进一步增进对无本回译理论和译者主体性的认识，并为未来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价值。
2. 无本回译的界定
关于回译，《中国译学大辞典》上给出的定义为：把译写成另一种文字的内容再转译成原文的过程和表述。回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手法，它是以译文为原文的翻译，也就是将已经从甲语言译成乙语言的篇章文字再翻译成甲语言。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在此过程中，不免有些中国本土文化融入外国文化并写入作品中，使得一部分拟译英语文本中混杂着中国文化的成分，海外英文汉学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针对此类作品的英汉翻译，王宏印提出了“无本回译”(textless back translation)的概念。这种以英语写作的中国文化作品，属于“异语写作”，而它的汉语翻译，属于“无本回译”，即由英语回译到并不存在的汉语“原本”上，即语言上不存在以原文为依据的回译[3]。
无论是作为“缺乏原译的回译”，还是作为“异语写作的回译”，都不是绝对的“无根回译”，毋宁说是“无本回译”，即不是完全空无依傍、无中生有的回译过程。换言之，所谓“无本回译”，充其量是缺乏文本根据的回译，但仍有文化之根(这里是中国文化，而不是泛泛的人类文化)作为根基，而不是完全失去其根，即rootless back translation；那么，准确的英文翻译应该是textless back translation，也就是“无本回译”了[4]。
无本回译，即“用外文创作本族语文化题材的作品，但又用本族语翻译回来，返销给本族语读者，实乃一种文化反哺”[5]。与一般的翻译和回译相比，无本回译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关键方面。
在语言层面，由于原作描绘的是中国人的性格特点等内容，翻译成中文时，语言需最大程度地贴近汉语，以契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不仅要求译者具备出色的双语转换能力，更要深入理解汉语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和审美特质。
从文化角度来看，作者用英语书写中国社会、文化内容时，读者对象主要是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英美读者，而汉译时读者则变为熟悉原作中文化内容的中国读者。这就意味着“译本文化要向译入语文化的方向归化而去，尽量减少或彻底消除异族文化因素的侵入和干扰”[6]。
进一步深入探究无本回译在文学翻译领域的独特价值，它为传承和弘扬本族语文化提供了特殊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大量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外文作品传播出去，无本回译能够将这些文化元素原汁原味地“带回来”，丰富本族语读者的文化体验，增强文化认同感。例如一些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创作，经过无本回译后，能让中国读者从新的视角领略经典文化的魅力。
然而，无本回译也存在一定的应用局限。由于缺乏原始文本参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信息缺失或理解偏差的风险。不同译者对同一外文作品的回译可能会因个人理解、文化背景差异而产生较大分歧。而且在还原文化内涵时，可能会因过度归化而丢失部分原文的异域风格，影响文化交流的多元性。比如在翻译含有独特西方文化意象的句子时，如果一味追求符合中国文化习惯，可能会使译文失去原有的文化韵味。
至此，研究者似可这样加以定义：“无本回译是指在没有原始文本(源语文本)作为参考的情况下，仅凭借译者的记忆、对目标语文本的理解以及源语的语言知识等，将翻译后的文本(译语文本)重新翻译回源语的过程”。在文学翻译中，无本回译的应用需要译者谨慎权衡各种因素，在文化传承与语言转换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以实现高质量的翻译成果。
3. 译者的主体性概述
译者的主体性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理解和传达原作意义时，不可避免地会融入自己的知识、经验、情感和审美观念。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语言选择，译者在翻译时需要根据目标语言的特点和习惯，进行适当的选择和调整，以使译文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其次，文化适应：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原文中的文化元素进行适当的转换和诠释，以使译文更好地被目标读者接受；再者，风格再现：译者需要尽力再现原文的风格，包括语言风格、文学风格等，这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同时，创造性发挥：在保证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译者可以适当发挥创造性，对原文进行一定的修饰和调整，以使译文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最后，价值判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原文中的价值观进行判断和筛选，以符合目标语言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
总之，译者的主体性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使得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过程。然而，译者的主体性也应适度，要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以避免过度主观臆断和误导读者。
4. 案例分析
4.1. “四字格”的使用
在英译汉的翻译实践中，四字格词语的使用具有显著优势。首先，四字格词语结构紧凑，言简意赅，能够有效提升译文的表现力与精炼度。其次，此类词语富含文化内涵，有助于传达原文的深层含义，且增强译文的文化韵味。再者，四字格词语的使用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易于读者接受。综上所述，汉语拥有非常丰富的“四字格”词语，这些词语大部分都是经过反复锤炼，相沿习用而成型的。四字格虽然只有区区四个字，但往往含义深刻，表现力强。恰当使用，可为译文增色添彩[7]。
例1：
There were dishonest reporters who thought it expedient to maintain a strict silence on the bad features of the socialist regime, of which they could not be unaware, and to glamorize its virtues.
