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中下游洪涝灾害研究

Study on Flood Disaster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Jialing River Basi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摘要: 综合史籍资料和现代科学的研究可以明确看出，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干流中下游地区经常遭受洪涝灾害，而清代的洪涝灾害程度远远超过了明代。在19世纪，这类灾害更加频繁，其次是17世纪。洪涝灾害主要发生在夏季和秋季，夏季多发生在农历六月，秋季则多发生在农历八月。从受灾情况来看，嘉陵江下游地区的合川是最严重的，灾情达到了21次，而其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是苍溪，共有11年受灾，次之是上下游交界的昭化，共有9年受灾。在多次洪涝灾害记录中，嘉陵江流域干流中下游大多为严重洪涝，影响着百姓们的起居生活。

Abstract: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modern scientific research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main stream of the Jialing River basin often suffered flood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degree of flood disasters in the Qing Dynasty far exceeded that in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19th century, such disasters became more frequent, followed by the 17th century. Flood disasters mainly occur in summer and autumn, with summer occurring mostly in the sixth lunar month and autumn occurring mostly in the eighth lunar month.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disaster situation, Hechua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Jialing River is the most serious, the disaster reached 21 times, and the most seriously affected area is Cangxi, a total of 11 years of disaster, followed by Zhaohua, a total of 9 years of disaster. In the records of many flood disaster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main stream of Jialing River basin are mostly serious floods, which affect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1. 引言

嘉陵江是长江中流域最广的一级支流，其干流发源于陕西秦岭北侧山麓的凤县代王山，《读史方舆纪要》载：“嘉陵江，出陕西宝鸡县大散关东之嘉陵谷。……过县界至剑州东境，又东南流，经苍溪县南，历府城西，又东南经南部县东，而入顺庆府界。过蓬州西，经府治东，又南经岳池县西境，入重庆府界。”[1]故而嘉陵江流经甘肃、陕西、四川、重庆后，由朝天门入长江。

而近年来，国内学者虽在四川地区历史灾害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大量专著和学术论文等学术成果相继问世，例如中国气象灾害研究[2]、四川地区城市水灾研究[3]、岷江流域水旱灾害分析研究[4]等等，但相对而言，针对嘉陵江流域洪涝灾害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较少，且其中大多属于对嘉陵江上游洪涝灾害的研究[5]。故而笔者以明清正史地理志及各地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结合今人著作与资料汇编，针对明清两代(1368~1911年)对嘉陵江流域中下游水灾分布的状况进行研究。

2. 洪涝灾害分布特征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四川省广元昭化位于嘉陵江的上游，而昭化至重庆市合川区则属于中游，合川至重庆河口则是下游段。依照谭其骧先生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清两卷以及郭涛先生的《四川城市水灾史》，笔者将嘉陵江干流中下游经过的城市整理如下(见表1)。

Table 1. Table of political region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Jialing River mainstream

表1. 嘉陵江干流中下游流域政区表

	嘉陵江干流中下游流域政区表
中游城市	昭化、苍溪、阆中(保宁府)、南部、蓬州、南充(顺庆府)、定远
下游城市	合川、江北(重庆府)

(一) 水灾时间分布特征

根据史料统计，嘉陵江干流流域中下游在明清两代共发生了45年的洪涝灾害。从朝代的角度来看，明代有6年发生洪涝灾害，而清代则有41年。如果依照世纪来记录，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总共发生了69次洪涝灾害，而在这些灾害中，19世纪为洪涝灾害频发时期，总共发生了36次，其次为17世纪，共有11次洪涝灾害发生，再次为18世纪，总计发生了8次洪涝灾害。这些洪涝灾害数量远远超过了明代统治时期所记录的灾年数量，尽管不能排除明代史料散佚的可能影响，但我们仍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嘉陵江流域中下游清代的洪涝灾害年份远多于明代，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

