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链式中介作用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Creativity Personality on Creative Self-Efficacy: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摘要: 本研究试图探索大学生创造性人格与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以及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采用创造性人格量表、创意自我效能感量表、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和中文版创造性焦虑量表，对43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大学生创造性人格、创造性焦虑和创意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负面评价恐惧与创意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创造性人格正向预测大学生创意自我效能感，同时通过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创意自我效能感。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in college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roles o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creative anxiety in this relationship. Using the Creative Personality Scale, Creative Self-Efficacy Scale, 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an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reative Anxiety Scal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430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reveal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creative personality, creative anxiety,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Creative personality positively predicted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also influenced creative self-efficacy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on o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creative anxiety.

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创造性的需求不断提高，如何最大化地发挥人类的创造性潜能成为人们探讨的热点话题(王佳，2013；World-Economic, 2016; Daker et al., 2020; Ren et al., 2021)。然而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个体能否呈现较好的创造力表现，创意自我效能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张景焕，王亚男，初玉霞，徐希铮，2011；Teng et al., 2020)。不少研究结果均显示创意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创新行为(Du et al., 2020; Qiang et al., 2020; Tierney & Farmer, 2011)。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效验性的一种自我判断(Bandura, 1986)。Bandura (1997)进一步指出，创造力表现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高度的自我效能感。基于此，Tierney和Farmer (2002)提出了创造性活动这一领域的自我效能感，即创意自我效能感(creative self-efficacy)，它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在某一特定任务中创作创意作品的评价(张景焕等，2011；Tierney & Farmer, 2002)。大学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重要实践平台，大学生是创造性活动的主体，提高大学生的创意自我效能感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核心内容，可以不断为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提供新鲜血液。因此，探明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一方面可以从理论上丰富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可以在实践上为提高大学生的创意自我效能感，丰富校园生活提供参考意义。

创造性人格(creativity personality)是影响个体创造性的另一重要因素，与创意自我效能感具有密切的关系。创造性人格又称创造力倾向，是指与创造性有关的一系列人格特质，能帮助个体促进创造性发展和创造性任务的发展(李西营，刘小先，申继亮，2014；Hughes et al., 2013)。创造性人格在创造性活动中起到整合的作用，是个体的创造性与成就之间的桥梁(蔡笑岳，朱雨洁，2007；Cashdan & Welsh, 1966; Feist & Barron, 2003)。它包括反思能力、好奇心、想象力、克服困难的能力、开放性、灵活性(Cheung & Leung, 2014)。也有研究者发现创造性人格包括自主性、灵活性、对复杂性的偏好、对经验的开放性、敏感性、游戏性、对模棱两可的容忍、冒险或风险容忍、内在动机、自我效能感、广泛的兴趣和好奇心(Runco et al., 2006)。在许多创造性研究中，好奇心、想象力、冒险性和挑战性被认为是创造力的特质成分(申继亮，师保国，2007；Rudowicz & Hui, 1997; Torrance, 1988)。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创造性人格和创意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秦燕青，2019)。也有研究发现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rockhus et al., 2014)。从以往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创意自我效能感与创造性人格的相关显著，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具有积极促进的作用，高创造性人格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创意自我效能感；反之，低创造性人格的个体具有更低的创意自我效能感(高田钦，王保健，2016；贾绪计，林崇德，李艳玲，2016)。在这里提出研究假设1：创造性人格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创造性人格。

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指个体对他人负面或消极评价的担忧与恐惧(陈祉妍，2002)。根据心理应激理论，不同的人格特征(比如创造性人格)会使人对同一应激源(比如负面评价)持完全不同的态度(比如恐惧)和认知评价，并采取不同的反应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韦有华，汤盛钦，1998)。研究表明，很多人格特征都对负面评价恐惧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些人格特征包括神经质、开放性、外倾性等，其中外倾性这一人格维度能直接预测负面评价恐惧(马小芹，杨秀木，申正付，韩布新，2013；Hazel et al., 2014)。创造性人格是与创造性有关的人格特征，也包括开放性、外倾性、神经质(Li et al., 2015; Russ, 2013; Simonton, 1996; Woody & Claridge, 1977)。尽管目前并未有明确的研究结论指出创造性人格和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但大多数研究结论都支持人格特征对负面评价恐惧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创造性人格对负面评价恐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自我效能感自提出之初就与恐惧等负面情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Bandura, 1986)。当负面评价恐惧的程度不断加深，就会产生不自信等负性情绪体验，从而导致自我效能感等正性情绪程度降低(林忠永，杨新国，2018；El-Alayli & Baumgardner, 2003)。同样的结果在以青少年、孕妇、癌症患者为研究对象中也得到了支持，恐惧感与自我效能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胡泽伟，王哲，余丹妮，裘秀月，2019；Koyuncu & Bulbul, 2021; Lowe, 2000; Salomonsson et al., 2013)。负面评价恐惧作为因负面评价产生的恐惧感，创意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在创造性领域内具有的自我效能感，尽管目前并未有研究关注创意自我效能感和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但我们可以预测负面评价恐惧对创意自我效能感有负向预测作用。基于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负面评价恐惧在创造性人格和创意自我效能感间起中介作用。

