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关系——父母心理控制的中介作用以及教师支持的调节作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Peer Victimization—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cher Support

摘要: 同伴侵害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本研究围绕家庭和学校两个青少年主要成长环境，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索了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同伴侵害之间的关系，父母心理控制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教师支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采用整群抽样法，共收集3003名青少年样本数据。使用SPSS 26.0和SPSS Macro Process (版本4.1)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父母婚姻冲突可显著预测青少年同伴侵害，父母心理控制在父母婚姻冲突和青少年同伴侵害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教师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同伴侵害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但难以缓解父母心理控制对同伴侵害的不利影响。这些发现有助于加深对父母婚姻冲突和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的理解，并为从家校合作视角防治同伴侵害提供了干预思路和实证依据。

Abstract: Peer victimization has increasingly garnered attention from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wo primary environments where adolescents grow up—the family and the school—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peer victimiz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in this relationship,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cher support. Employing a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a total of 3003 adolescent participants. Data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SPSS 26.0 and SPSS Macro Process (version 4.1).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significantly predicts adolescent peer victimization, with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serving as a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peer victimization. Teacher support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and peer victimization but finds it difficult to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on peer victimization.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s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rovide intervention idea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eventing and addressing peer victimization from a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perspective.

1. 引言

近年来，同伴侵害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研究发现，有25.1%的青少年遭遇过中等及以上程度的同伴侵害(陈亦欣等，2024)。同伴侵害是指反复遭受欺凌行为，例如身体上、言语上或人际关系上的攻击，或者受到威胁(Su et al., 2018)，是导致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焦虑、抑郁、攻击行为等)的重要风险因素(王大涛等，2023)。

1.1. 父母婚姻冲突对同伴侵害的直接作用

父母婚姻冲突是指父母之间由于态度、兴趣或目标不合而引发的言语或非言语的攻击性行为(He et al., 2021)。

生物生态学理论认为“近端过程”(即，个体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过程)是个体发展的最有力影响因素(Bronfenbrenner & Morris, 2006)。家庭环境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子系统(Rudasill et al., 2018)。在家庭环境中，父母婚姻冲突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且可能会对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Geng et al., 2023)。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冲突是青少年在学校遭受欺凌的重要风险因素(Grama et al., 202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婚姻冲突会正向预测青少年同伴侵害水平。

虽然父母婚姻冲突在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其潜在的中介和调节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指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作用于因变量，同时，中介过程受到调节变量的调节(温忠麟，叶宝娟，2014；Baron & Kenny, 1986)。相比于简单的中介或调节模型，这种整合的模型有助于提供更多的信息(Zhou et al., 2017)。因此，本研究将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更深入地理解不良家庭环境影响青少年同伴侵害的机制，并为同伴侵害的预防提供干预思路。

1.2. 父母心理控制的中介作用

父母心理控制是指通过控制孩子的情绪、思想和感受来操纵孩子的行为，具体的心理控制行为包括人身攻击、引发内疚、权威主张和撤回关爱等(Shek et al., 2018)。

父母心理控制是青少年同伴侵害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从家庭关系图式模型的角度来看，父母心理控制会使青少年忽视自己的感受以迎合父母的期望(Perry et al., 2001)。当这种行为模式从家庭延伸到同伴环境，会使青少年在面对同伴侵害时采取顺从的应对方式，他们认为自己不太可能成功抵御这种攻击，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遭遇同伴侵害的可能性(Peng et al., 2024)。

家庭系统理论强调家庭是一个基本的情感单元，成员之间互相影响(Cox & Paley, 1997; Grych et al., 2004)。因此，父母间的冲突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孩子的态度。研究也发现，婚姻冲突会直接导致父母采取更为消极的养育行为(如，拒绝、强迫和心理控制等) (Krishnakumar & Buehler, 2000)。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2：父母心理控制在父母婚姻冲突和青少年同伴侵害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教师支持的调节作用

教师支持是指学生从老师那里获得的支持程度(喻承甫等，2011)。

虽然父母婚姻冲突和父母心理控制等不良家庭环境可能会加剧青少年遭受同伴侵害的风险，但并非所有经历不良家庭环境的青少年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这说明，有一些因素可以在其中起到保护作用，教师支持可能就是一个重要保护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校成为了青少年学习、生活和社交的最主要场所(Eccles & Roeser, 2011)。在学校环境中，教师是青少年获得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来源(Zhang et al., 2019)。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认为，即使个体处于压力之下，教师的支持也可以转化个体的一种有益的力量和资源，以促进个体的积极发展(Bryson & Hand, 2007)。有研究发现，教师支持水平越高，青少年的社会情感发展、学校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技能发展越好(Tennant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9)，这有助于降低他们遭受欺凌的风险(Ren et al., 2023)。因此，教师支持作为重要的学校保护资源，可能有助于缓解不良的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影响。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3：教师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同伴侵害、父母心理控制和同伴侵害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较高的教师支持水平有助于降低经历较高水平父母婚姻冲突和父母心理控制的青少年发生同伴侵害的风险。

