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代国际化的大浪潮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中医典籍作为中医文化的根本与源泉，其相关的翻译研究是中医文化得以对外传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虽然对于中医的翻译工作已超百年，但相关的翻译理论仍不够成熟，各家各派仍各持其说。这对于中医的英译工作来说非常不利。目前来看，传统术语学的翻译理论因其过度注重于标准化、规范化，不足以支撑中医的英译工作。中医术语具有多面性，更加强调在各种交际和认知情况下所发挥的作用。并受到社会、环境、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社会认知术语学是国外学术界的一门新兴理论，适用于解释生命科学术语的具体情形。本文以其为视角对《黄帝内经》多个英译本的相关术语进行探讨分析，以期对中医翻译工作的发展有所裨益。
2. 中医术语特点
2.1. 抽象性
中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所蕴含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思想指导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生产与生活。中医学中的藏象学说、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原则等是中国哲学将探索思考方向指向人体层面的孕育成果，中医哲学是中国哲学将探索思考方向指向人体层面的孕育成果，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1]，故中医术语自然具有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抽象性。《黄帝内经》中多次出现阴阳、五行、精气等比较抽象而且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仅包括内涵，还包括外延[2]。在英文中大多没有相对应的词，在翻译这一类词时，需要特别注意，既要能准确传达出原文的意义，同时也要便于目的读者理解和接受。
2.2. 历时性
中医药学形成于古代，名词术语多为古代汉语，有时字即是词，如“气”、“阴”、“阳”等；有时短句也视作一个词，如“木克土”、“肺主气”、“心开窍于舌”等；更有古今词义的演变以及古文的现代表述，如《黄帝内经》中对于颜色词的表示，仅以“红”系颜色词来说，书中的“红”系颜色词有“赤”、“红”、“朱”、“丹”、“彤”、“绀”、“赭”等，显然并不能单纯译为“red”，否则定会曲解原文所要传达的真实意图[3]。并且自古代以来，中医的术语不断演变。在翻译这类术语时，译者应追溯其概念发展，对术语的概念进化进行历时性的探索。若忽略了意义上的历时性变化，而简单地将现代思维模式应用于他们对古代术语的理解，由此导致的翻译必然会是不准确和不完整的。同时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中医典籍成书之时，服务对象是与他们同时代的读者，而非千百年后的现代读者，所使用的语言在当时是不会有太多的古味的。由于译作的服务对象也应是与译者同时代的读者，因此没有必要在译文中保留过时的词语。否则，翻译的结果就会与原文的交际功能相矛盾，而真正背上不忠实原文的罪名[4]。
2.3. 多义性
中医术语通常是多义的，而西医术语通常是单义的。据统计，《黄帝内经》中，“气”一词出现了2997次，其指称和意义也并非完全相同。其原因可简要归化为两点：一是中医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众多的流派，虽然各家学说都使用着同一中医术语系统，但是各门各派对其理解不尽相同，因此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词多义等现象。二是中医术语作为医哲交融的重要产物，其灵活性和普遍性是用来解决语言符号自身的有限性同世界无限性的矛盾的主要工具。《黄帝内经》中多以单字为基本词项，通过字的不同组合，而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合成新的术语。只有对中医术语进行范畴化或次范畴化，明确其涵义与指称同英语对等词的区别，方能为译者和读者扫清理解中医涵义的障碍，进一步推动中医走向世界。
2.4. 笼统性
虽然中医文本属于科技文本，不过中医语言缺乏科技语言应具有的精确性。在《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到：“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可以看出，尽管中医术语中虽给“味厚”、“气厚”等进行了定义，但并未如西医术语那样精确到一定数字。什么程度为“味厚”？什么程度为“气厚”？这就留给后人一定的想象空间。以血压为例，世界卫生组织对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有明确规定：正常人血压的收缩压在90 mmHg~140 mmHg之间，舒张压在60 mmHg~90 mmHg之间。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测量血压，若3次诊断血压值均高于正常，即收缩压(高压) ≥ 140 mmHg和舒张压(低压) ≥ 90 mmHg，并且这3次血压测量不在同一天内，此时可诊断为高血压。在整个中医理论里，并没有“高血压”这个词，但在《黄帝内经》中，我们仍可以看到其对相关症状的描述——“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不难看出，中医用词更具笼统性。追溯其原因，这是由于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决定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尽相同，各有差异，因此每个人都应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标准。换个角度看，笼统性也正是其科学合理性所在。中医倾向于定性而非定量。
