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学界对于王阳明心学的研究无疑是珠玉在前，近年来对心学研究的时代价值的肯定也逐渐呈现出来，有对于阳明心学思想的独特修养价值的肯定，也有通过以外释中的方式来凸显阳明心学的形而上意涵，或是通过对阳明心学进行现代性的改造，都丰富了王阳明心学的内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本文无意对于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某种展开或重新建构，只是通过对于王阳明《传习录》中语录的解读，以文献解读的方式，展现王阳明在心学的形而上学建构方面的独特之处。
2. 形而上学建构——从传统到现代
“形而上学”一词本身出自《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但“形而上学”一词也作为亚里士多德“metaphysics”的翻译，而实际使用过程中，形而上学一词又有不同意涵，其中细节繁多，本文无法详细阐述，为避免产生歧义，本文所用“形而上学”一词，主要指代西方近代哲学所属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而上学在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现代哲学虽然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深刻彻底地批判，但形而上学也并未消泯，此外，如何对待形而上学，也成为了我们对前现代思想内容进行解读和继承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传统哲学往往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其哲学建构中有其特定的形而上学预设，对此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形而上学预设往往是隐含在其哲学体系之中，是哲学体系中的“前提性”内容。而构建此形而上学体系的哲学家，自然往往对此是无意识的，或是默认其无须解释的，是自然而然的。
现代的形而上学则与此不同，在意识到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性(或是意识到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预设)之后，认为人类有必要构建某种形而上学，或者说是人类需要某种形而上学，从而在现代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下，树立人类的精神价值。就此意义而言，近代至今许多中国哲学家在此方面进行研究，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例如，在现代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重构，杨立华致力于复现“理一元论”，是宋明道学之理学的形而上学重构与接续，陈来的“仁学本体论”和丁耘的“道体学”则都试图统合宋明道学之气学、理学和心学的本体学说而成一家之言。他们相信，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传统形而上学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它不仅能够对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而且可以纠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某些偏失，回应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精神追求，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重建传统形而上学，是现代新儒家的理论重心所在[1]。但这并非本文所述重点，笔者也无能力对近现代诸多学者进行评价，因此不做过多陈述。
由上所述，便可以看出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和现代形而上学之间诸多区别中的一个方面，即是否主动地构建自身的形而上学体系(或者说是否意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中的“前提性”内容)，笔者认为二者的这种分别是有重要意义的。
3. 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构建的独特性
王阳明心学近年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其心学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无论是对于王阳明心学的现代性改造，还是通过以外释中的方式进行重新诠释，都可以看出王阳明心学的研究价值及其影响力。
本文则侧重于对于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的独特性这一角度进行陈述。在区分传统与现代时，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建构往往会被认为是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建构，但笔者认为，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接近现代的形而上学，即自觉其形而上学性，并对其进行主动构建，这一点是非常独特也非常具有价值的。
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的这种特点在他语录或是信件中有多处展现，例如：《传习录》上卷中薛侃录第二十一：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又曰：‘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功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2]”
这里是王阳明在教导弟子修养的功夫，在此处可以看出，王阳明称自己的道德修养功夫是“无中生有”的功夫，而非是对人性中本有的道德内涵进行阐发或是修养，在这里王阳明心学展开了他心学的形而上学的独特性，认为儒家道德修养的功夫是“无中生有”的功夫，学者“种下”的“一念为善之志”，是“树之种”，由此可以得知，王阳明心学中的道德心性修养的种子，即人的为善之志，是要每个人自己种下的，而非本来就存于人心之本体中的，因此可以看出，此处王阳明在这里很明显有一种主动的自觉的形而上学的构建意识，即呼吁学生为自己种下一念为善之种，从而在做学问以及生活中对其进行修养培育，从而使学者通过心性道德修养的功夫成圣成贤，这也就构成了他的以心为本体的形而上学，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构建及其理论预设的，但他主动的构建了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希望弟子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功夫达成圣人的道德境界[3]。
