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资本主义逐渐兴起，深刻重塑了社会经济形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理解数字时代劳动本质与资本主义新特征的关键视角。它试图揭示在数字化浪潮中，劳动如何被重新定义、组织与剥削，以及数字资本如何构建新的权力结构与积累模式。对该理论进行深入审思，有助于我们洞察数字劳动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剖析当代社会经济现象、探索数字时代的发展规律以及应对数字资本带来的挑战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石与思考路径。
2. 数字劳动相关概念阐析
数字劳动的概念其根源可追溯至非物质劳动的概念，这一理论起点长期以来在信息时代的劳动形式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对由毛里奇奥·拉扎拉托、奈格里及哈特等人提出的“非物质”术语提出了质疑，他反对这一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表述，从而引发了关于“数字劳动”研究的广泛讨论。随着资本主义将互联网——一个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资本积累领域——纳入其范畴，并将数字劳动发展成为最新的劳动剥削手段，福克斯的研究焦点逐渐从“非物质劳动”转向了“数字劳动”。
2.1. 数字劳动与非物质劳动
研究非物质劳动的起源可追溯至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推动的社会运动之中，其中，毛里奇奥·拉扎拉托率先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将其界定为“生产信息与文化内容商品的劳动”，强调了知识在劳动中的核心价值。此概念的提出，为非物质劳动的研究构筑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框架。随后，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他们分别于2000年和2004年出版了《帝国》与《大众》两部在西方左翼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这两部作品极大地推动了非物质劳动理论的发展。“资本借助技术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帝国霸权，大众作为新兴的无产阶级则诞生于帝国之中。”[1]在他们的理论领域中，一种处于霸权地位的劳动形式，对任何阶级主体的塑造均起到关键支撑作用。基于此，他们对马克思的劳动观念予以重新阐释，并将其转化为契合后现代社会实际状况的独特劳动形态，即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不仅构成了“帝国”理论的社会本体论基石，还是全球范围内“大众”无产阶级形成的客观前提。换句话说，它阐明了“工人阶级”向“大众”转化的劳动根基，具体表现为从工业劳动的主导地位逐渐过渡到非物质劳动。
蒂兹纳·泰拉诺瓦于数字经济生产语境下所提出的“免费劳动”[2]概念，乃是西方数字劳动研究起始阶段的雏形。在西方经济危机之后，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涌现出一股转向“数字劳动”研究的潮流，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投身其中。大卫·赫斯蒙德夫将数字劳动定义为符号创造者的职业活动；安东尼奥·卡西里则将数字劳动视为社交平台、互联网及移动终端用户日常网络行为的一部分；泰博·肖尔茨创新性地将网络“娱乐”与“劳动”融合，提出了“玩乐劳动”的概念；阿莉·罗塞尔·霍奇柴尔德则另辟蹊径，引入了“情感劳动”的新视角；凯莉·贾瑞特的“数字家庭主妇”概念同样引人深思；文森特·莫斯可和凯瑟琳·麦克切尔则主张，知识产品的生产与传播链条中的任何劳动形态均可纳入数字劳动的范畴。这些新颖的概念与理论视角，为我们深入探究数字劳动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与启示。福克斯作为数字劳动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超越了泰拉诺瓦等学者所构建的“非物质劳动”研究框架，鲜明地树立起数字劳动的理论旗帜，对非物质劳动的唯心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批判。
福克斯认为讨论非物质是二元论的，而世界本质上是由物质与精神共同构成的。他强调，信息文化的生产活动并未脱离自然与物质的基础，仍应归属于物质劳动的范畴，因此“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的精确性值得进一步探讨。福克斯认为，数字媒体生产、流通和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脑力与体力劳动，即数字媒体技术生产和内容生产中资本积累所需的一切劳动，均应被纳入数字劳动的范畴。从非洲矿工在恶劣环境下的辛苦劳作，到中国富士康工人的努力付出；从印度软件行业从业者的日常工作，到硅谷硬件装配工人挥洒的汗水；从谷歌工程师看似优越的工作，到呼叫中心遵循泰罗制开展的标准化服务劳动，再到类似主妇式的家庭服务劳动，以及社交媒体上集生产者与消费者于一身的用户所进行的劳动，这些劳动形式无一例外都处于被剥削和异化的境地。而这些现象，正是福克斯所定义的异化数字劳动的典型表现。
2.2. 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
在数字资本主义这一社会语境下，“数字劳动”这一新兴概念应运而生，而深入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则成为剖析数字劳动的关键所在。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丹·席勒，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采用了“信息资本主义”的表述来界定这一概念。席勒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息网络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渗透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了驱动资本发展的一个关键力量及重要工具。