3. 社会认知术语学
社会认知术语理论由比利时应用语言学教授泰默尔曼(Rita Temmerman)于2000年首次提出，它是认知术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走向术语描述的新道路：社会认知方法》(Towards New Ways of Terminology Description: The Sociocognitive Approach)这本书中，泰默尔曼认为传统术语学的研究过于关注术语的标准化，因此不适合解释实际交流环境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术语使用。同时，学科的不同性质对于术语的研究也会有所差异，以维斯特为代表的对于自然科学的学科术语研究，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其学科术语的普遍性。但是传统术语学并不能适用于生命科学领域，因为生命科学的学科性质已经决定了其大部分术语并没有明确界定；而且这些术语并非单义，存在大量同义词或者多义词；并且术语的含义与类别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亦具有浓厚的社会科学的特点，同时还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科学。因此可以通过借鉴泰默尔曼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术语研究来更好的推进中医英译工作。
针对传统术语学所表现出来的弊端，泰默尔曼提出，社会认知术语学应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1. 社会认知术语学理论研究从理解单元(Units of Understanding)开始，而且这些单元通常具有原型结构(Prototype Structure)。理解单元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1) The unit of understanding is the sense of the word. 2) The unit of understanding is an idea which exists in people’s minds. 3) The unit of understanding is an external form which exists in the universe。传统术语学中，概念(concept)对术语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泰默尔曼认为，这个“概念”太过局限性，很少有概念是客观存在的。在社会认知术语学中，概念将会被理解单元所取代，理解单元通常具有原型结构，可以以此原型为基准或参照点来识别同一“家族”的其余“成员”，即以一个原型样本为中心呈辐射状向四周分布开来，其边界通常无明确限制。在社会认知视角下，同一术语的不同描述可以帮助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此术语的发展脉络，并且可以解决术语的“模糊特征”的问题[5]，因此用理解单元更适用于来描述术语。
2. 社会认知术语学认为对于术语的描述，应根据理解单位的不同类型而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一个概念只对应一个术语是不切实际的，根据理解单位的类型和所理解的角度不同等，术语所包含的信息也或多或少的有所差别。泰默尔曼指出：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unit of understanding, there is variation in what is considered more essential or less essential information to be included in a definition [6]。对于译者来说，这要求译者在进行术语翻译时，必须进行取舍，哪些必不可少，那些可有可无。同时还必须考虑交际语境、社会认知、文化差异等。只有对中医术语进行范畴化或次范畴化，明确其涵义与指称同英语 对等词的区别，方能为译者和读者扫清理解中医涵义的障碍，进一步推动中医走向世界[7]。
3. 传统术语学认为术语的定义是永久性的，社会认知术语学将术语描述为动态的，并且一直处于变化的过程中。泰默尔曼在其著作中指出，术语的理解通常受多个因素共同作用: 1) The urge for more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2)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 users; 3) The prototype structur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ategories which can be seen simultaneously as the result of and as one of the causes of meaning evolution.《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代表类书籍，且成书较早，古今各家对其注解都不进相同，历代医家对其见解不一，且有关内容差别较大。同时由于见解的不同，更是形成了不同流派，如经方派、温病派等。因此译者在进行此类文本翻译时，要额外留意一些特定术语的含义随时间的演变，准确把握其作者根本主张，才能不失其真。它是第一个真正从历史角度，采用历时性的视角研究术语的理论方法[8]。
