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五代宰相和凝与北宋宰相晏殊的词为研究对象，通过创作背景、创作对象与创作风格的比较，探讨花间词派在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发展轨迹。研究发现，和凝的词作延续花间传统，以绮丽婉媚为特征，其宫闱题材与艳情书写体现五代词风；晏殊在继承花间传统的基础上，融入士大夫的生命意识与人生哲思，开创出“闲雅有情思”的婉约新风。二者虽同属宰辅词人，但因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的差异，在词体功能认知与审美取向上形成显著区别。本研究为理解唐宋词学流变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i poetry of Ning He, a prime minister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Shu Yan, a prime minister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e Huajian School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to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through comparisons of their creative contexts, thematic subjects, and stylistic approach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Ning He’s works adhere to the Huajian tradition, characterized by ornate and delicate aesthetics, with themes centered on court life and romantic expressions that epitomize the poetic style of the Five Dynasties. In contrast, Shu Yan, while inheriting the Huajian tradition, infused his poetry with the existential reflections and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s of scholar-officials, pioneering a new 婉约 (wanyue) style marked by “leisurely elegance and emotional profundity”. Despite both being prime minister-poets, their divergent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led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perceptions of Ci’s functional role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s. This research offers a fresh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Ci poetry during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1. 引言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有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自燕乐出，又称曲子词。唐后从五代到北宋达到巅峰，在五代北宋时期，作为最早诗词流派之一的花间词占据了重要地位。北宋词人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称为“本色词”[1]。和凝为花间词派词人，作品在《花间词》中收录甚多，北宋初期的晏殊是花间词派继承者，他的创作深受花间词的影响。二人都曾官至宰相，而所在年代也不过相差百年，类似的官职体系以及社会背景，他们的人生履历可谓是有高度相似重合之处。本文拟从三处探寻二人词作的相似以及不同之处。
2. 创作背景和生平比较
