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约翰·霍洛威1作为开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的强烈呼喊成为国外激进左翼中的翘楚。然而，与其他希冀于恰当革命时机或主体到来的左翼者不同，他并不执着于探索有效的革命策略，而是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希望放在当下，放在每一个个体的行动之上，“我们制造了资本主义，也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停止制造资本主义”。对他主张的此种观点，左翼学术界的学者持褒贬不一的态度。霍洛威的此种激进批判实际上缘起于阿多诺的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理论。在他看来，“破裂、反抗、脆弱、不确定性、开放和痛苦是阿多诺思想的中心：这就是他如此令人兴奋的原因”([1], p. 12)。正如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所谈到的“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2]。霍洛威同样关注资本主义世界中不断滋生的非同一性“裂缝”，他反复呼吁，要打破自身固有的阶级定义，在不断裂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实现非同一性的阶级革命。相较于其他左翼学者固守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霍洛威反驳了资本逻辑的封闭性，打破以达沃斯式的思维方式不断进行的资本的自身言说，可以说，他的思想对陷入乌托邦梦呓的西方左翼那里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叙事的重构，也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贡献。
2. 从“同质”到“异质”：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对黑格尔“和解”辩证法的超越
霍洛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资本的抽象结构所构筑起来的现代生活围城之中，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运行的逻辑都被窄化为资本的逻辑，甚至大多数学者对于马克思的理解也难以走出这种固化的框架，变为资本的自身言说。在黑格尔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三段论思维的影响下，异质性的社会生活被完全还原为无产者与资产者、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个体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希冀“资本的自我否定”下未来的“好社会”得以到来。这种将社会矛盾视为二元对立的倾向在西方左翼中有过充分的讨论，譬如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哈特·奈格里就将这些矛盾置于黑格尔辩证法中理解。然而，在霍洛威看来，这种“黑格尔式”解读马克思的方式显然忽略了社会生活本质的丰富性和异质性，他甚至提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如同思维的“紧身衣”，它令个体的思维终结在封闭的“综合”之中，并将综合视为最终的和解。具体而言，黑格尔的辩证法驱逐了一切差异性，“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两方面损坏了差异性：首先，他将所有的差异推到矛盾一方，掩盖它们的具体性；其次，正是因为差异被清空了，就矛盾而言，有可能将它们纳入一个统一体”([1], p. 4)。由此，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被还原为劳动对抗资本的矛盾形式，复杂矛盾被还原为单一的矛盾，这也是霍洛威所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存在的最大症结，对丰富社会生活暴力性的“化约”最终必然导向“一元论”。
对于黑格尔辩证法中存在的问题，霍洛威持有的态度是：并非需要完全拒绝辩证法自身，而是拒绝辩证法中的综合性认识。他进一步提出，要借助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中的“非同一性”意识对原有的思想进行纠偏。实际上，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就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过集中的批判，“同一性是不真实的，即被概念化的事物也不能完全处在概念之中”。也就是说，概念是拒绝非同一性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同一性角度的非同一性。这种“A要么是B，要么不是B”的思想拒斥了同一中的剩余，但就阿多诺而言，除了A与B之外，还有千千万万个其他的存在。而这种其他作为同一中的剩余，是绝不会被纳入统一体之中的。霍洛威同样认可此非同一性剩余的存在，并毋庸置疑的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关于以阿多诺思想作为自己理论基础的原因，霍洛威在《为什么是阿多诺》一文中进行了详细地阐述。首先，正如前文所提及霍洛威认为“破裂、反抗、脆弱、不确定性、开放和痛苦是阿多诺思想的中心”。阿多诺看到了正统马克思所持有理念的失败，否定之否定带来的并非是肯定，所谓的幸福结局也难以保证。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摒弃所谓“大同世界”的幻梦，将辩证法重新认识为是否定的辩证法，是否定的运动。从霍洛威的角度来看，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的辩证法，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革命的。“非同一性”始终在对抗着“同一性”，这是一个始终无法固定的过程。