4. 社会认知术语学认为同义词和多义词正是术语功能性的表现。同义词和多义词有助于促进读者的理解和认知。对于术语多意话的原因，泰默尔曼指出：一是由于新技术和新的新会结构的出现而导致的世界变化，二是由于认知层面，以及理解单元本身的特性，术语的同意性和多义性时不可避免的。一方面，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同义词和多义词的出现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其又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理解文章内涵。《黄帝内经》中，多义词和同义词较为常见，翻译前必须要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意思，知道里面的同义词和多义词的具体指代以及他们的相似点和差异点，才能更好的完成翻译。
4. 社会认知术语学指导下的中医翻译原则
社会认知术语学指导下的中医翻译原则强调了术语的认知功能和文化内涵的重要性。它认为中医术语不仅是医学知识的载体，也是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翻译时，不仅要传达术语的字面意义，还要考虑其隐喻和多义性，以及术语背后的文化和哲学内涵。此外，翻译应遵循标准化原则，确保术语的系统性和一致性，同时尊重并保留中医术语的传统译法和文化特色。认知转向下的术语学还强调了变化作为资源的重要性，鼓励从不同角度构建概念网络或模型，以更全面地传达术语的概念内涵。总之，社会认知术语学指导下的中医翻译原则旨在实现术语的准确传达和文化的有效沟通。
4.1. 简洁性
中医术语翻译时应该追求语言的简洁明了，避免冗长和复杂，应使得翻译的术语既简洁又能够准确传达原意。由于中医术语言简意赅，并且不同的语境大多具有不同的含义，在翻译时应谨慎用词，既要保证术语的准确性，也要保证其可接受性。简洁性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要确保具有较高的信息密度。信息密度(Information Density)是指在一定长度的文本中包含的信息量。它是衡量文本信息丰富程度的一个指标，通常用来描述文本内容的紧凑性和信息的集中程度(信息密度 = 原文的词语单位(实词)数/译文词的语义单位(实词)数)。表1中提供了黄帝内经中对于“虚邪贼风”的三个不同英译版本，(分别是李照国译本，倪茂新译本以及罗希文译本，以下简称为李译，倪译，罗译)并通过简洁性原则来判断其翻译的可行性。
Table 1. The information density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虚邪贼风”
表1. “虚邪贼风”不同译本的信息密度
原文 |
虚邪贼风 |
信息密度 |
李译 |
Xuxie (Deficiency-Evil) and Zeifeng (Thief-Wind) |
0.8 |
罗译 |
Invasion of climatic pathogenic factors |
1 |
倪译 |
zei feng, disease-causing factors. |
1.33 |
在表1里：《黄帝内经》中，“虚邪”和“贼风”是中医理论中描述外邪致病因素的两个术语，它们各自有着特定的意义：“虚邪”通常指的是由于人体正气不足，抵抗力下降，导致外邪更容易侵入人体，从而引发的疾病。“贼风”特指那些突如其来的、隐秘的、对人体有害的风邪，它们可能在人不知不觉中侵袭人体，导致疾病。
李译的翻译在音译旁边提供了英文解释，这有助于读者理解每个术语的含义，但相比于单纯的音译或短语，它在阅读上可能需要读者更多的注意力来处理括号内的信息。尽管提供了额外的解释，但这些解释是简洁的，并没有过多冗余，读者能够获得关于术语性质的直接信息；倪译的翻译较为简洁，直接将“贼风”翻译为“disease-causing factors”，这是一个简短的短语，易于理解。这个翻译虽信息密度相对较高，因为它没有提供“贼风”特指的隐秘和突然侵袭的含义，可能需要读者有先验知识才能充分理解；罗译的翻译在三个版本中最为详细，提供了贼风侵袭人体的完整描述。这种详细性牺牲了一定的简洁性，翻译较长，可能不如简短的翻译那样容易记忆。这个翻译的信息密度相对较低，因为它不仅传达了贼风的概念，还提供了关于贼风如何影响人体的额外信息，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这一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信息密度是衡量文本内容的紧凑性和信息的集中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我们不仅要关注信息密度，同时也要关注术语的有效信息运载能力。可以发现，李译的版本虽然提供了解释，但整体上仍然比较简洁。翻译较为直接，将中医术语翻译为对应的英文概念，便于读者理解每个词的具体含义，能够以最少的词汇传达原词的核心概念和文化内涵。在进行中医术语翻译时，简洁性的体现可以通过挑选直接且常用的词汇、创造简洁的复合词、省略不必要的虚词、采用音译、使用简称或缩写、避免过度解释、利用上下文信息、统一术语的翻译方式、考虑目标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以及通过反复修订来优化翻译。这些方法有助于在保持原意的同时，使翻译文本简洁明了，易于读者理解和记忆。
4.2. 系统性
中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理论体系完备的医学分支。其理论基础涵盖了六经辨证、八纲辨证、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医学体系。在翻译中医术语时，必须关注术语与中医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关联，确保翻译不仅传递文字表面的意义，而且能够准确反映中医的核心理念和理论框架。中医术语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中医理论的紧密联系、明确的分类体系、术语间的内在逻辑和层次结构、标准化的术语表达、历史传承的连续性、丰富的文化意涵、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学术交流中的重要性，以及其跨学科的特性。这些特点共同确保了中医术语的科学性、规范性和连贯性，使其成为中医知识传承、临床实践、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翻译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点：1. 理论一致性：中医术语翻译应与中医理论体系保持认知上的一致性，确保翻译准确传达中医的基本理念和概念结构。2. 隐喻处理：中医术语中包含大量隐喻性表达，翻译时需恰当处理这些隐喻，既保留其认知和文化价值，又确保其在目标语言中的可理解性。通过这种专业和细致的翻译方法，可以更好地将中医学的深刻内涵和学术价值传达给全世界。
