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情境中责任归属和结果分配的自利与公平

The Self-Interest and Fairness in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Outcomes within Cooperative Scenarios

摘要: 作为社会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合作中的公平与自利备受研究者关注。目前，大部分研究发现责任归属中存在自我服务偏向，结果分配也因责任相同或不同存在不同的公平偏好。基于此，本文通过分别梳理合作情境下的责任归属与结果分配，对其自我服务偏向和公平偏好及结果分配决策任务的优劣势进行总结，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可探讨的具体问题。期望更多关于合作行为的多角度、多情境下的研究内容出现。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fo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fairness and self-interest in cooperation have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Currently, most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a self-serving bias in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outcomes exhibits different fairness preferences depending on whether responsibilities are shared or distinc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outcomes in cooperative contexts, summarizing the self-serving bias, fairness preferences, and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outcome distribution decision-making tasks. It also proposes specific qu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hope is to encourage more multi-faceted and context-rich studies on cooperative behavior.

1. 引言

我国为促进发展、应对挑战，大力推动各国之间高质量交流合作，提出“一带一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大到国家层面，小到个人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合作是指个体为了集体目标而协同活动，以实现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的结果。当得知合作任务结果后，个体对公平的感知涉及合作各方的责任归属和结果分配。

2. 合作情境中的责任归属

2.1. 责任归属的内涵

通常，责任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因未履行分内之事而应承担的过失。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分内应做的事”这一层面。例如，Schlenker等人(1994)提出责任感三角模型，对责任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燕国材(2001)认为，责任心由责知、责情、责意和责行四要素构成，分别指对责任的认识、体验、意志及行为。赵兴奎和张大均(2007)进一步指出，责任心至少包括责任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三者相互作用，构成整体。也有学者从其他视角探讨了责任感的内涵。李鹏(2012)提出，责任感是个体在团队决策和人际协作中为团队负责的体验。他将社会责任感分为功劳感和责任感两个方向。个体责任感对其行为结果评价至关重要，不同责任感可能诱发不同动机，导致不同体验，如任务失败时的自责感和成功时的功劳感(Weiner, 1985)。Li等人(2018)的研究中，三种责任感条件未明确区分贡献与责任。陈衍等人(2021)则进一步将成功和失败合作结果中的责任感区分为贡献与责任。

团队合作中任务结果的责任归属受到个体责任归因的影响。根据归因理论，个体通过观察和分析行为来推断其背后的原因。尽管人们对行为的解释存在差异性，但归因主要分为两类：内部(个人)归因和外部(情境)归因。内部归因将行为原因归结为个体特质，例如能力、性格、情绪、努力、态度或性情；而外部归因则将行为原因归结为情境因素，如任务、他人或运气，即行为由外部环境或社会情境所驱动。这两种归因方式决定了个体对合作结果的不同解释方式，即哪一方对合作的成功结果有更大的贡献，或哪一方对合作的失败结果有更大的责任。

2.2. 责任归属中的自我服务偏向

Zeelenberg (2000)等人提出责任归属的判断影响了对结果的情绪体验。通常情况下，个体在团队结果的好坏上会表现出不对称的责任归因倾向。例如，人们倾向于夸大自己对团队成就的贡献，并认为自己对团队失败的责任比其他人小。这就是所谓的自我服务偏向(Duval & Silvia, 2002; Forsyth, 2008; Miller & Ross, 1975; Zuckerman, 1979)。自我服务偏向主要包括两种形式：自我保护和自我提高。自我保护指的是人们在对失败进行归因的时候，总是倾向于把失败归因于外部环境或者其他人；自我提高是指人们在对成功进行归因的时候，倾向于把功劳主要归因于自己。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了其他解释，比如Miller和Ross (1975)指出，个体将成功内化，将失败外化，是因为他们在预测自己的结果和经历时通常是乐观的。消极的经历是出乎意料的，人们倾向于将其归因于外部因素，而不是稳定的个人因素。据此得出结论，这些偏向并不总是“为自我服务”，而是在某些情况下由“冷”的认知过程以及“热”的动机和需求产生。

