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空间中的情感共同体构建——基于Live House的传播机制
The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ty in Mediatized Spaces—A Study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of Live House
摘要: Live House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化空间,通过空间设计、互动仪式和数字媒介的延伸,在演出现场的互动体验中塑造了一个基于音乐文化的情感共同体。乐迷们在身体共振与情绪共鸣中形成临时性情感联结,并通过符号化的身体实践完成亚文化身份编码。然而,Live House在资本逻辑与亚文化本真性间面临双重境遇,既推动了音乐文化的传播,也面临消费主义异化的挑战。
Abstract: As a distinctive mediatized space, Live House fosters an emotional community rooted in music culture through spatial design, interactive rituals, and the extension of digital media during live performances. Audiences forge temporary emotional bonds through physical resonance and emotional empathy, while encoding subcultural identities via symbolic bodily practices. However, Live House faces dual challenges between capitalist logic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subcultures: it facilitates the dissemination of music culture while simultaneously confronting the risk of consumerist alienation.
文章引用:佘丽雯. 媒介化空间中的情感共同体构建——基于Live House的传播机制[J]. 新闻传播科学, 2025, 13(4): 598-603. https://doi.org/10.12677/jc.2025.134088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与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文化消费模式与媒介传播方式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传播技术的革新深刻重塑了人们的生活与社交模式。空间不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场所,而是被媒介全方位渗透、塑造与重构的体验性环境[1]。Live House作为音乐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传统的现场文化体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媒介化和数字化变革,尤其自疫情结束以来,Live House更是成为音乐爱好者汇聚、交流与共享情感的关键空间。Live House以其现场音乐表演为核心,融合独特的空间设计、互动体验与传播模式,不仅为观众提供近距离欣赏音乐的机会,更构建起一种强大的情感纽带,促使参与者形成紧密的情感共同体。“媒介化空间”作为一种研究概念,源自对空间与媒介技术交互关系的理论探讨。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空间不再单纯作为物理存在,而是充满了符号性、互动性与情感的内涵。作为媒介化空间的代表之一,Live House构建了一个多维度、层次化的情感共同体,推动了文化情感的传播与认同。这种基于音乐与现场体验的情感共同体,对深入理解当代社会文化传播规律、群体认同形成机制以及媒介与空间的交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 Live House的空间媒介化建构

2.1. 物理空间的感官体验

Live House的物理空间具有独特的空间特征。在选址上,Live House往往青睐于城市中充满活力与艺术氛围的区域,比如一些文化创意街区、潮流商圈一层或者艺术园区周边。这些地段人流量大,大量年轻群体和文艺爱好者聚集,能为Live House带来稳定的客源和潜在受众,这样的选址也能与周边的文化生态相融合,形成独特的文化群落,增强Live House的文化吸引力。同时,Live House的位置相对偏僻,与繁华热闹的商圈有较强分离感,这样具有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可以给人提供一定的安全感[2]

从外形来看,Live House风格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范式。有的外观设计简洁现代,以大面积的玻璃幕墙展现出通透感;有的则采用工业风,保留建筑原始的水泥墙面、金属管道等元素,营造出一种粗犷而富有质感的氛围,与音乐的自由、不羁气质相契合;有的将复古元素融入外形,如复古的霓虹灯牌、老建筑的外立面改造等,营造神秘小众的氛围。Live House通常规模较小,一般仅可容纳500人左右,与大型演唱会场馆形成鲜明对比。这样较小的规模使得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距离大幅拉近,舞台区与观众区的距离被拉近,这种近距离的空间布局优势明显,观众能够更清晰地捕捉到表演者的每一个表情、动作和声音细节,形成一种沉浸式的感官体验。许多Live House采用低舞台设计,观众可以几乎平视表演者,这种空间设计打破了传统舞台表演的距离感,让观众感觉自己与舞台上的表演融为一体,场内灯光集中控制,空间整体呈现昏暗迷幻的氛围感,强化了空间对音乐本身的渲染呈现。此外,Live House内部空间布局紧凑,分为一楼站区和二楼酒水座区,乐迷可以自行选择区域与表演者近距离互动,无论是选择站立尽情摇摆,还是舒适就座欣赏演出,都能让观众获得良好的观演体验,最大化地满足不同观众对于音乐现场互动性和舒适性的需求。

Live House作为当代独立音乐展演的重要场域,其半封闭式空间布局构建出独特的沉浸式体验场景。通过消弭传统剧场的观演距离阈值与压缩物理空间维度,这种特殊的空间构造使乐迷群体在紧凑的立体声场中,逐渐解构传统观演关系中的被动姿态,转而与表演者形成双向互动的能量交换。这种去中心化的空间叙事催化了音乐审美的具身化转向,使具有相近审美取向的都市青年在共享的“声学容器”中,完成从个体聆听者到集体仪式参与者的身份蜕变,找到对独立音乐文化的认同与归属。