1.4. 研究问题与假设

Figure 1. The hypothetical model diagram of this study

图1. 本研究假设的模型图

本研究将围绕家庭和学校这两个青少年成长的主要环境(Siegler et al., 2010)，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探讨父母婚姻冲突影响青少年同伴侵害的潜在机制，以及教师支持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保护作用。研究假设如下(模型见图1)：(1) 父母婚姻冲突会正向预测青少年同伴侵害水平。(2) 父母心理控制在父母婚姻冲突和青少年同伴侵害之间起中介作用。(3) 教师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同伴侵害、父母心理控制和同伴侵害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与施测过程

本研究通过整群取样法选取山东省3所初中、2所普通高中、2所职业高中的3213名青少年作为调查样本，在剔除无效问卷(人口学变量缺失、自相矛盾以及具有明显反应倾向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3003份，有效率为93.46%。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4.67岁(SD = 1.95)，男生1332人(44.4%)，初中生、普通高中生、职业高中生分别为1034人(34.4%)、954 (31.8%)、1015 (33.8%)。由于数据分析中使用变量的缺失率低于1.0%，因此采用期望最大化算法(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algorithm, EM)处理缺失数据(Schafer & Graham, 2002)。

问卷测查经过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学术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主试在测验目的、内容、要求、测验流程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统一培训。施测征得了学校和班主任老师的同意，并获得家长和学生的知情同意。施测以班级为单位，采用纸笔测验的形式在教室进行统一施测，主试当场收回问卷。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婚姻冲突

采用儿童感知父母冲突量表，该量表是由池丽萍和辛自强(2003)在Grych等(1992)编制的父母冲突量表基础上，针对中国儿童修订而成。参考以往的研究(李蒙蒙等，2020)，使用冲突强度、冲突频率和冲突解决三个维度作为父母婚姻冲突测量指标。量表共17个题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4 = “完全符合”)。在结果分析中采用均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2. 父母心理控制

采用聂苗卉(2018)在Shek (2007)的研究基础上修订的父母心理控制问卷。量表为单一维度，共10题，采用Likert 5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在结果分析中采用均分，得分越高代表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2.3. 教师支持

采用喻承甫等(2011)编制的学校联结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包括同伴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三个维度，使用教师支持子维度，共3题，采用Likert 5点计分(1 = “很不符合”，5 = “很符合”)。在结果分析中采用均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拥有更高水平的教师支持。本研究中，教师支持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

2.2.4. 同伴侵害

采用董及美等(2020)编制的同伴侵害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共5个维度，参考以往研究，本研究使用了较为常见的三个维度(身体侵害、言语侵害和关系侵害)来测量同伴侵害(Zhang et al., 2022; Li et al., 2019)。量表共14个项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1 = “未发生过”，4 = “经常发生”)。在结果分析中采用均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遭受的同伴侵害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3. 数据处理

首先，使用SPSS 26.0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以了解变量的详细信息，检验变量之间的关联。其次，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检验程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在对所有连续变量标准化后，基于回归分析检验了父母婚姻冲突对同伴侵害的直接效应。在此基础上，使用SPSS Macro Process (版本4.1)，通过重复5000次boostrap样本估计的95%置信区间分别检验了中介模型(模型4)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模型1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测量数据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odsakoff et al., 2003)。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7个，并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了28.33%的变异，小于临界值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相关性分析，父母婚姻冲突、父母心理控制和同伴侵害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而教师支持与其他研究变量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此外，学校类型、性别和年龄与大多数研究变量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1	2	3	4	5	6	7	M	SD
1. 学校类型	1							−	−
2. 性别	0.11^**	1						−	−
3. 年龄	0.75^**	0.07^**	1					14.67	1.95
4. 父母婚姻冲突	0.07^**	0.04^*	0.10^**	1				2.03	0.61
5. 父母心理控制	−0.06^**	−0.07^**	−0.05^**	0.49^**	1			2.23	0.97
6. 教师支持	−0.26^**	−0.01	−0.28^**	−0.31^**	−0.29^**	1		3.99	0.84
7. 同伴侵害	−0.04^*	−0.10^**	−0.02	0.29^**	0.38^**	−0.29^**	1	1.33	0.48

注：^**p < 0.01；^*p < 0.05。

3.3. 中介作用检验

鉴于学校类型、性别和年龄与大多数研究变量的显著相关，在后续所有分析中，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