自我服务偏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人际关系、行为隐私、文化差异以及情绪(Arkin et al., 1980; Greenberg et al., 1982; Sedikides et al., 1998; Shepperd et al., 2008; 赵银，2016)。例如，关系疏远或不亲密的团队成员更容易表现出自私偏见，他们更倾向于夸大自身在团队成功中的贡献，同时否认对团队失败的责任(Campbell et al., 2000; Sedikides et al., 1998)。当参与者相信他们的归因会被透露给小组中的其他成员时，他们表现出较少的自我服务偏向(Kudo & Numazaki, 2003; Miller & Schlenker, 1985)。跨文化研究发现，来自东方文化的人比来自西方文化的人更不容易表现出自私的偏见(Heine & Hamamura, 2007; Yan & Gaier, 1994)。具体而言，个体可能会在其文化所强调的特征和行为方面表现出自我提升倾向，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独立”和“独特”，东方文化中的“随和”和“合作”(Sedikides et al., 2003)。然而，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发现仍有争议。例如，一项综述研究表明，来自中国和韩国的样本与其他东亚地区的样本不同，与北美样本相比，表现出类似的自我服务偏向(Mezulis et al., 2004)。此外，Brown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中国参与者的自我服务偏向与美国参与者相当。关于情绪这一影响因素，研究更多在于消极情绪的影响。例如，尴尬情绪会增加个体自我服务偏向(魏春丽，2018)。羞耻情绪会增加个体的自我提升，内疚情绪会抑制个体的自我服务偏向(武峻生等，2023)。

3. 合作情境下的结果分配

在以经济目标促成的合作行为中，对合作行为产生的经济结果，成员之间需做出公平的分配，这有助于合作行为的发展也是合作达成的基石。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基本社会准则，人们对公平的主观感受影响了分配的决策行为。

3.1. 分配相关的决策任务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者们开始将一些非理性的经济决策和决策动机引入经济互动任务中，通过分配金钱来体现人们的公平偏好。其中较为经典的有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UG)和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 DG)。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需要匿名将个体进行两两配对，其中一人随机被指定为分配者负责分配金钱，而另一人则被指定为接受者。分配者提出分配方案，如果接受者表示接受，双方按照该方案进行资源分配；如果接受者表示拒绝，则双方均得不到资源(Güth et al., 1982)。根据经济学理论的假设，人们始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接受者应当接受任何大于0的分配方案。但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多数接受者因获得资源较少而报复性拒绝提议(Baumeister et al., 1994)。因此，有些分配者为避免被拒绝失去利益，通过多分配金钱给接受者而为提高自身收益。因此，最后通牒博弈中分配者的分配行为一般被认为是策略性分配。

独裁者博弈游戏(Dictator Game, DG)为最后通牒博弈的一种变式，与最后通牒博弈游戏不同的在于，负责分配的独裁者提出分配方案后，接受者只能被动接受而无权拒绝(Kahneman et al., 2014)。这也导致独裁者博弈中的提议金额通常低于最后通牒博弈。根据“理性人假设”，范式中的独裁者占据了所有的资源，考虑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应当不分给接受者任何资源，以促使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享有绝对分配权的独裁者进行公平分配，则认为独裁者有公平倾向，并且给接受者分配得越多则认为独裁者越公平。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同，独裁者表现出对公平的偏好，会向接受者提供约20% (而非零)的金钱(Camerer, 2003)。这说明分配者进行资源分配时，不会一味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会考虑公平规范和他人的收益。

然而，在经典的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个体总是做出“脱离情境”的决策，即分配的资源是“不劳而获的”(Bergh, 2008)。此外，这些任务中的公平原则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的：结果均等。尽管这种经典的博弈形式在早期研究中受到青睐，但近年来其简单性受到了质疑(Baumard et al., 2013; Krupp et al., 2005)。特别是，现实世界中的资源分配通常不是基于意外之财，而是基于共同创造的资源。更重要的是，经典的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所揭示的公平分配无法反映现实世界中公平原则的多样性(Almås et al., 2010)。因此，有研究在博弈中引入获得分配资源的阶段，即参与者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获得用于博弈的资金，结果发现这些努力对公平评价有很大影响(Harrison & El Mouden, 2011)，尤其是在初始资金不均等的情况下(Cherry, 2005; Kroll et al., 2007)。

3.2. 责任相同情况下的结果分配

在“脱离情境”的分配决策中，分配的金额无需个体付出劳动，因此其对合作结果的责任相等，分配时也无需考虑合作各方的责任多少。当结果分配结束后，每个团队成员会依据个人主观感受从分配方案公平性的角度评价结果分配的合理性。平等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认为，公平分配(Equal outcome)是指在分配中个体之间为资源获取付出了相等努力的情况下，参与其中的个体获得资源相同的情况(Almås et al., 2010; Deutsch, 1975; Fehr & Schmidt, 1999; Loseman et al., 2009; 孙倩等，2019；周晓林等，2015)。不公平分配被认为是获取资源不同的情况，分为优势不公平分配(Advantageous unfair outcome)，即自身所得多于他人；和劣势不公平分配(Disadvantageous unfair outcome)，即自身所得少于他人。有研究发现，相较于不公平分配，个体对平均分配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Loewenstein, Thompson, & Bazerman, 1989)；在劣势不公平分配中，随着分到的比例减少个体的满意度也会降低；在优势不公平分配中，随着分到的比例增加个体的满意度也会降低(Cappelen et al., 2014)。