2.2. 精神空间的身体在场

Live House的精神空间建构本质上是一场以身体为媒介的文化解码仪式,让观众在身体在场的过程中获得独特的文化体验。文化符号在Live House的精神空间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场馆的装饰风格、海报张贴,到演出乐队的风格特点,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墙面斑驳的摇滚海报构成亚文化考古图鉴,舞台霓虹装置折射出地下美学,乐手撕裂的牛仔外套成为反叛美学的物质载体。这些符号所透露出的象征意味,会伴随着乐迷作为体验者的整个体验过程,使得单纯的体验活动充满了内涵和情感,让观众在进入场馆的瞬间就沉浸在摇滚文化的氛围中。与此同时,在音乐符号系统的包裹下,观众的身体和情感在不知不觉间被带动,使传统音乐的表演现场转化为文化身份的展演现场。视觉符号通过与轰鸣的贝斯声波共振,形成文化意义的湍流,通过多感官联动形成文化意义的动态编织,最终将实体空间转化为具有文化解码功能的符号场域。

在Live House中,观众的身体在场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参与。当观众的身体随音墙波动产生共振性震颤时,其肢体语言已演变为“实践的艺术”,这种身体在场的精神体验,使得Live House成为一个超越物理空间的文化精神家园。乐迷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甩头,解构着日常身体的规训秩序,pogo的碰撞重构着临时性的社会关系,以共通的肢体动作符号表达对音乐的喜爱,通过大合唱、“开火车”、“跳水”等集体性行为达成了夜晚的狂欢,这种具身化实践使音乐消费升华为文化再生产。身体律动在此超越了简单的物理位移,使Live House升华为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精神空间。摇滚金属党标志性的金属礼手势构成亚文化暗语系统,后摇听众的闭目沉浸演绎着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图式,这些差异化身体实践在共享空间内形成对话,使Live House的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叠合重构。当观众皮肤感知着音响共振的物理刺激时,其文化基因已同步完成符号系统的解码与重构,使Live House蜕变为孕育文化共同体的媒介化空间。

3. 互动仪式下的身份认同

3.1. 身体实践的符号化编码

身体作为一种多模态传播系统,既是认知发生的物质基础,也是意义建构与文化传递的原始媒介,具有天然的表现、储存、传达和反馈能力[3]

在Live House演出现场,乐迷们的身体实践呈现出显著的符号化特征。乐迷所展现出的自发大合唱行为,以及手臂的规律性挥舞、身体的摆动等肢体动作,构成了身体对音乐情绪最为基础且直观的响应模式。此类行为从生理和心理层面反映出乐迷对音乐节奏、旋律及情感氛围的本能感知与反馈。而在摇滚演出中,乐迷们常做出Pogo、Moshing、死墙(Wall Of Death)、跳水/人群冲浪(Crowd surfing)、甩头(headbanging)、金属礼(Horned Hand)等特定身体动作。这类身体实践在Live House文化语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乐迷深度沉浸于音乐情境、强烈表达内心情感的典型方式[4]。甩头,即观众伴随强烈音乐节奏摆动头部,这一行为不仅是身体对音乐节奏的响应,在摇滚文化语境中,更演化为一种表达激情、释放自我的符号,是观众借由身体动作对摇滚文化内核的具身化诠释,在亚文化社群中具有身份标识功能;pogo行为作为一种群体性身体活动,观众在现场相互碰撞、跳跃,这一行为象征着观众间的互动与团结,构建起摇滚现场独特的社交模式,是现场空间中观众群体关系的一种动态呈现;跳水指观众从舞台跳下并由台下观众接住的行为,体现了观众对舞台表演的深度参与以及对现场氛围的高度融入,是观众在特定音乐空间内,通过身体冒险行为达成与演出深度联结的方式。

这些身体实践动作通过不断地重复和传播,逐渐成为Live House文化中的固定符号。它们不仅在现场演出中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在社交媒体等线上平台上广泛传播,成为Live House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当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Live House现场的身体实践照片或视频时,这些符号化的动作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Live House文化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吸引了更多人对这种文化的关注和向往。

3.2. 情绪表达引发共鸣

Live House作为一个独特的情感能量场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集体情感表达与共鸣的空间。在这个特定的文化场域中,音乐作为情感传递的核心媒介,不仅架起了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情感桥梁,更促成了观众群体间的情感共振。当表演者将个人情感注入音乐演绎时,这种情感能量会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符号,激发观众的情感回应机制,形成双向的情感互动。表演者与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契约关系:舞台上的音乐人以默许甚至鼓励的姿态,为这些仪式性互动的展开提供了合法性;而观众区的乐迷则通过主动参与和沉浸体验,共同建构起一个临时的“反结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日常社会身份被暂时悬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音乐共鸣的情感共同体身份[5]