福克斯主张，要准确理解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必须深入剖析其生产方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等概念，分别界定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与组织形态。他强调，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依据其生产力要素的特征，已步入数字化的信息社会阶段。在这一阶段，信息要素——包括知识型劳动力、信息技术、科学理论与知识基础——引领了生产力的深刻变革，标志着超工业时代的到来。此时代中，信息的生产、分配及消费已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然而，福克斯指出，尽管信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它并未催生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相反，知识与信息技术更多地被用作促进资本积累的工具，这恰好反映了资本对新型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模式的不断探索与追求。
罗莎·卢森堡主张，资本积累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开拓新领域与空间以进行积累的过程。她曾阐述道：“资本主义一方面依赖于非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又必须竭尽全力确立其统治地位……无论是在领土还是社会机构层面。”[3]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信息生产力并未取代其他类型的生产力，尤其是那些用于生产农业、矿业及工业物质产品的生产力，相反，它为数字资本主义应对自身危机开辟了新的资本积累途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封建父权劳动、奴隶劳动以及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等旧有剥削形式，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依旧存续。而数字劳动，以其无偿与非雇佣劳动的特点，拓展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边界，成为数字化时代下资本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的新手段。福克斯进一步指出，尽管信息经济的崛起标志着对工业经济在生产力层面的一种超越，但唯有通过构建数字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替代方案，方能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信息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发展阶段所带来的根本矛盾。共产主义的信息社会旨在消除异化，推动数字劳动向真正意义的数字工作转型。
3.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的基本内容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的关键理论成就，从多维度展开了对数字劳动的系统性剖析。该理论内涵极为丰富，福克斯不仅阐述了数字劳动的四重异化现象与价值增殖流程，还针对社交媒体平台实施了意识形态层面与政治经济层面的批判性研究。
3.1. 数字劳动的定义和主体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下，人类学范畴内的数字工作呈现出独特的形态，即数字劳动。数字劳动的主体发生了显著转变，从以往的传统媒体受众演变为互联网中集生产与消费于一体的“产消合一”者，且作为“总体工人”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参与到剩余价值的生产进程之中。
3.1.1. 数字劳动是异化的数字工作
“数字劳动是异化的数字工作：它是从自身异化出来的，也是从劳动的工具和对象以及劳动的产品中异化出来的。”[4]首先，个体与自身的劳动力产生异化，迫使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融入社会关系中，缺乏社交互动与联结将导致生存困境。在当前的数字媒体时代背景下，媒介平台成为了构建社会关系的关键途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交往能力。诸如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络掌握了庞大的用户数据，拒绝使用这些平台的用户可能会面临社会排斥，从而处于不利地位；数字劳动者的工具主要是大脑与数字媒体平台本身。用户大脑的异化体现在，互联网通过社交媒体作为参与式民主文化的表象，以虚假意识形态误导用户。平台往往回避其商品化、所有权归属及盈利等负面影响，实际上，这些平台的所有权并不在用户手中，而是被董事与公司所掌握。数字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的经验数据，平台利用隐私政策和使用协议对用户活动进行全面监控，并攫取用户数据用于经济目的的权利；具有法律效应的协议使用户异化，丧失了对网络分享体验的控制权。数字劳动者创造的社会化使用价值，旨在满足人类的信息获取、社交互动和社会归属需求，是具体劳动过程的产物。然而，平台却将用户排除在其劳动成果带来的经济价值和货币收益之外。例如，2012年脸书的预期收入为49.91亿美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数字弱势群体。数字资本的增值与货币资本的生产，正是基于用户在平台上进行数字劳动的时间。平台通过出售由数字劳动产生的数据作为商品来获取利润，而数字劳动者却未能从中获得任何经济回报。少数阶级以牺牲多数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积累财富并成为集体资源的掌控者。在这种机制下，社交媒体的使用价值对于消费者而言发生了异化。
