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学科逐渐走向成熟和发展，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和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等学者将现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但是，利用语言学进行翻译的弊端也慢慢显现出来，即语言学是一种客观的研究方法，没有考虑到文本的社会性，如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等。因此，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直到1990年，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共同编撰、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正式提出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翻译的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文本在目的语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作用。与翻译的文化转向同时进行的还包括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972年，Holmes发表了《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这篇文章，正式提出了“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的概念，开启了翻译的社会学研究(Holmes, 2000) [1]。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受到翻译界的关注(李红满，2007) [2]。学者们不断运用布迪厄的理论研究翻译现象，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推动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目前，国内外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完成了对社会学概念和原理的介绍和阐释，并将其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并加以运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在翻译中受到越来越多国外学者的引用。勒菲弗尔(1998)在他与巴斯奈特合著的论文集《文化构建》(Constructing Cultures)中引用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来探讨翻译现象。Inghilleri (2005)探讨了如何在翻译和口译研究中以经验为基础运用布迪厄的概念[3]。Sapiro (2008)着重探讨了布迪厄的符号商品经济和场域理论对翻译社会学的贡献[4]。Sayols (2018)将布迪厄的社会学与借鉴自拉美文化研究的跨文化概念相结合，揭示了跨文化是文学翻译者跨越历史的有效模式[5]。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与翻译结合的研究稍显滞后，但目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CNKI检索，我国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运用到翻译中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1世纪初，至今已有百余篇相关文献。李红满(2007)简要分析了布迪厄与社会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并探讨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方法[2]。刘晓峰、马会娟(2016)将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场域、惯习、资本等五个关键概念整合到社会学翻译框架中，并进行重新分类，得到一组相关概念[6]。邢杰(2007)认为，社会学与翻译密切相关，翻译的演变和发展必然以社会学思维为导向，借鉴社会学有助于实现翻译的价值[7]。王洪涛、柳娟(2023)从社会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学科性质出发，构建了由基本原理、一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构成的社会翻译研究方法论体系框架[8]。
此外，布迪厄的社会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翻译研究中。近十年来，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快速发展，其理论方法的应用逐渐从自发转向自觉。李艺、谢柯(2014)从布迪厄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了《孙子兵法》的英译，阐释了其翻译与社会、文化、全球等方面的错综联系[9]。王军平(2020)从社会翻译学的角度对译者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译者行为研究中文化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区别与联系[10]。
可见，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西方学者共同努力、共同研究的结果。由于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翻译研究，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学对于翻译研究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
人的行为是在社会制度和结构中不断形成的。对于译者而言，其早期的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译者形成的选材偏好和翻译策略在不经意间形成了一种“定势系统”(Bourdieu, 1990)，引导译者在之后的翻译活动中习惯性地选择类似的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11]。此后，惯习理论逐渐被应用于翻译研究。例如，唐芳(2012)介绍了Sela Sheffy继布迪厄和西米奥尼之后提出的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观点[12]。Sela Sheffy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译者的行为不是纯粹的文本处理，其组织形式和行为准则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同时又存在一定的灵活性，这是由译者的文化身份和在特定行动领域中的相对地位决定的(唐芳，2011) [13]。王洪涛、王海珠(2018)首次对译者惯习进行个案研究，梳理了译者惯习的形成轨迹，并在此基础上从翻译选择、翻译观、翻译策略等方面分析了译者惯习对其翻译活动的具体影响[14]。