和凝，字成绩，唐光化元年出生，于二十岁登进士第，位列第十三，少年及第，在进士及第后，由于时代的原因，他选择大多数文人的路子——进幕府。在经历十年幕府生涯后，而立之年的和凝正式登入朝堂，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和凝先后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四朝九帝。战乱的年代，朝廷政权更迭，和凝却是一路高升至宰相之位，可见其才能出众。和凝的词传播甚广，在民间以及宫廷之中广受赞誉，从契丹主见到和凝后封其“曲子相公”可见一斑，花间词大多自西蜀词人创作中选取，和凝作为唯一一位中原词人，收录其二十多首词，也可见其影响力。和凝的词多以艳词为主，这与五代时社会风气与其自身境遇有关。而人生际遇与之类似的是北宋宰相晏殊。晏殊，字同叔，生于北宋淳化二年，景德二年时以少年“神童”的称号参加进士考试，赐进士出身。后晏殊被选为升王府的记室参军，仁宗即位后，晏殊的政治生涯几乎算是一路高歌进入中枢的队列之中。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晏殊做过皇帝老师，有过宰相之位。晏殊受到花间词的影响极大，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的词开创婉约词风，这也和社会的稳定与他自身的生活是离不开的。在北宋初期，晏殊一生几乎一直位于权力中心，时代和平生活优渥，因此也被称为“太平宰相”、“富贵词人”，晏殊小令极佳，清人冯煦《蒿庵词话》中称晏殊为“北宋倚声家初祖”。二人一生都是处于高位之上，生活状态良好，高官厚禄带给他们的是舒适的生活，不为衣食忧，不为世俗扰，留得清净可创作。五代时战争不断，但是和凝在混乱中大多数是稳定的生活，并未直接参与战争，他在安逸期内，也未走进底层。与此相对的是唐代杜甫经历安史之乱，自身体会过“国破山河在”的恨与泪，亲眼见证过石壕村老妇的“二男新战死”的痛苦无奈。所以杜甫的诗是沉郁顿挫的风格。宋初是国力较为强盛的时期，宋太宗以及仁宗都为政治清明之人，社会稳定经济运行平稳，《东京梦华录》就记录了这一时期繁荣之景象。晏殊在这种安定情况下自然也写不出杜甫的国破家亡之悲怆。无论在战乱时期的五代还是在稳定的宋代，统治阶级永远是享受特权的阶级，他们的享乐主义蔓延整个阶级，“朱门酒肉臭”是对统治阶级的真实写照，从他们创作对象也可见一斑。随着社会的发展，宋代的政治制度有了完整体系，在国家运转良好的情况下，士大夫的创作有了新的变化，晏殊就是在这一松弛环境下进行创作创新，在继承花间词的创作特点下发展。因此，他的词又不同于花间词。
3. 创作对象比较
花间词的词人群体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温庭筠、皇甫松为代表的中原词人，中原的传统儒学影响极深刻，忧国忧民是文人从小就所接受的思想，晚唐不稳定与支离破碎的时代洪流下影响他们的心境。颓靡压抑带有时代的痛感是他们的创作风格，二是五代迁入蜀地词人，韦庄、牛峤是其代表。从中原到蜀地的迁客，丰富的阅历、广泛的游历让他们作品多带有文化间的融合与碰撞，具有鲜明的特征。三是蜀地的词人群体，欧阳炯、和凝具有代表性。中原文化多厚重之气，蜀地的独特地理环境使得当地人极具松弛感与闲适感，盆地的地形、四面环山的地理位置如同摇篮，静谧安逸氛围笼罩这里，文化也受到这种封闭安逸的影响。文学更加浪漫自由，同时又有缠绵靡丽之感[2]。和凝虽是中原人，但一生一帆风顺，文学创作上浪漫不羁与蜀地氛围牢牢相应。花间词人又以二三类为代表，大多为描写男欢女爱之情与享乐自我的情感。因此，和凝与第二类词人较为贴切，符合大多花间词词人创作的特点方式，他不以时代之悲为悲，以自身之乐为乐。他的创作主题也以此为主，宫词创作众多，多写男女之爱，但某些词也不失为纤丽清新之感[3]。晏殊作为花间词派的继承人，他的创作也多为这种消遣之词。李煜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人间词话》)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词是不断进步发展的，南北朝至北宋初期士大夫的创作都是将词作为宴饮时的助兴之作，是炫技的工具，词并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文体，晏殊也不例外，他创作多在酒宴之上或之后，这种将词作为助兴工具的观念与花间词派相似。另一创作对象为离愁别绪的男欢女爱，并未跳出花间词的框架之外，与苏轼的“大江东去”截然相反。另一种层次而言，晏殊在花间词上继承与发展时不仅浮于表面，也在宴饮后增加了对人生的感悟，“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对时光短暂的感伤叹息。
4. 创作风格对比