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下，数字工作展现为一种具有国际化特征的数字劳动分工格局。数字劳动乃是在阶级关系架构内得以构建的特定数字工作形式，此处所探讨的数字劳动处于阶级社会的阶级关联网络之中。与之相对，若处于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情境里，因不存在阶级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共同财产与共同生产的关联模式，故而在此情形下仅仅论及数字工作。数字工作属于较数字劳动更为宽泛的概念表述。一切数字劳动皆可归属于数字工作范畴，然而并非所有数字工作均能界定为数字劳动。
3.1.2. 互联网“产消合一”者和“总体工人”
福克斯指出，在互联网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大众媒体的时代背景下，达拉斯·史麦兹原先探讨的电视与广播受众特性，已显著区别于当前的网络受众。两者之间的核心差异，主要体现在受众主动性的有无之上。互联网的分布式架构促进了多向通信，使得用户在接触网络内容时，相较于电视或广播内容，展现出更高的活跃度。这种高度的活跃状态，成为了促进受众创造力释放的先决条件。福克斯进一步将互联网媒体受众的生产与消费行为，与阿尔文·托夫勒阐述的产消一体化经济理论相联系，创新性地引入了“互联网产消者”的概念。在此产消融合的经济模式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日益淡化，个人行为中生产与消费的功能趋于统一。
福克斯批判托夫勒仅仅聚焦于产消一体化时代经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及劳动力自主权的提升，却未能充分意识到产消一体化如何被企业利用，以无偿方式将工作任务外包给用户及消费者，从而导致企业削减劳动力成本投资，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工人失业现象。简而言之，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的数字化劳动，所产出的已转化为一种“互联网产消者生成物”，而非传统的“受众商品”。互联网媒体用户的活跃度与创造力，实则成为了资本剥削的新源泉，而“互联网产消者”这一概念，有效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中对于阶级划分与剥削现象的强调。针对互联网产消者是否构成生产性活动的问题，福克斯借助“总体工人”的理论框架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数字劳动的主体正是这些集生产与消费于一体的互联网用户。例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论述的家务工人，其家务劳动作为一种非雇佣形式的劳动，确保了劳动力的再生产，是投入到生活必需品生产中的劳动。
3.2. 数字劳动的价值增值过程
商业媒体平台被社交媒体用户所运用时，呈现出工作进程与价值增值进程相融合的态势，个体的主体特性与社会属性皆被资本积累所利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产消融合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剥削样式。
3.2.1. 社交媒体平台的资本积累方式
企业社交媒体平台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于定向广告策略，即依据个人用户数据与行为来设计广告。福克斯以图1呈现了企业社交媒体平台借助定向广告实现资本积累的完整流程。
Figure 1. Corporat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chieve capital accumulation with targeted advertising flowchart
图1. 企业社交媒体平台借助定向广告实现资本积累流程图
社交媒体企业投入货币M购置资本品，涵盖技术层面(如服务器空间、计算机、组织基础设施等)与劳动力(包含网络编程、软硬件更新维护及营销执行等有薪员工)，分别对应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1。生产过程的产物P1并非直接售卖的实体商品，而是可供用户免费使用的社交媒体服务，即特定社交平台。社交媒体企业投入的不变与可变资本(C, V1)在网络环境中转化为P1，成为后续生产过程P2的先决条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特定劳动时间V2，即用户使用互联网平台的无酬工作时间。平台用户的全部在线时长皆为生产性工作时间，其数据被持续监控、存储并打包成数据商品。“数字媒体企业资本积累的新兴策略是，为用户提供免费服务与平台，促使用户生成内容并汇聚大量产消者，再将其作为商品售予第三方广告商。”广告客户购买数据商品以获取其使用价值潜力，并向特定用户与群组推送定向广告信息。以脸书为典型的企业社交媒体平台商业模式，核心在于将有酬工作时间外包或众包为无酬工作时间，无酬用户的劳动构成其商业模式的关键要素。无酬用户劳动即马克思所界定的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形态。
3.2.2. 剩余价值的无限剥削
