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的关注重点,党的二十大上再次强调农村工作的重要性,而如今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也成为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顺利收官意味着我国实现了脱贫目标,也开启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农村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但目前城乡发展依旧存在较大差距,城乡二元化问题依然存在。
当前,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电商正在以直播带货这样一种崭新的形式掀起了购物的热潮,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带动了消费、投资,对农业农村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红根等[1]全国各地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得到了一定的进展,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拓宽市场边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等诸多优势,对推动经济增长,激励创新创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数字建设在农村地区的全面实施,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乡村治理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为深入探寻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村创业的内在规律,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然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提升产生了多大影响,以及怎样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路径,这些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研究
曾亿武等[1]将数字乡村建设分为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环境开发和管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五个维度,并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是借助整体规划和配套,将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综合应用到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以激活内生动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在宏观层面,郝爱民等[2]已有研究深入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对粮食体系韧性、农业资源要素以及产业兴旺的影响。在微观层面,汪亚楠等[3]已有研究聚焦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网购、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农民工归乡创业的具体影响。
2.2. 农村创业的相关研究
关于农村创业经济效应的研究指出农村创业能够整合资源、增加就业岗位,从而能够提振农村经济发展。关于农村创业的研究大多从农村创业的减贫效应、创收效应、缩小城乡二元差距和促进共同富裕展开。袁方等[4]的研究从返贫的视角研究了农村创业与农户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创业率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返贫概率。关于农村创业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创业会加剧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学者指出农村创业有利于农民增收渠道的拓宽,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赵志强等[5]认为农村创业活动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有助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扩大就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有利于做大蛋糕,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2.3.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创业的关系研究
张岳等[6]发现农民创业是实现增收致富的主要渠道,信息、技术与资金是影响农民创业的核心因素。曾永明等[7]认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过程为乡村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行动环境、创造了更多的机遇,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经济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等综合作用下,一方面是赋能其创业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是降低其对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损失,共同增加农户取得创业成功的可能性,进而激励农村居民创业行为的提升。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影响的研究寥寥无几,且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大量学者基于不同的评价体系以及进一步的二级指标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测算和衡量,测算的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数字乡村建设的演进趋势。但是,这一评价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主观成分。每一个指标选取和技术处理的标准没有给出详细和清晰的说明,没有给出数字乡村建设指标的具体选取依据。恰当的评价指标有利于完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影响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二是大多数研究分析的是数字金融、电子商务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只是关注单个维度对农村创业的影响,而没有从整体宏观的角度进行考虑,且关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影响的传导机制不够完善,缺少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对这种作用机制的深入探究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促进农村创业提供量化依据与决策支持。
3.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在大数据、物联网、电子信息化时代,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吸引社会资本和引导劳动力回流等方式积极影响着农村创业。首先,数字技术的使用突破了农村地区信息不对称的限制,让农村居民能够更便捷地接触到外面多元化的世界,获得信息的途径也更加多元化,从而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其次,农村居民创业往往面临着创业知识技能缺失,社会关系网络贫乏,融资渠道单一等无可避免的先天性困境,融资渠道通常是以民间借贷的形式,不仅资金来源不稳定,且面临着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往往无法对农村创业者形成客观评价放弃投资计划。数字乡村的发展有助于打破信息壁垒,帮助农村企业突破融资困境,从而吸引外部社会资本流入,形成对农村企业的正面效应,从而促进农村创业。最后,从人口流动决策角度来说,户籍地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加快了要素向农村地区流动,进而推动户籍地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农村地区对于人才的吸引力。而返乡人群中大多数具备先前的认知经验与操作技能,往往积累了一部分的物质财富,能有效解决农村居民融资困难的问题,农村创业得以促进。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正向推动农村创业。
H2:数字乡村建设发展通过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吸引资本流入和劳动力回流促进农村创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创业水平逐年提升,乡村振兴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受地理区位、基础条件、资源禀赋等约束,地区间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不均衡,对农村创业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区别。中东部城市的天然优势可能使得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而西部的农村地区相比于东部地区更加的广泛,而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禀赋资源却更加匮乏。而不同的创业主体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资源获取能力,以及认知程度也不尽相同。据此,提出研究假说3:
H3: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影响存在区位异质性和个体异质性。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及变量说明
见表1:本文选取2011年-2020年全国31个省共10年的宏观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和农业农村部。剔除极端值对数据可靠性的影响,基于农村地区部分数据的缺失,用线性插值法补充了个别年份缺失数据。
Table 1. Variable explanation
表1. 变量解释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变量解释 |
被解释变量 |
农村创业活跃度(FEA) |