创造性焦虑(creativity anxiety, CA)是指个体对创造性思维的焦虑(Daker et al., 2020; Ren et al., 2021)。Darker及同事开发了测量个体创造性焦虑的量表，该量表测量的创造性焦虑不是针对特定内容或特定领域的焦虑(比如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而是针对创造性思维的焦虑(Daker et al., 2020)。大量研究结果认为创造性人格和心理健康、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黄后玲，2018；刘丹，2013；卢家楣等，2005；盛红勇，2007；苏莹，2010；王静，2021)。创造性人格作为创造力的维度之一，是与创造性相关的个体心理和行为特征(魏春丽，陆如萍，2020；张庆林，2002)，创造性焦虑是个体在创造性认知情境下感受到的焦虑情绪(Ren et al., 2021)，我们预测创造性焦虑对创造性人格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另外，以往研究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特质焦虑、状态焦虑、考试焦虑和社交焦虑等不同焦虑均呈显著的相关关系(王才康，刘勇，2000；Sánchez-Anguita Muñoz et al., 2018; Lee & Yeghiazarian, 2021; Onyeizugbo, 2010)。因此我们认为创造性焦虑可以正向预测创意自我效能感。所以提出研究假设3：创造性焦虑在创造性人格和创意自我效能感间起中介作用。

Gilbert (2001)的心理进化模型认为，社交焦虑是为了避免挑战群体中的权威人物、回避他人的负面评价，用来避免和群体中地位高的人发生冲突，使自己处于群体中的安全范围内。此外，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认为具有社交焦虑的个体在社交中会过度关注自我，并在情景中对负面刺激进行更多注意或过度解释(刘静怡，黄希庭，杨帅，2013)。有研究发现社交焦虑的个体在面对消极评价与反馈时的反应比非社交焦虑者更加消极(Bautista & Hope, 2015)。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负面评价恐惧是个体在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中“害怕做不好”，且过度关注个体的创造性过程及产品的评价从而产生针对创造性活动的焦虑情绪。于是我们提出研究假设4：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在创造性人格和创意自我效能感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创造性人格、创意自我效能感、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两两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多，但是同时四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较少。因此，我们假设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路径有四条，见图1。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framework

图1. 理论模型框架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网络平台对大学生进行施测，经剔除漏答与反应一致问卷后，共回收到有效问卷430份(有效率为78.2%)。其中男生177人(41.2%)，女生253人(58.8%)；18~22岁的被试398人(92.6%)，22~30岁的被试32人(7.4%)，平均年龄为20.83 + 1.81；文科175人(40.7%)，理科171人(39.8%)，工科67人(15.6%)，艺术类17人(39.5%)；大一84人(19.5%)，大二168人(39.1%)，大三98人(22.8%)，大四64人(14.9%)，研究生及以上16人(37.2%)；生源地为城镇的245人(57%)，生源地为农村的185人(43%)。

2.2. 研究工具

2.2.1. 创意自我效能感问卷

采用学者洪素萍和林姗如(2004)编制的创意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由创意策略信念(5题)、创意成品信念(6题)和抗负面评价信念(6题)三个分量表组成，共17个题目。其中4、10、15采用反向计分。采用四级计分法，从1 (完全不符合)到4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创意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研究证实该量表在大陆不同人群中也具有较高的心理测量学特性(胡琳梅，2016；李金德，2011；闫鹏辉，2019；张景焕等，2011)。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是0.868。

2.2.2. 创造性人格量表

采用威廉姆斯创造性人格量表测量个体创造性人格，作为创造力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特质性指标(林幸台，王木荣，1999)。该问卷共50个题目，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依次计1~3分。该问卷共有4个维度，冒险性11个题目，其中2个为反向计分题；好奇心14个题目，其中有2个题目为反向计分题；想象力13个题目，其中有1题为反向计分；挑战性12个题目，其中3道题为反向计分题。各维度得分为各个维度题目总分，创造性人格得分为四个维度得分之和，得分越高代表创造性人格水平越高。本次测量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865。

