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语言态度与变语配对实验
W. E. Lambert曾指出，如果一个学生想要成功学习另一个社群的语言，他需要愿意并能够接受该语言文化的行为方式，包括言语方式；关键因素包括学习者对民族主义的倾向以及对其他社群态度的好坏，这被认为是学习新语言成功与否的关键[1]。语言态度(Language Attitude)指个人或社会在社会认同、感情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对某种语言或方言(包括使用价值、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等方面)的认知、评价以及与该语言或方言相关的行为倾向[2]。
W. E. Lambert将学习第二语言的动机划分为实用动机和归附动机。实用动机是出于功利目的，而归附动机是对另一语言和文化集团产生好感的动机。研究发现具有归附动机的学生在学习法语方面表现更好。Lambert强调了发音和听力方面的学习效果与学习者的归附动机强弱相关，而语言学习能力不是关键因素，这里的归附动机本质上正是语言态度的体现。
要了解某个体或群体的语言态度，则需要对其进行调查，调查方法可分为直接法、间接法与文本分析法[3]。直接法即通过调查问卷或访谈的方式直接询问被调查者，但这种方法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对方可能出于各种顾虑隐瞒真实的语言态度。而间接法主要就是采用变语配对实验(Matched-Guise Technique)。变语配对语言态度实验方法[4]是通过一位双语者录制不同变语的录音，然后让受试者根据声音分别对不同说话人(必须让受试误以为该双语者的录音来自不同的说话人)进行评价，本质是利用语言或方言的转换诱导出某个语言集团成员对另一集团及其成员所持的偏见或是带倾向性的看法[5]。这一社会心理调查方法自创设后被广泛应用和完善[6]，它巧妙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同一性，使语言态度成为能左右受试者判断的唯一变量。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新疆南疆地区S县抽取的少数民族学生样本为调查对象，通过变语配对实验，辅之以访谈，考察中小学被试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言(简称“普”)和带维吾尔语口音的国家通用语言(简称“维普”)二者的语言态度。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南疆和田地区S县5~12年级(即第三、四学段和广义上的第五学段，此范围的学生具备被试的认知基础)共约400名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和田地区S县地处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属艰苦边远地区五类区，经济相对落后，能体现新疆南疆地区的一般特点。
2.2. 制作变语录音
变语录音的说话人为两名汉维双语者，一名男性，一名女性，朗读同一段文本，每段录音时长为30~40秒。为排除语气起伏等对实验的干扰，录音文本选用一段电热器的使用注意事项，文字内容相对平淡、客观，不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根据录音文本，女性双语者录制国家通用语言(简称“女普”)、带维吾尔语口音的国家通用语言(简称“女维普”)两种变语的录音。相应地，男性双语者录制国家通用语言(简称“男普”)、带维吾尔语口音的国家通用语言(简称“男维普”)两种变语的录音。男性的录音穿插在女性的录音之间，按照“女普–男维普–男普–女维普”的顺序播放，使受试难以察觉有录音来自同一个说话人。测试前告知受试测试任务是听声音判断说话人特征的测试，每段录音播放结束后，受试需要根据对说话人的印象在量表每个评价项勾选相应的分值。并强调“答案没有正确或错误之分，完全取决于你听录音时的感受”。
2.3. 制作评价量表
参照高一虹等(1998)的12对评价项，从中选取易于中学生理解的“热情–冷漠、学历高–学历低、值得信赖–不值得信赖、开放–封闭、平等待人–势利、薪水高–薪水低、聪明–憨厚、受尊敬–不受尊敬、礼貌–粗鲁、生活富裕–生活贫困”10对[6]。再参照王铭宇和刘鸿勇(2017：106)的10对评价项[7]，选取“不自信–自信、不勤奋–勤奋、不上进–上进、不诚实–诚实、不友善–友善”5对作为补充。共得15对评价项，设置成七级语义差异量表如下：
1. 热情 ○ ○ ○ ○ ○ ○ ○ 冷漠
2. 学历高 ○ ○ ○ ○ ○ ○ ○ 学历低
3. 值得信赖 ○ ○ ○ ○ ○ ○ ○ 不值得信赖
4. 开放 ○ ○ ○ ○ ○ ○ ○ 封闭
5. 平等待人 ○ ○ ○ ○ ○ ○ ○ 势利
6. 薪水高 ○ ○ ○ ○ ○ ○ ○ 薪水低
7. 聪明 ○ ○ ○ ○ ○ ○ ○ 憨厚