(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 + 乡村个体就业人数)/乡村人口总数 |
解释变量 |
数字乡村建设(YUD) |
数字信息基础、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服务水平和数字资金投入四个方面 |
中介变量 |
农村三产融合(mix) |
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三个方面 |
劳动力回流(Poprealrate) |
年末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 |
资本流入(Capital) |
吸引外来投资得分 |
控制变量 |
信息化水平(inform) |
邮电业务总量/地区生产总值 |
农村人力资本(Edu) |
小学文化人口占比 × 6 + 乡村初中文化人口占比 × 9 + 乡村高中文化人口占比 × 12 + 乡村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 × 16 |
政府干预程度(gov) |
地方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取对数 |
传统金融规模(finance) |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 |
产业结构(Stru) |
(第二产业增加值 + 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
见表2: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YUD)的内容较为丰富,通常利用熵权法构建综合指标评价得分。结合《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的相关要求和朱红跟等[8]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从数字信息基础、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服务水平以及数字资金投入等四个方面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综合评价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共选取14个二级指标。
Table 2. Evaluation system for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level indicators
表2.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具体定义 |
数据来源 |
数字信息基础 |
智能手机普及率 |
农村每百户年末移动电话拥有量(部) |
中国统计年鉴 |
广播电视普及率 |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
中国统计年鉴 |
互联网普及率 |
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 |
中国统计年鉴 |
农业气象观测站 |
农村气象观测业务(个) |
国家统计局 |
数字服务水平 |
电商服务范围 |
农村投递路线(公里) |
中国统计年鉴 |
数字金融服务 |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 |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移动支付水平 |
移动支付指数 |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数字产业发展 |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产业园数量(个) |
农业农村部 |
数字基地 |
淘宝村数量(个) |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
|
数字交易水平 |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
中国统计年鉴 |
金融业数字化 |
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 |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数字资金投入 |
数字产业固定投资 |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资 |
国家统计局 |
数字治理资金投入 |
地方财政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
国家统计局 |
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的投资 |
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亿) |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被解释变量:农村创业选取人口就业指标农村创业活跃度(FEA)来衡量,该指标反映了农村地区对创业活动的投入程度和发展情况,可以被用于衡量区域创业水平。本文借鉴温涛等[9]的研究,同时考虑到农村地区宏观数据的缺失程度,选择农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与个体就业人数之和与乡村人口总数的占比衡量农村创业活跃度,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创业活跃度越高,则该地区农村创业活动越积极。
控制变量:为保证研究结论可靠性,本文温涛和汪佐藤[10]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用以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村创业的影响。农村人力资本水平(Edu),创业者人力资本与自身技能素质密切相关,对创业决策起到正向影响,选择农村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具体计算方法为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乡村小学文化人口占比 × 6 + 乡村初中文化人口占比 × 9 + 乡村高中文化人口占比 × 12 + 乡村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 × 16;基础设施水平(Road),基础设施水平是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创业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以各省份公路里程与国土面积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Stru),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助于引导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为创业活动提供人力资本基础,以各省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预程度(lnGov)具体采用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额的对数代表,干预程度越高,创业活跃越积极。
Table 3. Evaluation system of indica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third industry integration
表3.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具体定义 |
内涵 |
农业产业链延伸 |
农产品加工业比重 |
农产品主营业务收入/农业总产值(%) |
反映农业和第二产业融合发展的程度 |
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 |
农村每万人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个) |
反映农业规模就业情况 |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 |
休闲农业比重 |
休闲农业年营业收入/第一产业总产值(%) |
反映农业与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程度 |
设施农业水平 |
设施农业总面积/耕地面积(%) |
反映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和农业产业升级情况 |
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
农林牧渔服务业比重 |
农林牧渔总产值/第一产业总产值(%) |
反映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情况 |
见表3:中介变量:农村三产融合(mix)基参考王丽纳[11]的研究,立足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进程的视角,构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而言,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三个方面设定一级指标综合反映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内涵和发展进程,并用熵权法构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指数。资本流入(Capital)使用北京大学《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中的吸引外来投资得分度量,评分越高,则该地区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越强;劳动力回流(Poprealrate)使用各省份年末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测度。
4.2. 模型构建
为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影响,建立基准回归模型:
(2-1)
其中,
代表农村创业;
表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包括细分变量:数字信息基础、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服务水平和数字资金投入;
系数是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影响程度,为模型的主要观测系数;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与
分别表示地区与时间固定效应,
为残差项。
为进一步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等的研江艇究,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2-2)
式中,Zit为中介变量代表农村三产融合(mix)、资本流入(Capital)或劳动力回流(Poprealrate)。
4.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见表4:本文选取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市、区)的宏观数据,总共得到310个有效观察量。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4.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
