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巴》的创作源泉《江格尔》是中国三大史诗之一,代表了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最高成就,记载了江格尔及其十二英雄与六千勇士保卫本巴草原及与蟒古斯征战的故事。《本巴》则是刘亮程以孩童视角且取材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东归历史创作而成的小说。在《本巴》发表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前后,学界对《本巴》研究的热度显著提高,这一潮流也激发了学界对《江格尔》的研究。
目前学界研究《本巴》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本巴》的三个游戏与隐喻、主题、人物形象、《本巴》的叙事策略以及《本巴》与《江格尔》、刘亮程的其他作品的对比研究。
2. 《本巴》的三个游戏与隐喻
《本巴》发表后,学界的对《本巴》主要关注于三个游戏:代表生存和时间的“搬家家”、代表空间与存在的“捉迷藏”、代表梦境与现实的“做梦梦”以及“母腹”[1]。《本巴》所设计的三个游戏,学界普遍认为是刘亮程用孩童的游戏叙述小说背后的深沉历史,缓解了小说厚重的历史感和史诗外壳的疏离感。
对于这三个游戏,韩璐与黄静妮在论文《刘亮程〈本巴〉的生态隐喻与哲思》中认为“搬家家”游戏是繁重、疲累的转场的隐喻、“捉迷藏”游戏是战争与死亡的隐喻、“做梦梦”游戏是所想和欲望在梦境中的折射。李斌则在《作为历史幻想小说的〈本巴〉》提出,搬家游戏的核心是放下,捉迷藏游戏精髓在于躲藏,而“做梦梦”游戏妙在真实和虚幻的转化。
喻雪玲的《伸向史诗世界的影子——论刘亮程〈本巴〉》将“搬家家游戏”称作草场生活的缩影。她认为“搬家家”游戏是使成年人忘记现实生活的沉重和痛苦,变得轻松愉悦。刘大先则在《世俗时代的史诗思维——论刘亮程〈本巴〉对〈江格尔〉的发展》中指出:“搬家家”是通过时间的停驻和折返,打破线性时间的因果线索,借助对迁徙活动的无功利模仿,这个游戏让参与者返回到自己的童年起点。杨钦增《论刘亮程小说〈本巴〉中的主体重塑》中认为游戏是消融人与自然对立关系,深化主体对自然生态体验的媒介。游戏的最大特征是自由,它是一种“假装”,但又需要人们全身心的投入。《本巴》的游戏中,人们和万物二者同为“主体”,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被消融。
“捉迷藏”游戏是战争与死亡的隐喻,不断的藏与找不仅是捉迷藏游戏环节,也是刘亮程对人生存的一种抽象隐喻,即人生中的每一种现状与成长都是一次藏与找[2]。在搬家家中刘亮程用好玩的游戏消解疲惫,用浪漫的捉迷藏缓解死亡和伤痛,选取了贾登和阔登的故事解释了人类这一精神困境是对真实性的怀疑,而消除怀疑的方法就是刘亮程所给出的答案:“当我们认真生活时,一切就都是真实的[3]。”曹鑫源认为“捉迷藏”还直接地体现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映射了城市扩张、成倍增长的人口与乡土生活的矛盾[4]。
与“搬家家”游戏和“捉迷藏”游戏研究相比,“做梦梦”游戏是《本巴》研究中最多学者研究的。
喻雪玲称“做梦梦”游戏所反映的是所想和欲望在梦境中的折射。“做梦梦”游戏不仅揭示出生活的虚无面向,还启发人在虚无中抵抗虚无。人的生与死,正如人的醒与睡。刘亮程通过描写人睡着状态的梦,思考醒来状态的人生。虚无虽是人生常态,但只要态度认真,所有生活都是真实的。因为,真实来自于内心的韧性持守,并不取决于是否被认可。高志与陈思蓓的《停顿与流溢:刘亮程〈本巴〉的时间叙事论》则从刘亮程“文学是梦学”[5]这一表述出发,指出《本巴》中的“梦境”是刘亮程的“蒙太奇”,几乎与虚幻等同,是潜在存在直感的、无逻辑的,是混沌不分的统一体。他注意到《本巴》中,“梦”是各封闭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中介,像一条穿越集合的线。梦境与现实的遭遇穿插,“过去的”时间与“被发现”的时间不断从“现在”的时间中涌现出来。形成一种复调式的镜头语言。