当然，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传习录中有多处王阳明与弟子关于四书原文内容的讨论，比如传习录开篇他与徐爱关于大学古本“亲民”还是朱熹修改的“新民”之间的讨论，王阳明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应当遵从古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阳明是非常重视儒家典籍的，但可以通过这一点说明他的心学在形而上学构建上是基本遵从古籍的，在思想上没有突破的吗？
其一，必须说明的是，从古至今，中国的哲学家在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过程中，有很多并非通过直接撰写自己的哲学著作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而是通过对于古籍经典的注释或是解读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从而很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都隐含在对于古籍的解读之中，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魏晋时期，如王弼对老子的解读以及郭象对庄子的解读，也体现在宋明时期，如朱熹注四书等，甚至在现代，诸多学者也会通过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表达自己独特的哲学观点，与西方哲学史中递进式的哲学进步过程相比(但也能看到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有一定阶段性的回溯现象)，这是中国哲学发展中相对独特之处。因此，王阳明在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自然也在某种程度上承接儒家经典的体系(兼有对道、佛思想内涵的吸收)，并对其做出自己的解读和阐释[4]。
其二，笔者认为王阳明对于古籍的重视以及认可，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可古籍经典中的思想，或者说，他认为古籍经典中的思想观点，很好地符合了他的思想体系，因此他高度重视古籍经典，并对其进行阐发从而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也可以在《传习录》中他对罗钦顺的回信中看到这一点，在《传习录》中的答罗整庵少宰书中：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
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在这一部分中，他与罗钦顺讨论了关于删去朱子所分章节的原因，他首先解释自己并非是要故意否定朱熹，而后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也就是说，他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用自己的心去衡量，如果自己心中认为不对，那么即便是孔子说的话，也不敢认为他是对的，何况还不如孔子的人呢？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他那里，求之于心才是根本的评价标准。因此，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构建，是非常具有其独特性以及主动性的。
由上所述，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构建，并非依托一个已有的或传承的形而上学架构(虽说在理论架构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而是依托在自己本心之上，通过主动地构建(即一念为善之志的立下)而形成的，这也是笔者认为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的独特之处。
王阳明这种自觉的主动的形而上学构建在他的语录及回信中多有体现，但篇幅所限，因此本文仅引用部分内容进行阐述，但足以看出，他对于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构建，是清晰地自觉其形而上性的，但仍然对其进行了主动的构建并进行了相对充分地展开和说明。
4. 心学建构的主动性及其时代价值
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无论是在王阳明的时代，还是在当代，乃至于在东亚，对于王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扬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在本文中，则更侧重于讨论这种主动的形而上学建构的价值。
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中，形而上学往往被形容为某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亟待被揭开的，掩盖在“事实”之上的一层幕布，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揭开这层幕布，渴望找到真正的真实，但当我们揭开意识形态的幕布之后，却发现后面什么都没有，而事实上，一旦揭开幕布，接触到陌生的真实以后，我们却未必做好了应当如何自处的准备。正如尼采所说，一旦来到外界，接触到各种陌生事物，他们比脱笼的野兽好不了多少。所以，或许问题的关键不是通过各种手段揭开这样一块幻象之幕，而是如何进行选择与利用，这或许是现阶段更加值得重视的方面。
正如巫鸿在《武梁祠》所说，这些学者们在揭示了传统历史的虚构性及说教作用之后就止步了……对于两千年前的史家来说，只有通过再造或创造历史人物，把人们认作是人类生产和制度等各种形式的创造者，历史家才能重构遥远的过去[5]。汉代人眼中的古代历史是一部“人格化”的历史，其中虚构的历史人物表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人物一方面象征以往的历史运动，一方面也被有意识地塑造成体现某些特定社会品质的榜样，他们因此对理解过去和认识现在都具有根本的意义。通过这种历史表现，超历史的道德尺度被融入到对历史的重建之中，“过去”变得既富于启发性又具有指导性。
5. 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文本解读，展现王阳明在心学的形而上学建构方面的独特之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构建或重构某种心学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在王阳明心学形而上学建构的自觉性主动性这一方面进行展开，以求在此细节上加深对王阳明心学的理解。本文在论述上也确实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本文的叙述有可能断章取义的可能，这一点就引出了如何对先贤的经典文献进行解读的问题，是应当尽可能还原其著作原意，还是应当更加注重对其进行现更具代性的阐发？此外，本文同样未能作出解答的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在现代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重构，这些问题是本人未来研究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