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道家易学虽未在《道藏》中直接注解《周易》，却借助对《周易》卦象、卦数的解读，融合多种理论，构建起自身独特的体系。它在汉代特定社会环境中孕育而生，与当时的政治、学术环境紧密相连，突破了儒家独尊的思想框架。道家易学不仅对道家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意义重大，还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伦理学、建筑学、数学以及养生学等诸多领域，其当代价值愈发凸显，为解决人类生存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思考方向和有益借鉴。
Abstract: Although Taoist Yi-ology does not directly annotate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Taoist Canon”, it constructs its own unique system by means of interpreting the hexagram images and hexagram number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integrating various theories. It was born in the specific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breaking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exclusive dominance of Confucianism. Taoist Yi-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not only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aoism,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many fields such as Chinese philosophy, ethics, architecture, mathematics,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Its contemporary valu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providing a unique way of thinking and useful references for solving human survival problems.
1. 引言
“第二个结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结合、相互成就，为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尽管《道藏》中缺乏对《周易》经、传的直接注解作品，但通过对《周易》的独特解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道家易学体系。深入研究道教易学的发展脉络、特征和价值，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道家易学形成的条件
汉代“独尊儒术”的思想建制在完成意识形态统一的同时，也埋下了自身解构的种子。汉代儒者如孟喜、京房等借助卦象气机流转、奇偶数寓意及纳甲术解读《易经》，试图以“天意”规范统治权力和社会事务[1]。儒家独尊虽对社会稳定和皇权巩固有积极作用，但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进步产生冲突，形成“进展”与“约束”的内在张力，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引发社会转型。在这样的环境中，道家易学应运而生。它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框架，为人们探索宇宙变迁、人生运势等哲理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同时也对儒家独尊的体制构成挑战，推动了道家思想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多元化。
道家哲学在汉代展现出独特的思想弹性。其“道法自然”的本体论突破了儒家伦理的经验边界，以“道通为一”的宇宙论视野重构天人关系。然而，这种超验性思维在切入现实维度时遭遇实践困境：如何将“惚兮恍兮”的本体之道具象化为可操作的生存智慧？道家完成了对原始道家的创造性转化，通过“道–气–神”的三重本体论架构，将自然法则转化为具有伦理指向的修行实践。这种转化既保持了道家“法天贵真”的哲学内核，又吸收了儒家“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形成了“以道摄儒”的独特思想范式。
《周易参同契》的出现标志着道家易学体系的成熟。《周易参同契》以乾坤为鼎器、坎离为药物的炼丹模型，实则是将《易》学象数体系转化为具象化的宇宙生成论。通过“纳甲说”将月相盈亏与火候进退相耦合，实现了天道运行与人体修炼的同构对应。这种“天人同构”的思维模式，既延续了汉代易学的宇宙论框架，又突破了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局限，在炼丹实践中建构起独特的形上体系[2]。其价值一是在于创立道家修炼理论，二则在于为传统文化提供了“体用不二”的哲学典范：以《易》理为形上本体，以炼丹为实践工夫，实现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这种思想创新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道家易学既解构了汉代儒学的独断论倾向，又避免了玄学“贵无”论的蹈虚之弊，在本体论层面建构起“道器不二”的哲学体系。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的思想路径，为中华文化的多元融合提供了经典范式。在当代社会环境发展之下，这种既保持文化根脉又注重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3. 道家易学的特征