人们总是在结果分配中追求公平的分配，避免优势不公平的分配，厌恶劣势不公平分配(Bechtel, Liesch, & Scheve, 2018; Fehr & Schimdt, 1999; Gao et al., 2018; Yu, Calder, & Mobbs, 2014)。因为上述三种结果分配中，符合个体公平偏好和自利偏好的程度不同。在公平分配中，公平规范和自我利益得以兼顾；优势不公平中，虽违背了公平规范，但自我利益得到满足；劣势不公平中，两者皆无法兼顾(Brosnan & De Waal, 2014; Loseman et al., 2009; 孙倩等，2019)。人们认为公平的分配是一种奖赏，并且会以高昂的代价惩罚不公平的行为，将其视为对规范的违反(Buckholtz & Marois, 2012; Feng et al., 2013; Henrich et al., 2006)。例如，在研究公平的经典最后通牒博弈中，接受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时，会选择放弃自身获得的奖励报复性拒绝提议，使分配者无法获得收益(Baumeister et al., 1994)。

3.3. 责任不同情况下的结果分配

根据上述的研究，人们在做出同等贡献的条件下，常常追求公平的分配。但更多的社会合作情境中，合作各方为团队所付出的劳动在形式、时长、绩效等多方面均有不相等的情况。

合作中，当各方付出有所差别时，分配方式有两种：平均分配(遵循平均原则)、按劳分配(遵循贡献原则) (王笑楠，苏彦捷，2019)。贡献原则(Equity principle)认为，合作中人们希望其回报应与投入相匹配。自利原则(Self-interest principle)则指出，人们往往根据对自己有利的情况在贡献原则和自我利益中作权衡。二者的差异主要聚焦于个人处于劣势情境下对分配方案的偏好。

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将两名参与者匿名进行匹配，随后在生产阶段对共同生产的“馅饼”做出不同贡献，影响了在随后的最后通牒博弈的分配中对平均分配(即50~50分配)或按劳分配(即基于贡献的分配)公平原则的偏好(Bediou, 2012)。贡献较少的回应者倾向于支持平等规范，而贡献较多的则更倾向于公平规范。另一项行为研究发现，个人的公平判断依赖于个人的贡献程度，表现出一种自我服务偏向(Feng et al., 2013)。实验中，被试与假被试在分配前参与了数字估计任务的资源获取阶段，贡献程度反馈类型有四种：仅被试对、仅被试错、双方都对和双方都错。在仅被试对条件中，被试对自己占优势的分配方案的接受率高于仅被试错条件下自己处于劣势的分配方案接受率；仅被试对条件下，平均原则的分配方案(50:50)接受率更低，且认为更不公平。

还有研究考察了不同的贡献比较水平对方案接受率的影响，发现对合作双方奖金的相对贡献进行操纵，贡献小情境下接受者的所有不平均方案(小于50%)的接受率最高；在贡献大情境下分配者会提议更多按劳分配方案(Bland et al., 2017)。这也说明了，自我服务偏向的存在。

4. 总结与展望

首先，本文对合作中责任归属及结果分配两个环节分别进行了讨论，不难发现其中均存在自利的行为模式——自我服务偏向。虽有研究认为，自我服务偏向有助于个体减轻由负面事件引发的心理负担，为心理健康提供一种适应性的保护机制；同时，它还能帮助个体维持并提升积极的自我认知，对心理健康的维护有一定意义(Taylor & Brown, 1988)。但这对于维护公平、平等的合作关系存在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应对减少自我服务偏见，提高合作公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例如，有研究表明，敬畏情绪可以降低隐形自恋组大学生的自我服务偏向(纪文静，2019)。根据积极情绪感恩的研究表明，感恩可促进个体的合作倾向，那么感恩可否降低自我服务偏向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探讨。

其次，公平分配的研究中，更多的研究者聚焦于合作双方对于资源分配，即对合作收益的分配。但是现实情境中，合作不仅存在共同获得利益的场景，也存在双方利益受损需共同承担责任的情境。那么对于损失情境中的公平分配、优势不公平分配、劣势不公平分配，人们对其评价或满意度又是如何，有待于在未来研究中深入研究。

最后，虽然责任归属和结果分配中均存在自我服务偏向，但本质上揭示的问题不尽相同。责任归属中的自我服务偏向，涉及对自我的评价和他人的评价，而结果分配的自我服务偏向涉及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的权衡。而责任不同的结果分配中，人们选择不同分配原则的原因是否与责任归属时的自我服务偏向有关？因为对自我贡献的夸大，从而选择更为有利于自身的分配方式？这都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