众多学者注意到一个作者的突出意图:“梦”赋予了本巴世界以独立性。王晴飞在《把重的事往轻里说——刘亮程的〈本巴〉》中认为《本巴》是江格尔与史诗英雄共同创造的梦。他将本巴的“梦”与庄子的“梦”相比较,发现尽管真实世界的江格尔齐具有上帝般创世的力量,但是正如做梦者不能够完全控制梦境,创造者并非万能,本巴世界并非是毫无自主性。《本巴》打通梦幻与现实、创造者与被创造者、小说家与人物、真实与虚幻的限隔,也打破了叙述者的霸权,真实世界与本巴世界互相创造,互为镜像,他们各自从对方的视界中照见自己,互通互补,并无主客之分。
韩璐与黄静妮在《刘亮程〈本巴〉的生态隐喻与哲思中》中发掘出《本巴》许多对蒙古现实游牧生活的隐喻。草原人为洪古尔哺乳,隐喻着草原的团结;比车轮高的人具有威胁,隐喻游牧民族对健硕体魄对崇拜。停在二十五岁隐喻着游牧民族对危机意识。而刘亮程的解决方式是将角色置于游戏中,游戏不仅成为了对现实与历史重压的化解,成为了得以慰藉和乐观生活的精神力量。
同时,学界还注意到,本巴人来源于“母腹”,韩璐与黄静妮认为“母腹”是史诗世界人们的出生地,是江格尔齐的传唱和二度创作史诗过程的具象化。母腹意味着生命的孕育、力量的源泉以及永恒的故乡[6]。王志萍则认为,母腹表达刘亮程重返童年的愿望,重返童年的尽头是母腹,老则是另一处遥远的故乡,母腹是来处,老年是归途[7]。
3. 《本巴》的主题
《本巴》的主题是繁复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思考和探究,代表性观点中比较突出的是认为《本巴》揭示了意义世界和现代主体的关系。杨钦增在《论刘亮程小说〈本巴〉中的主体重塑》一文中指出:《本巴》反映了意义世界的陷落及现代主体的精神性死亡,而深层次的现实世界虚无性、不确定性导致现代人意义世界的幻灭。不仅如此,《本巴》还关注到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自我主体性表达的缺失。因此《本巴》重塑了现代主体,首先它将文化植入人物品格,既有对现代性的虚无与迷失给予疏解,又充实了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它用主体的真诚、纯良的童心与自由多变的儿童视角,是草原人民原初精神品质与现代人内心建立共识性联系,将人从真实世界的沉重暂时脱离。其次,重塑了现代主体的仁义、担当的人格,重建了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主体拥有了较强的悲悯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时,它用生动的语言反映了现代生态思想对游牧生活的改造,重塑了主体的自然和和谐的生态人格。
学者还注意到《本巴》与老庄“逍遥”的契合。胡慧与陈元峰关注到“梦”与老庄之学的联系,认为《本巴》中的“梦”与“醉”是个体生命的“逍遥游”。她解释了本巴中的“梦境”之所以能够消弭痛苦,是因为梦境成为连通生死两界的桥梁,是死去的人不会被遗忘,他们会被生者以梦的形式打捞,并将死亡带来的断裂感缝合。同时现实和梦境不分彼此,梦境和现实能够相互映射。她引用赫兰的故事,在“混沌如梦”的母腹中的赫兰看见了未来的一生,而出生是意味着赫兰的“醒”,但“醒”意味着将可预见的一生再演绎一遍。而对于《本巴》中的“梦中梦”,胡慧发现其与“物我同一”的“齐物”之境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以“物”的眼光看世界的。“梦”是“逍遥游”的元素,“醉”是编织本巴的机杼。《本巴》宴会的“醉”,是酒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也让人置于困境,但醉酒使人获得逍遥,于是天地呈现出“醉”,《本巴》将人的精神置于醉意和梦境中获得“逍遥”[8]。