企业社交媒体平台旨在盈利，不仅剥削有偿雇员，还无偿利用用户资源。据此，互联网产消者所生产的商品中蕴含的剩余价值，实则源于用户与企业员工的共同努力，但两者差异显著：用户的贡献属无偿性质，且助力资本将剥削效率e推向极致。此处e = S/V，即剩余价值除以可变资本，剥削效率的提升直接导致无报酬工作时间增加。马克思理论中将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前者指个体为获取维持生计所需工资而投入的、创造货币等价物的时间；后者则涵盖所有额外工时。在脸书、推特及YouTube等企业社交媒体上，用户的所有在线时长均构成剩余劳动时间，揭示出互联网产消者的劳动力正遭受资本的无限度剥削。相较于传统大众传媒，数字媒体平台凭借新生产力的应用，尤其是基于传播与社交的信息生产模式，其剥削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该模式灵活多变，赋予用户高度自由的在线活动空间。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虽缩短了商品生产的必要工时，但劳动时间仍是资本主义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尺与源泉。资本，作为一个动态矛盾体，一方面力求缩减劳动时间至最低，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财富的唯一标准。资本在通过剩余劳动时间增加的同时，又以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为形式，因此，资本视剩余劳动时间的不断累积为存续的关键，这一矛盾直接体现在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失业潮及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无偿劳动现象上。
3.3. 关于数字劳动的抵抗
数字时代劳动者有了新抗争形式，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下，工人不仅通过传统方式抵抗，更在网络空间中展开新的斗争。福克斯强调，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成为动员与组织的重要工具，使集体行动得以超越地域限制，形成全球性的反抗力量。
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中，众多国家爆发了抗议及革命活动，“占领运动”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占领华尔街运动”属于民众驱动性质的活动，是在民主推进进程里对抗各大银行与跨国公司腐败现象的行动，其聚焦劳动、不公、经济危机、压榨、贫富分化以及阶级关联等社会经济议题，以“我们是99%，反对那1%拥有巨额财富的富人与精英”作为宣传标语。福克斯凭借对阶级概念关联方面的研究，深入挖掘了占领运动的内在本质，梳理出占领运动自身的认知与定位。
福克斯对韦伯主义的阶级定义提出了批判性审视，韦伯主义者主张，阶级是由相近的生活境遇与经济地位所界定的，而福克斯则认为，韦伯主义者或许未能洞察阶级内部的对立性。相比之下，马克思则是从剥削的对立关系中阐述阶级概念，更能揭示资本剥削的深层本质。福克斯进一步指出，抗议运动是社会问题的一种镜像，它体现了对社会现状的忧虑与不满情绪，是变革诉求与问题解决呼声的载体。每一场抗议活动均是对社会重压的反应，虽然在行为层面呈现被动性，但在意义层面则富含积极性。新社会运动中的冲突并非源自分配不均，其关注点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议题，转而聚焦于自治与身份认同这两大核心价值，着重于身份政治与抗争行动，展现出高度的非正式性和自发性特征。全球正义运动则是一项全球性的社会运动，旨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呼吁社会正义与参与式民主，该运动聚焦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再生现象，旨在重新夺回被资本私有化及商品化所侵蚀的公共资源。占领运动彰显出社会运动步入崭新阶段的特质，呈现出一种推陈出新式的演进。从特定视角审视，此乃政治维度的一种回溯，其聚焦范畴涵盖阶级架构、资本主义体系以及阶级间的对抗与博弈。福克斯着重提出，占领运动的关键价值在于，它凸显了资本主义模式、剥削行径以及阶级分野的核心议题性，且促使以共有理念为基石构建社会体系作为资本主义替代路径的探讨被提至重要议程之中，为社会变革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开拓了新视野与新思路。
4.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
作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的一种新形态，数字资本主义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崭新阶段，体现了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最新表现形式。基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宏观视角，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运用其创立的数字劳动理论框架，对这一新型资本主义形态所引发的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与深入探究。
4.1. 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批判
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异化劳动”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马克思将异化劳动具体划分为四种形式，分别是人与自身的异化、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人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5]。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和生产力持续提升，生产资料私有化以及劳动商品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实现自我价值为导向的劳动逐渐被抽象的对象化劳动所替代，劳动异化现象不断加剧。与此同时，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在向数字化方向转变。