以民谣演出为例,表演者通过质朴的歌词叙事与深情的音乐演绎,往往能唤起观众的情感记忆与生活体验。这种情感唤起呈现出多元的表达形态,或表现为个体的情感宣泄,如默默流泪;或体现为集体的情感参与,如轻声跟唱和甩手。这种情感共鸣并非局限于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垂直互动,更在观众群体中形成水平扩散。根据情感传染理论,个体观众的情感表达会通过表情、动作等非语言符号在群体中产生涟漪效应,最终在Live House的封闭空间内形成强大的情感共振场,这种情感共鸣不断放大,将所有观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情感共同体。

这种情感共鸣的强化还得益于观众间的互动仪式。乐迷们通过眼神交流、肢体接触等具身化互动,以及集体欢呼、合唱等仪式化行为,观众间的情感纽带得以持续强化。在这个情感共同体中,个体观众突破了社会身份的区隔,通过共享的情感体验获得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6]。这种独特的集体情感体验,正是Live House文化魅力的核心所在。

4. 情感共同体的液态化维系

4.1. 线上延续:粉丝社群的情感维系

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Live House的情感共同体建构已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延伸至数字化的虚拟场域。线上粉丝社群通过社交媒体平台、音乐论坛等数字媒介,构建了一个持续性的情感维系网络。观众在演出结束后,借助数字媒介进行体验分享、影像传播与情感表达,这种数字化的情感实践不仅实现了对现场记忆的存档与再现,更创造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方式[7]

在粉丝社群中,群体成员们基于共同的音乐品味、文化认同和情感体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数字文化圈层。他们通过分享音乐资讯、解读创作内涵、讨论演出体验等符号化实践,持续进行着意义的生产与交换。这种文化实践呈现出明显的仪式化特征:例如,粉丝自发组织的“云听歌”活动,通过同步收听、实时评论等方式,在虚拟空间中重构了集体音乐体验的场景。这种数字化的集体仪式不仅强化了社群成员的情感纽带,更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音乐参与方式。

此外,乐队和Live House主办方也深度参与到这个数字情感共同体的建构中。乐队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创作分享、互动答疑等行为,增强了粉丝的情感投入和文化认同;Live House运营方则通过线上抽奖、数字内容运营等方式,维持着粉丝的情感热度。这种多方参与的数字互动,使Live House的情感共同体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力,形成了一个线上线下相互渗透、相互强化的情感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粉丝的情感连接不再受限于物理空间和具体时间,而是通过数字媒介实现了持续性的情感再生产[8]

4.2. 资本收编:从亚文化空间到消费主义景观

随着Live House文化逐渐进入主流视野,资本力量的介入正在重塑这一文化场域的生态结构。在资本驱动下,Live House经历了从亚文化据点向文化消费空间的转型,其空间形态、运营模式和受众体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本的注入带来了硬件设施的升级,大型化、专业化的演出场馆不断涌现,演出空间规模从500人左右的中小型场馆向1000人以上的大型专业化场馆演进,先进的声光设备与智能管理系统成为标配,这些物质条件的改善提升了Live House的承载能力和演出品质。同时,资本也推动了运营模式的专业化转型,通过引入专业策展团队、创新营销策略和品牌化运作,Live House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然而,这种资本收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异化的风险。在商业化逻辑的主导下,Live House的节目编排逐渐向市场效益倾斜,具有实验性和先锋性的小众音乐类型面临边缘化的困境。原本作为亚文化抵抗空间的Live House,正在被重构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景观。乐迷们的身份从文化参与者转变为文化消费者,他们的体验被商品化,从门票分级、VIP特权到周边商品、品牌联名,消费层级的确立使得Live House的文化属性逐渐被商业逻辑所覆盖。

这种资本化转型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推动了Live House的规模化发展和专业化运营,为音乐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激发了独立音乐人艺术创作的热情,为小众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活力;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文化同质化和商业化的隐忧。在这种背景下,Live House面临着如何在资本逻辑与文化自主性之间寻求平衡的挑战。这不仅关系到Live House作为文化空间的精神内核,也影响着独立音乐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商业化进程中保持文化多样性,如何维系亚文化的精神特质,成为Live House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核心命题。

5. 结论

Live House通过其独特的空间媒介化实践、互动仪式中的身份建构以及液态化的情感维系机制,成功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明亚文化特征的情感共同体。这一空间不仅为音乐爱好者构建了一个充满情感能量的文化场域,更在当代社会的媒介化进程中扮演着情感联结与社群凝聚的重要角色。然而,在资本逻辑与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Live House正面临着文化本真性消解与消费主义异化的双重挑战。

未来,Live House的发展需要在保持文化内核与商业化创新之间寻求平衡,既要维护其作为亚文化空间的精神内核,又要善用资本与媒介资源拓展发展空间。这一探索不仅关乎Live House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为理解当代亚文化空间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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