2.2.3. 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用于测量个体负面评价恐惧水平(陈祉妍，2002；Leary, 1983)。该量表一共12个题目，其中4题为反向计分题，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计分1~5分，量表最终得分为12题总分，分数越高代表负面评价恐惧水平越高。本次测量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959。

2.2.4. 创造性焦虑量表

采用修订后的中文版创造性焦虑量表(Creativity Anxiety scale, CAS)测量个体的创造性焦虑水平(Daker et al., 2020; Ren et al., 2021)。中文版创造性焦虑量表由创造性焦虑(Creativity Anxiety, CA)和非创造性焦虑量表(Non-Creativity Anxiety Control, NAC)两构成，每个维度各包含6个题项，创造性焦虑维度测量个体在面对需要创造性思维产生的情境下感受到的焦虑，非创造性焦虑测量个体在不需要创造性认知参与的情境下感受到的焦虑。采用五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该量表经过测试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在本研究中，创造性焦虑维度、非创造性焦虑维度、总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0.912、0.738、0.70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20个，最大特征值为21.50，最大解释百分比为23.63，小于40%的临界值(Podsakoff et al., 2003)，表明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创意自我效能感、创造性人格、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的总分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结果显示创造性人格与创意自我效能感、创造性焦虑呈显著正相关，创造性人格与负面评价恐惧、非创造性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具体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of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M	SD	1	2	3	4	5
1. 创造性人格	114.06	11.451	1
2. 创意自我效能感	48.91	6.909	0.602^**	1
3. 负面评价恐惧	34.74	11.711	−0.287^**	−0.709^**	1
4. 创造性焦虑	20.65	5.309	0.499^**	0.648^**	−0.486^**	1
5. 非创造性焦虑	15.98	3.907	−0.199^**	−0.274^**	0.269^**	−0.173^**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3.3.1. 链式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如表2所示，将调查问卷中的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依据相关分析结果，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符合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统计学要求。本研究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插件，依据templates选用模型6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检验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在创造性人格和创意自我效能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创造性人格显著地负向预测了负面评价恐惧(β = −0.293, p < 0.01)，显著地正向预测了创造性焦虑(β = 0.182, p < 0.01)；负面评价恐惧显著地负向预测了创造性焦虑(β = −0.169, p < 0.01)；将所有变量带入回归方程后，创造性人格和创造性焦虑均能显著地正向预测创意自我效能感(β = 0.206, p < 0.01; β = 0.307, p < 0.01)，负面评价恐惧显著地负向预测创意自我效能感(β = −0.293, p < 0.01)。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in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表2. 链式中介效应量各变量回归分析表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系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sq	F	β	t
负面评价恐惧	创造性人格	0.287	0.08	38.387^**	−0.293	−6.196^**
创造性焦虑	创造性人格	0.614	0.374	128.938^**	0.182	9.819^**
	负面评价恐惧				−0.169	−9.356^**
创意自我效能感	创造性人格	0.843	0.709	349.391^**	0.206	11.37^**
	负面评价恐惧				−0.293	−16.637^**
	创造性焦虑				0.307	7.149^**

注：模型中各变量经过标准化后带入回归方程；^*p < 0.05，^**p < 0.01，^***p < 0.001。

3.3.2. 链式中介效应显著性与效应差异分析

如表3所示，采用偏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分别对三条路径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的估计。结果表明，以负面评价恐惧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为0.09 (95% CI = [0.06, 0.12])，以创造性焦虑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为0.06 (95% CI = [0.03, 0.09])，以负面评价恐惧与创造性焦虑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为0.01 (95% CI = [0.01, 0.02])，所有间接效应合计0.16 (95% CI = [0.12, 0.20])，负面评价恐惧与创造性焦虑在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的正向效应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values and effect sizes

表3. 中介效应值与效果量

	Effect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效果量
总效应	0.36	0.023	0.32	0.41	100%
直接效应	0.21	0.02	0.00	0.17	56.82%
总间接效应	0.16	0.02	0.12	0.20	43.18%
Ind1	0.09	0.01	0.06	0.12	23.64%
Ind2	0.06	0.02	0.03	0.09	15.33%
Ind3	0.01	0.00	0.01	0.02	4.18%
Ind1-Ind2	0.03	0.02	−0.02	0.08	-
Ind1-Ind3	0.07	0.01	0.05	0.10	-
Ind2-Ind3	0.04	0.01	0.02	0.07	-