福克斯在其研究中表明，数字劳动异化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产物，从本质上来说，它是数字工作处于异化的一种状态。福克斯进一步把数字劳动异化细分为四类：一是数字劳动者自身产生的异化；二是数字劳动与数字劳动所产出产品之间的异化；三是数字劳动与数字媒体工具之间的异化；四是数字劳动与数字媒体劳动对象之间的异化[6]。福克斯强调，数字劳动异化属于一种不稳定的劳动形式。在这种劳动形态下，劳动者和自己所从事的劳动活动之间丧失了内在联系，在工作中变得毫无意义，其创造的价值在各个层面都被数字资本剥夺。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劳动力现状呈现出显著的异化特征。研究显示，支撑社交媒体运行的终端设备(如计算机、平板电脑及智能手机等)主要产自发展中国家，其中大量劳动力来源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青年务工群体。该群体的劳动环境存在诸多问题：薪酬水平偏低、工作时长超出法定标准(日均超过10小时)、轮班频率过高、工间休息难以保障、工作内容单一重复，且长期暴露于苯等有害化学物质环境中。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职业院校学生被强制要求参与与专业学习无关的常规性集会工作，而工人的居住条件也极为恶劣，每间宿舍需容纳6至22人，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这种在先进技术产业中存在的原始劳动形态，被福克斯界定为数字劳动异化的典型表现。
4.2. 数字劳动的意识形态批判
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思想深度得以彰显。为了深入理解并改变社会现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福克斯对于数字劳动自由化背后意识形态骗局的批判。数字劳动自由化表面上赋予个体劳动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被视为劳动者创造力的意识形态展现。然而，这实则是一种数字技术主客体实践中营造的假象。在数字劳动自由化的进程中，我们遭遇了商品化与意识形态的交织，这些意识形态为日常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商品化逻辑提供了辩护。商品拜物教作为资本内在的意识形态，已经广泛渗透并普及开来。随着不平等的加剧，这些意识形态进一步扩散，分散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关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在其文化批判著作中揭示，互联网劣质文化的泛滥严重侵蚀了我们的文化根基，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进步[7]。同时，他特别警示，Web2.0技术架构蕴含着系统性风险，在缺乏权威媒体引导机制的情况下，集体记忆的延续面临断裂危机，知识体系的代际传承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就数字劳动本质而言，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集体协作形态。通过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这种劳动范式致力于打造具备后稀缺性特征的经济模型——在物质充裕与选择自由的双重基础上，通过激活个体的创造性潜能，实现劳动自主性的范式跃升。这种机制最终指向人类发展能力的整体性拓展，为多维素质的协同进化创造必要条件。
4.3. 社交媒体掩盖的数字资本主义危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进步，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吸引了大量的关注。然而，这种过度关注往往使我们陷入一种虚假的全能感和全知感，进而步入虚无主义的迷途。福克斯指出，社交媒体、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不仅重塑了互联网与媒体生态，更让商业互联网媒体占据了主导地位，对社会民主构成了潜在威胁。
社交媒体的普及虽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但算法推荐机制却在无形中将用户禁锢于“信息茧房”，加剧了认知极化与公共理性的消解。商业平台通过分析用户数据，精准投喂符合其既有偏见的内容，导致公众视野逐渐窄化为同质化的“过滤泡”。这种技术设计并非偶然，而是资本逻辑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延伸——通过强化用户黏性来最大化广告收益，却牺牲了民主社会所需的多元对话空间。福克斯尖锐地指出，当算法成为信息筛选的“隐形守门员”，真相便不再由公共讨论形成，而是被资本操控的流量指标所定义。
更为隐蔽的是，社交媒体通过“参与式文化”的幻象，将用户的无偿劳动转化为巩固资本权力的工具。平台鼓励用户生产内容、分享生活，实则在暗中收集数据并转化为商品。这种“情感劳动”的数字化延伸，使个体在获得虚拟认同的同时，不自觉地沦为资本积累的“数字农奴”。福克斯强调，这种剥削模式不仅榨取了用户的时间与创造力，更通过碎片化的娱乐内容麻痹了公众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意识，最终导致社会运动的动能被消解为虚拟空间的情绪宣泄。
5.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的当代启示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视野范畴内，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予以探究，并非是对其简单映照，而是针对21世纪该理论展开剖析与创新性的推陈出新。在数字时代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数字资本主义深刻重塑经济社会格局，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为理解当代数字劳动新貌、资本运作新态提供独特视角，对当下社会发展与变革提供了启示。