从史诗角度,有学者认为《本巴》是世俗时代史诗思维的发展。刘大先在《世俗时代的史诗思维——论刘亮程〈本巴〉对〈江格尔〉的发展》一文中提出《本巴》包括的三重维度:史诗的本真、从本真性进入经验以及返璞归真。史诗从原初生活内部产生,并且成为生活本身,这构成了史诗的第一维度。而《本巴》的第二维度是本真性逐渐消失并且进入经验层面。其缘由是东归揭露史诗的本真的断裂,使世界露出了真相,史诗由生活转化为了生活梦想,游戏与梦、虚实之间的交融,成为了另一种经验世界的展现。刘大先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史诗思维的重写。本巴第三层维度是“本巴世界”实现了从“经验之歌向天真之歌的复返”。《本巴》对《江格尔》的创造性继承,从形式和心理两个层面将这种文化表演的自反性自然地表达出来。《本巴》用前两章在结构上完成了对史诗重建的同时,在第三章揭示了原初史诗世界的虚幻性,在第四章则缝合了断裂,使史诗在现代获得连续性。这个自反之后再返回天真的过程,它不是简单地认同史诗世界,而是经过现代经验考量后的审视和接纳。此外就是《本巴》对史诗原型所进行的解构与重塑。现代社会发展中主体的离散,与人所处的传统与现代冲突的生存困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不管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疏离,还是主体自我意义世界的陷落,都涉及自我主体性的丧失,即“我是谁”的价值诉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杨钦增则认为《本巴》首先重塑了现代主体真诚、纯良、保持童心的主体人格,通过儿童的眼光透视现代人的生存现状,打破现代人固有的思维认知和生活方式。以崇高的德行避免在物欲横流和无端消耗的现代社会中沉沦。其次,小说《本巴》在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中 重塑了现代主体仁义、担当的社会人格。《本巴》人物身上体现着仁爱之心,一方面对他人兼具较强的悲悯意识,产生了一种无差别的、普遍的、血缘博爱;另一方面,《本巴》人物身上有一种责任意识,传唱“江格尔”的人“江格尔齐”承担起对史诗故事世代传承延续的历史责任[9]。
4. 《本巴》的人物形象
对于《本巴》的人物形象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江格尔、洪古尔、哈日和赫兰上。这是由于《本巴》中的英雄在继承了《江格尔》的主要特征之外,还添上了厚重的忧伤感和无力感,史诗英雄不再无所不能,因受制于内心深处的恐惧以及客观时间的流逝。
李婧怡在《宏大叙事视域下〈本巴〉中的生命特质》一文中指出,在《本巴》中,江格尔是绝对权威,江格尔的形象带有神迹色彩,他的神性体现在他同本巴草原一同诞生,成长于世界的初始形态,带有着强烈的神命意志,他注定就会成为本巴的英雄和领导者。他的神性是带着使反侵略、反奴役的战争以及重振本巴民族的辉煌的使命。而洪古尔和赫兰的形象则是半人半神。洪古尔是具有人性的神化英雄,他的人性体现为他那不愿长大的尘世愿望和对阿盖的爱恋。他的神性则体现在在所有人都不出去迎战莽古斯的挑战时,奉命出征。赫兰的人性在于他没有肩负家国仇恨,仅仅有为了寻找哥哥这一执念。但他的神性则体现在使成人重返孩童的生活,从而瓦解了整个拉玛草原战斗力。哈日王因对成长的恐惧和对成人世界的厌恶而停留在母腹之中不肯降生,通过母亲的肚脐来看世界。他的一只眼睛是天真,另一只眼睛是世俗,体现了现实和幻想的浓重割裂感。她认为《本巴》对《江格尔》的史诗英雄人物进行了颠覆和重构。