因而，阿多诺的思想，逃离了“同一化”的封闭范畴，仅出于对生活真实处境的深刻思考。其次，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揭示了掩盖在等价交换原则之下人类主体的非同一性意识，开辟了向本真自我复归的路径。所谓资本的“同一性”，即是说，资本正在成为所有领域的真正主宰者，从而也成为现代世界展开的真正历史缘由，而这“同一”的过程实际上是围绕等价交换原则的不断强化展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将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依靠自己挣来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与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受到等价交换原则的支配，处心积虑地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产品，在竞争关系中一切人开始反对一切人，而这种核心利益的冲突也正是资本再生产自身得以持存的原因。从根本上来看，资本主义不断生产的过程，绝非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控制生产资料的阶级利润的不断滋生。在此过程中，主体非同一性的自由意识不可避免地受到压制，阿多诺认为，即使是在最自由的政治体制下，社会经济的表现依然可能会抑制这种自由意识的形成。这也正是霍洛威从阿多诺身上获得的教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绝不可从资本的“同一性”出发，而是要着眼于非主流的、特殊的、个体的非同一性事物之中，也就是说在黑暗中寻找另一种生存方式的希望。
霍洛威用否定辩证法的非同一性来反对黑格尔的同一性辩证法，他拒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发展的线性理解，认为“幸福的结局”不一定会出现。可以说，霍洛威的逻辑从本质上看是“崩溃的逻辑”，是基于对所有“同一性”的怀疑。他进一步指出，突破个体身份的固定性、促进社会关系的“非同一性”流动正是革命开始的希望。“非同一性打破了同一性，打开了创造新事物的道路。非同一性的运动就是创造性的运动。非同一性是一种创造性的运动，是一种超越的超越，它是改变和自我改变，创造和自我创造。把非同一性放在哲学的中心，就是把否定、创造放在中心”([1], p. 7)。因此，要充分“理解阶级斗争作为非同一性的运动”([1], p. 13)，才能在危机中实现辩证法的革命性。
3. 停止制造资本主义：非夺权式裂解资本主义的革命方案
不同于以往通过革命摧毁资本主义的观点，约翰·霍洛威明确要求的是身处资本主义世界的“我们”停止继续制造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深深嵌入社会、文化和思维方式中的意识形态。在《裂解资本主义》一书中，他表明资本主义的思想生产与物质生产紧密相连，通过控制意识形态的生产来维持自身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因此，只有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进行深刻地批判与解构，才能有效打破资本主义思想的垄断。霍洛威进一步强调，停止制造资本主义思想并非单纯地反对现有的经济制度，而是要通过转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与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摧毁资本主义对人类自由和创造力的束缚。而这一过程，正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是实现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的关键步骤。
3.1. 劳动解放的实现：以“积极行动”代替“消极劳动”
与马克思相同，约翰·霍洛威将劳动的二重性视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他指出，劳动二重性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揭示了主体行动的两个方面之间蕴含着非同一性的、对抗性的趋势。他将资本所奴役的劳动形式——“抽象劳动”，看作是一种消极的劳动，正是在对抗消极劳动的过程之中，积极的劳动才逐渐形成。而劳动解放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基于克服“消极劳动”的一方面，辅以对“积极劳动”的倡导，在两者具有一定张力的实践中展开的。
在《裂解资本主义》一书中，霍洛威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中“抽象劳动”教化的普遍性。其一，抽象劳动从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实现对个体的双重束缚。身体的囚禁体现在社会分工下个体由于自身角色定位而长期处于特定位置，如学生待在教室和工人待在工厂。而心灵的囚禁则更多源于我们的思考、我们使用的概念中([4], p. 109)。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每个人都难以逃脱抽象劳动的教化，不约而同朝着世俗意义上功成名就的同一目标努力。幸福和成功的标准也变得日益单一化、浅薄化。其二，在霍洛威看来，“人类的劳作被抽象化为‘劳动’是一种人格化，角色化的过程，无产化也由此而形成。”这一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和劳动关系的批判。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的价值并不反映劳动者的个性、创造性或独特性，而是被抽象化为一种普遍的、可交换的“劳动”。这种抽象化的劳动使得劳动者由具有独特人格的个体沦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工具”。劳动不再体现个体的情感、技能或价值，而是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准化的商品。