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探索翻译实践中各种主客观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在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分析语言文字的微观问题，有利于探究译者语言特点和翻译策略的形成机制。
2.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试图解决人文学科中的一个主要分歧——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Bourdieu, 1980) [15]，主观主义是指将社会和世界视为个人经验和理解的结果；而客观主义无视个人，将客观环境视为独立于个人之外，认为现象由客观结构所决定。在布迪厄看来，这两种观点都很极端，主观主义无视客观环境的影响，客观主义则否认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忽视了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此，布迪厄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思想范畴，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框架，其主要特点是同时观察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和个人的行为表现，包含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行为主体在外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资本–促进行为主体行动的力量和资源；惯习–行为主体的各种固有倾向。
2.1. 场域
场域指的是一种关系，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其定义为存在于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或配置。简单地说，场域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由特定主体构成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网络。在布迪厄看来，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场域组成的(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6]。布迪厄研究了许多场域，如艺术场域、法律场域、宗教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和教育场域。每个场域都由一个“市场”联系起来，连接着该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例如，艺术场域包括画家、艺术品购买者、评论家、博物馆管理者等。社会作为一个大场域，就是由这些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组成的。同时，场域也是一个权力空间，通常充满竞争。在一个场域中，社会主体总是在争夺更多的资本，拥有更多资本的主体往往会获得更多的权力，并总是位于场域的中心。
2.2. 资本
布迪厄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借用了资本一词，但其内涵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截然不同。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Bourdieu, 1997) [17]。经济资本指的是可以直接转化为货币的资本类型，它可以制度化为一种产权形式。布迪厄认为，资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例如，如果将经济资本投资于教育，它就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随着文凭等文化资本的积累，行为主体可以建立社会联系，从而转化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指的是通过不同教育行为传播的文化产品。它不仅可以内化为意志和气质，还可以通过学位和书籍等书面形式实现。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群体通过相对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流和熟悉的网络所积累的资源总量，取决于行为主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规模，以及资本的质量和数量。
2.3. 惯习
1967年，布迪厄首次提出了惯习(habitus)的概念。布迪厄的惯习是一种从实践出发的感知、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自我延展性，源于社会系统，又存在于个体内部。它是指行为主体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采取某些常规行为的倾向，将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然后，这些行为直接或间接地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思维定势(Bourdieu, 1991) [18]。Simeoni (1998) [19]出版的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一书介绍了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惯习，强调译者应在实践中将他者的社会规范内化为自我调节的内部规范，这就是译者惯习。
2.4. 理论模型
布迪厄(1984)提出了一种社会实践模式，见图1。
[(habitus) (capital)] + field = practice
具体来说，行为主体获得的资本和先前的场域是决定惯习形成的客观因素，而惯习又内化于行为主体的头脑中，并可以外化为行为主体的各种行为和能力等实践。换言之，惯习的获得是行为主体在该场域进行历史实践的结果，因此，不同的场域和资本的多少对惯习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分析一个人的惯习时，应该分析他处于哪个场域，拥有什么样的资本，因为场域和资本深深地镌刻了他的惯习。
Figure 1. Framework of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图1.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