根据表格数据(见表2)，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干流中下游共出现17次没有季节记载的洪涝灾害，而有季节或者月份记载的则为50次，为避免因资料的缺失产生的相关误差，本文将对这些有季节记载的洪涝灾害进行初步的季节分布分析，以地方志中的农历月份为准，农历一至三月记为春季，农历四至六月记为夏季，农历七至九月记为秋季，农历十至十二月记为冬季。从数据表中可看出，有季节记载的47次洪涝灾害大致分布情况为：春季0次，夏季32次，秋季13次，冬季0次。由此可见，嘉陵江干流洪涝灾害以夏季为主，秋季其次，春冬季节相对极少，其中夏季主要分布在农历六月，其次为农历五月，而秋季则相对平均，农历七月与农历八月几乎一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合川明清两代在农历六月发生过9次洪涝灾害，且大多洪水入城，淹没屋舍。光绪年间《合州志》中引用古诗，称其“今年六月不愆期，沿街鸱吻系画舫”[6]，可见其夏季洪涝灾害的频发性。

Table 2. Record of flood disaster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Jialing River Bas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表2. 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干流中下游不同季节洪涝灾害记录

地点	灾年	灾次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无记载
			一月	二月	三月	无具体月份	四月	五月	六月	无具体月份	七月	八月	九月	无具体月份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无具体月份
昭化	9	9						2	2					1					4
苍溪	11	11						2	1		1	3							4
阆中	5	5							1		1			1					2
南部	6	6						1	1		1	1							2
蓬州	2	2							1	1
南充	7	7						2	2	1	1								1
定远	3	3						1			1	1
合川	20	21					1	6	9	1	1	1		1					2
江北	3	3										1							2

(二) 水灾空间分布特征

从受灾地区来看，合川发生洪涝灾害次数最多，总计为21次，其中甚至在1847年发生过一年两次洪灾；苍溪共发生过11次洪灾，昭化共发生9次。相比之下，南充、南部、阆中同样发生多次洪涝灾害，但相对而言次数较昭化少。蓬州次数最少，仅出现过两次。

(三) 水灾等级分布特征

明清两代嘉陵江流域洪涝灾害频发，且其破坏程度在不同年份、季节、地区不尽相同，由于当前学界对洪涝灾害等级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故而笔者在此选取杨志荣先生[7]对于洪涝灾害的等级划分，将嘉陵江流域干流中下游水灾划分为偏涝、涝、大涝三个等级(见表3)。

根据统计，嘉陵江流域干流中下游发生“大涝”次数极多，高达41次，多次出现大水入城，淹没房屋的记录，此外，发生“涝”的次数为22次，大多记录为“夏季大水”，与前文统计的洪涝灾害季节分布基本一致。

Table 3.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lood severity levels

表3. 水灾等级分布特征

级别	评定指标	实际举例	总计次数
1) (偏涝)	记载有“涝”或者单月涝，局地涝的	“四月六日水雨”	1
2) (涝)	简单记载“大涝”或者连月涝、夏大水、秋大水等	“夏，南充县大水”	22
3) (大涝)	记载“大涝、大水”后跟陆地行舟、舟行于市、田庐漂没、人多溺毙等	“秋，水漂民居，淹没禾稼，涨入南城，舟行于市。” “八月二十八日，大水没城之半，人民有淹死者”。 “清康熙乙卯，五月大水，漂荡民舍，淹没禾稼，士民俱栖于学宫、县署高埠之地”。	41

3. 嘉陵江流域水灾原因

(一) 自然原因

明清两代嘉陵江流域干流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主要集中在夏季和秋季，这与四川地区受到的四种天气系统密切相关。其中，第一种是青藏高原上空的低槽、低涡和切变线，能够影响降雨的强度。第二种是西南低涡系统，它对四川地区的降雨强度起着重要作用。第三种是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在高压环流变化的同时，四川地区的降雨时间主要分布在6月中旬和7月。这一点与前文统计的季节分布相一致。第四种是西南低空急流，它为四川省的暴雨提供了水汽和动量，常常出现在夏季的7月至8月[8]。

这些天气系统的影响导致夏季和秋季本身就具有高温多雨的气候特点，同时也增加了洪涝灾害发生的风险。当暴雨增加时，往往会严重引发嘉陵江上游高原地区的地质灾害，并进一步加剧中下游地区的洪涝灾害影响。

除去气候因素以外，嘉陵江河流自身的形状与走向也对洪涝灾害造成一定的影响。嘉陵江形状崎岖、河道弯曲度较大，干流中下游河水的流速较上游缓慢，且中下游当地位于四川盆地东侧，地势平坦低洼，水流速度减缓。嘉陵江上游位于高原，支流繁多，水量极大，而下游的平缓地势严重不利于洪水排泄，容易引发洪涝灾害。以合川为例，三江汇流，地势低洼，当地地处平原，无法快速向下游泄洪，故而合川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常常在农历六月受暴雨洪涝天气的严重影响，造成庄稼淹没，房屋漂荡，舟行于市等多重损害百姓利益的不良影响。