此外，劳动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的社会角色——“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作为满足生产需要的“角色”，是根据资本的需求来确定的，而非个体的需求、意愿或发展。霍洛威在此基础上指出，抽象劳动的最终结果是无产化，即劳动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无产化意味着劳动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消解，他们被简化为仅仅为资本增殖而工作的无产阶级。这种无产化过程将劳动者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应得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被剥夺，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难以实现.其三，资本主义“抽象劳动”的教化还体现为劳动时间从“动词”到“名词”的转化。“我的劳作已经转变成了劳动，同时，我劳作的权力(power-to-do)也转变成宰制我们的权力(power over us)”([4], p. 130)。劳动作为一个持续的活动、过程和行动，是个体为改变世界和社会关系所做的实践，必然具有“动词”的动态性质。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逐渐从一个“动词”转变为“名词”，也就是说，劳动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对象——“劳动时间”，它被量化、抽象化，并被资本主义体系所控制。在资本主义下，劳动被视为一种可以出售的商品，人们的劳动时间被切割成标准化的单位(如小时)，变得可度量、可交易。毫无疑问，从此意义上讲，霍洛威对权力的分析是基于“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宰制权来讲的，这是异常深刻的。总而言之，霍洛威在资本主义“抽象劳动”的宰制下，劳动由一个具有人性和社会意义的活动，变成了一个脱离人的社会性、被资本控制的、纯粹的生产过程。
通过对于资本主义抽象劳动的分析，霍洛威指出，要想实现劳动解放就必须抵制劳动的抽象化，让抽象劳动发生断裂和危机。这也就是他所反复强调的，以“积极的行动”来代替“消极的劳动”。而“积极行动”的达成必然要求一种打破持续的“同一性”时间的“行动时间”出现，“行动时间”试图冻结使其成为名词、制度的各种关系，是不断地去探索另一种“充满好奇、惊异、与可能性”的时间，“反抗就是让每一时刻从持续的时间中逃逸，并将其颠倒，使得它成为一个行动的时刻，而不是约束行动的框架”([4], p. 124)。霍洛威认为，“行动时间”的实现依赖个体自行从抽象劳动时间中逃离，只要主体停止在资本主义时间中制造，另外一个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社会关系就有可能建立起来。在此种“行动时间”中，个体生活的目的只是成就自身特别是满足相关的情感、尊严需要，而非成就于一个外在于我们的抽象化的资本关系。突破现有资本世界的关系网，在积极行动中去寻求另一种社会关系，主体才得以自觉地从外在的资本链条中“裂解”，回归自身生命的丰富性。
3.2. 从“非同一性”缝隙中自下而上“裂解”资本主义
约翰·霍洛威在《无需掌权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出了自身阶级斗争理论的逻辑是从“非同一性”的缝隙中对资本主义进行自下而上的“裂解”。他认为，阶级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在于建立“先锋队”式革命政党，在资本内部危机爆发之时夺取国家权力，而应认同、创造、拓展、倍增并最终汇聚所有反对资本逻辑的“裂缝”，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持续地瓦解，从而为追寻人类尊严开辟新的可能性空间。
在霍洛威看来，作为统治力量的权力与自由解放本质上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针对这一点，霍洛威举出了在《共同财富》一书中哈特、奈格里一再拒绝官僚体系，最终却又落入官僚体系之中的例子。哈特、奈格里给革命的制度、政权留有余地，实际上就是忽略了制度里往往涵盖了建构的意图，作为一种对未来的预测，早已包含了“综合”的结果。质言之，就是制度的存在让个体只能按照固有的框架运行，任何不断尝试破坏或创造新的行动方式的努力都是不被允许的。这显然与革命的本质相悖，“革命永远是开辟自己新的道路的过程”。可以见得，霍洛威显然将制度的思维看作是人类解放实践和潜力融合的障碍，革命成功的关键并不是去寻求替代的统治体制，而是在资本主义“缝隙”中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和超越。
霍洛威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命令系统，以金钱为媒介使个体屈服，所以在裂缝式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打破资本命令的“否定”意识。“理论反思的出发点是反对、否定、斗争。它是从思想生发出的愤怒，而不是产生于理性的姿态，不是产生于思想家有理性根据的想象”。这种否定意识的“繁殖”与“扩张”，不应该与某种先锋相融合，而应立足于个体的自由发展。霍洛威进一步强调，这种看似松散的个体否定意识背后暗含着协调一致性，这时考量的原则将不再是国家，而是他们共同想创造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通过国家权力和资本逻辑来规范，而是通过共同的愿景和协作关系来实现。因此，霍洛威的革命观念根植于对个体自由和创造性行动的肯定，而不是寻求通过传统革命手段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权力结构。
霍洛威主张，资本主义的结构和逻辑并非不可撼动，而是在于通过不断在现有结构中寻找到“裂缝”，这些裂缝不是某种偶然事件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日常运作中的必然表现。可以说，每一次“裂缝”的出现，都是资本主义自我矛盾和限制的体现，而这种矛盾和限制恰恰为阶级斗争提供了空间。这种裂解不仅仅是简单的对抗，更是对资本主义“内部不和谐”点的深入发掘。这种“裂解”并不要求统一的行动计划或集中的领导力，而是强调个体和小群体自发的、多元的反抗形式。从微观的个体反抗到社会组织的集体行动，每一次反抗都为打破资本主义的常规运作提供了可能的突破口。