译文：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
例2：
The people of Szechuen were, even in those days, a hardy, argumentative, self-reliant, and largely self-governing race, retaining, as people of remote districts or colonies often do, certain ancient customs and habits and culture.
译文：四川的居民，甚至远在宋代，就吃苦耐劳，机警善辩，有自持自治的精神，他们像偏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依然还保持一些古老的风俗文化。
无本回译要关注读者意识的转换，自觉地实现由原作的异语读者向译作的本国语读者的阅读视角的彻底转换[8]。在张振玉的译文中，他总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将词句翻译成意思相近的四字词语，以使翻译更加接近目标语读者习惯。在上述两个例子中，部分单词和短语均翻译成了四字词语。“maintain a strict silence”译为“装聋作哑，一字不提”；“glamorize its virtues”译为“锦上添花”；“hardy, argumentative, self-reliant and self-governing”译为“吃苦耐劳，机警善辩，自持自治”。这些形式工整的四字格，既译出了原文的内容，又容易激起汉语读者的共鸣，迎合了汉语读者的审美期待。
例3：
And the younger brother wrote in Su Tungpo’s tomb inscription, “I had knowledge from you, my brother. You cared for me as an elder and guided me as a teacher.”
译文：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例4：
The city was the metropolis of China, kept in imperial grandeur, where the wealth and talent and beauty of the nation gathered about the court.
译文：开封是中国首都大城，保有皇都的雄伟壮丽，财富之厚，人才之广，声色之美，皆集于朝廷之上。
此外，在翻译过程中，张振玉还倾向于在复现原文时使用修辞手段来衔接四字短语，例如：对仗。该修辞在文学作品中使用较为普遍；然而，在翻译实践中，这种情况却相对罕见，因为译者必须保持对原文忠实度的同时，将一系列四字格词语通过修辞来衔接，如例3中“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这就像“戴着镣铐跳舞”的情形。通过这种方式，译文的文学性得到了大幅增强，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4.2. 引经据典
除了采用四字格词语的形式外，张振玉还引用了许多古典作品，巧妙运用典故能够显著提升译文的文化内涵和语言魅力。典故的融入有助于实现文化对等，即在保持原文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汉语中的经典故事、成语或历史事件，使译文更贴近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习惯，从而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和共鸣度。其次，典故的运用能够丰富译文的表达手段，提升语言的艺术性。因为汉语典故往往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和生动的意象，将其融入译文，可以使语言更加凝练、含蓄，增添文学色彩和审美价值。
例5：
Another friend, by the name of Lei, also wrote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speaking of the eldest Su as having the “talent of a counselor of kings.”
译文：另外有一位雷姓友人，也写了一封推荐信，力陈老苏有“王佐之才”。
例6：
Embarking at Kiachow where the Great Stone Buddha was, the young couples set out on a voyage of hope; keen, enthusiastic, confident. “Leaving our hometown far behi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vast horizon beyond.”
译文：苏家是在以大石佛出名的嘉州上船，对两对小夫妇而言，这是一次富有希望的水路旅行，有兴致、有热情、有前途、有信心。真是“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例7：
But he had a silent partner, Tseyu, and an old father, deep in intellectual penetration, uncompromising in spirit, and socially aloof in character, who held the pair of thoroughbreds in check.