在人和人格塑造上,学者刘大先认为《本巴》重塑了现代主体自然、和谐的生态人格,作家是在传统草原生存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处,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10]。刘凯丽与张凡在《精神返乡与“第二次天真”——评长篇小说〈本巴〉兼谈刘亮程小说的创作美学》中指出刘亮程既以“天真”的笔法编织童话般的梦境,又以复杂的人情和人性贯穿整部小说始终。《本巴》英雄以史诗《江格尔》为基型,但并非直接参照《江格尔》,而是着重描写英雄人物最突出的特征,用三个游戏来表现洪古尔和赫兰等人的神奇能力。刘亮程并未忽视英雄人物身上神性的存在,且在神性的基础上更强调人性和人情的重要性。季进发掘出《本巴》与史诗江格尔产生的互文关系,小说最后所附史诗《江格尔》的原文选段,和小说构成一种有趣的互文关系。历史中的英雄们化身成一个个名字在史诗与故事中穿梭,文学复活了历史的。现实即是一个所有人都参与讲述的故事,而世界则是一个时空来回轮转的游戏场。语言有引向人类走向歧途,也有拯救人类的力量。刘亮程用伤痛来连接现实与历史、梦幻与真实。将现实拉入梦境,又将梦境揉进现实,梦是我们同先人联系的唯一方式,也是人们寄存在高远处的另一种生活,季进认为,从这个意义来说,“本巴”隐喻了所有故事、所有文学的起点,它不仅仅是一个梦,更是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园[11]。
5. 《本巴》的叙事策略
对《本巴》的叙事策略的研究亦是学界一大关注点,尤其是对《本巴》对叙事结构和叙事元素的研究。学界对本巴的叙事结构有不同的看法。
《本巴》存在两重叙事。曹鑫源在《一场风与遥远的乡土旧梦》中指出《本巴》的情节采用了两重叙事:叙事内层是史诗层,第二层是与史诗相对应的现实世界,这两层通过赫兰串联起来。《本巴》在情节、叙事等多重层次都塑造了梦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与变换。在史诗层中,洪古尔、赫兰和哈日王用游戏来进行民族国家之间的抗衡。人们进入游戏后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在暂时搁置的生活状态中回归本真。叙事层中的赫兰在一场梦醒后来到了现实世界,又在梦中重回史诗。
邸少华和门荣达在《〈本巴〉时空叙事策略研究》中也认为《本巴》存在两重叙事:时空叙事和情节叙事。时空叙事分为三层,首先是多重嵌套的时间结构,即由梦境开始,故事与故事相互联系构成时空世界,形成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时空网络,和故事套故事、世界套世界的时间结构。其二是自由穿梭的空间结构:“做梦梦”实现现实世界与哈日王的梦境之间的来回切换,实现空间的无限扩展和变换。第三是开放延展的时空结构:不同的说唱“江格尔齐”口中《本巴》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延展、开放的故事。这使得具有了随着时间重新轮回的意味,形成了一个开放时空的叙事类型。情节叙事同样分为三层,分别是循环与变化的对立——史诗的核心是不变的前提下,说唱者对史诗的重新诠释;梦幻与现实的交织、史诗的梦与现实社会的交织;游戏与想象的融合,由此,《本巴》就体现为一个由孩童“江格尔齐”赫兰串联起的故事。
