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八千颂般若经》，又名《圣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是大乘佛教的经典。般若经是公元前后开始流布于印度的一类大乘经典的总称，主要内容是关于般若波罗蜜多(prajñā pāramitā)的理论与实践，阐述空性和慈悲，对后来大乘佛教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佛教经典中的般若波罗蜜多是佛陀的直接教义，被认为是基本教义，体现在不仅仅为自己学习和修行，也为利他利世，从而般若思想成了促进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动力，一直以来受到高度尊重并被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人们认为抄写和传播般若经会产生许多功德，这些功德的积累是佛教信徒为了获得善道而实现的重要目标。学术界一般认为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出现的《圣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是最早的般若经，梵文为Ārya-ā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此后产生的各种般若经都在其基础上增加或缩减而成，因此作为核心经典《八千颂般若经》的重要性和地位不言而喻。16世纪后半期，《八千颂般若经》首次被翻译成蒙古文，而后历经不同的蒙古译经师多次翻译、编纂和校对，现存多个不同蒙古文译本，有关蒙古文《八千颂般若经》的传播、内容特点、各个版本的异同等问题一直是目前研究的焦点。
2. 《八千颂般若经》概述
《八千颂般若经》(以下简称《八千颂》)存在多种语言文字的版本，其中有梵文本、汉文译本、藏文译本、蒙古文译本、西夏文译本等等。
2.1. 各种语言版本的《八千颂般若经》
《八千颂》出现于印度，目前已有许多不同版本的梵文、藏文、蒙古文和汉文译本。梵文修订本目前已经出版的版本有三种，1888年，密多罗(Rajendralal Mitra)出版了最早的《八千颂》梵文校勘本[1]，荻原云来(Unrai Wogihara)、桑德尔(Lore Sander)等学者都对其梵文本进行过研究，《八千颂》的梵文本则被爱德华·康兹(Edward Conze)翻译成英文，名为“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Eight Thousand Lines”[2]出版，康兹毕生致力于般若经的翻译与研究，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对西方学界般若经研究做出的开创性的贡献。汉文译本方面，从东汉到北宋，《八千颂》屡经翻译到汉文，根据隋法经等所撰《众经目录》、隋彦琮《众经目录》、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唐智升《开元释教录》、明智旭《阅藏知津》、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综合考察可知[3]，《八千颂》的历代汉文译本共有九个，现七存二佚[4]。《八千颂》从九世纪开始被翻译成藏文，藏译名称为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brgyad stong pa’i mdo，历代藏文译本共有六个[5]，现存的版本非常多，其中包括有北京版、德格印经院版、纳塘寺版等，其载体形式有木刻版、手抄本、铜版等多种形式，藏文译本《八千颂》后来在蒙古地区广为人知。《八千颂》在梵文本、藏文译本和蒙古文译本中都是32章，但蒙、藏译本的章节名称在不同译本中有不同体现。
此外，在其他民族语言佛经中，有西夏文译本《八千颂》，目前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学界认为西夏文译本也是以藏文本为底本翻译的。而在现存回鹘文般若部佛经中并未发现回鹘文译本《八千颂》[6]。
2.2. 蒙古文《甘珠尔》与蒙古文《八千颂般若经》
蒙古文《八千颂》的名称通常被称为bilig-ün činadu kürügsen naiman mingγan-tu，在蒙古语口语传统中则被称为“扎丹巴”(Jadamba)，其名称来源于藏语brgyad stong pa (意为八千)的音译。在当时的蒙古地区，人们认为诵读《八千颂》能带来好运，并且能够消除各种灾难和厄运，此经也成为了最为广泛传播的佛经之一。
蒙古文译本《八千颂》是蒙古文《甘珠尔》中的一篇，《甘珠尔》和《丹珠尔》又称《大藏经》，故蒙古文《甘珠尔》和《丹珠尔》即为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藏语意为“佛语翻译”，含显密经藏和律藏，主要是佛教的原始经典，《丹珠尔》则是“论典翻译”。约在十三世纪初，西藏佛教的高僧大德第一次完整搜集《甘珠尔》和《丹珠尔》并编辑成目，逐渐发展成了后来的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写本及刻印本。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传入蒙古地区之前，其中的某些篇目已被翻译成蒙古文，16世纪中叶，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Altan qaγan, 1507~1582)与格鲁派藏传佛教建立关系，该时期涌现出很多优秀译经师，上千部佛教典籍都被译成蒙古文，对蒙古文佛教文献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将藏文《甘珠尔》全部译成蒙古文，是这一时期蒙古文佛教文献方面所取得的一个成就，而有些学者称这一时期为蒙古文佛教文献的成熟时期。锡埒图·固什·绰尔济(širegetü güüši čorǰi)为首的译经师们，用五年时间将藏文《甘珠尔》首次全部译成蒙古文。17世纪，在林丹汗的命令下，由贡嘎斡节儿·班智达(kun-dga’od-zer bandida)、萨木丹僧格(Samdan Sengge)等人主持，在多位译经师的努力下，用半年时间完成蒙古文金字《甘珠尔》(Altan Kanjur)的整理、书写工程[7]，此版亦被称为林丹汗《甘珠尔》。现金字《甘珠尔》只残存20卷，藏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3. 蒙古文《八千颂般若经》的各译本及收藏情况
