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是所谓的“两希”文化，即希伯来和希腊文化。在迁徙流散中，苦难深重的希伯来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即早期的犹太教，之后犹太教逐渐发展形成了影响整个世界的基督教[1]。之后，不同版本的《圣经》译本不断涌现。英国传教士马士曼撰写了第一本中文《圣经》，马礼逊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完成《圣经》翻译工作的人[2]，在《圣经》翻译史上，马礼逊及其译本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之后，不断出现了许多《圣经》的汉译版本。《圣经》翻译是翻译史上规模巨大的一次翻译活动，为《圣经》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这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接受美学是西方学生运动背景下，讨论关于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文学研究理论。“在接受美学出现之前，各种文学研究理论都认为，作者的意图是决定性因素，已经包含在作品中，因而是研究的焦点，而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观点或文学专家和权威机构对作品的阐释和定位，所以是整个文学活动链条中最不重要的一环”[3]。当时传统的思想过度强调原作者的地位，忽视了读者的接受能力，这样就造成了阅读屏障，把部分读者拒之门外。接受美学则站在读者的角度创作和分析作品，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翻译思想。
《圣经》作为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分析该译本，有利于了解文学翻译方法，这可以为之后的文学翻译打下基础。本文将在接受美学视角下，从译者的主体位置、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接受距离方面分析《圣经》的和合本与吕振中本翻译，分析出两个优秀的译作中，译者对于“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把握，由此探究出作品接受性对翻译输出的影响。
2. 《圣经》和合本与吕振中本
《圣经》可视作传播基督教教义的途径之一，首要任务是传播宗教思想。众所周知，早年间传教士来华主要是为了传教，将思想传播给中国大众。许多传教士想要通过《圣经》来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众多国家都纷纷进行了《圣经》翻译，流传在世的《圣经》译本有多种语言版本，参与《圣经》翻译的人员众多，许多的传教士与众多学者都着手参与了《圣经》翻译。
广为流传的《圣经》和合本是由外国传教士来华，学习中文后，与中国学者一起翻译的汉语版本。“和合”指新教各派差会在翻译圣经时，对一些关键词采用统一的正确译法或者人名的标准音译达成某种一致的意见，以此来达到圣经唯一[4]。《圣经》的翻译史上，和合本圣经占有重要地位，这项伟大的工作费时27载，被大家尊称为一部“学术上的巨著”[5]。在翻译时，由于当时的新教传教策略以及当时的语言和思想差异，译者基本遵循了尽量保留原文风味的准则，采用了偏向于原文的直译方法。
1946年，吕振中《新译新约全书》译本出版，是首个由中国人翻译的《圣经》版本，是从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直接译到汉语的版本，该版本以英国牛津大学苏德尔所编的希腊译本为依据，尽量表达了原文的意义并保持了原文结构，该译者在译文前言中提到他尽量保持词汇的一致性，以便帮助学者和牧师把原文和译文对照学习[4]。但是吕振中在翻译时，考虑到了当时读者的可阅读性，在一些晦涩难懂的地方灵活地进行了词语选择。
3. 接受美学
二战之后，西方文学界动荡，诸多因素导致文学一直处于革新状态。接受美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姚斯和伊瑟尔。姚斯提出了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理论，而伊瑟尔提出了意义空白和意义未定性论[6]。两人在现象学和阐释学的影响下提出了“研究异国作品时，应该以读者为核心”的主张。
姚斯从阐释学角度探究，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一核心概念[3]。阅读之前，受到文化、思想、观念、阅读习惯等的影响，读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形成自我的观念、自己的“视野”，这也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与内涵，会激发接收者的接受期待，而接收者也会因为自己以往的经验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记忆。伊瑟尔的研究偏微观，主要研究了具体阅读过程中，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伊瑟尔还认为，文本中的不确定性和空白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接受美学主要包含的内容很多，可以细分到诸多层面，如译者的主体位置、读者的期待视野、审美经验、主体地位、潜在性与召唤结构、接受方式等[7]。现如今，对于接受美学的创新研究依然在继续，但是相比之前大量的研究，现在已经过了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属于平稳甚至缓慢进行的理论研究。自接受美学理论产生以来，一直都有关于其以读者为中心的争议，过于强调读者的位置会让原文和作者站在较低的位置。而且对于译者的审美和翻译水平要求较高，同时有人会认为译者翻译是在进行“第二次创作”，这样反而失掉原文原汁原味的色彩。虽然接受美学理论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在美学类理论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在一些艺术流派或者是文学作品的探究中，接受美学理论依然可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无论是从历史观研究到审美经验的提供方面，接受美学都可以做很好的指导。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生、接受和交流始终源源不断，所以美学可以一直作为交流的桥梁去激发人们的审美碰撞。接受美学可以继续提供新的思路去发掘过往的作品的价值，激发创新思路。同时，在未来的发展中，接受美学也可以在很多方面作出拓展性的贡献，可以与认知学等学科进行多层次的研究。