(二) 人为原因

洪涝灾害的发生与明清两代的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一方面，清代初期的“湖广填四川”政策导致了四川地区人口的快速回填，当地农业蓬勃发展，从而加剧了土地的开垦。由此，上游水土流失问题更加严重。根据《保宁府志》的记载，“苍溪县原额增添共二万五千六百十九户……共男妇七万八百三十六丁口”，人口迅速增长与洪涝灾害在清代的对应关系显而易见。此外，清代方志中关于四川地区木政篇的记载显示，大量树木被砍伐运输用于大型建筑建设，而这些行为恰好与洪涝灾害发生的时间相吻合。

另一方面，清代中期政府积极引进旱地作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粮食问题，但随之也带来了人口急剧增长，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垦荒行为。然而，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生态破坏行为，甚至颁布了相关的赋税法律来支持百姓的垦荒活动。这种政策的推行助长了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进一步削弱了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4. 嘉陵江流域水灾影响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自然灾害作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的重要因素，频繁地被各类史料典籍所记载。其中，水灾因其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尤为引人关注。而史料典籍多以百姓受灾状况作为对灾情的记录标准，例如道光年间《昭化县志》载：“秋，水漂民居，淹没禾稼，涨入南城，舟行于市”，基本上就涵盖了百姓的起居、食物所需。

嘉陵江，作为长江的重要支流，其流域横跨多个省份，自北向南流淌，滋养着沿岸的土地与人民。上游地区多属高原地带，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丰富的降水与复杂的地形条件共同塑造了这一区域的独特自然景观。而中下游则逐渐过渡到成都平原，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加之有嘉陵江及其支流的灌溉之利，成为古代中国著名的农业发达地区之一。这样的自然条件，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也吸引了大量人口聚集，形成了众多繁荣的城镇与村落，社会经济活动频繁，文化昌盛。

然而，正如古语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嘉陵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形，在带来农业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洪涝灾害的隐患。平原地区地势低洼，缺乏自然形成的排水系统，加之河流纵横交错，一旦遭遇连续强降雨，河水迅速汇集，水位急剧上升，极易超过堤防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夏秋两季，正值雨季，暴雨频发，嘉陵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倍增。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大规模洪水，不仅冲垮了精心构筑的堤坝，更使得洪水如脱缰野马般涌入城镇，造成房屋倒塌、农田淹没、道路中断的严重后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百姓的生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家园被毁，意味着人们失去了遮风挡雨的庇护所；农田被淹，则直接威胁到粮食生产，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与价格稳定。洪水过后，疾病流行、饥荒蔓延，社会秩序往往面临严峻考验。因此，历代政府与社会各界都高度重视防洪减灾工作，通过修建堤防、开凿河道、设立水文等减轻洪涝灾害威胁。

5. 总结

总而言之，结合史籍资料和现代科学可以清晰地看出，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干流中下游的洪涝灾害频繁，且在此基础上清代洪涝灾害远超于明代。19世纪洪涝灾害频发，其次为17世纪。该灾害多于夏秋两季出现，夏季多出现在农历六月，秋季则多出现在农历八月。从受灾角度来看，嘉陵江下游地区的合川最为严重，灾次多达21次，而其中游地区受灾严重的则为苍溪，灾年多达11年，其次便是上下游交界的昭化，灾年为9次。除此以外，洪涝大多较为严重，影响了百姓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除去自身地区的气候影响外，快速增长的人口、大规模的土地开垦以及木材运输等行为，加剧了水土流失的问题，进而导致了洪涝灾害的频发。同时，引进旱作物和政府对垦荒行为的支持，进一步恶化了生态破坏的局面。我们应当认识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造成洪涝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当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避免再次遭受类似的灾害。

