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以大数据、量子计算、移动网络、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代表推动整个世界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经济在物质世界中以实体存在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环节均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以虚拟的形式进行再创造，由于“类本质”和剩余价值源泉的人类劳动出现数字异化，剩余价值理论也呈现出新的变化新特征。数字经济所具有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长尾效应以及“创造性毁灭”等特征既增进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1]，也深刻变革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加速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数字化转型，催生了数字劳动者和数字生产资料，进而塑造了数字经济的价值生产过程，引起了数字化生产关系的变革，引发生产关系领域的新问题[2]。数字剩余价值的产生促使资本积累大巨大扩大化以及资本集聚效应的愈发突出作用导致严重两极分化和社会新问题。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所展现的理论光辉依然值得我们传承，同时新技术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带来了时代化的新理论展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2. 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出现新特征
传统旧工业和新工业时代进行资本迅速增值均是以各种方式占有劳动者的超额劳动价值，也就是无偿占有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并将其积累起来。马克思主义将剩余价值定义为劳动者在被剥削的境地下创造的价值与其获得的劳动报酬之间的差额。剩余价值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增值”。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技术革新可以说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产生的基石，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整个经济模式出现了新特征。
2.1. 劳动对象扩大化
数字经济本身就具有数据化的特点。数字经济在发展前期是以数据化管理物质生产过程为起点的，而这个过程又是贯穿着整个现代经济发展。首先人们通过将信息上传至互联网也就是将信息数据化，再通过数据的传输把信息以传统工业无法比拟的速度传递到下一环节，极大地便利了生产过程。例如传统生产行业织布厂将生产数量质量样式上传至数据管理平台，再由下一环节分别生产销售等。同理将知识数据化上传也能将知识更快更深入地传播运用到生产中去。这些数据化的知识与信息在作用于生产过程中时也会产生新的数据，通过对其进行收集分析运用形成新的数字生产过程。
数字经济在发展中逐渐衍生出各种经济模式，例如平台模式或者共享经济等等。数据不仅仅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而且以新的劳动对象或者说是除土地劳动资本以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加入到生产过程甚至是价值生产过程。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移动网络和平台经济、大数据分析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把劳动对象扩大到所有自在自然、人造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的精神世界。同时数据化的信息所构建起来的数字虚拟世界又形成了新的劳动对象，数字虚拟世界中也会生产出不存在物质实体的商品，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对象的扩大。
2.2. 劳动剥削隐蔽化
在数字经济形式下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隐蔽性更高。相较于传统物质生产行业的生产过程来说，数字生产过程的劳动时间零碎和劳动场所扩大并且两者都存在标准模糊的情况，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混合在一起，工作劳动场所和生活场所夹杂在一块，这种模糊感造成了劳动者对其被剥削的认知混乱不会认识到他们在工作的事实，而这个部分工作所生产出来的价值就被完全隐蔽地剥削。例如在下班时间回复上司同事有关于工作的聊天消息或者远程办公等实际上都是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以获得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但是这一部分剩余价值没有被认知到也没有受到监管。
另一种则是直接模糊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在数字虚拟世界不仅是物质商品具有价值，人们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产生的数据信息同样具有价值。库克里奇提出的“玩工”概念[3]就是典型的例子。游戏玩家在游戏中游玩在基础认知上是玩家自由选择的在生活场所内生活时间中的享受，但实际上玩家的游玩变相为游戏公司进行宣传和推广。同理人们在社交平台发帖和浏览回复都会形成自己的信息链，通过数据分析就会得到人们的兴趣偏向并精准投放广告，平台公司以此获取广告费。人们的这些无酬劳动都体现了资本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以更隐蔽的方式剥削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同时剥削范围也扩大化。
2.3. 商品数据化
传统商品的生产是以物质实体生产为基础的，而商品在数字技术的运用下会出现了两方面的发展。一是出现商品的数字化。将自然世界和人造社会中存在的商品进行数字化上传，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换。这时候商品既具有物质实体又具有数据信息，数字技术以辅助实物商品交换为主要作用。二是数字商品的产生。数字商品同样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用于交换的产品，但它不具有物质实体，而是以数据信息的形态在数字虚拟世界以及现实世界由人们传递和交换。信息数据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通过再收集整理分析解构整合形成物质世界完全不存在的新的商品。
商品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商品的“价值创造与衡量问题仍然可以在剩余价值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4]商品是人类劳动产生的，数字商品是人类数字劳动产生的，数字商品的价值不是数据信息产生的而是使用数字技术的劳动者创造的。数字商品所具有的可重复使用性，可分割分享性使数字商品具有普通商品所不具有的特性，即“无限交换、重复交易、分众交割等交换特征，使得数字商品交换价值作为与其价值、使用价值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价值构成因素而被突显出来。”
3. 数据背景下剩余价值规律新变化
3.1. 劳动主体得到扩展
随着数字技术、互联网应用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化，使得更多的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人参与到基于数字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大生产中。手机电脑从21世纪初的基础通讯功能和少数人拥有逐渐发展为人人享有的基础必需品，踏入互联网的门槛逐渐降低使得纳入社会大生产的类型不断扩展，只要是接触互联网的人不仅包括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还包括部分未成年人和无业者。得益于数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在雇佣关系上摆脱了时间以及空间的束缚而集中于数字平台等组织形式里，逐渐转变为与劳动者之间的零散工作关系。按照数据的生成传递模式，只要使用互联网就一定会产生并且不同程度地留下数据痕迹，每个人自觉不自觉地劳动被碎片化地结构，构成异化劳动新的形式，每个人都成为数字生产的一个小小的零部件，再经由数据公司或者相关人员挖掘重塑分析整合形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或者服务，也就变相地把平台等组织的使用者纳入了劳动力范围，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经济极大地扩展了劳动力的主体范围。