道家易学借助《周易》和汉代易学，演绎出“顺天应地”的宇宙观。《易经》中的太极理论和八卦布局对道家宇宙观念的塑造影响深远。道家易学认为，“太极”是宇宙形成之初阴阳未分的状态，蕴含着相互依存、相互容纳的阴阳两极，且具有“人天相融”的特质[3]。在八卦方位论方面，道家易学阐释了伏羲所定的先天八卦方位和文王所绘的后天八卦方位，并创新地采用“乾配离”“坤配坎”的手法，实现了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融合，这一融合或许与修炼内丹时后天向先天回归的环节相关。
此外，道家易学还将八卦方位与人体内脏器官相连，赋予后天八卦深邃的奥秘。与汉代易学的紧密联系 汉代易学的诸多理论，如卦气论、十二消息卦论、纳甲术、九宫术、六爻虚空论以及阴阳五行学说，为道家易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道家易学体系中，卦象气息论、爻位时令论和十二消息卦论阐释了自然界四季更迭和万物生长消亡的规律。例如，《周易七十二候图》和《六十四卦卦气图》借助天文学和历法，阐释十二个月份与二十四节气的转换，并将节气融入封建等级体系。道家将卦象哲理与内丹修炼相结合，形成独特的修炼法门。其爻辰理论把《乾》《坤》卦象与十二地支融合，并渗透到十天干中，将一年十二个月份的变化与内外卦象的对应关系紧密联系。十二辟卦不仅用于阐释四季阴阳和自然现象的流转，还体现在炼制丹药的火候掌控上[4]。早期道家文献《太平经》强调阴阳五行理念贯穿于自然万物及天地人之中，构成了道家内丹修炼理论的核心。
宋末元初道家学者俞淡提出“夫金丹者，身中之易也”，指出“金丹”是修炼所得的内在精华。炼丹术无论是内在修炼还是外在炼制，其理论基础、实践步骤、技艺演变及历代术语都与易理紧密相连。内外丹术虽有差异，但都源于“法天象地”的原则，分别将长生不老观念融入药物化学领域和把人的生命进程与自然界变迁相对应[5]。内丹修炼的三大核心元素——炼丹炉、药材及烹饪技巧，均源于自然界且与易理相关。其中，炼丹炉(鼎炉)以天地为模型，对应人体丹田；药材指精力、元气、心神，常用坎、离、龙、虎、铅、汞等象征；烹饪技巧中的加热程度(猛火与温火)通过十二消息卦、爻象、纳甲术及六十四卦的卦象能量来阐释。例如，十二辟卦的火候从复卦到乾卦(子时到巳时)为猛火(增阳焰)，从姤卦到坤卦(午时到亥时)为温火(减阴令)，修炼过程中通过神识调控呼吸节奏来把握火候。此外，《周易参同契》首倡铅汞双元素合成论，其铅汞理念被内修法借鉴。铅象征肾，关联坎象、月轮与水元素；汞代表心，联结离象、日轮与火属性。通过引导冷流上涌、热流下沉，精准控制温度，以铸就金丹。这种思想源于战国早期的《行气玉佩铭》，历经东晋葛洪阐释，至陈抟创作《无极图》时，顺凡人修炼逆成仙丹的理论已臻完善。内丹修炼者普遍认为，重返虚无境界是通往永生的途径。
4. 道家易学的价值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高度对文化主体性作出论述，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这一论述不仅明晰了“第二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同时为全面认识“两个结合”，特别是为准确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时代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6] [7]。
道家易学的理论建构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创造性转化特征：既以《易》理为本体论根基，又通过宗教实践反哺易学体系的哲学化发展。这种动态的诠释学循环，在本体论层面形成“道易互证”的独特范式。其价值维度可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道家通过“象数–丹道”双螺旋结构，实现了《易》学体系的实践论转向。内丹修炼将卦爻变化具象为人体气机运行，外丹黄白术则将阴阳五行转化为物质嬗变的操作程序。这种“以术证道”的思维路径，突破了传统易学“言不尽意”的诠释困境，在实践层面构建起“体用不二”的哲学体系。《周易参同契》开创的“乾坤门户说”，实则是以人体为小宇宙的具象化宇宙论模型，使抽象的天道法则获得了可经验的实践维度。其二，道家易学在伦理层面实现了自然法则与道德规范的本体论统一。其“敬天惜物”的戒律体系，将《易》之“生生大德”转化为具体的生态伦理准则。通过“天人感应”的认知框架，道家将传统术数中的灾异谴告说升华为生态责任意识。这种伦理建构既保持了道家“法天贵真”的自然主义立场，又吸收了儒家“仁民爱物”的人文精神，形成“自然–人文”双向约束的伦理范式。其三，道家易学在认知论层面推动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跨学科融合。将卦气说与医药学结合形成的“子午流注”理论，在人体科学领域建构起独特的时间医学体系；通过“九宫飞星”理论发展出的风水堪舆学，在建筑领域创造了“藏风聚气”的生态智慧。这种知识创新本质上是将《易》学思维范式转化为具体学科方法论的典范，展现了中国传统哲学“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认知特质。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8]道家易学的发展轨迹展现了中华文化“守正创新”的深层逻辑：在汉代儒学独断化的历史语境中，道家通过创造性诠释实现了对《易》学传统的范式转换；在当代文明面临生态危机与价值虚无的困境中，其“天人同构”的宇宙观为重建人与自然的本体论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哲学方案。道家易学“道器不二”的哲学智慧，为超越主客二分的现代性思维提供了中国式解决方案。其“以道观物”的认知模式，提示我们在技术理性之外存在另一种理解世界的可能性路径。内丹修炼中“性命双修”的工夫论体系，为现代社会应对精神异化提供了独特的解决之道。在“第二个结合”框架下《周易参同契》展现的文化创新能力，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