4. 从接受美学角度分析《圣经》和合本与吕振中本翻译
《圣经》的和合本与吕振中本之间存在许多异同，在这部分中，笔者将从接受美学中的三个方面分析，即译者的主体位置、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接受距离。众所周知，这两个汉译版本是由不同语言版本的《圣经》翻译而来，为了便于分析，作者将《圣经》新国际版(NIV)，这个英国国家使用最广泛的版本作为两个汉译版本的对照。
4.1. 译者的主体位置
译者在原作者与阅读者之间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虽然接受美学侧重的是以“读者”为中心，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势必会带有主观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去进行翻译。因此，不同的译者一定具有自己的主观性“视野”。在这两个汉译版本中，由于译者的不同，导致他们所使用的翻译方法、措辞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圣经》的和合本是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一起共同翻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传教士对译文的影响不容忽视。由于传教士在传教中遵循一定的传教原则，即不随意亵渎神，就尽量保持《圣经》的原风格，这一点导致译文在字词句方面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原文。而吕振中版本则是由中国人完全翻译，在翻译时，译者会在直译中考虑到本土人的接受能力，对文字进行了调整。
例1.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NIV)
和合本译文：起初，神创造天地。
吕振中本译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在这一句的翻译之中，对于“God”的翻译两个版本不尽相同，和合本中翻译为了“神”，但是吕振中版本中翻译成了“上帝”。这是圣经翻译之中非常突出的译名之争。由于译者所处的地位，所拥有的思想不同，因此他们所持的观点也不相同，导致最后对于“God”的翻译不一样。
例2. God saw that the light was good, and he separat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NIV)
和合本翻译：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吕振中本翻译：上帝看光很好，上帝就把光暗分开了。
在本句翻译中，能够直观地看出和合本中的翻译是依据原文意思直接翻译，不太符合中文表达，而吕振中本翻译中，译者译出了符合中文表达的句式。在中文中“很好”要比“是好的”表达更为地道。由此可见，虽说两个版本都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但是吕振中考究了阅读者的接收能力，自行地理解和判断后，将翻译调整为符合中文表达的方式。
4.2. 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
姚思认为，一部作品中往往包含着原作者独特的写作风格、技巧等，展现作者的思想与精神。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会通过某些途径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往往含有一些精彩或独特的部分，往往这一部分是作者提供给读者进行自我分析与研究，而“期待视野”会展现出读者是否真正把握原作者所提供的真实意义。由于个体的差异，或许有时原作者的真实含义不能完完全全地传递给读者，但是可能读者在读完作品之后，会不断地充实内容，形成独有的理解。
例3. So in the course of time Hannah conceived and gave birth to a son. She named him Samuel, saying, “Because I asked the LORD for him.” (NIV)
和合本翻译：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吕振中本翻译：哈拿就怀孕；日期到，便生了一个儿子，她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因为她说：“他是我从永恒主求来的。”
在这一句当中对于“LORD”的翻译有明显的差异，和合本的译者译为了“耶和华”，及吕振中本里的“永恒主”的原名。由于和合本的译者中包括了传教士，所以在选词中保留了圣经文化色彩词，这也有利于传教。但是对于不了解圣经文化的读者来说，或许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吕振中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读者进行分析，了解他们的视野，将“LORD”翻译成了“永恒主”。
