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技术理性在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亦导致人类文明面临结构性危机。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技术批判理论系统阐释了技术理性异化的生成机理，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对人主体的支配机制。该学派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语境中，技术体系已演化为维系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操控装置，并通过价值中立的表象异化为新型意识形态载体。相较于其他西方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独特贡献在于其揭示了技术理性与政治权力的共谋关系——二者通过精密耦合形成新型控制范式，并对此异化过程的内在生成逻辑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解构。尽管存在理论局限性，但其对技术异化现象的批判性反思，仍为当代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在人工智能与算法技术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技术控制呈现出智能化与泛在化特征：智能算法重构社会规训机制，工业文明深化全球物化进程。倘若持续固守技术至上的单向度发展模式，将不可逆转地引发生态系统崩溃与人类本质异化的双重危机。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技术创新与理性建构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Abstract: Whil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has propelle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t has simultaneously led human civilization to face a structural crisis. The Frankfurt School, through its theory of technology criticism,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alienatio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profoundly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echnology dominates the human subject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school posit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has evolved into an apparatus of control that upholds capitalist political dominance and, through its semblance of value-neutrality, has been reified as a new ideological carrier. Compared to other Western theories of technology criticism,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lies in its exposure of the collus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whereby the two form a new paradigm of control through intricate coupling—and in its systematic d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l generative logic of this process of alienation throug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lthough there ar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its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phenomenon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still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wave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domin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lgorithmic technologies, technological control exhibits characteristics of increased intelligence and ubiquity: intelligent algorithms are re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s of social discipline, whil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deepens the global process of reification. If the unidimensional, technology-supremacist development model is persistently maintained, it will irreversibly trigger a dual crisis of ecological system collapse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essence. Our country is currently at a critical stage of moderniz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ational construction remain important engine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1. 技术统治的哲学基础：片面化的肯定理性
技术统治的根源是工具理性、是技术理性、是片面地肯定理性。这样的理性背离了启蒙理性的初衷：寻求人类的自由解放。启蒙理性使人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解放，但是技术理性转而又成为了新的上帝，对人进行更为深刻地控制。