3.2. 生产劳动的新变化
数字化变革中最根本的变化在于作为“类本质”属性和社会价值源泉的人类劳动的数字化[5]，数字劳动是再新的时代基于新的科学技术衍生出来的过去没有的人类劳动新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6]，而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不仅不限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还出现了“非物质劳动”[3]。但数字劳动也参与社会大生产和价值运动，本质上也是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新型转换形态，从劳动主体的方面来看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在劳动和生活过程中都受到资本和科技的剥削，人的劳动行为和无意识或者生活行为都被数据化为数字世界的劳动“电子打工”。从劳动对象上来说，数字劳动的劳动对象不再局限于拥有物质实体的所有材料，而是将人的思维活动、情感、数据线上纳入对象范围。将劳动对象进行数字化上传用于特定生产交易目的也同样发生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数字劳动并没有摆脱资本的控制，相反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管理系统的更新，劳动监督更加严格在劳动的全过程都受到严格的监控，数字劳动同样也失去“自由”，数字劳动也发生异化。数字劳动的异化会产生新的资本还会出现数字资本霸权以及出现数字拜物教，深刻影响数字剩余价值的剩余价值生产[7]。
3.3. 资本生产的新变化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8]”，资本究其本质是能偶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人类劳动的数字化形成的数字劳动的那个是形成数字资本的根源。数字资本是资本的一种新形态，它具有与资本同样的性质。数字资本也同样追求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等同于传统形式的资本，但是数字资本有它独特的特征——数字化，所有的价值增值过程都以虚拟和数据的形式快速运行。数字资本具有远优于传统资本的价值增值能力效率，数字资本以其自身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因而占据社会大生产中具有更高价值的生产领域和劳动高度复杂的生产部门，能够获得比传统资本多得多的剩余价值。同时数字资本利用数字互联网技术摆脱了时间以及空间的束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生产，因而具有更高级别的垄断性。传统资本发展到世界资本需要漫长的过程，而数字资本只需要短短几瞬就能在全球进行生产，发挥着传统资本所不具备的更加高效的配置能力。
4. 剩余价值理论的时代价值
4.1. 深刻继承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价值
处在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得以丰富发展，有着更大范围的劳动主体、更加丰富的劳动对象、更加多样的劳动工具和新形式的劳动。劳动主体也不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传统劳动力，还增加了以往认为不具备劳动力的未成年人和无业者。劳动工具也出现以数据、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劳动工具，并且这类劳动工具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具有了人工智能性，能够快速对信息资料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分析。数字技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强大能力使得劳动场所得到扩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固定工作场所，而是更加灵活化地出现例如居家办公等新形式。虽然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在大工业生产的时代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劳动也指的是工人农民进行的简单劳动，但是数字劳动仍然是新形式下的复杂劳动是具有“类本质”属性的人类劳动，高科技人才，数字化人才，数字服务人员都只不过在进行着更加复杂的人类劳动而已。
首先，继续学习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有利于现代企业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并且企业的形象管理比以往都更加重要，因此如何提升自生盈利能力并且保持正面的形象尤为重要。把握住剩余价值理论，利用好新的要素——科技转变企业的生产方式，把握住数字平台，数字媒体的红利期促进剩余价值的产生。同时通过激励政策鼓励员工工作的方式代替传统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其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有利于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由于数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劳动监管前所未有地严格绝对劳动大幅增加，劳动剥削的隐蔽化，无酬劳动被无知无觉地拿走，这都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要时刻认清资本剥削的本质，在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主动寻求劳动部分的帮助。同时有关的部门也要继续学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和劳动者利益。
4.2. 丰富剩余价值理论的新时代内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最大化社会主义的优势。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的社会化大生产产生的剩余价值不是控制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而是由国家掌控。既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改进生产方式，把蛋糕做大，又要时刻把握剩余价值理论减少剥削与压迫，更新分配方式纳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在把蛋糕做大的情况下也要把蛋糕做好，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要避免数字资本带来的风险，推动我国国际国内市场稳定发展。并且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能够激发劳动者的热情主动性，激发市场活力，为实现我国还在路上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立更加科学的税收制度、分配制度提供坚实理论基础。
剩余价值理论表明人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不可缺失的作用主体，是生产剩余价值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要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剩余价值理论可以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能够把剩余价值充分调配起来为新时代伟大事业服务。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巨大人口带来的人口红利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剩余价值是生产力超额产生的价值，这个价值也必将反馈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同时也要深刻理解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别，劳动力的质量是剩余价值生产量和质的决定性因素，数字经济时代利用好数字信息技术，把知识教育更好地传递给每个人，提升劳动力的质量，培养世界紧缺的高新科技人才，提升国家整体的科教素质，从是实现“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