8. 受尊敬 ○ ○ ○ ○ ○ ○ ○ 不受尊敬
9. 礼貌 ○ ○ ○ ○ ○ ○ ○ 粗鲁
10. 生活富裕 ○ ○ ○ ○ ○ ○ ○ 生活贫困
11. 自信 ○ ○ ○ ○ ○ ○ ○ 不自信
12. 勤奋 ○ ○ ○ ○ ○ ○ ○ 不勤奋
13. 上进 ○ ○ ○ ○ ○ ○ ○ 不上进
14. 诚实 ○ ○ ○ ○ ○ ○ ○ 不诚实
15. 友善 ○ ○ ○ ○ ○ ○ ○ 不友善
2.4. 数据采集
录音在课堂播放，测试时间约为15分钟。测试开始后则让受试依次听两种变语录音，根据对录音人的印象通过语义差异量表在各评价项进行评价。每段录音播放两遍。最后回收相应的试卷。采取“集中填写，当场完成，当场回收，当场检查，不记名”[8]的方式。被试的学校和班级在采集数据时统一标注。
3. 结果与讨论
3.1.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计算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Cronbach’s Alpha)考察本次变语配对实验中所用语义差异量表的总体与各变语量表内部一致性。
Table 1. Reliability test results
表1. 信度检验结果
维度 |
Cronbach’s Alpha |
项数 |
总体 |
0.966 |
90 |
量表1：女普 |
0.889 |
15 |
量表2：男维普 |
0.891 |
15 |
量表3：男普 |
0.911 |
15 |
量表4：女维普 |
0.926 |
15 |
如表1所示，量表总体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66 > 0.9，各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也均在0.9左右，说明量表的信度较好。
而效度分析中，通过KMO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所有量表均显示出良好的因子分析适宜性。具体而言，“女普”量表的KMO值为0.908，巴特利特检验显著性为0.000，提取的两个因子解释了49.246%的方差；“男维普”量表KMO值为0.899，显著性同样为0.000，两个因子的解释率为51.462%；“男普”量表KMO值为0.930，显著性为0.000，两个因子的解释率为54.432%；“女维普”量表KMO值为0.937，显著性为0.000，两个因子解释了57.881%的方差。可见，各量表的因子分析结果均表明其具有良好的效度，适合进行后续的研究分析。
3.2. “女–地位价值”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关于语言态度的维度划分，以往国内的研究主要分为“二元论”和“三元论”两种：“二元论”如王铭宇，刘鸿勇(2017)得出“亲和力”“地位价值”这两个基本因子[8]，张璟玮(2020)同样析出两个因子，命名为“社会经济地位与意识”“优良人格特征”[9]；“三元论”如高一虹等(2019)析出三个因子，因此将语言态度划分为“地位”“活力”“亲和力”三个维度[10]。可见，维度的划分取决于析出因子的数量，析出两个因子的情况下往往将其命名为“亲和力”“地位价值”。本研究沿用了这一习惯，4个量表有3个在自然状态下析出了两个因子，剩下的一个虽然析出了三个因子，但是通过一些条件的限制仍能析出两个因子。那么，我们将4个量表的每个量表划分为两个维度，共得8个维度。8个维度首先根据性别划分出男、女两组。男、女两组再根据地位价值和亲和力两大因子匹配各自的2种变语，得出1~4组，如表2：
Table 2. Language variant evaluation groups
表2. 变语评价分组
女 |
第1组：女–地位价值 |
女普地位价值；女维普地位价值 |
第2组：女–亲和力 |
女普亲和力；女维普亲和力 |
男 |
第3组：男–地位价值 |
男普地位价值；男维普地位价值 |
第4组：男–亲和力 |
男普亲和力；男维普亲和力 |
首先，我们对第1组进行多个配对样本的Friedman检验，结果如表3：
Table 3. Friedman test for “Female-Status Value”
表3. “女–地位价值”多相关样本检验(Friedman)
|
秩平均值 |
卡方 |
P值 |
女普地位价值 |
1.82 |
212.149 |
0.000 |
女维普地位价值 |
2.57 |
根据Friedman检验结果，“女–地位价值”组中两种变语(女普、女维普)在地位价值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x2 = 212.149, p < 0.001)。女普的评价明显高于女维普(中位数：女国2.7307 < 女维国3.5000。数值越高，评价越低；下同)。因此，女性发音下两种变语在地位价值维度下的综合评价为：“女普”优于“女维普”。
3.3. “女–亲和力”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我们对第2组进行多个配对样本的Friedman检验，结果如表4：