蒙古文译本《八千颂》是蒙古文《甘珠尔》的一部分，在其不同译本的数量及分类方面，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娜塔莉娅(Natalia Yampolskaya)认为蒙译本《八千颂》存在八个不同的译本，表示八个译本翻译的年代即是蒙古文《甘珠尔》的年代[8]，蒙古文《八千颂》名称的翻译在各个译本都存在一些差别[9]，如下表1所示，早期的五个译本将题名译作“bilig-ün činadu kiǰaγar-a kürügsen”，之后的两个译本译作“bilig-ün činadu kürügsen”，这种差异并不会影响表达的含义，仅仅是翻译上的差别。而达日巴·班第达(Darba bandida Luvsan Sodovjams)译本目前只有残篇留存，所以译名不得而知。也有学者认为达尔罕喇嘛(bandida Darqan Blam-a)或是一个称号，不是一个人名，而且作为称号出现的情况并不罕见，所以和萨木丹僧格(Samdan Sengge)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乌达木则认为共有四种蒙古文译本[10]，即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手抄本《八千颂》、收录于113卷蒙古文《甘珠尔》(即金字《甘珠尔》)的版本、收录于清代108卷蒙古文《甘珠尔》(又称北京版《甘珠尔》)的版本以及托忒文《八千颂》。并认为蒙古文《八千颂》大致可分为新旧两种。托忒文《八千颂》与成文于清代的108卷蒙古文《甘珠尔》所收的《八千颂》相同，都是属于新系统的经书。而旧系统为成文于明代的抄本《八千颂》与113卷蒙古文《甘珠尔》所收的《八千颂》。即便在旧系统中，明代的抄本《八千颂》和113卷蒙古文《甘珠尔》所收的《八千颂》均为现存蒙古文诸译本中最为古老的文本。通过对以往学者的研究与整理，我们对蒙古文《八千颂》各译本的译者及译名情况进行了梳理，结果汇成以下表1：
Table 1. Translators and names of the translations of Ārya-ā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表1. 蒙古文《八千颂》各译本的译者及译名
序号 |
译者 |
译名 |
1 |
迪图巴·噶卜楚·喇嘛(Daduγba gabču lam-a)、图日嘎尔(Durqar Omboo Snagbo baγsi)、拉锡(Brasi baγsi) |
qutuγ-tu bilig-ün činadu kiǰaγar-a kürügsen: naiman mingγan |
2 |
桑达锡礼·岱·固什(Sandasiri Dai Guusi Āryadeva) |
qutuγ-tu biligün činadu kiǰaγar-a kürügsen naiman mingγan silüg-tü |
3 |
萨木丹僧格(Samdan Sengge) |
qutuγ-tu bilig-ün činadu kiǰaγar-a kürügsen naiman mingγ-a-tu |
4 |
班第达·达尔罕喇嘛(bandida Darqan Blam-a) |
qutuγ-tu bilig-ün činadu kiǰaγar-a kürügsen naiman mingγan |
5 |
阿拉坦格日勒乌巴什(Altan Gerel ubasi) |
qutuγ-tu bilig-ün činadu kiǰaγar-a kürügsen naiman mingγan neretü |
6 |
咱雅班第达(J̌ay-a bandida) |
qutuγ-tu bilig-ün činadu kürügsen naiman mingγan-tu |
7 |
佚名译者 |
qutuγ-tu bilig-ün činadu kürügsen naiman mingγ-a-tu |
现已知的八种蒙古语译本中最早的一个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目前没有发现更早的蒙古文译本存在，历代《八千颂》的蒙古文译本按时间顺序列出如下，1599~1603年：迪图巴·噶卜楚·喇嘛(Daduγba gabču lam-a)等三人译本；1608年：桑达锡礼·岱·固什(Sandasiri Dai Guusi Āryadeva)译本；1620年左右：萨木丹僧格(Samdan Sengge)译本，未知年份(可能是17世纪初或中叶)：达尔罕喇嘛(bandida Darqan Blam-a)译本；17世纪中叶：阿拉坦格日勒乌巴什(Altan Gerel ubasi)译本；1638~1662年：咱雅班第达(J̌ay-a bandida)译本；1678~1702年：达日巴·班第达·罗桑苏德巴扎木苏(Darba bandida Luvsan Sodovjams)译本；1720年之前：佚名译者译本。
