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会文化理论自20世纪20年代由Vygotsky创立以来，历经三代模型的迭代发展，已成为解释人类认知与社会实践互动的核心理论体系。其核心命题——“心理机能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 of Mental Functions)——强调语言、文化工具与群体协作在认知发展中的根本作用。二语写作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符号化实践，不仅涉及词汇语法编码，更包含身份协商、意义建构与社会规则适应等深层过程。本文旨在通过重构三代模型的理论演进，结合二语写作研究的前沿成果，揭示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写作能力发展的解释力与实践指导价值。
2. 社会文化理论三代模型的系统回顾与批判性分析
1) 第一代模型：Vygotsky的中介三角模型——语言作为认知革命的催化剂
Vygotsky的中介三角模型(Mediational Triangle)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主张人类心理活动的本质是“工具中介的客体改造”。模型将主体(Subject)-工具(Mediating artifact)-客体(Object)三要素构成闭环，强调文化工具(尤其是语言符号)在认知活动中的双重功能：对外改造物质世界，对内重构心理结构(见图1)。例如，儿童通过语言描述物体(如“红色积木”)，不仅实现对客体的分类，更在心理层面建立抽象概念网络[1]。
Figure 1. Vygotsky’s triangular mediation model
图1. Vygotsky的三角中介模型
三角模型对二语写作研究有一些核心的启示。首先是语言工具化。二语写作是学习者将语言从“交际工具”转化为“思维工具”的关键场景。例如，学术写作中“文献综述”的撰写就要求学习者通过语言整合多源信息，构建逻辑论证框架。其次，正是受到Vygotsky“主体性”思想的启发，当今二语写作研究者对调查习作者如何在写作活动中提升自己“作家身份”(authorship)十分感兴趣，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2] [3]。这些研究表明，在跨文化环境中，主体性的提升带来了写作能力的提升。
尽管Vygotsky模型开创性地揭示了语言的中介价值，但其对社会互动机制与历史情境动态性的阐释不足。例如，该模型难以解释在写作过程中多位参与方(文本–作者–读者)的动态协作过程[4]，以及多作者协作写作中的权力关系协商问题[5]。
2) 第二代模型：Leont’ev的层级模型——写作动机的解剖学
Alexei Leont’ev在批判性继承Vygotsky思想的基础上，将活动分为三个级别：以动机(motive)为导向的活动(activity)层级、以目标(goals)为导向的行动(actions)层级、由现实条件(conditions)决定的操作(operations)层级。Wilson (2006) [6]用图2阐释了Leont’ev三个层级的划分和各层级之间的包含关系：1) “活动”由一系列的“行动”构成，“行动”又包含着一系列的“操作”；2) “动机”是“活动”的目的，可以被分解为多个具体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主体会采取一系列“行动”，“行动”中，主体会根据客观现实“条件”，进行一系列“操作”；3) 三个层级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呈非线性的、循环发展的趋势。由此，“层级模型”可以从“活动–行动–操作”三个层面详尽描述人类实践活动的目的和过程，进而将形形色色的活动进行描述和分类。不仅如此，“层级模型”还可以通过三个层级的互相转化，展现活动的动态性。
Figure 2. Leont’ev’s hierarchy of “activity, action, and operation” [6]
图2. Leont’ev“活动、行动、操作”的层级关系[6]
在二语写作教学领域，该模型的启示体现为两个维度。首先，“动机–目标”链设计要求教师引导学习者建立抽象动机与具体行动的逻辑映射，例如将“提升国际发表能力”的宏观动机转化为掌握IMRD结构、习得学术措辞等可操作子目标[7]。其次，层级结构制揭示了写作能力发展的动力来源，Leont’ev提出的活动系统内部矛盾(如语言流畅性与准确性的冲突)被证实能有效激活学习者的元认知策略[8]。
Leont’ev提出的层级框架丰富了活动理论，但也存在两点缺陷。一是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这与Vygotsky倡导的理论相悖。Lantolf和Throne (2006)曾指出：“人类似乎不再具备创造力，而只是简单地执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目标和计划”(p. 221) [9]。层级框架的第二个缺陷表现为过于关注个体的活动，而忽略了个体在活动中与他人、团体和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10]。
3. 社会文化理论的三代模型演进与核心贡献
Yrjö Engeström在批判性继承Vygotsky与Leont’ev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双三角活动系统模型(见图3)，将社会文化理论的解释维度从个体认知拓展至复杂社会系统。该模型在原中介三角(主体–工具–客体)的基础上，新增“共同体(Community)”、“规则(Rules)”与“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三个社会化要素，形成双向动态交互结构。“共同体”指参与活动的多元主体网络(如学习者、教师、目标读者)，其文化背景与权力关系直接影响活动走向；“规则”涵盖显性制度(如学术写作格式)与隐性惯例(如学科话语风格)，既约束行为又提供意义框架；“劳动分工”则体现任务分配机制(如协作写作中的角色分工)与责任归属逻辑，反映社会结构对个体行动的形塑作用[11]。
Figure 3. Engeström’s third-generation double triangle activity system model (1987) [10]
图3. Engestrom (1987) [10]的第三代双三角活动系统理论模型
同时，Engeström模型的革命性在于引入矛盾驱动发展的动力学视角，将活动系统视为包含四级矛盾的动态实体：
1) 内部要素矛盾(如工具低效性与任务复杂性冲突)；
2) 要素间关系矛盾(如共同体多元需求与规则僵化性冲突)；
3) 新旧系统矛盾(如传统纸笔写作与数字化写作范式冲突)；
4) 相邻系统矛盾(如学术写作共同体与产业实践需求冲突)。
这些矛盾的持续激化与创造性解决构成系统演进的核心动力。例如，Cumming (2006) [12]发现，在跨文化学术写作中，学习者常面临母语思维逻辑(内部矛盾)与目标期刊规范(外部规则矛盾)的冲突，而通过师生协商式反馈(Expansive Learning)可重构写作策略，实现认知与文本的双重转型。在数字时代，该模型进一步揭示了人机协同写作的复杂性。比如，以GPT-4辅助写作场景为例，人类作者(主体)与AI工具(非人类行动者)形成新型共同体，劳动分工从“作者主导”转向“人机共谋”，规则体系则需重新定义原创性边界与责任归属(如AI生成内容的署名权问题等)。
4. 结论与未来展望
社会文化理论的三代模型通过递进式发展构建了跨层级的解释网络，实现了从个体认知机制到宏观文化系统的有机衔接。Vygotsky学派开创的“中介–内化”范式揭示了二语写作能力发展的社会互动本质，强调语言符号系统在知识建构中的工具性作用。Leont’ev的层级理论进一步将写作行为解构为动机驱动、目标导向和工具调节的三级结构，为分析学术写作中的认知冲突提供了动态框架。Engeström的第三代双三角活动理论则突破个体认知边界，通过拓展性学习模型阐释了跨文化写作共同体中的矛盾协商机制，将写作研究提升至社会改变的维度。
未来研究可在如下方面深化理论创新：1) 从神经社会文化视角出发，研究者可结合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系统观测社会互动对二语写作神经回路的调节效应，特别是前额叶皮层与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协同激活模式；2) 在后人类主义框架下，研究者需重新审视AI写作工具引发的认知重构现象，重点分析GPT-4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打破传统“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链，形成人机协同的新型符号中介系统；3) 在本土化理论创新方面，中国学者可融合语言类型学与社会认知研究的双重路径，突破三代模型的文化预设，通过汉语二语写作的语料库追踪，建立兼顾汉字思维特性与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写作发展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