在19世纪后，人类的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给予了人们空前的自信，让人们坚信不久的未来，理性将会带领他们建造出一个完美的天堂。在这一背景下自然科学越来越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的存在，成为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甚至成为一切事物存在的依据。由此实证主义应运而生。实证主义只在乎经验事实而不承认任何超验的东西、只研究关于世界的现象的哲学，它仅以真实事实为依据，希望通过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审慎缜密地考察而找出其中发展规律。在实证主义看来，应该摒弃一切关于上帝、灵魂、终极实在、形而上学等的探究，因为这些探究超出了经验的范围，超出了我们在“事实与存在”的领域内通常用以进行核查的那些证实程序的范围。因此那些关于形而上学的活动从根本上说是毫无意义的。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一旦我们的心灵不只是一个消极的镜子或实体——这也许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因为甚至客观的知觉也只能来源于估价——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的世界之中，这一价值的世界在一种自主的秩序中安排了实在的内容”[1]。马克斯·韦伯最先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启蒙精神变化的原因，并提出了社会行动理论。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合理性与非理性两大类，而合理性行动又被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所谓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链’和‘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也就是说，对工具的功用性和最优结果的追求是合乎工具理性的，它无关乎这种行为选择的伦理的、美学的等方面的意义。对于价值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它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做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3]价值理性与结果无关，它强调的是人对自己的“戒律”和“要求”。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功利价值和技术手段的建设效用被凸显出来并受到重视。科技的发明与应用使西方社会迅速发展起来，人们对新的工具与技术所具有的理性力量更加坚信不疑。这种力量愈发强大，理性的工具化倾向就愈发的深入。工具特别是科学技术与理性相结合，工具理性化和理性工具化成为必然。这也导致科学技术失去规范而自我膨胀即工具理性的张扬。而支配这种泛化和技术化实践的理智理性或工具理性得到人们的认同并加以推崇，支配向善、关乎人的价值活动的明智理性或价值理性因无用而被人们所忽略。这种对立使普遍理性失去普遍性、失去总体性，导致人的分裂，理性的分裂、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这就“使它消解了自身主体性的问题，成为具有霸权倾向的所谓‘事实性’问题。”[4]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人们倾向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用认识物的方式来认识人，因而只看到人作为主体服从必然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人的超越性的维度，使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价值被局限于对物的生产以及对财富的创造，而对自身意义的追求和实现、对获得人类解放的价值被遮蔽了，价值理性的批判性和规范性维度被消解，启蒙的完整理性也走向了极端变成了肯定理性
肯定理性的内涵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是把既定事物看成是对真理的肯定并接受一切现存的事物；第二是服从被给予的现实试图确立万事万物必须遵循的规律，把新生事物的产生看成是按过去的标准予先决定的；第三是坚决反对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第四是使思维失去了反思的因素。比如在马尔库塞看来，既定事物并不等于真理，是与应该组成对象自身的结构，对象、事物自身包含着否定性因素，现存的并非是合理的，现存事物不仅在变化着、发展着，甚至会走向死亡。可以理解为肯定的理性是一种服从于被给予的现实的理性，它试图从这种被给予的现实中确定万事万物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其实也就是维护现存的秩序。
2. 技术与权力的全方位结合：资本的单向度控制
技术如何实现对人的控制？为什么人们难以识别出这种控制，而心甘情愿地沉溺于枷锁之中？为什么技术越进步，人越被控制？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单向度的人”。
就像马克思提出的商品拜物教一样，对技术盲目崇拜的结果既产生了“技术拜物教”，科学技术也失去了它的中立性，技术理性不断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了新的统治，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奴役和压迫。在马尔库塞看来，理性应该是否定的、批判的，是人们为了实现自由而不断做出努力的价值取向，然而技术理性控制的实质却是对统治合法性的辩护，由于技术的合理性，相较于传统的暴力统治，技术理性的控制更加具有欺骗性，控制的程度也更加深刻。这是因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给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满足了人的精神娱乐消遣，同时这个被物质财富填充的社会通过让一切变的看似平等而淡化和掩盖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奴役。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丧失了否定性、超越性、批判性，而沉浸在这种社会的秩序当中，人对社会现状的反抗也被消解，所剩下的只有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对现状的肯定和认同。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生产者自身占有劳动产品，因此人们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用自己的生产资料生产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资本主义出现后，“按社会化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5]发达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已经跨过了其青年时期而进入到了“第三时期——填充虚假市场时期”，[6]在这一时期，为了克服生产扩张的速度远远快于市场扩张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矛盾，发达工业社会的统治阶级制造出“当代资本主义的虚假市场”，而虚假市场的出现不仅有效地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矛盾，更有效地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使得资产阶级的政权得到了稳定。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觉悟，而社会中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7]，“虚假需求市场”最后的结果则是资本主义的无序扩张有了新的市场同时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利润的最大增值也得到了保证，而那些被“虚假需求”利诱的无产阶级则堕落至无尽的空虚深渊被奴役和控制。在资本的运作下，工人实现自我解放的愿景被技术的进步所消解，工人的劳动不再仅仅是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而更多的是为了追逐资本所制造的虚假的需求，他们心甘情愿的将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发达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之中，整个社会也进入到由技术理性所构成的错位关系中，这就是马尔库塞在《工业文明与新左派中》所提到的著名等式：“技术进步 = 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 = 奴役的加强”[8]。