目前蒙古文《八千颂》在国内外都有收藏，应被首先提及的是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本。该图书馆有568份蒙古文献，这些文献主要是在瑞典人亨宁·哈斯伦德·克里斯滕森(Henning Haslund Christensen)领导的丹麦皇家地理学会在第二次中亚探险期间在内蒙古南部收集的。收藏在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的两份手稿，编号为MONG.482, MONG.481，共有24卷，MONG.482为《八千颂》第一卷到第十三卷，MONG.481为第十四卷到第二十四卷[11]，根据该藏本的题跋，可以将该译本的年代定在 17 世纪初。而在蒙古国家图书馆藏中有蒙、藏文木刻版《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7]，鄂尔多斯市图书馆中藏有萨木丹僧格译，清雍正五年(1727)刻本《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之略本，计三十二章、二十五卷。在法国法兰西公学院图书馆(Collège de France, Bibliothèque d’Études chinoises)还藏有一本萨木丹僧格译1629年版《八千颂》，编号为IHEC FP III 9，此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和圣彼得堡大学也有一些收藏。托忒文本《八千颂般若经》是卫拉特部高僧咱雅班第达(1599~1662)所翻译的，他在1638~1662年翻译了近200部藏文佛教典籍[12]。在其弟子拉德纳巴德尔(Ratnabhadra)所撰《咱雅班第达传》(又名《月光》Sarayin Gerel)中，将《八千颂》列为了他翻译的佛经之一，现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化研究所藏有两部托忒文《八千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昭苏镇巴音杰·胡盖收藏一部1742年木刻本，昭苏县夏特乡鄂齐尔·那木吉拉收藏一部。
4. 蒙古文《八千颂般若经》研究概述
自19世纪末起，蒙古文《八千颂般若经》逐渐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欧洲学者率先涉足这一领域，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ouis Ligeti)、捷尔吉·卡拉(Kara György)、德国学者海涅希(Erich Haenisch)和海西希(Walther Heissig)等，对蒙古文《甘珠尔》及其中的《八千颂》进行了初步研究。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佛经基本情况的介绍，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些早期研究多停留在描述性层面，缺乏对蒙古文《八千颂》版本特征、翻译风格及其文化意义的深入探讨。
2010年后，蒙古文《八千颂》的研究进入专题化阶段，学者们开始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去探讨相关问题，取得了显著进展。2012年，乌达木发表了论文《〈八千颂般若经〉蒙译本的传承》[13]，其中首先介绍了蒙译本《八千颂》的来源以及藏文译本和蒙古文译本的收藏情况，指出藏文译本和蒙古文译本的各种版本存在新旧两种翻译特征，作者称其为“新旧系统”，而“新旧系统”对于《八千颂》的章节名称有所差别，并且列出了这些章节名称。2013年，发表了论文《北元时期蒙古文译本〈八千颂般若经〉—以哥本哈根写本为例》[14]，介绍了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的《八千颂》的收藏情况，并讨论了该藏本的译者、写成的年代以及章节题名与其他译本之间的差异等等问题。2014年，乌达木在其博士论文《蒙古文〈八千颂般若经〉文献学研究》[15]中，从文献学角度对蒙古文《八千颂》进行了全面研究。他论述了蒙古文《大藏经》与蒙古文译本《八千颂》的各译本、系统分类、特征、《八千颂》中体现的心性本净说等方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研究员娜塔莉娅·彦珀尔斯卡娅(Natalia Yampolskaya)是蒙古文《八千颂》研究领域最为深入且成果颇丰的学者。2015年，她发表论文《17世纪蒙古佛教典籍：〈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八种蒙古文译本》[8]，系统介绍了蒙古文《八千颂》与蒙古文《甘珠尔》的翻译底本的来源，并指出目前存在八种不同的译本的同时讨论了各译本的翻译风格特点和技巧上的差异，这一研究在版本学和翻译学方面具有重要价值。2018年，娜塔莉娅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整理出版，书名为《扎丹巴：〈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八种蒙古文译本》[16]。这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系统研究蒙古文《八千颂》的专著。该书共有四个章节，从八种译本的写成的基本情况到各译本之间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再到各译本的翻译特点以及蒙古文佛教文献翻译风格、技巧的演变史，彦珀尔斯卡娅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2019年，彦珀尔斯卡娅发表了论文《蒙古地区发现的罕见藏文译本〈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17]，主要讨论了蒙古文《八千颂》具体以哪些藏文本为底本来源的问题，根据早期译本封面上的藏文以及某些章节的内容对比，推断出与其相对应的藏文源本。2020年，彦珀尔斯卡娅发表论文《咱雅班第达翻译过两部〈八千颂〉吗》[18]，根据《咱雅班第达传》中的文字记载，论证了咱雅班第达分别以蒙古文和托忒文翻译过两部《八千颂》，并比较了这两部《八千颂》的内容以及翻译特征的不同。