附录

政区	年代	公元纪年	史料	出处
昭化	明	1601	万历二十九年，大水。 秋，水漂民居，淹没禾稼，涨入南城，舟行于市。	道光《昭化县志》
	清	1672	康熙十一年“五月大水，舟入城垣，民房皆漂没”	道光《昭化县志》
	清	1827	道光七年“六月，江水涨，自南门洞入”	道光《昭化县志》
	清	1833	道光十三年，“五月两江争涨，角上岩冲没民居” “六月，江水涨甚”。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35页 道光《昭化县志》
	清	1834	道光十四年，“五月大雨”。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35页
	清	1835	道光十五年，“两江争涨，角上岩冲没居民十余家。”	道光《昭化县志》
	清	1857	咸丰七年，洪水高程约为473.5米。	《四川城市水灾史》实地考察
	清	1871	同治十年，洪水高程约为471.35米	四川城市水灾史》实地考察
	清	1898	光绪二十四年，洪水高程约为471.3米。	四川城市水灾史》实地考察
苍溪	明	1634	崇祯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大水没城之半，人民有淹死者”。	民国《苍溪县志》
	清	1673	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大水，城内行舟”。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27页
	清	1675	康熙十四年，“清康熙乙卯，五月大水，漂荡民舍，淹没禾稼，士民俱栖于学宫、县署高埠之地”。	民国《苍溪县志》
	清	1706	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大水，雷雨大作，玉水河水发山崩，两岸田禾淹没”。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28页
	清	1782	乾隆四十七年，“先农坛在东城门外一里，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建，乾隆四十七年被水淹没，邑令丁映奎重建”。	民国《苍溪县志》
	清	1840	道光二十年“苍邑万寿宫，自豫章先民第宫殿，……只以地逼江岸隅，于道光庚子年(1840年)秋八月，河水涨，淹庙廊，圣像飘流，墙垣崩颓，举目萧然”。 377.48米。	民国《苍溪县志》
	清	1857	咸丰七年，“大水入城，淹没禾稼”。	民国《苍溪县志》
	清	1871	同治十年，“同治年间水淹廊房”。推算其洪水高程，约为377.38米。	《四川城市水灾史》实地考察
	清	1884	光绪十年，“七月，雨溢”，嘉陵江“沿岸漂没民舍以千计”。	民国《苍溪县志》
	清	1903	“光绪二十九年，大水淹到董家楼门左边路石梯四步”。据此推算，洪水高程应为374.96米。	《四川城市水灾史》实地考察
	清	1908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朔日食，五月谈溪大水蛟行，没庐毁桥”。	民国《苍溪县志》记
阆中(保宁府)	明	1634	崇祯七年，七月庚戌，俱大雨水。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26页
	清	1659	顺治十六年，“秋，霖雨不绝，保宁城圮，锦屏山亦倾陷，截去一面，成赤壁。”	嘉庆《四川通志》
	清	1857	咸丰七年，“咸丰年间大水涨至西城门外坝上，浪子冲进石柜阁门口。道台脱靴拜水，水未进西城门。”据推算，其洪水高程约为360.3米。	《四川城市水灾史》实地考察
	清	1898	光绪二十四年，阆中又遇大水，洪水淹到西城门外放石牛的石台上。其高程约为358.20米。	《四川城市水灾史》实地考察
	清	1903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大水，“清咸、同以后，阆邑水灾之巨，惟光绪癸卯为甚。县城北关外已淹及护城桥，西门已入石柜阁，南门则冲进瓮城，至东北隅观音寺，达中学校一带全为水没。苟溪河石滩咯场住房水与篇齐。其损失之巨为数十年未有之大水灾也”。	民国《阆中县志》
南部	清	1782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大江水溢，没县城。”	道光《南部县志》
	清	1792	乾隆五十七年，“大江水溢复县城”。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32页
	清	1840	道光二十年，“秋八月一日，大水没城垣，害民稼，数十年来未有之”	道光《南部县志》
	清	1842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夏五月望八日，大江水溢，县城四门俱灌入(洪水)。”	道光《南部县志》
	清	1843	道光二十三年，“秋七月一日，水猝涨，直灌入试院。”	道光《南部县志》
	清	1903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那年六月大小，附近房屋都被冲去，我的房子幸存，并留有水迹。那次涨洪水，大雨下了三昼夜。”据推算，洪水高程约为341.8米。	《四川城市水灾史》实地考察
蓬州	清	1678	康熙十七年，“夏，蓬州大水”。	嘉庆《四川通志》
	清	1903	光绪二十九年，“二十九年癸卯夏六月初六日夜，洪水大灾，水进王爷庙，各省洪水淹死人民无数。”
南充(顺庆府)	明	1371	洪武四年，南充：朝阳洞石刻：大水。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22页
	明	1434	宣德九年，五月戊寅，顺庆府大雨水。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22页