在循环叙事讨论中,刘佳慧与王桂荣认为刘亮程在《本巴》中设计了一个圈套:时间循环。在《本巴》中的时间,是从一个虚构的存在化作可感受到的实体,文字本身就是在无限地延宕叙事时间。刘亮程将时间作为现实中的一个度量单位,距离和时间早已混淆,一切都在时间的流转间缓慢地流动,如掀门帘、爬上炕这些瞬间动作都被刘亮程刻意地放缓成十几年才能完成的过程[1]。张晓琴认为,《本巴》以时间为叙事手法,时间是具体可感的、可停顿的、可延长的、可逆行与可改变的[12]。张锦浩指出《本巴》的叙述是空间时间化的,三个儿童游戏,使得小说宏观上具有一个完整的、线性的时间观念。从具体的、细微的时间来看,时间又成为非线性的、可折叠形变的。这种循环叙事也被用在揭示人物命运上,刘亮程塑造的几位英雄人物身上都带有极其强烈的哲学意味和循环象征,他们生于草原,又永远停留于草原: 洪古尔少时被换作俘虏,囚禁在拉玛王国的车轮;面对哈日王时,他被哈日王一脚踢飞再次回到了童年与他相伴的车轮旁。《本巴》的叙事情节也呈现出循环的迹象:江格尔的梦之门在杀死莽古斯之后就永久地关闭了,他恐惧那些莽古斯只是在梦中死去,因此不愿面对现实而关闭梦境,可当真相大白之时,原来这一切竟是父亲乌仲汗的一个梦[13]。
《本巴》被认为是“元现实主义”小说。曹亚男基于“元现代主义”理论表述,认为《本巴》充分展现了元现代主义的摇摆性。小说采用“在典型的现代主义的担当精神和后现代主义的超脱精神之间摇摆不定”的感觉结构,所塑造的世界既非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又非后现代主义的恶托邦,而是“非托邦”:一个梦中之梦,影中之影[14]。借鉴于曹亚男“元现代主义”表述,李斌将《本巴》视为源于历史题材的虚构故事,并建立在作家个人冥想的基础上历史幻想小说,故根本不考虑似真性,其故事内核是虚构[15]。
对于本巴的叙事元素,学界主要集中在“梦”和“游戏”的二元性上。
“梦”在刘亮程小说中是一个常出现的叙述元素,这吸引了学者从《本巴》出发,对比刘亮程文学作品的“梦”。高志与陈思蓓在《停顿与流溢:刘亮程〈本巴〉的时间叙事论》中指出《本巴》以两层梦境贯穿整个情节,第一层梦境涵盖的七个梦境是“齐”讲述的故事中的“梦”。第二层梦境是江格尔汗关于父亲的梦,这是迁徙队伍奔赴故乡征途的梦。两层梦使得本巴人无法分辨梦与醒,梦与梦之间形成了首尾衔接的莫比乌斯环。从刘亮程“文学是梦学”这一表述出发,他们指出《本巴》中的“梦境”是刘亮程的“蒙太奇”,是潜在存在直感的、无逻辑的,是混沌不分的统一体。“梦”是各封闭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中介,像一条穿越集合的线。梦境与现实的遭遇穿插,“过去的”时间与“被发现”的时间不断从“现在”的时间中涌现出来。形成一种复调式的镜头语言。
“游戏”也是《本巴》重要的叙事元素。在《世俗时代的史诗思维——论刘亮程〈本巴〉对〈江格尔〉的发展》一文中,刘大先将“本巴”描述成一个游戏王国,而其中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变形和构拟只是情节组件。他认为“本巴”由三个带有语法性质的游戏组成的同时,采用了江格尔的设定,《本巴》的语言有别于现代主流生活只剩机械化带来的语言机械化。《本巴》中的自然语言形成了“间离效果”,而带有了地域以及民族文化的诗性无意识。史诗的本真转化为了小说的一种思维方式,成为了一种“陌生化的熟悉”美学。同时,刘亮程在“做梦梦”中为《本巴》赋予了更为复杂的套环结构,将“搬家家”和“捉迷藏”都转化为了结构元素,赋予了文本思辨色彩。刘大先认为刘亮程在《本巴》存在“祛魅”(即剥离神秘色彩)和“复魅”(即重新赋予神秘和意义)的过程,刘亮程通过这种辩证交融,将史诗的讲述转化为一种文化表演,从而在知识论范式之外开创了一种启示性存在论式的传承方式。
6. 《本巴》与刘亮程其他作品的对比研究