5.1. 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论域
“正是资本主义的持续存续以及阶级冲突与危机的频繁涌现，马克思的著作才会引发这般强烈的关注”。[8]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凭借马克思的异化历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努力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境之中，此举不但革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概念与研究模式，亦为数字劳动这一论题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维度与分析视角，为深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现象开辟了新的理论通道与研究视野。福克斯有关数字劳动的研究再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朽价值，可以说他是 21 世纪互联网时代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先锋[9]。
首先，福克斯明确界定了数字劳动的核心概念，并深入阐述了该概念所蕴含的三重维度。从本质上看，数字劳动是指嵌入于全球数字劳动分工体系中的无偿劳动，狭义层面特指社交媒体用户的在线活动，而广义层面则涵盖了被异化的各类数字工作。这一概念的构建基于以下三重前提：数字劳动既是平台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关键生产活动；也是社交媒体平台上交往行为被劳动化的体现；同时，它还混淆了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限，重新划定了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在整体劳动时间中的比例，展现出一种“游戏化”的特征。换言之，尽管数字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自由王国的某些特质，如在劳动与交往劳动中的自主性，但其仍未能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平台与数据作为其中介，构成了其存在的历史背景。
其次，福克斯从两个维度对数字劳动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一方面，他并未被技术理性所编织的进步主义幻象所迷惑，而是穿透数字技术的表象，揭示了社交媒体平台背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通过分析数字劳动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运作，福克斯发现平台资本无偿占有数字劳动者所生产的数据，用户的所有在线时间均转化为无偿劳动时间，而用户作为数字劳动者所获得的，仅是平台赋予的数据访问权限，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工资。另一方面，福克斯指出，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平台共同塑造的数字意识形态，不仅加深了拜物教对人类社会的抽象统治，而且将社会现实构建为意识形态本身，而非用意识形态来掩盖社会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数字劳动异化的根源所在，而数字意识形态则成为加深数字劳动异化、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另一重要因素。
最后，福克斯提出了通向数字社会主义的中间路径，即构建平台合作社与公共服务互联网，并强调长期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一方面，他重新定义了当代数字无产阶级的角色与地位。另一方面，福克斯认为，建立平台合作社与公共服务互联网在现实中具有可行性。若数字无产阶级能够有组织地通过运动战的方式逐步争夺用户资源，扩大公有制互联网的影响力，那么实现数字共享与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简而言之，福克斯强调，在数字时代，阶级斗争必须充分认识到平台的重要性，占领平台是掌握固定资本、进而夺取数字领导权的基本前提。
5.2. 提供分析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参考
数字技术的兴起极大地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模式与社交互动，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变革、生产方式转换及生产关系的调整。对福克斯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深入探讨，对于深化我们对数字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剖析其内在逻辑与传播机制，以及把握数字化进程中的变迁与发展趋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0]。当前，数字技术与全球化已深度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资本主义体系亦随之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催生出如数字资本主义等新维度。在此背景下，传统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及劳动力结构在技术革新中经历了显著变化，数字劳动的兴起更是对传统劳动关系构成了新的挑战。