在对所有连续变量标准化后，首先通过回归分析检验了父母婚姻冲突对同伴侵害的直接效应。父母婚姻冲突对同伴侵害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29, t = 16.56, p < 0.001)，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表明父母婚姻冲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同伴侵害。

使用SPSS Macro Process (版本4.1)的模型4，以父母婚姻冲突为自变量，青少年同伴侵害为因变量，以父母心理控制为中介变量，通过重复5000次boostrap样本估计的95%置信区间检验中介模型。以父母心理控制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为0.15 (p < 0.001, 95% CI = [0.11, 0.19])，这一结果支持假设2，即父母心理控制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同伴侵害之间起中介作用。

3.4.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在对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后，使用SPSS Macro Process (版本4.1)的模型15，将教师支持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到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教师支持对同伴侵害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23, p < 0.001, 95% CI = [−0.27, −0.20])，说明教师支持是同伴侵害的重要保护因素。教师支持与父母婚姻冲突的交互作用对同伴侵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 −0.06, p = 0.002, 95% CI = [−0.92, −0.20])，但教师支持与父母心理控制的交互作用对同伴侵害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 = 0.798)。这一结果部分支持假设3，即教师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同伴侵害之间起调节作用，但在父母心理控制和同伴侵害之间不存在调节作用。

Table 2. Test results of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因变量：同伴侵害		因变量：父母心理控制		因变量：同伴侵害
	β	t	β	t	β	t
学校类型	0.01	0.24	−0.04	−1.11	−0.02	−0.46
性别	−0.27	−7.81^***	−0.16	−4.94^***	−0.22	−6.67^***
Z年龄	−0.05	−1.62	−0.09	−3.34^***	−0.06	−2.07^*
Z父母婚姻冲突	0.29	16.56^***	0.51	32.77^***	0.11	5.78^***
Z父母心理控制					0.22	11.49^***
Z教师支持					−0.23	−12.88^***
Z教师支持 × Z父母婚姻冲突					−0.06	−3.04^**
Z教师支持 × Z父母心理控制					−0.00	−0.26
R^2	0.10		0.27		0.20
F	82.03^***		278.26^***		94.96^***

注：^*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2. Simple slope plot

图2. 简单斜率图

为了清楚地了解交互作用，在图2绘制了教师支持处于低和高水平(均值以下1个标准差和均值以上1个标准差)时，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同伴侵害关系的简单斜率图。

图2显示，当教师支持水平较低时(M − SD)，父母婚姻冲突对同伴侵害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且预测作用相对较大(β = 0.17, t = 6.38, p < 0.001)。当教师支持水平较高(M + SD)时，父母婚姻冲突对同伴侵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但预测作用相对较小(β = 0.06, t = 2.06, p = 0.040)。也就是说，随着教师支持水平的提高，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同伴侵害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放缓。

4.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父母婚姻冲突作用于青少年同伴侵害的潜在机制，以及教师支持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保护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在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教师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和青少年同伴侵害之间起调节作用，但无法调节父母心理控制与同伴侵害的关系。本研究结果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同伴侵害关系中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更深入了解不良家庭环境影响青少年同伴侵害的机制，同时，教师支持在这一作用过程中的重要保护作用为青少年同伴侵害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实践思路。

4.1. 父母婚姻冲突显著预测同伴侵害

本研究发现，父母婚姻冲突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同伴侵害。

父母之间频繁、激烈或未妥善解决的冲突可以直接对儿童的情绪、行为和适应能力产生负面影响(Cummings et al., 2012; Koçak et al., 2017)。同时，父母婚姻冲突等不良家庭功能会使儿童逐渐形成不安全的亲子依恋(Belsky & Fearon, 2008)，这会导致儿童失去对外界的信任，进而回避社会交往(王英杰等，2021)。父母冲突也会阻碍家庭成员间的沟通(Gao et al., 2018; Martínez-Monteagudo et al., 2019)，并进一步影响青少年社交技能的发展(He et al., 2023)。这些不利因素会阻碍青少年融入同伴群体，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受侵害的目标(Ren et al., 2023)。可以看出，父母婚姻冲突是青少年同伴侵害的重要风险因素，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Grama et al., 2024)。

4.2. 父母心理控制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同伴侵害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父母婚姻冲突可以通过中介变量父母心理控制间接促进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发展。

家庭系统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影响(Cox & Paley, 1997; Grych et al., 2004)。也就是说，家庭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其子系统(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是相互关联的(Grych et al., 2004)。因此，处于冲突中的父母更有可能在育儿中使用严厉的惩罚措施(如心理控制等)来对待孩子(Krishnakumar & Buehler, 2000)。青春期是青少年身心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长期暴露于负面和过度心理控制的养育环境中，青少年可能会形成一种过度顺从和迎合的行为模式，并倾向于在同伴互动中以类似的方式作出反应，使得他们更可能遭受同伴侵害(孙丽萍等，2018；Ren et al., 2023)。