Table 4. Friedman test for “Female-Affinity”
表4. “女–亲和力”多相关样本检验(Friedman)
|
秩平均值 |
卡方 |
P值 |
女普亲和力 |
2.32 |
153.539 |
0.101 |
女维普亲和力 |
2.17 |
根据Friedman检验结果，“女–亲和力”组中两种变语(女普、女维普)在亲和力评价上不存在显著差异(x2 = 153.539, p ＝ 0.101 > 0.05)。因此，女性发音下两种变语在亲和力维度下的综合评价为：“女普”持平于“女维普”。
3.4. “男–地位价值”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我们对第3组进行多个配对样本的Friedman检验，结果如表5：
Table 5. Friedman test for “Male-Status Value”
表5. “男–地位价值”多相关样本检验(Friedman)
|
秩平均值 |
卡方 |
P值 |
男普地位价值 |
1.49 |
331.544 |
.000 |
男维普地位价值 |
2.70 |
根据Friedman检验结果，“男–地位价值”组中两种变语在地位价值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x2 = 331.544, p < 0.001)。男普的评价明显高于男维普(中位数：男国3.3042 < 男维国4.5714)。因此，男性发音下两种变语在地位价值维度下的综合评价为：“男普”优于“男维普”。
3.5. “男–亲和力”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我们对第4组进行多个配对样本的Friedman检验，结果如表6：
Table 6. Friedman test for “Male-Affinity”
表6. “男–亲和力”多相关样本检验(Friedman)
|
秩平均值 |
卡方 |
P值 |
男普亲和力 |
2.29 |
145.177 |
0.402 |
男维普亲和力 |
2.18 |
根据Friedman检验结果，男维普和男普的亲和力评价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 = 0.402 > 0.05)。因此，男性发音下两种变语在亲和力维度下的综合评价为：“男维普”持平于“男普”。
综上，不同变语的总体评价差异可归纳如表7：
Table 7. Overall evaluation differences of language variants
表7. 变语总体评价差异表
女 |
地位价值 |
“女普”优于“女维普” |
亲和力 |
“女普”持平于“女维普” |
男 |
地位价值 |
“男普”优于“男维普” |
亲和力 |
“男维普”持平于“男普” |
学生的访谈情况与上述数据也基本吻合，学生访谈情况虽未体现不同性别的说话人之间的评价差异，但体现了一定的变语间差异。学生对国通语说话人的印象大致是：比较温柔(7年级3)，挺热情的(8年级1)，可能是大学生或者老师(7年级2)，可能在乌鲁木齐(7年级1)，给人一种很正经的感觉(8年级2)，想把国通语讲得像她这样好(6年级2)，比较严肃(6年级1)，有点冷漠，但是应该是个很认真，很有礼貌，尊重别人的人(6年级3)，应该在同学中很有威信(7年级2)。
学生对带维吾尔语口音国通语的印象大致是：不是很自信，但是比较温柔(8年级1)，应该是个比较憨厚的人(8年级2)，学历有点低(6年级5)，有点内向，可能学历不高(8年级3)，比较亲切，比较温和(8年级)。
总的来说，国通语在地位价值方面评价较高，尤其是男性发音者。带口音的国通语整体评价较低，尤其是在地位价值维度。性别方面，男女说维吾尔语都被认为最具亲和力。这背后的原因也不难解释，标准语能力的强弱会彰显使用者的阶层、收入、教育水平高低等社会意义[11]，因此国通语容易在地位价值维度得到双语者或多语者的青睐，自然在评价方面优于带口音的变语。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变语配对实验，揭示了不同变语在地位价值和亲和力上的差异。标准国家通用语言(女普和男普)在地位价值上得到更高的评价，而带口音的国家通用语言(女维普和男维普)在地位价值上的评价则不如前者。尽管在亲和力的评价上两者持平，但这并未改变中小学生对标准国家通用语言的偏好。学生访谈的反馈进一步印证了量表结果，显示出相关群体对不同变语的认知和评价差异。这些发现为理解语言变体在社会认同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依赖变语配对实验，缺乏对其他前沿语言态度间接研究方法的应用。近些年以来，内隐联想范式已被引入语言态度调查中，适用于测量双语者的二语态度。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引入内隐联想测验，以便与变语配对法相互验证，从而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