	清	1666	康熙五年，“大水，城隍庙内像圮，水平复修”。 “五月十二日暴风大雨，瓦飞树折，毁民居数十余家。”	民国《南充县治》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27页
	清	1676	康熙十五年，“夏，南充县大水”，	嘉庆《四川通志》
	清	1802	嘉庆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夜，大水”。	民国《南充县志》
	清	1903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八日大水。西、北城垣皆冲塌，城内西北隅水深三、四尺，东南一、二尺，漂毁人、物庐舍。父老言，此次水灾较前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之水犹为巨也。”	民国《南充县志》
	清	1870	同治九年，南充：六月大雨。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40页
定远	清	1688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定远厅大水。	《清史稿·灾异一》
	清	1822	道光二年七月，定远厅大水。	《清史稿·灾异一》
	清	1866	同治五年八月，定远厅大水。	《清史稿·灾异一》
合川	明	1555	嘉靖三十四年，“大水，逆流，高十余丈，坏城垣，屋舍街市淹没”。	民国《合川县志》
	清	1782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大水入城，坏城垣庐舍，至州署前”。	光绪《合州志》
	清	1788	乾隆五十三年，“壬寅六月江水涨，会江楼头生雪浪。今年六月不愆期，沿街鸱吻系画舫”。	光绪《合州志》
	清	1789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大水入城”。	民国《合川县志》
	清	1796	嘉庆元年，“六月大水入城。”	民国《合川县志》
	清	1802	嘉庆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四鼓，大水入城，坏城垣，漂城外居民无数，较前(嘉庆元年)水高七尺，至川露台。”	民国《合川县志》
	清	1810	嘉庆十五年，“六月，大水入城，深四丈余”。	光绪《合州志》
	清	1811	嘉庆十六年，“五月又大水，抵州署月台下，较庚午年(1870年)小一丈二尺”。	光绪《合州志》
	清	1813	嘉庆十八年，“六月又大水，直通州署仪门，较庚午小一丈五尺”。	光绪《合州志》
	清	1819	嘉庆二十四年，“夏，江水迭涨，堤尽圮”。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34页
	清	1822	道光二年，“五月大水，州城水甚大”。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34页
	清	1840	道光二十年，“大雨大水，水淹上半城，至州署大堂上。合城街巷所余无几”。	民国《合川县志》
	清	1847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大水。八月十四日夜，渠江大水，较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高六尺；二十日清晨水复涨，较前略小”。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37页
	清	1870	同治九年六月，“夏残洪水忽争流，连雨涌沱涨不休。浪鼓鱼龙倾市街。波翻雷电撼城楼。家家负载求生路，处处号呼救死舟。升屋战竞行不得，哭声终夜乱更筹。漫道壬寅涌巨涛，较前壬戍水尤高。平原雁稻漂千亩，峭岸蜂窝没万篱。官为祷神抛玉璧，人徉拯弱索钱刀。除却城北家数十，城垣尽在淖泥中。嘉靖迄兹凡两见，异灾三百有余年。” “是年六月大水入城，深四丈余，城不没者仅城北一隅。登高四望，竟成泽国。各街房倾圮几半，城垣倒塌数处，压毙数十人。” “六月雨如悬绳，连三昼夜。大水人城深四丈余，水连八日始落”。	民国《合川县志》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40页
	清	1871	同治十年“五月，大水，抵州署月台下，较庚午年(1870年)小一丈二尺。”	民国《合川县志》
	清	1873	同治十二年六月，“六月大水及州署仪门，较(同治)九年小一丈五尺，四年之中，大水三见。”	民国《合川县志》
	清	1874	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夜，大雷雨淹田禾”。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41页
	清	1875	光绪元年，“四月六日水雨”。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41页
	清	1896	光绪二十二年初秋，“秋初，百谷成熟。初八日，猛雨倾盆。又明日，淫雨溟濠，昼夜连绵，迄十月下旬始霁。”	民国《合川县志》
	清	1903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七日大水入城，淹至大堂后之侧门，至初十日乃退”。	民国《合川县志》
江北(重庆府)	明	1520	正德十五年，重庆：大水。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23页
	清	1838	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五日大水进觐阳门、汇川门内，沿河漂没庐舍人畜甚众”。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36页
	清	1870	同治九年，重庆：大水。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