3. 从统治到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的生活殖民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给予了人们稳定的物质生活，于是技术有了绝对的话语权，直到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相较于暴力统治，技术带来的意识形态控制更无孔不入，正入侵着人们生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由系统入侵生活实际所造成的。具体来说是指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越来越热衷于追求金钱、地位、声誉，而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其他“存在”的意义，最终走向自我迷失的道路。消费主义、环境破坏、技术异化都是现代西方社会中生活世界被殖民的表现。也正是由于生活世界被殖民，人重物被质所支配，交往主体间的关系变得不再平等而回到主体-客体的关系中；交往理性和价值理性也被工具理性所取代。在哈贝马斯看来，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内在原因就是科技成为意识形态，他明确指出：“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9]也就是说，科学和技术使得自我理解和一切交往活动的联系相分离，科学技术成为了交往活动的新主体，因此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的自我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科技意识形态主导整个社会时，不仅仅会影响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还会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看似更为进步的技术使人们进入了一个更加幸福高效的文明国度，实际使得人们堕落为新文明时代下的科技的奴隶。比如公司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而采用绩效考核等管理技术，又比如技术产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导。技术逼迫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绩效和收入不断加班，导致工作侵占了原本属于家庭和休闲的时间。消费主义盛行，广告和市场推广不断鼓励人们通过消费来满足个人需求和展示社会地位，导致物质主义盛行，人们被引导着不断购买和消费，但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并未真正提高，而感到空虚和迷茫。这些都使得人们的生活被系统逻辑所主宰，进一步说就是人们的行为都是按照严格的规则和程序进行，忽略了交往主体间情感、伦理、社会互动的重要性，最终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的愈发冷漠和疏离。在哈贝马斯看来，科技意识形态侵蚀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人际关系、文化传统和个人经验被系统的逻辑和标准所控制和替代；生活世界中的文化、政治、道德等都不再被关心，生活世界彻底失去自我调节能力，面对系统的入侵只能束手就擒。生活殖民化的第一个现象是市场子系统对文化的入侵，其结果是原本作为批判的武器而存在的大众文化，变成了迎合消费、娱乐的盈利工具。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前，以阅读公众为主的私人成员自发组织特定的协会，在协会内部人人平等，自由发表意见并进行投票决策。我们将协会的成员叫做大众，在他们眼里文化就是他们批判的武器，文化批判是社会批判的必经之路，文化协会的革命性意义也在于其所具有的批判性。此时文化虽然作为商品而存在，但是却不等同于其他商品，其商品的含义仅仅是指在市场上流通。文化产品的作者在市场中将自己的产品面向大众，市场的作用仅限于对文化商品的分配，文化产品从文化创造的内容不会受到剩余价值的任何影响。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利用大众传媒打造了一个虚假的公共领域，人们不再主动的批判而是被动的接受。市场成为文化创造的主宰。文化产品被商业化，文化内容及其本身具有的批判性被形式化，成为了作秀的手段，剩余价值成为文化创造的唯一目的。其结果是一切对文学、政治、社会的批判形式都被资产阶级所禁止，以批判为己任的大众变成了消费娱乐的大众，批判活动被娱乐活动取代，文化批判意识被文化消费意识取代。人们沦为商品的奴隶，社会变成一盘散沙。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10]。哈贝马斯也说“结果，我们现在观察到、感受到、承受到一种‘溢出物’，一种由不再与物质再生产关系发生关系的体制所导致的蚕食。这一文化传统领域—通过价值标准、教育、下一代的社会化所形成的社会一体化——从本体论角度说是以交往行为媒介这一特性而得到整合的。一旦金钱和权力这些导向性媒介渗入该领域，譬如通过根据消费重新界定关系、或通过生活条件的官僚化渗入，那么，其后果就远不是冲击传统了”[11]。已经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基础正处于被打击的目标之内。危险的是生活世界本身的象征性再生产。总之，阻碍物质再生产中危机的出现是要以生活世界的病理化为代价的。
4. 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对数字技术发展的警示意义
在数字时代下我们变得如同婴儿一般脆弱，一旦离开数字技术的照料，那么生活将会立即瘫痪，同时，我们身体、精神也像婴儿一样愈发容易任人摆布。也就意味着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产物的数字技术不仅没有让人更加自主，反而使人愈发沉溺在无尽的肉体娱乐中，人的内在不可控的思想和情感被消除，人的内在精神被忘却。比如数字资本对生命时间的控制：第一是对生命时间的盘剥。数字资本主义对生命的宰制首先是通过装置对时间模式进行重新定义而成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从时间维度解构存在之本质，对于揭示存在样态的多重分异及其演化机制具有基础性认识论价值。[12]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中，生命存在形态与特定社会形态的时间建制呈现结构性耦合，这意味着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考察，必然要求深入解析其时间机制与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马克思的时间哲学实现了认识论层面的双重突破：时间不仅承担物理维度的计量功能，更构成人类生存论意义上的发展空间。其劳动时间二分法将人类生存时间解构为必要生理时间、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三重维度。马克思精辟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13]”鉴于此，资本对剩余时间的攫取必然呈现双重向度：既通过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实现直接剥削，更借助时间结构的重组达成隐性控制。值得关注的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剥削展现出新的历史特征——通过时空压缩技术，资本实现了对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全域渗透与精准榨取。第二是自由时间被模糊。在钟表发明以前，我们对时间并没有精准的把控，生产活动更多的是遵循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规律。