译文：但是弟弟则沉默寡言。父亲则深沉莫测，对事对人，一概不通融假借，因此处世则落落寡合，将身旁这两匹千里之驹，随时勒抑，不得奋鬣奔驰。
在例5中，“王佐之才”释义为具有非凡的治国能力，出自《汉书·董仲舒传》：“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回”。作者林语堂在此想要表达的是，苏轼是一个能够辅佐帝王、具备非凡治国能力且不可多得的人才。张振玉将“talent of a counselor of kings”译为“王佐之才”，从主观上既传达了作者本人对苏轼才华的赞许，又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使译文向目标语方向最大程度地靠拢，减少外来文化对译文的侵入和影响。
在例6中，“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出自《初发嘉州》，是宋代诗人苏轼于嘉佑四年所创作的一首诗作。这是苏轼最早的诗作，作于嘉佑四年(1059年)。其时苏轼、苏辙已中举，奔母丧返四川眉山后随父再赴京都。张振玉将“Leaving our hometown far behi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vast horizon beyond”译为“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此诗句既传达了苏轼本人对故乡的不舍和依恋，又表达了苏轼踌躇满志，无暇伤感，对远方的向往完全占据了他的心灵。引用该诗句符合语境中苏家夫妇对未来充满向往和期待的心情。
在例7中，“千里之驹”比喻英俊的少年，出自屈原《楚辞·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奋鬣”形容奋发或狂怒，出自张衡《西京赋》：“於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张振玉将“who held the pair of thoroughbreds in check”译为“将身旁这两匹千里之驹，随时勒抑，不得奋鬣奔驰”，不仅是对典故的成功引用，在翻译时译者还充分考虑到了读者对象的转换，是译者的主体性的体现；一句译文中同时引用两个典故，属于成功的无本回译。
4.3. 文化的归化还原
尽管《苏东坡传》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但它讲述的是东方人的故事，并介绍了诸多东方文化。在林语堂的原著和张振玉的译本中，文化的回译始终是一个含有较高难度且不可避免的问题。语言传播文化的同时在反映文化，还受到文化本身的影响，因为语言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发展的。可以说，某一文化中的文化负载词是独特的，只有那些熟悉该文化和语言的人才能理解。在翻译成汉语时，如何将这些并无指定“原本”的内容回译还原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
同时，文本回归的过程中，语言和文化原则上应同步进行，只凸显文化回归，而忽略语言问题，不符合文本诉求，不能涵盖文本的全部操作过程或结果。且对文本文化的研究，一般都和语言文本结合在一起，不能脱离语言空谈文化，就普通译本而言，也行不通[9]。由于异语写作针对的是异语读者，对本族语读者而言众人皆知的文化风俗等，对异语读者就得娓娓道来。但是，在这些文化风俗返回本族语，面向本族语的读者大众时，译者就应转换读者视角，符合本族语的表达习惯[8]。
例8：
The brothers passed yet two other examinations, one for ministry posts in the capital, and the other, more important, for “frank criticism” of the administration.
译文：兄弟二人又经过了两次考试，一是考京都部务；另种更为重要，名为“制策”，要坦白批评朝政。
例9：
But the most widely known of the new reforms in this regime was the farmers’ loans, and to this day when people speak of Wang Anshih’s reforms they always think first of these loans.
译文：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先想到的是这一项。
例10：
It was the basi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a good government “kept the channels of opinion open”, and a bad government did not.