注：Boot SE、Boot LLCI和Boot ULCI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置信区间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达到显著性水平。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

Ind1：创造性人格→负面评价恐惧→创意自我效能感

Ind2：创造性人格→创造性焦虑→创意自我效能感

Ind3：创造性人格→负面评价恐惧→创造性焦虑→创意自我效能感

3.3.3. 链式中介模型图(图2)

Figure 2.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creativity personality predicting creative self-efficacy

图2. 创造性人格预测创意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创造性人格和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及内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在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且这一链式中介作用包含了三条路径：负面评价恐惧的独立中介作用，创造性焦虑的独立中介作用，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具有高创造性人格特质水平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创意自我效能感。创造性人格影响创意自我效能感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显著，再次验证了创造性人格是创意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影响因素(陈丹筠，梁国栋，王雨函，2020；贾绪计等，2016；秦燕青，2019)。申继亮，王鑫和师保国(2005)将人格的作用进一步拓展，认为创造性人格对个体的心理过程起调节作用，为个体创造力的发挥提供着心理状态和背景，通过引发、促进、调节和监控来对创造力发挥作用。由此，我们认为高创造性人格特质水平的个体往往有独立的想法，不易顺从他人，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时更容易产生优势感，他们的创意自我效能感更高；另外，相对于高创造性人格特质水平的个体，低创造性人格特质水平的个体，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时为避免发生冲突，会倾向于趋同，更容易感知到由比较带来的差距，他们的创意自我效能感更低(刘靖炜，刘爱书，2008；魏春丽，陆如萍，2020；King et al., 1996)。

结果表明，创造性人格还可以通过作用于负面评价恐惧，进而对创意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一方面，创造性人格可以负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创造性人格特质水平越高，个体的优良信念、情绪、道德等非智力素质更高，就更倾向于相信自己能产生创意策略和创新产品，且在完成任务时会有更高的标准和追求，更加积极进取，则在面对负面评价等外界影响时，个体更不容易被改变(陈丹筠等，2020)。另一方面，负面评价恐惧又可以负向预测创意自我效能感。大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心理品质，根据注意分配的认知资源理论，当这一品质水平增高时，个体会将认知资源更多的转移到当前创造性活动上，从而对负面评价恐惧的认知资源减少，这也就意味着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会相应增强。

本研究中创造性焦虑被证明是创造性人格和创意自我效能感关系中的重要中介因素。一方面，创造性人格可以正向预测创造性焦虑。结合完美卓越主义模型(the model of excellencism and perfectionism, MEP)，我们认为高创造性人格特质水平的大学生，其完美主义更强，由此对个体造成压力，个体对当前创造性任务就会产生焦虑情绪(Gaudreau, 2019)。另一方面，创造性焦虑正向预测了创意自我效能感。以情绪信息理论为基础，当进行创造性任务时，会将情绪作为信息来源，而创造性焦虑作为一种消极情绪，个体会判断处于危险或困境中，在完成任务时为了达到目标，会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其创造性成就更多，进而提高个体的创意自我效能感(Turner et al., 2011)。

我们发现负面评价恐惧–创造性焦虑的链式中介路径是显著的。高创造性人格特质水平个体的宜人性越弱，他们往往特立独行，不在意他人的评价，但在面对创造性任务时，往往由于对自身要求过高，产生创造性焦虑的情绪，所以为达到任务的目标，会进行补偿性努力，个体的创意策略和创造性产品使得创意自我效能感更高。

由于客观条件和研究能力限制，本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由于研究对象的取样范围局限在大学生这一群体，抽样范围有限，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今后在时间和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扩大样本的范围和容量。其次，研究工具为自评式问卷，可能会受被试主观因素的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加入对访谈等内容，以丰富研究的方法和结论。接着，本研究只考察了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的两个中介变量，未能更全面地了解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采用问卷的方式，探讨了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以及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如下：

(1) 创造性人格与创意自我效能感、创造性焦虑成显著正相关，创造性人格与负面评价恐惧成显著负相关，负面评价恐惧与创意自我效能感、创造性焦虑成显著负相关，创意自我效能感与创造性焦虑成显著正相关。

(2) 负面评价恐惧在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3) 创造性焦虑在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4) 负面评价恐惧和创造性焦虑在创造性人格对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

西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SWUS2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