Table 2.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表2.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的不同译本
原文 |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
李译 |
The heart is the organ [similar to] monarch and is responsible for Shenming (mental activity or thinking). |
罗译 |
The Heart is an organ resembling the monarch, wisdom and spirit stem from it. |
倪译 |
The heart is the sovereign of all organs and represents the consciousness of one’s being. It is responsible for intelligence, wisdom, and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
表2中，“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这句话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是中医理论中对心脏功能的一种描述。
心者：指的是心脏；君主之官：这里的“君主”比喻心脏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就像君主在国家中的地位一样。“官”在这里指的是器官或者功能的作用，所以“君主之官”意味着心脏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主宰着人体的生命活动；神明出焉：这里的“神明”指的是人的精神和意识活动，“出焉”意味着来源于心脏。在中医理论中，心脏不仅掌管血液循环，还与精神、意识紧密相关，是精神活动的所在。在中医理论中，“神明”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概念，它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以及生命活动的主宰力量。
李译通过将心脏比作君主来保持与中医理论的认知一致性。然而，“Shenming”的音译可能对于不熟悉中医术语的读者来说难以理解。同时李译通过音译保留了原词，但在隐喻性表达上可能不够充分；罗译通过使用“resembling the monarch”来传达心脏的重要性，这与中医理论中心脏的地位相一致。将“神明”翻译为“wisdom and spirit”也试图捕捉到中医中心脏与精神活动的联系，但在专业术语的使用上可能缺乏深度。不过罗译提供了一个较为直接的隐喻性翻译，有助于读者理解心脏的象征意义；倪译强调了心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将其与意识、智力和精神转化联系起来。这种翻译在传达心脏在中医理论中的多功能性方面做得较好，但可能会被认为在解释“神明”时添加了额外的含义，这可能会稍微偏离原始文本的直接含义。同时在隐喻性语言的使用上更加具体化，更便于读者了解其隐喻含义。
总的来说，罗译在隐喻性语言的翻译上可能最为成功，因为它既保留了原文的隐喻性，又提供了足够的解释来帮助读者理解。在中医术语和理论表述中，隐喻是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它不仅丰富了语言的表达力，也加深了对中医理论深层次含义的理解。译者需要深入理解中医理论，考虑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选择能够被目标读者理解和接受的翻译方式，同时保留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翻译具有隐喻特征的中医术语时,应保留隐喻性的本质含义[9]，可以使用注释或脚注来提供额外的解释和背景信息。也可以采用类比、故事讲述、文化参照等方法，帮助读者构建对中医术语隐喻含义的认知。使翻译后的术语不仅在语言上准确，而且在文化和认知层面上与原术语保持一致。下表给出了相关中医术语的不同译法，并探讨其准确性。
4.3. 准确性
在中医术语中，一词多义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多义性也是其中医特有理论系统的显著特色，有助于促进读者的理解和认知，但同时也为中医英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根据社会认知术语学理论，泰默尔曼认为理解单元通常具有原型结构，并以此原型为基准或参照点来识别同一“家族”的其余“成员”。即在理解单位中，很少有明确界定的概念。一个概念只对应一个术语是不切实际的，根据理解单位的类型和所理解的角度不同等，术语所包含的信息也或多或少的有所差别。对于中医术语而言，这意味着需要深入了解中医的医学理论、概念体系和文化背景，确保翻译过程中能够准确传达原意。
Table 3.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气”and“阴阳”
表3. “气”与“阴阳”的不同译法
|
李译 |
罗译 |
倪译 |
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
Zhenqi in the body will be in harmony, Jingshen (Essence-Spirit) will remain inside, and diseases will have no way to occur. |
