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孕育的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资源利用”“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文化逐步实现了蓬勃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旨在通过农业发展、乡村建设、文化繁荣等提升乡村发展的综合水平。红色文化既是革命历史的见证，又承载着集体主义、奋斗精神和理想信念的精神财富，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挖掘乡村红色文化的内在价值，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2. 文献综述
学术界就红色文化的现实价值及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已经达成共识，但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红色文化的价值，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研究观点主要集中在：一是实现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王卓、于瑮从理念、政策、物质、市场四个方面剖析红色文化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的内在逻辑，从产业融合、人才培养、服务品质、生态建设四个维度构建二者融合发展的耦合机制，促进文旅融合发展[1]；桂峰兰从文旅融合的视角出发，指出通过规划建设、优化运营模式、深挖文化内涵、增强产业融合，实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2]。二是探讨关于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个案分析。孙伟以河南新县田铺大湾为例，厘清红色文化对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作用，指出通过权威性的制度安排、人际能量场赋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红色乡村振兴“内外兼治”[3]；陈永典以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为例，认为红色文化资源能在制度、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持[4]。三是探讨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学界认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机制存在欠缺，要从丰富传播媒介、拓宽传播渠道入手，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促进乡村文化振兴[5]；时家贤指出文化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与支撑，借助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激发乡村发展动力、活力、潜力[6]。
综上所述，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现有研究就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振兴展开研究或是聚焦于个案研究，从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逻辑契合的研究较为少见。基于此，在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厘清红色文化作用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探索红色文化作用于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以期为区域利用红色文化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所裨益。
3. 红色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契合
3.1. 红色文化的历史渊源与乡村振兴的历史传承相耦合
红色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与耦合性。我国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累积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光荣历史的见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涌现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都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力量，其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农村社会密切相关。实现乡村振兴，既是要实现经济繁荣发展，又要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以红色文化为思想引领和精神动力，能激发乡村发展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其深刻的革命历史背景与乡村振兴中的历史传承理念形成自然对接。
3.2. 红色文化的价值立场与乡村振兴的价值追求相契合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7]。红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灵魂，体现了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价值追求、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红色思想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都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乐于奉献、不惧困难、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怀与政治本色。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着眼农业农村发展问题作出的战略安排，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乡村振兴要求实现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参与，与红色文化强调人民立场、艰苦奋斗的理念高度契合。红色文化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价值引领，激发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推动社会治理与集体经济的同步发展。
3.3. 红色文化的实践传统与乡村振兴的实践互动相融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借助红色文化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社会发展，通过建立农村党支部来带领农民抗击外来侵略和反抗封建压迫，提出“变工队”“互助组”来创新生产关系，发展农业生产、支援抗战。这些实践为当代乡村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也面临发展新型生产关系、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难题。既需要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又必须考虑农村人口空心化等结构性矛盾，其复杂性远超革命时期的乡村改造。例如，积极探索“党建 + 乡贤理事会”等新型组织形态，发展“三变改革”等产权制度创新，发展“非遗活化”等文化再生产实践。二者的实践融合性体现在红色文化对乡村振兴的适应性转化，红色文化在推进社会治理、乡村经济发展等能提供实践经验与理论指导。
4. 红色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4.1. 组织赋权：红色治理传统与乡村人才振兴双向重构
乡村振兴，人才是第一资源。在乡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乡村治理也需同步推进。利用红色文化促进乡村发展、乡村治理需要复合型、专业型的高端人才。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大部分乡村地区人才流失、结构性失衡现象严重，现有培训机制、人才成长环境难以留住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红色文化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中国精神为精神内核，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社会认同，所蕴含的组织性、人民性的特质，能够为乡村治理提供历史经验与价值根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红色文化为纽带，将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和人才培育相结合，推动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人才振兴协同发展。