综上，霍洛威所提出的自下而上“裂解”资本主义的革命理论挑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模式，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加开放和灵活的革命路径。他认为，资本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会在不断的自我裂解中暴露出其固有的矛盾与局限。革命的关键不在于通过建立新的统治制度来替代旧有制度，而是在于如何在资本主义的“缝隙”中持续扩展反资本主义的行动，最终实现一个更加公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创造性、“积极行动”和集体合作无疑将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
4. 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理论的症结
约翰·霍洛威提出的以“积极行动”代替“抽象劳动”，从“非同一性”裂缝中对资本主义进行自下而上的“裂解”，最终建立新型社会关系的理论毫无疑问是深刻的。他倡导离开资本的“权力围城”，去没有被资本否定的另一面去寻求出路。这种新的社会变革观点不仅为在资本主义宰制之下，个体如何重构希望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还为全球化语境下无数社会运动和反抗行动带来了理论支撑。然而，透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当代审视，我们不难发现霍洛威的观点同样具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
首先，霍洛威提出的只要主体停止制造资本主义，便可以建立起新的生产方式的思想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理解资本主义危机与革命的真正根源在于客观的物质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5]。约翰·霍洛威所提出的主体从“抽象劳动”中抽离，进行“积极行动”的观点已经将“人”抽象为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由穿梭的存在。然而，实际上“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人才得以被构建，物质生活条件作为个体自主活动的条件是无法被自由支配的。因此，霍洛威所提出的由个人的“积极行动”，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抽离的观点注定只能是停留在“思想领域”的“纯粹概念游戏”。
其次，霍洛威提出的“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理论，缺乏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度剖析。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矛盾并不仅仅是社会关系中个体的异化，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化是紧密相连的，资本家阶级控制着生产资料，并通过剥削工人阶级来实现资本积累。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背景下，资本主义不仅是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的，它的核心在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这种控制使得资本家能够通过剥削工人阶级来积累剩余价值，而工人则被迫依赖于工资来谋生，这种生产关系不仅体现了社会阶级的对立，还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动力。霍洛威的“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的理论，显然忽视了这一制度性的根本矛盾，无法真正触及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
最后，霍洛威的“非同一性”裂缝理论更多地侧重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非暴力“裂解”，这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自我修复能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有其固有的矛盾，但它在历史发展中会通过不断地适应、调整以及暴力手段来延续其生命。而霍洛威的理论未能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的固有稳定性以及对抗力量的复杂性，尤其是在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不断演进、动态发展的经济体系，自我修复机制也在不断增强，如资本主义可以不断通过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变革以及国家机器的干预来应对危机。因此，霍洛威提出的非暴力“裂解”和日常的反抗方法，虽然可能在某些层面产生短暂影响，但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往往会被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调整轻松化解。
NOTES
1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英国“开放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社会学教授，其著作《裂解资本主义》(Crack Capitalism)、《无需夺权 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等被译为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