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过程与特征
1.1. 大一统思想形成过程
“大一统”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该书在阐释《春秋》经文“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提到：“元年为何？乃君主即位之始年。春为何？乃一年之始。所言之王指谁？乃周文王也。为何先言王而后言正月？因正月乃王所定之正月。何以称王的正月？此即大一统之义。”[1]此处，“大”意为尊崇、弘扬；“统”则指开端、总领(据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因此，“一统”即指天下统一于周天子。尽管“大一统”一词在文献中出现较晚，但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甚至更早。
根据古史记载，中国上古时期存在黄炎、东夷和三苗三大部落集团，彼此间战争频繁。然而，在这些部落战争的背后，隐含着部族融合与天下一统的观念。到了尧、舜、禹时期，他们不仅被后世尊为圣王，更被视为“协和万邦”的共主。《尚书·尧典》开篇赞颂尧的德行与功绩，称其“光辉普照四方，通达天地。能彰显美德，使亲族和睦；亲族和睦后，又能治理百姓；百姓明理后，又能协和万邦，使民众在变革中归于和谐。”尧的治理方式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从本族扩展至百姓，再从百姓延伸至万邦。能够“协和万邦”，表明尧已成为各族邦国共同尊奉的领袖。这种由中心向外扩展的治理模式，正是早期天下一统观念的雏形。
西周时期，通过严格推行宗法制与分封制，国家统一的局面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与此同时，“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在表述上更加明确，其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尚书·洪范》中记载：“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大盂鼎》铭文则称：“伟大的文王，受天命而兴；武王继承文王之业，建立国家，安抚四方，治理万民。”《诗经·鲁颂·閟宫》亦云：“王对叔父言道，立你长子为侯，封于鲁地。扩展你的疆土，作为周室的辅弼。”这段记载进一步强调了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诸侯从天子处“受民受疆土”，因而必须效忠天子，共同维护王室权威。而《诗经·周颂·执竞》也提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这些文献表明西周疆域辽阔，广有四方，实现了空间上的“大一统”。若将以上各层面的“大一统”观念加以提炼，最为经典的表述莫过于《诗经·小雅·北山》中的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从土地到臣民，从天下到四海，一切皆统属于天子，天下归于一统，四海归于王权之下。《穆天子传》中记载：“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3]在平定叛乱和征服东方诸方国后，周朝的统治区域大为扩张，周人开始打破原有的狭隘地域观念，开始逐步形成天下观念，这为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理论基础。
秦统一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秦始皇将“王”的称号改为“皇帝”，自称“朕”，并规定“命为制，令为诏”。这一系列名号的变更，彰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确立了皇帝作为天下唯一至尊的权威地位。推行郡县制，将地方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央，形成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格局(《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变革彻底改变了分封制下的权力分散状态，奠定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进一步北击匈奴、南征岭南，使秦朝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4] (《史记·秦始皇本纪》)，实现了空前的疆域统一。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大声疾呼“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5]，这充分证明了孔子大一统的政治愿景。面对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提问，孟子主张“定于一”，认为君王只有实行仁政，百姓才会自发地拥护他。韩非子提出了建立“法治”大一统和强化君主权力的政治主张。墨家强调“尚同”与“执天下为一”。先秦思想家对大一统思想的宣传，与当时诸侯争霸的时代潮流不谋而合，为秦汉迎来大一统中央王朝奠定了理论基础。
1.2. 大一统思想的特征
一是各民族都认同是中国人，不自外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开始逐步形成共同的祖先认同。先秦时期各个族群有各自的祖先神，譬如周人的始祖是后稷，郯国的祖先是少皞，姜姓的祖先是太岳等。战国时期，众多的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的现象，黄帝逐渐成为各民族的“共同祖先”。秦汉王朝将原本与黄帝并列的颛顼、帝喾、尧、舜四帝附会成黄帝的子孙，以此证明各族有共同的血统，为建立统一国家提供了依据。《魏书·序纪》记载鲜卑人是皇帝之子的后代，此外，鲜卑慕容氏、羌族姚氏纷纷认祖于黄帝。如今我们常常仍自称“炎黄子孙”，无论是哪个民族都认同我们同属一个国家，认同国家统一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