译文：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而坏政府则不然。
在《苏东坡传》中，政治上的回译张振玉大部分采用了“归化”策略，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所传达的跨文化比较，同时丰富了对外译介和文化交流。在此，笔者选取以上三个例子进行比较和分析。
在例8中，“制策”是古代中国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始于宋朝；该考试不定期举行，程序繁琐，选拔严格，是科举考试中的最高级别之一。英语国家没有该项考试，因此在英文中没有对应的表达。林语堂的原著中，对该门考试的内容进行了释义，但对考试名称只是通过“the other”这一表达模糊带过。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如若不是对宋代文化有着相对透彻的了解，是无法通过原文的释义就推断出考试名称。因此，张振玉在翻译时，通过归化的翻译策略将“the other”成功还原为“制策”，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回归”。
在例9中，“the farmers’ loans”的字面意思是“农民的贷款”，这个译文不存在任何的漏译或误译，可以将其视为对原文的绝对忠实。但这个译文可以指代任何与农民相关的贷款政策，没有具体的指向性。只有将其译为“青苗法”时候，才能得出这是宋朝时期王安石变法中的具体内容。不难看出，张振玉尽其所能进行了文本研究，并通过他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和英汉双语功底，从而将这些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词汇表达通过归化的翻译策略传递给目标语读者。
在例10中，“kept the channels of opinion open”的字面意思是“保持意见渠道通畅”。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可将其意译为“倾听民意，反映民智”、“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等多样化表达，这些是当代政经翻译中常用的术语。因此，此类表达不适用于原文所处的时代背景——宋朝。张振玉将其翻译为“广开言路”，该词出自范晔《后汉书·来历传》；这是文化归化还原过程的体现，符合原著的语言风格和特色，还为目标语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
例11：
The image of the reed flower being blown about by the wind is a fit symbol of Su Tungpo’s life, for from now on, he was to be the stormy petrel of politics and was never to remain in one place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till the end of his life.
译文：“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都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除了在政治术语上，张振玉的译文在其他方面均有文化归化还原的体现。在例11中，“The image of the reed flower being blown about by the wind”的字面意思是“芦苇花随风飘荡的画面”，比喻四处漂泊、身不由己。张振玉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将其翻译为“飞蓬”。“飞蓬”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多层含义：一，指枯后根断遇风飞旋的蓬草，出自《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二，比喻行踪漂泊不定，出自《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嗟飞蓬之日永，恨流梗之无还”。以上两层含义皆与原著中想要传达的情感态度相契合，可将其视为“一语双关”，即一个表达暗含两层含义。张振玉巧妙且适时地运用“蓬草”这一意象来形容和表述苏东坡生活的辛酸与无奈，是充分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需求和期待的体现，既能让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还增强了译文的可接受性，更是无本回译成功的典型范例。
4.4. “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源自法国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他指出：“说翻译是叛逆，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打破了传统忠实论的桎梏，译者巧妙地使用貌似不忠实的手段，让译文发生‘创造性叛逆’，可实现对原作的‘深度忠实’”[10]。很多研究者把忠实的对象扩大化，扩大到不仅包括忠实于原作、原作者、译文读者，甚至是忠实于跨文化交流、翻译自身的发展等[11]。勒弗菲尔认为，翻译是一种重写行为，重写者会一定程度上改写、操纵原作以使之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潮流。相对于语篇整体而言，重写或者叛逆是局部性行为，改变不了译者对忠实的诉求。黄勤、刘红华在分析沙博理的文学翻译观时提出了“忠实性叛逆”的概念，认为叛逆是为了达到更大程度的忠实，有时候对原文的(部分)内容与形式的叛逆是为了更深层次地忠实于原文思想和译文读者[12]。因此，“忠实性叛逆”在很大程度上把叛逆与忠实看作一对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更有学者针对传统翻译忠实观的不足，认为好的译文必然“独立成篇”，是一个不依赖原文的独立存在[13]。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为尽可能表达出原作艺术效果，往往需要先对文章中一些独特现象深入分析后再进行语言转换。同时，由于译入语读者的接受习惯不同，译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审美期待和文化取向，对原文进行阐释与传达。因此，当一部作品被传播到其他国家、民族和语言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文化背景和审美方式的影响，这些因素进而会影响作品的呈现。从文本翻译的角度来看，当一部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环境“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时，为了让接收者能够获得与原作相同的艺术效果，译者必须在翻译过程中找到能够引发接收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技巧，使用能够符合接收者审美的表达习惯[14]。
文学作品的创造，但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绝对完美无瑕的人几乎不存。因此，译者在发现原文中有不恰当或不符合情理的描述时，应该予以纠正。《苏东坡传》一书中，包含诸多文学典故、经典引用、诗歌诗词、历史事实，即使作者是如林语堂这般伟大的作家，也难免会在书中出现一些错误或不恰当的描述。同时，《苏东坡传》一书的前言中，作者林语堂本人也提到：“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从上述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确实涵盖了多个领域，这进一步增加了作者在原文中产生错误或表述不当的风险。在翻译版本中，张振玉凭借他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掌握，确实发现了原文中的部分不当或错误表达，并且他对上述表达进行了有意的创造性叛逆。
例12：
In this political battle at court the issue was known as a fight between “reactionaries” and “progressives,” terms which appeared again and again in the literature of that period and which Wang Anshih was very fond of using.