While Primordial Energy permeates, with Vital Essence and Spirit being kept in the Interior, one is free from all diseases. |
When internal energies are able to circulate smoothly and freely, and the energy of the mind is not scattered, but is focused and concentrated, illness and disease can be avoided. |
……阴阳和，故能有子 |
.....If he has copulated with a woman at this period, he can have a baby. |
.....When Yin and Yang are harmonized at this time, a child is conceived. |
......and the jing is ripe, so procreation is possible. |
在中医理论中，“气”是一个核心概念，它不仅指代呼吸的空气，还涉及到生命力、能量流动等抽象概念。社会认知术语学认为，术语翻译的起点是理解单元，即“气”作为理解单元，其范畴结构包括生命活力、生理功能、疾病防御等多个方面。
表3中，李采取直译的方法，尝试直接将中医术语“真气”和“精神”翻译为对应的英文术语。这种翻译保留了原术语的范畴结构，但可能需要额外的解释来确保西方读者能够理解“Zhenqi”和“Jing Shen”的概念；罗使用了“Primordial Energy”和“Vital Essence and Spirit”这样的表达，这是一个意译，试图捕捉“真气”作为生命原始动力的概念。这种翻译方式的优点在于它为不熟悉中医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更易于理解的框架，通过使用“Primordial”(原始的)和“Energy”(能量)这样的词汇，帮助读者构建对“真气”概念的认知；倪的翻译没有直接翻译“真气”，而是通过描述“internal energies”(内部能量)来传达相似的概念。这种翻译方式的优点在于它避免了直接使用中医术语，而是试图用更通用的语言来表达相似的概念，这可能有助于跨文化的交流。
从准确性的角度来看，如果目标是忠实于原文并保持中医术语的原意，李的翻译可能更为准确，因为它直接使用了原术语。然而，这可能会牺牲一些文化适应性和目标读者的理解能力。如果目标是使翻译在文化上更易于接受并促进理解，罗的翻译可能更为合适，因为它使用了更接近西方概念的词汇，可能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倪的翻译则提供了一个中间地带，它没有直接使用中医术语，而是尝试用更通用的语言来传达相同的意思，这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但可能不会完全传达原术语的深层含义。
阴阳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通过阴阳的平衡来描述和解释人体健康状态。中医观念里，万事万物都可分为阴阳两个部分，阴阳是中医认识和解释自然界和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基础。阴阳术语通常以隐喻性语言表达，在本句中，阴阳指的是男女交媾，但更深层次是想体现阴阳平衡对于生命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对于阴阳的翻译中，李译较为直接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侧重于描述性行为和生育能力之间的联系。然而，它没有明确提及“阴阳和”的概念，而是用“he has copulated with a woman at this period”来表达，这可能没有准确捕捉到原文中阴阳平衡的哲学和文化含义；罗译直接提到了“Yin and Yang”，并且强调了它们的和谐对于生育的重要性。使用“harmonized”一词来描述阴阳的平衡状态，这与中医的原意较为接近；倪译里，“jing”(精)是中医术语，通常指的是生殖之精或生命精华。这个翻译没有直接提到“阴阳”，而是用“the jing is ripe”来隐喻生育的条件已经成熟。这种表达方式较为抽象，可能需要读者有一定的中医知识背景才能理解。
从中医术语的准确性和文化传达的角度来看，罗的翻译可能更为接近原文的意图，因为它直接提到了“Yin and Yang”和“harmonized”，这与中医中阴阳平衡的概念相符。
总的来说，没有一个翻译版本是绝对“准确”的，因为准确性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目标读者。如果目标是教育和普及中医知识，可能需要一个结合了忠实原文和文化适应性的翻译。如果目标是为已经对中医有一定了解的读者提供深入理解，那么更直接的翻译可能更合适。
5. 结语
本文通过社会认知术语学视角深入探讨了《黄帝内经》中医学术语的英译问题，旨在为中医术语的跨文化传播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中医术语的英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和认知的交流。有效的翻译应当建立在深入理解中医术语的文化和认知内涵基础之上，同时兼顾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认知习惯。社会认知术语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中医术语英译中遇到的问题。未来，我们应当继续深化社会认知术语学在中医术语翻译中的应用研究，探索更多符合中医特色的翻译策略，推动中医知识的国际化传播。同时，也应当加强中西医之间的对话，促进不同医学体系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共同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