二是夷夏之别由明显而渐至模糊。夏商时期，中原地区分布着诸多邦国，被称为“诸夏”。到周朝实行分封时，仍有大量邦族并非周朝分封，这些邦族逐渐被称为“蛮夷戎狄”，夷夏之别初见端倪。春秋早期，周王室式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而强大的诸侯国中楚、秦、吴、越均被视为“戎狄”。然而，一方面楚秦吴越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另一方面，中原诸国积极与之合纵连横。这一时期“蛮夷戎狄”与诸夏列国杂居共处。秦汉时期，为了适应大一统国家的运转，协调民族关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中提出：“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6]可见夷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并没有明显界限。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融合，多元族群碰撞融合中都呈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之下，汉人与内迁胡人融为一体进程加速，促进了胡汉的深度融合。隋唐时期是族群大交往大交融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7]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进一步巩固壮大时期，明朝以“华夷无间”的族群观念，巩固着边疆地区。清初为了驳斥“华夷之辩”，雍正作《大义觉迷录》指出，“夷”字是方域之名，不存在贬义。天下一家、万物一体是“万事不易之常经”，天下之君，有德者居之，无须分别华夷。纵观历史，可以看到，“内夏外夷”、“贵夏贱夷”的观念已经成为历史。
三是各民族都以儒家“忠君尊王”为理论基础。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提出了关于大一统的主张。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建构了一个维护天下一体的伦理秩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正统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的上层精英们对儒家文化表现出积极吸收的倾向，建立前秦的苻坚八岁时便请老师到家中教学，在儒家的影响下，苻坚变得“性至孝，博学多才艺”。南北政权也都宣扬正统观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前赵政权宣称，“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8]，辽太祖立国时，就下诏修建孔庙，春秋两季派人祭奠孔子。清军入关后，清朝恢复了元世祖牌位，陆续将前朝皇帝加入祭祀之列。可见无论哪个民族建立的政权依旧以中原文化寻求法统依据。
2. 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的实践
2.1. 各民族共同夯实了中央集权制度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为了巩固统治，秦王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由此开启我国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发展历程。秦朝废分封，设郡县，皇帝直接任命地方长官，确保政令畅通。此外，在中央集权郡县制下，民众不论曾经属于哪个族群、哪种文化，都变为秦朝的“编户齐民”，促进了疆域巩固、人口交往。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汉武帝推行推恩令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设刺史监察郡国。此外，汉朝也积极经略边疆，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在西南边界设立新郡。除了直接设立郡县，秦汉王朝还通过设属国、派遣临时性“持节领护、和亲、纳质、册封等方式羁縻周边族群，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隋唐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动荡不安的乱局，重建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隋文帝对草原地带的突厥采取分化安抚策略，东突厥遂率众归附。唐在西域设燕然都护府，将北方草原地区纳入版图。除了在直接统治的地方实行州县制，隋唐还在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府州制进一步中央对地方的管理，进一步夯实政治格局的大一统。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南北对峙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元朝首次建立行省制度，中央直辖“腹里”，行省之下设宣慰司进行有效管辖。成吉思汗完成了天山南北的政治统一，在别失八里、阿母河等处设行尚书省事进行治理。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成为时代主流。
明清时期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明朝采取更为开放的民族政策，设置府州县，加强对云南的管理。对于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则实施僧官制度，通过册封高僧实现对西藏的有效管理。清朝削平三藩、平定西北，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9]。清朝强调无论满汉官民皆是其臣子，天下一家，体现了大一统的政治观。
2.2. 各民族共同发展了全国经济市场
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建立，与之对应的经济体系逐步形成。秦朝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法律，修筑通行全国的驰道。两汉时期，道路的标准化、统一化持续推进。同时，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的贸易也逐渐繁荣，丝绸之路驼铃悠悠，往来商贾络绎不绝，中原的丝绸、铁器向西域传播，西域的葡萄、石榴、骆驼等诸多域外物产也传向中原。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中心的逐步南移推动了南北之间的交往交流。隋唐大运河的修建，两岸商业的发达，“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在边疆，唐朝与回纥进行着大规模的绢马贸易，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和平。陆上丝绸之路上，沙州、伊州、西州、北庭……远慕华风奔赴者不计其数，从“点状”贸易到多条线路的“线形”延伸，纵横交错的道路勾勒出隋唐丝绸之路。
元朝的大一统则进一步促进了农区和牧区两大区域的整合，元政府通过鼓励商人自行向牧区运粮的方式调配粮食，缓解了牧区的粮食压力，促进了农牧经济的相互融合渗透，有利于不同地区经济交往交流。
明朝时期西南地区茶马贸易极其繁荣，茶马互换促使西南各族融入全国大市场，西部地区的互市与朝贡贸易全面展开，加快了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时期，白银成为主要流通的货币，手工业发展，商帮逐渐崛起，海禁的解除带来大量白银流入，影响辐射到各民族地区。清朝实行“摊丁入亩”并鼓励开荒，将诸多偏远荒山变为肥沃农田。商业手工业也进一步发展，地区性商业中心大量出现多数省区出现广阔的农村集市网，构建起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