为实现红色文化与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治理各要素的高度聚合，破解当前红色文化助推乡村全面发展的难点，要造就一支懂传承、善经营、能提供专业服务的人才队伍。一方面，聚焦红色文化的人民性，在促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中，坚持村民的主体性原则。对内通过红色文化的精神赋能，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营造敢想、肯干、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通过强化培训乡村干部，依托各地革命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和职业培训，培育具有文化认同与职业技能的“新乡贤”；对外可以通过政策倾斜，吸纳本土人才回归乡村，吸引城市优秀人才到乡村工作，尤其是能够传承红色文化的人才、乡村治理人才等。完善相应人才配套政策，为特色产业发展、红色旅游等急需人才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能够留得住人才。另一方面，扎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对管理体系的升级，也是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的革新。依托红色文化，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模式，提升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协同作用，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文化引导，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现代乡村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当通过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在红色文化的影响下，通过民主决策、法治管理、乡风文明等措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这种乡村治理与人才振兴的联动机制，本质上是依托红色文化重构乡村社会的组织资本与人才资本，实现乡村治理、村民、红色文化三者的良性互动。
4.2. 基因铸魂：红色文化叙事驱动文旅融合链式增值
培育乡村经济增长持续动能，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在关注物质获得感的同时，精神层面的获得感也越发重要。当前红色旅游、红色研学在业界的关注度持续提升，许多学者也认为乡村旅游应当彰显教育功能，实现红色旅游的辐射效应。我国乡村地区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借此通过开发红色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8]。文旅融合的核心是将地方文化、旅游资源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通过文化的引领作用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再通过旅游产业的带动促进地方经济充分挖掘独特的文化资源，结合当地的红色历史遗迹、革命遗址等，通过现代化的旅游开发手段，打造具有历史深度和文化价值的旅游产品。红色文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乡村可以通过策划红色文化节庆活动、红色文化旅游线路等方式，提升当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节庆活动为载体，邀请红色文化研究者、艺术家等介入乡村场域，实现红色文化的学术阐释到艺术创作，再到大众传播的互动体系，提高红色文化叙事的权威性与感染力。此外，发展民宿、农家乐等产业，将红色文化元素嵌入民俗装修、农产品包装，打造“红色文化伴手礼”产品，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实现文旅产业的内生增长。另一方面，创新红色旅游经营模式，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依托乡村生态资源与民俗传统，鼓励有条件的乡村积极争取地方财政上的支持，建立“红色研学 + 生态农耕 + 生态康养”等融合产品，实现红色旅游的辐射效应，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各行业发展。
4.3. 遗产聚能：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与红色产业协同共生
强化资源整合是乡村振兴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有效手段。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益，可以有效促进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红色文化资源具有稀缺性、多样性特征，红色文化作为乡村的独特资源，应当与地方的自然资源、产业资源等进行有效融合，推动产业链的延伸与经济结构的优化。通过合理整合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乡村可以实现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从我国总体看，红色文化资源分布广泛、种类繁多，发展潜力巨大。但从当前的开发现状看，存在着碎片化、恶性竞争、空间分布不均等问题，部分地区难以实现红色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通过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优化，可以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广泛利用，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红色文化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与教育功能。推进区域资源一体化整合，建立跨区域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联盟，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发展。赣南地区成立中央苏区“7 + 2”红色旅游区域联盟，将瑞金市、于都县、长汀县等9个县(市)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显著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与市场吸引力。另一方面，拓展红色文化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红色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为红色文化产业链延伸提供结构性机遇。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向上延伸至红色文化研究、文物修复等领域，向下游拓展至红色文创、红色研学、红色影视等业态，形成“研–学–游–创”一体化的产业链条。遵义通过打造“红色文化创意产业园”，将红色故事转化为影视作品、文创产品与沉浸式体验项目，显著提升了红色文化的经济附加值。此外，可通过引入数字化技术，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保护与展示，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红色文化传播体系，进一步扩大资源的影响力与辐射范围。通过优化资源整合与延伸产业链，红色文化资源不仅能够成为乡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更能为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4. 精神塑形：红色地缘符号化助推特色品牌价值跃升
红色文化资源的地域性与独特性为乡村差异化发展提供了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本。当前乡村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多陷入“符号化借用”“浅层化叙事”的困境，品牌建设缺乏系统性思维，产业发展脱离地方发展实际，导致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转化失衡。亟需以“在地化重构”为核心，通过对红色文化进行符号提炼赋值特色品牌与红色产业的生态化构建，实现文化再生产，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当前红色文化品牌建设的难点，一是品牌定位脱离地方文脉，部分乡村盲目套用“红色+”通用模式，忽视本土革命历史叙事与当代价值的衔接。二是红色文化吸引力降低，红色元素多以静态展陈或低端旅游产品呈现。对此，要立足地方特殊性实现红色文化与品牌产业同步发展。首先，建立差异化品牌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深度口述史挖掘、档案整理等方式，提炼具有地域标识性的红色文化IP，扩大当地红色文化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例如贵州遵义借助“伟大转折”IP，依托大数据产业，打造出《伟大转折》《红飘带伟大远征》沉浸式演艺“双子星”，创造出文旅大流量样本。其次，创新红色文化再生产机制，运用“地方营造”理论，将红色符号融入乡村空间更新与产品设计中。可借鉴井冈山“红色文创工坊”模式，联合高校设计团队与非遗传承人，开发兼具革命美学与现代功能的衍生产品，突破传统纪念品低附加值困境。最后，构建“产业–社区共生网络”，通过社会企业模式推动红色产业本地化运营，建立“政府引导 + 合作社运营 + 村民持股”的组织架构，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如西柏坡通过红色旅游收益反哺村庄公共设施建设，形成“红色经济–社区治理”的良性循环。总之，通过深度挖掘地方性红色文化，结合当地资源禀赋进行在地化重构，建设“一村一品”的品牌矩阵，推动红色产业发展打破同质化的发展困境，最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经济价值跃升，助推乡村振兴。
5. 总结
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底蕴，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理论层面深刻剖析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积极探讨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提出更切合实际的发展模式。在实践层面探索红色文化与各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机制，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模式，为各地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基金项目
成都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文化资本视角下儿童的数字媒介实践与自主学习能力研究”(YJ2024-ZD008)；成都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增强四川涉藏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研究”(YJ2024-QN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