生产时间以劳动者的主观判断为准，此时我们所形成的时间观念是符合人的身心需求的。然而进入工业时期，钟表的发明使得时间被精准地分割，时间被严格的区分为工作时间和劳动时间。此时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剥削虽然更为精准，但在非劳动时间内我们还能得以休息，也有着自由时间能够发展自身。而在今天，各项数字科技的发明使得我们看似更为自由，但实际上却使我们深陷资本主义的剥削陷阱中。数字资本虽然以“自由”为口号，但背后隐藏的却是对劳动过程的全程监控以及对劳动者的时间和空间的侵蚀，具体来说就是数字资本利用装置使得人们时刻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模糊了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工作地点和非工作地点的界限。数字平台依托数字技术对数字零工劳动实施全流程监管，通过精准调控工作方式、时空要素和劳动过程，致使劳动者日常生活、社交互动等非生产性活动均被纳入平台监控体系。技术革新本应通过提升生产效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拓展个体自由发展空间，但数字资本却借助算法架构重构了劳动控制范式。这种技术异化现象导致劳动者在数字生产链条中逐渐丧失主体创造性，演变为标准化数字生产单元。第三，劳动主体的生物节律遭受系统性侵蚀。数字资本为突破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生理界限，持续创新剥削机制。当代数字平台通过构建数据化绩效评估体系，将传统外在监督转化为劳动者自我规训机制。以网约车行业为例，平台运用GPS定位、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建立包括高峰奖励机制、动态计价系统和实时接单率排名在内的多维控制体系。这种“算法鞭策”模式促使驾驶员陷入“超时劳动–绩效竞争–睡眠剥夺”的恶性循环。值得关注的是，某城市环卫系统引入智能手环监控装置，当工作人员静止时长超过20分钟即触发语音提示系统，此类技术监控模式在外卖配送、内容生产等领域已形成标准化操作范式。这种劳动控制形态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资本对劳动力的消耗具有天然的无限性特征，其唯一考量标准是单位时间内的价值产出最大化”[14]第四是自由时间被资本化。如果说前文所分析的数字资本本质上还是和传统资本一样通过缩短自由时间而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那么数字资本和传统资本榨取劳动者的时间价值的方式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数字资本还能直接从人的自由时间中牟取暴利。在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下，人类生命时间的完整维度构成了资本吸附活劳动的时空边界，资本的逐利本质驱使数字资本系统性地将人类生命时间(包括劳动时间、休闲时间及睡眠周期)纳入资本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资本化过程的核心价值源泉根植于数据生产要素——数字资本的市场估值与其掌控的数据规模呈现显著正相关。因此，数字资本必然通过海量数据攫取机制实现资本增殖目标。为达成此目的，数字资本将剥削场域拓展至劳动者的自由时间维度。相较于传统资本主义依托印刷媒介(如书籍、报刊)实施意识形态规训，当代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字化装置实现了对人类认知模式、语言交流及行为模式的全面规训。具体而言，数字资本借助泛在化数字娱乐平台的即时性特征，持续捕获用户的碎片化注意力资源，进而完成对离散时间单元的资本化整合与价值萃取。用快手、抖音等如今流行的短视频平台举例，在强大的算法功能加持下，这类平台能通过平常用户的界面停留时间、点赞喜好等精准计算出用户的喜好并对此类视频进行归类，此后不断通过推送同类视频而吸引用户，使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实际上，我们所产生的数据，反过来会成为束缚我们注意力的铁链。人们越使用数字装置，就越被数字装置所束缚。这是因为我们越产生数据，算法ai的计算更加精准，我们产生数据的过程就是自我束缚的过程。于是我们常常会在街道上、公交地铁中看到这样一类现象，大多数人都是低着头手捧手机，漫无目的的刷着短视频，时而发出笑声直至最后眼神变的麻木，身心俱疲。刷短视频由一开始的兴趣变成生活必不可少的习惯，占据了人们绝大多数非工作时间。甚至排队的间隙、上卫生间的时间、等候的期间等等这些传统资本无法利用的碎片化的时间都被数字资本加以利用，变成能产出经济效益的时间。
在人的自由时间被资本化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对主体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操控。如前文所说，法兰克福学派早已指出大众文化在西方社会一直起着操纵主体意识形态的作用，而进入数字资本主义，被数字化的大众文化比如短视频、数字广播平台、线上新闻等进一步加剧了大众文化对主体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操纵。通过算法装置的精准计算性、手机、平板电脑等数字载体装置的便携性、以及数字平台的短、平、快的特性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每一个用户都牢牢被各类应用程序所捆绑。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人通过数字装置产生数据的时刻，就是在进行数字劳动产生剩余价值的时刻，此时人就变成了数字零工。数字资本的逐利本质驱动其全面侵占人类的自由时间，致使人类生命过程呈现彻底的资本化特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人类生命时间的全域资本化本质上体现为所有生存时段均被转化为数字资本生产体系的劳动时间。通过构建数字化生存方式及多元化平台生态系统，数字资本成功实现了对数字劳动者24小时的全时段劳动控制。基于对数字生产资料的绝对所有权优势，资本主体得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生成的全部数据资产，使得数据生产活动异化为零报酬劳动形态。在此过程中，数字资本的边际成本呈现趋近于零的典型特征。当代技术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表明，数字装置已系统性地将人类生命纳入劳动再生产体系，导致劳动时间的延展突破传统物理边界。这种控制机制的强化标志着资本权力对人类社会的支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维度。
5. 结语
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揭示的批判哲学本质：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理论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实践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论断，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技术理性扩张提供了重要警示范式。尽管现代科技革命显著提升了人类文明的物质条件，但其价值合理性的边界究竟应如何界定？技术文明的双刃剑效应昭示着：在享受科技进步红利的同时，人类亟需重审自身在技术文明坐标系中的主体性定位。社会形态的演进始终遵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规律，人类既不可能也无须重返前技术文明时代。因此，在技术要素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的当下，核心命题应聚焦于：如何重构技术与人本价值的辩证关系？如何构建有效的资本规约机制？这些问题的解答将直接影响人类文明能否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强调——人才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