2.3. 各民族共同塑造了中华文化
秦朝文字的统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为文化大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交往也从未中断，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专家认为该织锦护臂是蜀锦匠人为汉朝皇家织造，出现在新疆证明了中原王朝和边疆地区的密切交往。龟兹石窟壁画上出现了排萧等中原乐器，边疆地区的音乐舞蹈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各区域性文化在传播中不断交融创新。
隋唐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对待各民族，居住在长安的胡人相当多，不仅边疆族群纷纷迁往中原，也有不少中原民众移往边疆。在文化艺术上胡汉互鉴、交相辉映，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汉乐和胡乐结合的产物。在石刻、雕塑方面也融入了西域风格，龙门石窟、榆林窟等作品均展现出胡汉交融的风貌。不仅国内文化交流活跃，国际间的往来也相当频繁，东亚等国纷纷派遣唐使学习唐朝制度文化，形成了覆盖东亚的中华文明圈。
明代着力在西南一带推行儒学教育，仅贵州一地就有60所入学学校，土官可以随时遣子入学，少数民族文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推陈出新迎来了新的发展。清朝皇帝通过解释经典、编纂史书等方式，增强国家认同。顺治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御书“万世师表”，将自己塑造成儒家理想标准的帝王形象。
3. 大一统思想的历史逻辑
3.1. 自然地理形成天然统一的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亚洲东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西部有帕米尔高原，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东边被海洋包围，南面则有喜马拉雅山，由此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梁启超认为正是由于地势，中国才是天然的大一统国家。青藏高原的不断隆起带来了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段和海路交接处形成的温带大陆性气候、高原山地气候、温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带来了差异极大的生存环境，由此形成不同地区文化，这一西高东低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和向外开放的心理特质。西部地区人群天然具有向东部平原迁徙生活的倾向，北部的荒漠和草原也使得游牧渔猎民族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在中华民族先民胼手胝足开发疆域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人们带有不同的经济诉求，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共同利益追求，由此希望建立统一的国家，拥有统一的秩序当属应有之义。
3.2. 农业社会依赖强有力的政权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的支柱产业即农业，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缺陷，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权保障农业经济的正常运行。古代黄河水患频发，曾河道改道26次，决口泛滥近1593次，严重威胁着两岸广阔平原地区，如果不予理睬水患，受灾的灾民流离失所，将引发更大规模的骚乱和动荡，甚至引发王朝更替。此外，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中原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地和农作物产出区，只有确保地区生存安全，才可能维系、拓展管辖区域。但面对治理黄河这种超大型工程，不仅需要统一规划部署，更需要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于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应运而生。只有以国家层面的力量统筹推动，才能确保动员所有人力、物力、财力完成治理黄河的艰巨任务，从而维持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
3.3. 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需要大一统思想
从秦朝开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延续至今。大一统思想既是帝王将相治国安邦的行为准则，更是中央集权制度得以确立巩固的重要思想条件。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制度不同，但大一统思想始终是人们追求的政治理想，汉武帝曾因“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忧虑，前秦苻坚认为如若大业不成，则“天下何由一轨”。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内在的文化基因，历经岁月变迁，依旧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思想纽带。
近代以来，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大一统思想依旧指引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接续奋斗，从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到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到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都是大一统思想的传承与弘扬。祖国统一是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深切的盼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祖国统一必然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