本论文的理论分析模型可以概括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遵循一定的翻译场域的翻译规则，获得一定的翻译资本，从而形成各自的翻译惯习。而他们所获得的惯习对他们的翻译实践，如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3. 译者惯习的形成因素
译者的惯习是在其所处场域和所拥有资本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本章以布迪厄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分析场域和资本对袁丽和张羽佳这两位译者的惯习的影响。
3.1. 影响两位译者惯习的因素
自《海蒂》一书出版以来，国内已有四十多个中译本。在所有译本中，有儿童版、成人版、课外读物版和教科书版。本研究选取了袁丽和张羽佳的版本作为研究对象。两部中译本的时间跨度长达十七年，两位译者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各不相同，这无疑影响着译者形成不同的翻译惯习。
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演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国际传播的能力和实效显著提升。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2014年，他提出“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将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之一，这体现了中国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视。先进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翻译学科也需要以跨文化的视角传播文化，搭建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外国文化引进来做出贡献。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袁丽和张羽佳翻译的《海蒂》主要受到我国政府文化发展政策的影响。
3.1.1. 场域因素
首先，从场域角度看，翻译活动既发生在翻译场域，也发生在其他相关场域，如政治场域和文学场域。由于所处场域不同，两位译者的翻译惯习也不尽相同。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待文化的态度是：对内，“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习近平，2014) [20]，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外，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可以得出结论：张羽佳处于文化场域，她的翻译符合中国文化自信的理念。袁丽的译本出版于2003年，与2020年相比，中国文化不够自信，其译本缺乏文化自信意识。
3.1.2. 资本因素
译者所拥有的不同资本结构会影响其对世界的认知和态度。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译者的资本有助于形成译者独特的翻译惯习，从而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本论文主要研究两位译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根据张羽佳在《海蒂》(2020)序言中的自我介绍，她硕士毕业于韦斯屈莱大学。我们可以推测，她对欧洲文化有着较为丰富的了解，能够较为全面地理解《海蒂》中呈现出的文化差异，并将其翻译成中文。而经过笔者的了解，袁丽没有外国研究背景，在翻译中可能会有文化疏漏。基于译者的身份，她可以将源语言的文化呈现出来，但对于国内读者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困惑。
3.2. 总结
在对两位译者的翻译场域和翻译资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张羽佳的翻译惯习归纳为文化惯习，将袁丽的翻译惯习归纳为职业惯习。译者在形成个人惯习之后，会对之后的社会实践和翻译实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体现在翻译文本中。
4. 不同译者惯习影响下《海蒂》译本形成的不同语言特点
译者惯习作为一种持久的、长期的倾向，会对译者的翻译过程产生影响。语言特点的选择取决于译者的惯习，要综合分析源文本的类型、翻译目的、翻译规范等因素，必要时还要与文本作者、目标读者、出版商等其他参与者进行沟通，从而做出决定。
本论文选取袁丽2003年翻译的《海蒂》和张羽佳2020年翻译的《海蒂》作为比较研究对象，旨在从词法和句法角度对两个版本进行分析，全面比较译者的翻译惯习。
4.1. 词汇选择
首先，由于两位译者的译文发布时间相隔17年，两种译文在用词上存在差异。此外，2020年之后，中国的文化更加自信，从张羽佳的译文中可以找到用词方面的佐证。
例1：The only one to answer him back was a frisky little kid called Finch [21] 19. (Spyri, 1991: p. 19)
张译：有一头勇敢的山羊叫金翅雀，它是唯一一个不害怕的[22] 27。(张羽佳，2020: p. 27)
袁译：有一只叫芬奇的小羊，能勇敢地面对大特克[23] 25。(袁丽，2003: p. 25)
分析：张羽佳根据词义将“Finch”译为“金翅雀”。袁丽将“Finch”音译为“芬奇”。
例2：Unexpected visitors [21] 31 (Spyri, 1991: p. 31)
张译：不速之客[22] 43 (张羽佳，2020: p. 43)
袁译：意想不到的来客[23] 43 (袁丽，2003: p. 43)
分析：在标题的翻译中，张羽佳概括了章节内容，并用汉语中的成语进行翻译。袁丽根据词汇的意思进行翻译，虽然对原词的解释是正确的，但不如张羽佳的翻译贴合文本内容。
例3：The family I work for have got some very rich relations who live in one of the best houses in Frankfurt [21] 34. (Spyri, 1991: p. 34)
张译：我工作的那家人有个极其阔绰的亲戚，他拥有法兰克福最华丽的房子[22] 46。(张羽佳，2020: p. 46)
袁译：我主人那边有一位富有的亲戚，拥有法兰克福最大的房子[23] 47。(袁丽，2003: p. 47)
分析：张羽佳将“the family I work for”译为“我工作的那家人”，体现了身份和地位的平等关系。袁丽将其译为“我主人”，带有浓厚的等级关系。
张羽佳的译文对原文进行了适当调整，有利于读者理解，符合当代社会的表达习惯。袁丽的译文有一些用词过时，没有对原文进行调整，导致译文含糊不清，不易理解。
4.2. 句子处理