无论是“曲子相公”，还是“太平宰相”，都可反映出二人的经济条件、政治地位极其优越，这反映在作品中即为富贵气。无论是作品风格抑或内容，都看出二人对于华丽辞藻得心应手的运用。在创作时词人是发挥个人能动性，想象也是由现有物上引申而得，贵重物意象在二人词作中也频频出现，艳丽富贵是他们创作的底本。栩庄云：“和成绩词自是花间一大家。其词有清秀处，有富艳处，盖介乎温、韦之间也”[4]。和凝词中多为女子穿着装饰“碧罗冠子稳犀簪”(《临江仙》)、“鸳枕并红玉”(《麦秀两岐》)、“裙窣金丝”(《采桑子》)，极显女子的华丽优美之态。晏殊词中多为宴饮之景“红衫侍女频倾酒”(《木兰花》)、“玉酒频倾，朱弦翠管”(《连理枝》)，描绘在欢乐聚会的觥筹交错与尽情饮酒的欢乐。只从词而言，和凝的词中金玉之气过重，无论首饰服装还是装潢，艳丽意极浓厚，珠光宝气扑面而来。而晏殊生活在士大夫开始不断注重自身修养与内涵的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记载晏殊喜宾客，“每有佳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此”[5]，宋朝是文人的时代，无论从帝王到百姓，雅贯穿整个朝代，士大夫更甚，他们在富贵的同时，增加文人风骨与底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的晏殊，他的词也带有优雅与意蕴在。这点上要高于和凝。两首《采桑子》都彰显着他们这种艳丽底色。
蝤蛴领上诃梨子，绣带双垂。椒户闲时，竞学摴蒲赌荔支。
丛头鞋子红编细，裙窣金丝。无事嚬眉，春思翻教阿母疑。
《采桑子·蝤蛴领上诃梨子》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采桑子》中少女领如蝤蛴，衣着精致，从上到下写起，从领子绣样到鞋头系带，细节描写让精致的富贵小女儿形象瞬间鲜活起来。闲而无事学樗蒲，赌注却是荔枝，读来只觉她可爱。荔枝是贵重水果，又可看出女儿家的优渥生活，也可侧面反映和凝的优渥生活。少女形象可爱又让人爱怜，最后两句别出心裁，闲来无事的少女轻轻皱眉，却被阿母怀疑小女儿已春心萌动了，母亲的形象也鲜活起来，汤显祖《评〈花间集〉》评此句“末语一句，翻空出奇”[6]。
同样是描绘活泼女儿家形象的晏殊，从景入手，景是静的，梨花、碧苔，物是动的，黄鹂、燕子，动静结合将画面衬得极其和谐。开头就点明了时节是清明，早春时节一切都是轻快的、是灵动的，无论是物还是人，都在这生机勃勃的时节里，下阙直写一群年轻的女子结伴而来，画面由远及近，她们的脸上挂着笑意，细问起来是斗草赢了，笑意弥漫。晏殊的词画面感十足，和凝更多描写在细节之处。
吴梅在《词学通论》中写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7]。
初夜含娇入洞房，理残妆，柳眉长。翡翠屏中，亲爇玉炉香。整顿金钿呼小玉，排红烛，待潘郎。
竹里风生月上门，理秦筝，对云屏。轻拨朱弦，恐乱马嘶声。含恨含娇独自语，今夜约，太迟生。
(江城子)
《江城子》是连章词，这里选取前二首。此词中设色运用恰当，翡翠、金钿、红烛、朱弦等意象彰显着富贵景象，显出女子的精致与用心，同时也写出地点陈设，在闺房之中，屏风之后的年轻女子妆容精致等待着情郎的到来，月亮已高悬于夜空，还未等到心上人的她百无聊赖摆弄，又怕琴弦声响听不到郎君的马鸣声，于是“轻拨”，这两句刻画极其细腻，准确抓住了女子心理，焦急与等待巧妙融合。由开始的欣喜期待到焦急等待再成后来直抒胸臆的不满埋怨，一个美丽而又略带焦急与愁容的美丽女子形象清晰地展现。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浣溪沙)
晏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在太平时代他的人生一路顺遂，富贵的士大夫阶级，高雅情操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晏殊的为人处世是八面玲珑的，反映在他的词里面就是圆融[8]。在此首词中，晏殊在闲适生活中也在思考人生，开门见山直说时光有限，人生中一次次离别让人伤心销魂，因此在有限生命中应及时行乐，不要再频频推辞酒席歌宴。下篇悲切之感，山河空远，落花惜春，但话锋一转，不如对身边人眼前人更加珍惜，人生苦短，不应辜负。晏殊的词不仅是宴会词，在词中不仅是歌颂歌舞太平，同时他拥有自己的人生感悟，对于生命有思考有探索，晏殊创作时不仅单纯继承花间词的手法与风格，也对于花间词进行发展创新。
5. 结语
五代后的花间词不断发展，词与小令也在发展，和凝作为花间词人代表颇丰，后世对其评价多为“长于短歌艳曲”、“花间大家”等，和凝的词具有五代特有琦艳底色，展现乱世文人的创作心态，而承上启下的晏殊开创了另一片新的天地，他成为花间词派的优秀继承者与小令的开拓者，在北宋初期文化繁荣的阶段中，他的词不仅是单纯宴乐的工具，且加深了对生命的深思，对后世词人产生深远影响。
五代词为娱乐文学，仍依附在伶人之词这一载体中，而北宋词在晏殊等文人的实践中，逐渐转向抒情性与主体性。尽管晏殊尚未完全突破“诗庄词媚”的藩篱，但其词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空慨叹，已为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埋下伏笔。词体文学的雅化进程并非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在代际传承中通过文人精神境界的提升而逐步完成[9]。这不仅验证王国维之言论，也为研究唐宋词的演变进程提供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