4.3. 教师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同伴侵害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教师支持是青少年同伴侵害的重要保护因素。同时，教师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同伴侵害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当父母冲突水平升高时，教师支持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发生同伴侵害的风险更低，增长也更为缓慢。需要注意的是，教师支持在父母心理控制和同伴侵害之间不存在调节作用。

大多数侵害事件发生在学校，而教师通常是首先发现欺凌行为并及时作出反应的重要他人，因此，教师在青少年对抗同伴侵害中往往扮演着核心角色(Veenstra et al., 2014)。高教师支持水平可以让学生在情感上感到安全，并相信老师会保护他们免受伤害和恐吓，学生对老师也会更加的坦诚(Lucas‐Molina et al., 2015; Ren et al., 2023)。同时，与学生的积极关系也会使老师更容易察觉到受害情况，并及时制止受害行为(Reavis et al., 2010; Banzon-Librojo et al., 2017)。有研究发现，相较于拥有可以寻求帮助的老师的学生，与教师没有建立积极联系的学生遭受同伴侵害的可能性是前者的两倍(Furlong et al., 1995)。

作为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教师不仅能在青少年面对压力时提供帮助，还有助于增强青少年的自我调节和问题解决能力(Hughes et al., 2008)，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社交和适应能力造成的负面影响(Tennant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9)，进而降低同伴侵害发生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教师支持不能调节父母心理控制与同伴侵害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教师支持水平如何，父母心理控制对同伴侵害都具有同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虽然教师支持是学校环境中的重要保护因素，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青少年对抗不良家庭环境的消极影响，这种缓解作用也是存在边界的，不足以帮助青少年应对所有的不利挑战(比如父母心理控制)。

4.4. 对策建议

4.4.1. 家庭层面：避免父母冲突及其影响的外溢和巧妙处理冲突

本研究发现，父母婚姻冲突不仅对青少年遭遇同伴侵害有直接的不利影响，还会促使父母采取心理控制等更为消极的养育方式，这会影响青少年的社交模式，并进一步加剧同伴侵害问题。因此，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向家长宣传父母冲突对孩子同伴侵害发展的不利影响，劝说父母尽可能避免冲突，营造积极的家庭氛围，也要帮助父母了解冲突会带来的“溢出”效应，不要让冲突影响到父母对孩子的养育态度。同时，如果冲突情境被孩子撞到，父母可以及时向青少年解释冲突原因，并争取在青少年面前以合理的方式解决冲突，这有利于减少父母冲突对青少年身心的不利影响，并促使青少年学会合理的冲突解决方式，使他们能够恰当地处理同伴冲突(王明忠等，2013)，提高友谊质量。

4.4.2. 学校层面：发挥教师在预防同伴侵害中的重要作用但也要注意其可能存在的边界

作为青少年发展的重要角色，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支持，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从而让受侵害的学生敢于向老师说明受害情况，也能让教师对学生受侵害的风险更加敏感，并及时施以援手。但是，教师的支持也不是万能的，对于不良养育方式(心理控制)对同伴侵害带来的影响，更有效地方式仍然是直接从减少父母婚姻冲突入手。

4.4.3. 青少年个体层面：提高社交技能以建立积极友谊

不良的家庭环境会影响青少年社交技能的发展，这提高了他们发生同伴侵害的风险。因此，教育工作者也要与青少年合作。例如，学校可以开设提高社交技能的课程，增加课外活动，帮助青少年建立积极的友谊，为避免同伴侵害的发生添上一件“防护衣”。

通过家、校以及青少年的共同合作，有助于对与青少年发展有关的生态系统产生更大的影响(Espelage, 2014)，并最终提高同伴侵害防治效果。

4.5. 局限性

首先，由于本研究使用的变量均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未来可以考虑结合多方报告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其次，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虽然有较为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但难以证实因果关系，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纵向研究，以验证因果关系。最后，本研究仅探讨了父母心理控制的中介作用，以及教师支持的调节作用，但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同伴侵害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未来研究可以加以探讨。

5. 结论

本研究围绕家庭和学校两个青少年主要成长环境，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证实了父母心理控制在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同伴侵害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并明确了高水平的教师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同伴侵害不利影响中的保护作用。此外，发现教师支持的保护作用可能存在边界，难以缓解父母心理控制对同伴侵害的不利影响。这些发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关系和潜在机制的理解，为从家校合作的视角防治校园侵害提供了干预思路和实证依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