此外，两位译者在语言特点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句子结构上。2020年后，我国文化更加自信，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也更高。通过对比发现，张羽佳的译文更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句子结构更加清晰易懂。袁丽的译文沿用了原文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例4：The child’s sunburnt cheeks were flushed, which was not surprising, for though the sun was hot she was wrapped up as though it was mid-winter [21] 3. (Spyri, 1991: p. 3)
张译：小女孩的双颊通红，就连阳光晒过的黝黑肤色也掩盖不住那色泽。不过这也难怪！她顶着酷暑，裹得严严实实，就像是要抵抗严冬似的[22] 2。(张羽佳，2020: p. 2)
袁译：从小姑娘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小脸上依然能看出她热得满脸通红，这并不奇怪，因为尽管骄阳似火，小姑娘却是一身寒冬腊月的打扮[23] 1。(袁丽，2003: p. 1)
分析：在这个例子中，张羽佳将第一句话拆开，将形容词“sunburnt”拆分成一个句子，补充到“cheeks were flushed”中。而袁丽则根据原文的意思逐字翻译，将原文的定语从句翻译成一个较长的句子，翻译更加繁琐。
例5：“From my own goat, spot. Now start eating. [21] 19” (Spyri, 1991: p. 19)
张译：“我从我自己的山羊那儿挤，就是那边那头有斑点的羊。快吃吧。[22] 26”(张羽佳，2020: p. 26)
袁译：“喝我自己的那只花斑羊的，快吃吧。[23] 25”(袁丽，2003: p. 25)
分析：张羽佳在翻译中补充了上下文的详细信息，补词成句，使语义更加通俗易懂，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袁丽的版本虽然简洁，但相对绕口，不适合中文表达。
例6：In one corner another woman, old and bent, was spinning. Heidi went straight to her and said, “Hullo, Grannie, here I am at last. I expect you thought I was never coming. [21] 25” (Spyri, 1991: p. 25)
张译：一位驼背的老妇人坐在角落缝补衣服。海蒂立刻走向她说：“婆婆，你好，我来了，希望没让你等太久。[22] 35”(张羽佳，2020: p. 35)
袁译：角落里坐着一个老太太驼着背，正在纺线。海蒂向她走过去说：“奶奶，你好，我终于来了。你不会觉得我不来了吧？[23] 36”(袁丽，2003: p. 36)
分析：在这句话中，张羽佳在一句话中连续运用几个动词，既表达了句子意思，又简洁明了。袁丽按照原文顺序翻译，将副词放在句子前面，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总体而言，张羽佳精通英美文学，对英汉两种语言的掌握较为精准。张羽佳的译文基于文化惯习，其译文的句子结构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能够凸显出近年来中国文化自信以及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提升的现象。反观袁丽，基于译者的职业惯习，她的译文在句子结构上更接近源语言，存在句子欧化现象，让读者感觉不够流畅，有明显的翻译感。
从两位译者的译文对比中可以看出，张羽佳的翻译基于文化惯习，在句子的处理上，更接近汉语的表达习惯，也会根据语境进行调整，使译文更加清晰；在词汇的选择上，张羽佳使用了更多的现代词汇，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而袁丽则基于职业惯习，按照原文的顺序进行翻译，难免产生歧义，不便于读者理解。总体看来，张羽佳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前20年中国文化水平的发展，中国在翻译学科上更加自信，能够适应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5. 不同译者惯习影响下《海蒂》译本使用的不同翻译策略
除语言特点外，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也存在显著差异。上一节讨论了受译者惯习影响产生的不同语言特点，本节将探讨不同的翻译策略，主要包括归化和异化。前者是指将源语言本地化，采用目标语言读者使用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后者在翻译中保留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采用与源语言相对应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本节将讨论一些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如直译和意译、增译和省略、替换和改编。
5.1. 直译与意译
首先，张羽佳倾向于运用意译的翻译方法，这样可以使译文更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而袁丽主要采用直译法，按照原文的顺序翻译。
例7：He made no attempt to move but stood with his hands in his pockets as he had done all the time Detie had been shouting at Heidi. “Well, you won’t get very far, if you just stand there, staring,” said Detie. “Look here’s something for you. [21] 9” (Spyri, 1991: p. 9)
张译：彼得并不想去，他像之前一样双手插在口袋里，目睹海蒂姨姨激烈的爆发。“你站在那里干瞪眼，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黛塔说，“好吧，我这儿有好东西给你。[22] 11”(张羽佳，2020: p. 11)
袁译：皮特没有要去的意思，他像往常一样把手插在兜里，一动不动地听笛蒂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你站在那儿，就是把眼睛瞪出来，也走不了一步啊，”笛蒂生气地说，“如果你下去的话我给你这个。[23] 10”(袁丽，2003: p. 10)
分析：在这句话中，张羽佳将“you won’t get very far”译为“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既是语义引申，又与句子上下文相呼应，清晰易懂，句子通顺。而袁丽译为“也走不了一步”，本质上并没有错，但读者会感到困惑，上下文也不连贯。
例8：“Thank god the child is all right,” exclaimed the old woman. “I hope Uncle Alp will let her come to see me again. Her visit has done me a deal of good. [21] 28” (Spyri, 1991: p. 28)