在刘亮程创作系列的研究中,学界将《本巴》作为一个系列中的一个节点去思考和比较。在哲学认知上,学者认为刘亮程的《本巴》吻合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叶继群与杨钦增的《论刘亮程作品中 “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从刘亮程作品出发,认为刘亮程的创作描绘着一幅幅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景观,既符合当代生态整体主义人与自然平等协调的生态审美状态,又契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文化传统。《虚土》中不愿长大的五岁小孩、《凿空》中迁居异乡的异乡人,以及《一个人的村庄》中个体生命对死亡的恐惧,都体现出社会发展中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孤独感,作者借此探讨了现代人对死亡的本源性和先验性恐惧。同时刘亮程让动物成为叙述主体——《凿空》中的驴、《捎话》中名为“谢”的小毛驴都加深了人与自然的交融的生命体验。有别于庄子“吾丧我”本体论的探索,他们认为刘亮程心中人与万物的平等关系是建立在人与万物二者内在价值平等的生命体验上,更具现代生态伦理意识,呈现出依次递进的人与万物平等、感知、交融的生命样态,刘亮程的人与万物价值平等是“交融”的首要基础,人与万物的感知是“交融”的互动形式。《虚土》中母亲把油菜花的种子放在蒲公英上、冯七还陪伴自己一生的老马自由、张旺才和玉素甫选择动物般挖洞的方式探索地下世界……《本巴》由此递进,认为人与万物亲和的情感源自人对自然的悲悯与爱,江格尔齐所讲述的就是本巴人对万物歌颂,将美酒敬给草原上的酥油草、虫子、蒲公英。
在此基础上,刘亮程作品往往还蕴含了刘亮程对现代文明及现代文明主体的分析。杨钦增的《论刘亮程小说〈本巴〉中的主体重塑》认为《虚土》《凿空》和《本巴》都体现着刘亮程注重对人物自身主体与客体疏离的心理体验的描写,隐喻了主体个体化、碎片化的生存现状和其现代生存中产生的孤独感、虚无感的心理真实。在《虚土》中体现了现代主体与自我、自我与他人的疏离,现代性中的矢量时间观冲击了传统循环的时间观,使现代人生存经验产生断裂,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的隔阂加剧,小说讲述了石油开采的“凿空”的同时也完成了现代文明对乡土世界的精神情感寄托的凿空。乡土生存主体被现代化裹挟,尤其是工业文明的裹挟,导致了主体与现代生存的脱节,成为精神世界的漂泊者。相比而言,《本巴》则体现了主体对生命的情感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儿童有不愿出生和成长的恐惧,成人世界有不愿变老、死亡的恐惧。
刘亮程文学作品总是呈现对“家乡”和“故乡”的执念。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刘亮程的文字大多围绕着“村庄”“故乡”“土地”“根”来写。胡慧与陈元峰认为《一个人的村庄》是对故乡的直接书写,是一个人“在”故乡,《本巴》是对故乡的隐喻化书写,写“回”故乡,返回故乡的执著愿念,以及返回故乡的艰辛,以此来映衬故乡之无可替代性[8]。喻雪玲认为本巴世界三重时空“史诗空间”、“现实空间”和“梦空间”共同表现的是回归本源(母腹)的主题。自《一个人的村庄》开始,到后来的《虚土》《凿空》和《捎话》始终进行精神回乡跋涉,而《本巴》丰富“乡”的内涵,家乡是地理和文化的,故乡是思想的和精神的,无论睡着、醒来,无论死亡还是活着,回乡是永恒的[2]。
刘亮程作品中的语言总是清丽奇特的,他总以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感性和直觉的思维方式进行创作。陈莉在《论刘亮程小说的神秘书写》一文中指出刘亮程在小说中综合运用比喻、拟人、通感等多种修辞手法,使常规语言陌生化,在拉长读者与事物的距离、延长读者的审美感受中,塑造生动形象的感官世界,带给读者深刻的阅读感受,营造神秘的想象空间。《虚土》中,风有孩子和成年人的性格,光着屁股在荒野上奔跑、嬉闹;《本巴》中,所有草木都喝了美酒陶醉于颂词,它们在微风中摇摇晃晃,把赞美的消息传到远方;《凿空》中,作者也同样将事物放置在自己丰富夸张的想象之中,以拟人的手法呈现河流流动的姿势和特点。