2020年，包桂英发表了论文《蒙古文大乘佛教经文〈八千颂〉研究》[19]，她指出《八千颂》是大乘佛教重要的经典，是最古老的般若经，此后产生的各种般若经都是在其基础上增减而成的。包桂英从《甘珠尔》与《八千颂》之间的关系、《八千颂》蒙古文译本以及研究《八千颂》的学术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她提出锡埒图·固什·绰尔济是否翻译过《八千颂》提出了疑问，并表示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她强调蒙古文《八千颂》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古籍文献，是研究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包桂英的研究在文化意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翻译实践和版本学方面的分析相对不足。同年，包桂英发表论文《〈八千颂〉及其释文〈现观庄严论〉》[20]，介绍了《现观庄严论》的来源以及内容，以及与《八千颂》的关联，探讨了《现观庄严论》在蒙藏地区传播的情况，这篇也是为数不多的讨论蒙古文《八千颂》与《现观庄严论》的论文。2021年，包桂英发表论文《简析〈八千颂〉思想的现实意义》[21]，从汉、蒙、藏文《八千颂》的翻译情况、蒙古文《八千颂》内容概括以及《八千颂》思想的现实意义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探讨了传统文化在现代价值观下的现实意义。
在蒙古文《八千颂》的底本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庄司史生(Fumio Shoji)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发表了多篇论文，如《藏文〈八千颂〉的翻译特点》[22]《大乘佛经到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文本的变化及意图》[23]《关于三种藏文本〈八千颂〉》[24]《关于〈八千颂〉诸本的系统–以第一章为中心》[25]等。庄司史生的研究深入探讨了藏文《八千颂》的翻译特点和版本系统，为研究蒙古文译本的底本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文版本本身，对蒙古文译本与藏文底本之间的文化互动和翻译特点的探讨相对不足。
蒙古文《八千颂》研究在版本学、文献学和翻译学领域虽有进展，但仍存在不足，如对对翻译实践背后的文化背景分析及跨文化理论框架的运用不够充分。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跨学科视野，整合文化学、宗教学与翻译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剖析蒙古文《八千颂》的翻译特点、文化适应性以及其在民族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价值，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5. 结语
以上可知，《八千颂》从公元一世纪出现以来，存在多种语言文字和多种载体形式的版本。从17世纪初期到1720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不同时代在不同发起者的动员下，《八千颂》多次翻译成蒙古文，存在诸多不同译本，而这些不同的译本应是基于不同的藏文本来源翻译的，现在萨木丹僧格、咱雅班第达等高僧大德翻译的诸译本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研究所。
总的来说，蒙古文《八千颂》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蒙古文《八千颂》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既有相关主题论文，也有已出版的专著，而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各种译本的发起者、译者和翻译写成的年代等问题上，对此有不少专题论文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中娜塔莉亚、乌达木等学者对不同译本《八千颂》的藏文源底本的谱系也有一些详细的分析。第二，《八千颂》文献学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各译本之间的差异，如蒙古文译名、题跋、章节名、部分内容上的差异，目前还未见到对蒙古文《八千颂》具体某一版本的转写、注释、分析的专题研究。第三，也有学者关注蒙古文《八千颂》所传达的佛教哲学思想，主要分析佛教般若思想的同时，探讨了其体现在现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目前来看，对于蒙古文译本《八千颂》的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并未见到对于文本的语言特征有系统性研究。从《八千颂》被屡次翻译可以看出此经当时在蒙古族人民中的崇高地位，也从侧面展示了16世纪之后的蒙古文佛教文献的蓬勃发展以及佛经翻译走向成熟的时代特征。
基金项目
本项目由国家留学基金资助(20230639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