福克斯敏锐地洞察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深远影响，他通过分析数字劳动过程，揭示了生产主体的演变，提出了数字劳工及数字劳工贵族的概念，进而揭露了数字时代的新型剥削形式，以及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如何利用其市场垄断地位，攫取用户数据资源进行资本积累，用户的个人数据隐私亦不幸沦为资本的一部分。在交换环节，福克斯通过对平台用户接单行为的研究，发现部分数字劳动者在平台上以“计件”方式获取报酬，实则遭受着无形平台雇主的剥削。至于分配领域，大型平台凭借庞大的用户基数与用户无偿劳动创造的数据商品获取巨额利润，与无报酬的数字劳动者形成强烈反差，进一步加剧了分配不公的问题。福克斯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展现了在数字技术渗透下，资本主义社会多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与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数据占有与利用、数据隐私安全、市场竞争格局、数字鸿沟等问题紧密相关。
当下，数据的关键价值愈发突显，我国把“数据”归入生产要素范畴。“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后，作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根基，迅速渗透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以及社会服务管理诸环节，深度变革着生产、生活与社会治理模式。”[11]福克斯有关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隐秘表象，揭示出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针对我国数据运用与数据安全防护状况，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探究数字技术赋予社会的全新机遇与挑战，清晰洞察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演变态势，有力规避数字资本主义的不良影响，对数字资本主义给人类发展形成的挑战保持警觉，以辩证视角看待数字技术衍生的新难题，为构建适配的预警机制给予参照，由此塑造契合中国特色的数字化建设发展轨迹，从容应对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要求，为我国在数字浪潮中稳健前行筑牢根基、指明方向。
5.3. 启发数字时代大规模网络用户深刻思考
运用并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应理性审视技术进步的双重影响。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用户基数急剧扩大，伴随而来的是海量的原始数据积累。然而，这些数据的创造者往往并不拥有其所有权，反而在无意识中成为了他人操控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技术进步本身，但它坚决主张技术进步应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而非成为资本增殖或剩余价值榨取的工具，这恰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共同富裕——相契合。如果社会变革仅仅聚焦于技术革新与知识提升，试图单纯依靠技术力量驱动社会发展，而忽略技术背后的生产关系变革，那么所谓的社会进步终将沦为空中楼阁般的幻想。随之而来的，将是掩盖在知识技术变革与发展之下的剥削与压迫。因此，唯有秉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刻剖析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生产关系，我们才能揭开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剥削的伪装。这一认识提醒当下的数字劳动者，应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既要认识到数字信息技术进步为生活与工作带来的便捷与效率，也要警惕资本家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无情榨取剩余价值的行为。
6. 结语
当前，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依然以其璀璨的人类智慧之光，引领着全球民众在追求劳动解放与共同富裕的征途上坚定前行。福克斯所提出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为中国学术界在重构互联网社交媒体时代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框架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借鉴与导向。他深刻揭露了社交媒体用户——即那些兼具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的互联网用户、以及身处无报酬数字劳动中的个体所面临的异化与隐蔽剥削状态，这一揭示促使每个人深思。鉴于当前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人们身处网络这一“虚拟社会工厂”之中，亟需探索如何理性生活，如何主动挣脱数字资本的广泛束缚，防止自身沦为数字资本增值的手段，进而实现劳动的解放，乃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福克斯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主要聚焦于批判层面，围绕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无界”剥削等议题存在争议，这些均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研究者开辟了新的探索路径与亟待求解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