王吉在《史诗重述中的抒情面向——论〈本巴〉的诗化小说特质》认为,刘亮程小说符合“诗化小说”的定义,即叙述事件并不一定依靠单一的时间线、方向性和逻辑结构组合而成,其连贯性亦不完全仰赖整体的叙事结构,而是更注重文本内部的“纹理”。《捎话》在意象中实现情感的自然流露或强烈抒发,常见的转喻的思维方式被抛弃,让读者依托事物间的联系去自觉领悟隐喻背后的丰富所指。相比《捎话》,《本巴》结撰意象的手法则更为圆熟,不再需要行诸独立的标题,而是直接将意象熔铸进情境的叙述中。本巴草原上特有的意象羊和马,被重章叠句地吟唱出来。《本巴》还灵活运用了传统诗歌写作的常用手法——意象的并置。并置的对象不仅包括地名、人名、动物等等,也包括具有对称性的概念,如诗歌说唱的“里”与“外”,本巴人的“因梦而生”与“随梦而逝”,洪古尔的“出征”与“回归”,英雄的“衰老”与“青春”等等。
7. 《本巴》与《江格尔》的对比研究
《江格尔》是本巴的创作泉源,《本巴》被认为是《江格尔》的重构与现代演绎。尽管学界主要着眼于《本巴》与《江格尔》在主题思想、情节结构的区别,但部分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本巴》对于《江格尔》传承的作用。
张晓琴认为古老的史诗《江格尔》和本巴是由世世代代的齐创造和传诵的,《本巴》则是刘亮程创造的,他是当代的本巴的创造者和传唱者。而刘大先不仅指出了《本巴》对《江格尔》的创造性继承,还强调了《本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换与创新的启示,提出“传统即创新”的观点。它不是简单地复古或拟古,而是经过现代性洗礼后的革新与发展,显示出真正的当代性。
韩璐认为刘亮程的《本巴》在对史诗的重构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对史诗传承的关注、传承困境的思考。她指出由于口传史诗传承受阻的本质原因是现代文明的冲击,现代文明使得传统的内容脱离了孕育它的土壤,这导致史诗与自然的紧密联系逐渐瓦解,史诗的传承变得功利、机械而僵硬。
在《本巴》发表并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后,学界对《本巴》的关注度颇高,这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对其创作源泉《江格尔》的研究。以江格尔传承的立场出发,对目前《本巴》研究进行梳理可见,学界从《本巴》主要角色江格尔、洪古尔、赫兰、哈日王入手,挖掘出《本巴》对现代主体意识的重塑,对传统现代文明的思考。同时,学者们从三个游戏“搬家家”、“捉迷藏”、“做梦梦”中发掘了《本巴》以孩童视角透视生存与时间、空间与存在、梦境与现实的意义,从《本巴》的叙事结构和叙事元素中挖掘出《本巴》的“奇”。同时结合刘亮程的作品,发现刘亮程作品的相近主题,即对现代文明及现代文明主体的分析、对“家乡”和“故乡”的执念。从《本巴》的创作可见,史诗《江格尔》的当代价值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弭。《本巴》的出现赋予史诗以现代性,符合了现代文化媒介融合下文化语境的发展趋势,即史诗的传承可以不局限于传统的口头说唱与文字记录,而可以以新的艺术语言进行互文性创作,包括同人创作。这既是史诗焕发新生的方向,也是文学艺术向传统文化乞灵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