张译：“感谢上天，这孩子一切都好，”老妇人说，“我希望大叔会再让她来，她太让我开心了。[22] 39”(张羽佳，2020: p. 39)
袁译：“感谢上帝，孩子一切都好，”老奶奶也很吃惊，“我希望阿尔姆大叔还会让她来看我。这孩子对我很好。[23] 39”(袁丽，2003: p. 39)
分析：“上帝”是基督教用语，不属于汉语。张羽佳将“god”译为“上天”，符合中国人的认知。
总的来说，张羽佳采用了归化策略和意译方法，使译文更符合译语读者的表达习惯，对有歧义的表达作了适当的调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另一方面，袁丽的译文主要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源语的表达方式，直译的方法难免会使译文不准确，从而混淆读者的视听。
5.2. 增译与省译
其次，张羽佳还运用了增译的策略，将复杂的句子补充上背景知识，或添加适当的词语进行解释，使句子更加简洁易懂；或删去一些冗长无用的词句，使句子更加简洁明了。
例9：She’ll never stand the life up there. Where’s this job you’re after [21] 4? (Spyri, 1991: p. 4)
张译：她永远不会在山上生活的——不过跟我说说你接下来的打算[22] 4。(张羽佳，2020: p. 4)
袁译：她绝不可能在山上生活。你这次找的工作在哪儿呢[23] 3？(袁丽，2003: p. 3)
分析：在这个句子中，张羽佳增加了一个连词“不过”，表示话题的转换，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袁丽没有对该句的译文进行修改和补充，虽然没有错误，但句子衔接不如张羽佳的译文流畅。
例10：“Just look at the trees,” she cried, “they’re all gold and silver. [21] 25” (Spyri, 1991: p. 25)
张译：“爷爷，快出来！噢！快看那些树！它们都闪着金色和银色的光芒。”海蒂对爷爷说[22] 32。(张羽佳，2020: p. 35)
袁译：海蒂兴奋极了，“快看那些树！上面都是金子和银子！[23] 35”(袁丽，2003: p. 35)
分析：在这句话中，张羽佳加上“树”、“闪着金色和银色的光芒”，符合汉语语法。袁丽译为“树上都是金子和银子”，有违常理。
例11：“My dear, will you go and fetch me—now whatever was it I wanted?—oh yes, a glass of water. [21] 62” (Spyri, 1991: p. 62)
张译：“过来，小家伙，能不能帮我——帮我倒杯水呢？[22] 76”(张羽佳，2020: p. 76)
袁译：“亲爱的,你给我去拿点儿——我需要什么呢？——是的,拿一杯水吧。[23] 87”(袁丽，2003: p. 87)
分析：在这句话中，张羽佳省略了句中的破折号。破折号中间的部分可以看作是说话人的内心想法，省略它可以使句子更加简洁，并不会造成内容的缺失。袁丽将破折号中间的内容保留，有些多余。
张羽佳熟练掌握增译和省略的翻译策略，在充分理解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有利于中国读者的理解和文化的输入。张羽佳敢于使用增译和省译的基础在于我们的文化更加自信，中国人对外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敢于准确地翻译外国文化，并将其输入中国。
5.3. 替换与改编
此外，张羽佳还利用替换和改编，用地道的中文表达方式翻译源文本。
例12：“You’ve made Grandfather angry. [21] 34” (Spyri, 1991: p. 34)
张译：“你惹他生气了！[22] 47”(张羽佳，2020: p. 47)
袁译：“你让爷爷生气了。[23] 48”(袁丽，2003: p. 48)
分析：两个版本的意思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张羽佳用的是动词“惹”，而袁丽用的是动词“让”。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惹某人生气”的表达更为地道。
例13：With that, Detie dropped a little curtsey, and ran out of the room and downstairs as fast as she could [21] 40. (Spyri, 1991: p. 40)
张译：她鞠了一躬，立刻走出书房，快速走了几步，匆忙走下楼梯[22] 54。(张羽佳，2020: p. 54)
袁译：说完，笛蒂行了一个屈膝礼，快步走出门，跑下楼梯了[23] 56。(袁丽，2003: p. 56)
分析：在这个句子中，两位译者对“dropped a little curtsey”的翻译不同。张羽佳根据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将其译为“鞠了一躬”，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而袁丽保留了源语言的意思，译为“屈膝礼”，不符合中国文化。
张羽佳采用替换和改编的方法，用目的语的词汇翻译源语的表达，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自信的现状。与2003年相比，中国文化更加自信，国际话语权更加提升。反映在翻译领域，主要是学者们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更贴近汉语的表达。
通过两篇译文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张羽佳采用的是归化策略，袁丽采用的是异化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张羽佳从文化惯习出发，从国内读者的角度出发，在掌握源语文化的基础上，采用意译、增译、省译、替代、改编等方法和技巧，减少源语的文化输入，使译文流畅可读。袁丽的版本出版于2003年，当时中国文化不如2020年自信和成熟，被迫接受外来文化，所以袁丽形成了采用异化策略的译者职业惯习，主要采用直译法和音译法。对于同一文本，不同译者的不同译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为学者们解读这种合理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考虑到两位译者的身份，不同的背景和文化资本形成了不同的惯习，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语言特点和翻译策略。
6. 总结
本论文以布迪厄的社会学为基础，从布迪厄社会学中的惯习概念出发，分析了另外两个核心概念——场域和资本对译者惯习的影响，以及形成的惯习如何在语言特点和翻译策略方面影响译者的翻译。通过对张羽佳和袁丽两位译者的《海蒂》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两位译者不同的场域和资本的多少对其翻译惯习的形成具有建设性作用。其次，两位译者不同的惯习可能导致他们采用不同的语言特点和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