(1) 观测值 |
(2) 平均值 |
(3) 标准差 |
(4) 最小值 |
(5) 最大值 |
农村创业活跃度 |
310 |
0.427 |
0.500 |
0.0040 |
2.929 |
数字乡村指数 |
310 |
0.178 |
0.113 |
0 |
0.731 |
信息化水平 |
310 |
0.0740 |
0.150 |
0.0200 |
2.520 |
农村人力资本 |
310 |
7.703 |
0.828 |
3.819 |
9.909 |
产业结构 |
310 |
1.335 |
0.720 |
0.527 |
5.244 |
传统金融规模 |
310 |
0.0160 |
0.008 |
0.001 |
0.041 |
政府干预程度 |
310 |
5.932 |
0.654 |
3.950 |
7.544 |
5. 实证结果
见表5:经过豪斯曼检验,p值显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影响。当不加入控制变量,只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中第(1)列所示,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1.959显著为正。得到了较好的实证结果。在此基础上,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程度,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表5中第(2)列表示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后,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正向推动农村创业,假设H1得到验证。从产业结构优化来看,产业结构水平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区域内的产业结构水平的优化对农村创业也有正向的影响。此外,传统金融规模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负,说明地区的传统金融贷款无法下沉至农村地区,对农民的创业积极性具有抑制作用,并不能推动农村创业。
Table 5. Impact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表5.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影响
变量 |
(1)农村创业 |
(2)农村创业 |
数字乡村建设指数 |
1.959*** (0.138) |
1.284*** (0.192) |
信息化水平 |
|
0.052 (0.074) |
农村人力资本 |
|
−0.054 (0.064) |
产业结构 |
|
0.337*** (0.064) |
传统金融规模 |
|
−2.159*** (10.261) |
政府干预程度 |
|
0.050* (0.089) |
常数项 |
0.076*** (0.027) |
−0.107 (0.527) |
地区固定效应 |
是 |
是 |
R-squared |
0.420 |
0.492 |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 0.01,**p < 0.05,*p < 0.1。
6. 影响机制分析
见表6:为了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具体作用机制,采用两步法进行检验,如表4中的第(1)列所示,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村三产融合,系数为0.089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对机制模型进行回归,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如表6的第(2)列所示,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13.75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数字乡村建设指数提升一个单位,资本流入评分上升13.75个单位,说明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社会资本流入,从而促进农村创业;检验劳动力回流是否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促进农村创业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估计系数为0.063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劳动力回流作为中介变量是显著的,假设H2得到验证。
Table 6. Mechanism analysis
表6. 机制分析
变量 |
(1) 农村三产融合 |
(2) 资本流入 |
(3) 劳动力回流 |
数字乡村建设指数 |
0.089** (0.039) |
13.750** (6.502) |
0.063*** (0.022) |
常数项 |
−0.656*** (0.114) |
−21.822 (17.842) |
0.913*** (0.061)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省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R-squared |
0.564 |
0.650 |
0.105 |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 0.01,**p < 0.05,*p < 0.1。
7. 异质性分析
见表7:1.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影响的地区差异,本文计算2011~2020各省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并由高至低进行排位,将位列第1~16位的省区视为高经济发展省区,其他视为经济发展中省区。对高经济发展省区子样本与经济发展中省区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表7中模型(1)为经济发达省区子样本回归结果,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值为0.093。模型(2)为经济欠发达省区子样本回归结果,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系数值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系数为0.004。对比系数可知,数字乡村建设对高经济发展地区农民产生更为明显的创业效应,原因可能是经济发达地区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水平和政策力度。
2. 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个别维度的影响,以农村个体创业活跃度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模型(3)所示。数字乡村建设系数为0.042,未出现显著,由此证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个体创业活跃度未产生促进作用,可能由于私营企业对于注册资本和人员资质要求更高,创业门槛也高于个体工商户。因此,在创业资金获取和政策支持上有着更高的优先级。从模型(4)可以看出数字乡村建设每提升一个单位,农村私营创业活跃度提升0.5个单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Table 7.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表7.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
(1) 高经济发展 |
(2) 经济发展中 |
(3) 农村个体创业活跃度 |
(4) 农村私营创业活跃度 |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 |
1.361*** (0.202) |
1.097*** (0.227) |
1.082 (1.223) |
1.247*** (0.217) |
样本数 |
160 |
150 |
310 |
310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F统计量 |
1357.93 |
2936.1 |
91.84 |
78.29 |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 0.01,**p < 0.05,*p < 0.1。
8.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在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如何发展数字乡村激发农村创业活力是问题的核心之处,对促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意义。鉴于此,基于2011~2020年间31个省区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 数字乡村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村创业;(2)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吸引社会资本和引导劳动力回流促进农村创业;(3) 数字乡村建设对高经济发展地区的农村创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其他地区的发展则尚未达到预期效果;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私营企业创业活跃度,而农村个体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则不是很明显。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夯实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打通城市到农村“最后一公里”。东部地区应大力整合零散的农民自主创业行为,中西部地区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借鉴东部地区可取经验,要积极发掘本土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吸引更多的农村居民创业就业,营造出积极的创业氛围;其次,激发农村创业的内生积极性与外部要素的持续供给。向村民介绍政策支持文件,提升农民创业经营能力与职业技术水平;要进一步在产业、金融、税收、土地、人才、创业政策和营商环境等方面加大政府引导和统筹力度,政府与村民之间应该保持长期有效的沟通交流,形成能激发农村创业的政策合力。最后,在大力发展数字乡村的同时,应注重提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活力。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进一步提升农村创业者的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农村金融便捷性和可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