例4. Because Joseph her husband was a righteous man and did not want to expose her to public disgrace, he had in mind to divorce her quietly. (NIV)
和合本翻译：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吕振中本翻译：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公然羞辱她，只有意思要秘密解退她。
在此句中，对于“divorce”的翻译，两个版本相同。在和合本中，译者直接翻译成了“休”，读者直接就知道了其中的含义。在吕振中本里，译者将它翻译成了“解退她”，将词语的范畴扩大，含蓄地表达出了要休妻的意思。这就会让读者通过阅读上下文，直接联想到“休妻”这一含义，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译者提供给了读者自己探究想象的空间，但是若读者没有领悟到“休妻”的含义，或许会出现阅读障碍。
4.3. 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接受距离
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接收距离，指的是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的审美与读者接收作品时的审美之间有差异，除了审美之外，还有思想观念、阅读习惯、写作习惯等的差异，导致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几乎无法消除，只能说译者或创作者只能尽力去缩小差异。在这两个汉译《圣经》版本中，由于译者与读者间的文化、思想、观念等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与距离。
例5. He sent them to Bethlehem and said, “Go and make a careful search for the child. As soon as you find him, report to me, so that I too may go and worship him.” (NIV)
和合本翻译：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吕振中本翻译：就打发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探问那小孩子的事；找着了，就报告我，我也好去拜他。”
在这一句的翻译中，可以明显看出两句话的语言措辞风格不一样，和合本中的措辞偏典雅古文风格，比如“寻访”、“报信”、“寻”这些表达更为正式、更典雅，这是因为和合本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创作。而吕正中本是20世纪中期创作，整体来说其中的翻译更白话一些。对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阅读者来说，两个版本的接受度不同，对于21世纪的读者来说，吕振中本翻译更贴切现在的中文表达。这就可以视为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接受距离，客观存在，难以避免，但读者通过提升自我，探索作品中的真实意义，可以主观地去缩短二者之间的距离。
例6. “How the mighty have fallen! The weapons of war have perished!” (NIV)
和合本翻译：“英雄何竟仆倒！战具何竟灭没！”
吕振中本翻译：“英雄怎么竟仆倒阿！战器怎么竟灭没阿！”
在两个版本中，语言风格有所不同。和合本创作较早，在遣词造句中更偏古早，而吕振中本更偏白话文，所以在一些文字处理的时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因此，读者在选择译文版本时应该考虑到对于古早词句的理解能力，以此缩短与作品之间的距离。
5. 结语
虽然《圣经》的两个汉译版本都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但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两个版本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无论是从译者的角度还是阅读者的角度，都能看出不同。两个版本的译者由于所翻译的原文语言、社会地位、文化思想等不同，翻译出的作品有一定的差异。不同的读者也会拥有自己的文化素养、社会地位、思想等的差异，对译文的理解也会有偏差。此次《圣经》翻译的两个版本在遣词造句上有一定的差距，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写作目的下创作出了有一定差异的译文。译者对于目标读者的把握，对于文字、文化等信息的转换导致了译文的差异，也正是译者对读者接受度敏锐的察觉，让译文成为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佳作。
从前文分析可知，在翻译中特别是文学翻译中，由于原作者无需考虑到别国语言的文化，所以原作者可以尽情地进行创作，而译者作为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间者，就不得不考虑读者的位置。译者应该在不失掉原文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再创造。但是“接受”的区间很难把握，正如前文分析，如果译者过于抽象地翻译，可能会减小译文的可读性，而过于直白的翻译会让译文看起来枯燥无味，因此译者应该在译前充分了解原作者和读者。译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在译文中“一推一拉”，给读者精彩的阅读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