译文：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
例13：
But Wang was dissatisfied and said to the Emperor that Fu Pi had committed crimes similar to those committed by the Four Evil Monsters, and if he were merely deprived of his ministerial honors, how could other traitors be warned and stopped from following in his footsteps?
译文：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他的宰相官爵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
有研究表明，中文属于“读者负责型”(reader-responsible)语言，而英文更多是“作者负责型”(writer-responsible)语言；汉语书面语可能需要读者的背景知识才能理解，而英语书面语则倾向于阐述主要命题；汉语的话语倾向表达性，而英语则倾向于信息性[15]。在例12中，“reactionaries”原义指的是反动分子，“progressives”指的是进步人士，但原著想要表达的不仅只是字面上的“反动分子”和进步人士那么简单；过于忠实字面翻译影响译文的可读性，难以挖掘原著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导致译者主体性和再创造性的缺失；还会造成误译，进而误导读者对原著所想表达含义的理解。张振玉跳出了词汇字面意义的束缚，结合时代背景，创造性地将将“reactionaries”和“progressives”译为“流俗”与“通变”，符合原著中当时政治斗争的背景，即与王安石持异议者为“留俗派”，他与其同党成为“通变派”。由此可见，适度的创造性叛逆不仅是一种忠实于原文传播效果的深层次忠实，还赋予了文字“生命”。
背景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翻译活动的语境范围，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译者翻译过程中激活认知“识解”活动的概念域范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努力唤醒读者的辖域，即提供足够的背景信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15]。在例13中，“Four Evil Monsters”字面上指的是“四个邪恶的怪物”，张振玉将“Four Evil Monsters”译为“尧舜时之‘四凶’”，四凶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由上古时代的舜帝流放到四方的四个凶神，即：混沌、穷奇、梼杌、饕餮；此处明显采用了增译的翻译技巧，可将“尧舜”二字视作背景信息的增加，使得译文更加清晰和准确。此外，“四凶”对应的英文表达为“Four Perils”，因此，张振玉“尧舜时之‘四凶’”这一创造性叛逆还是对原著作者林语堂错误表达的修正，实现了语言文化在精神层面对原著的忠实，增强文化认同感，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因此，在处理此类中英材料时，译者应尽量对目标语读者负责，适当地进行“创造性叛逆”，添加必要的背景信息。
在例13中，笔者还注意到，“traitor”一词原义为“叛徒、卖国贼”，但原著语境中所想表达的意思是“贪官污吏”，由此可以推断出，“traitor”一词的使用也应属于作者林语堂本人的失误。张振玉将其译为“奸邪之辈”，不仅是对原著中错误表达的纠正，还在遵循翻译理念和翻译原则的基础上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和习惯，将源语言的表达恰当地、精准地翻译成目标语言；更是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从而实现创造性叛逆，以达到无本回译效果的最优化。
5. 结语
本研究以“无本回译”为理论指导，经研究发现，张振玉在翻译的准备、再现等过程中都显著地发挥了其译者主体性，展现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张振玉认为，译者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译者，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创作者，因此，译作不应只传达原文的意义，同时也应体现译者自己的风格以及艺术修养。张振玉在文本选择、策略选用、遣词造句、引用典故、创造性叛逆等方面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译者主体性。本研究增强了笔者对无本回译理论的认识，为译者的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另一方面，在整体上也是对张振玉作为一个翻译家，对其进行相关研究的丰富和完善。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些许不足，如探究译者的主体性还可以从诗歌翻译、性别意识和修辞手法等多个角度切入，但由于受到篇幅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展开；研究中选取的部分例子和相应的分析或许存在不到位和不妥当等。总之，本研究在未来仍有较大改进的空间；对于不足之处，欢迎业内相关研究人员进行补充和完善。
基金项目
2023年云南民族大学校级优质课程“智慧课程”建设项目“名译赏析”优质课程建设项目(项目编号：YZKCPY-23001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