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扬弃
On Marx’s Sublation of Hegel’s Conception of History
摘要: 历史观是哲学体系的重要部分,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基础构建其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将历史观与辩证法、自然哲学等紧密结合,极大地提升了历史观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历史观的继承,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历史观的同时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实现了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马克思从实践出发,立足于现实的人,建立其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包含了实践、现实的人、历史的整体发展、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等重要内容。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合理论述,可以有效批判受黑格尔唯心史观影响深远的历史虚无主义。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Hegel constructed his idealistic concept of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absolute spirit”, and closely integrated the concept of history with dialectics and natural philosophy, which greatly enhanced the status of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n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Through the inheritance of Hegel’s view of history, Marx surpassed Hegel’s idealistic view of history while critically inheriting Hegel’s view of history, and realis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idealistic view of history to the materialistic view of history. Starting from practice and based on the real man, Marx established his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which contains such important contents as practice, the real ma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tate by civil society. By reasonably discussing these contents, historical nihilism, which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Hegel’s idealistic view of history, can be effectively criticised.
文章引用:张岚芬.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扬弃[J]. 哲学进展, 2025, 14(4): 447-45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4187

1. 引言

历史观的演变与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知。在当今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试图通过主观臆断与片面的解读,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割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消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价值指向,这不仅会扰乱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也会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影响。

历史虚无主义常常利用唯心主义历史观来歪曲历史事实,而黑格尔哲学是对所有先前哲学在立足点上的涵盖与发展[1],黑格尔创立的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体系为历史“找到了一种哲学的表达”([2], pp. 13-24),因此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对历史虚无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学界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扬弃问题,主要围绕批判路径、理论重构与实践转向展开,多聚焦于马克思如何批判黑格尔的历史观,历史唯物史观的具体转向,世界历史理论的新阐释等。尽管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结合以分析黑格尔历史观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关联,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揭示历史唯物主义如何扬弃历史唯心主义,应对虚无主义的研究还较少。

基于此,通过分析黑格尔的历史观并重审马克思历史观及其对黑格尔历史观的继承与超越,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因为这不仅是对哲学史脉络的梳理,对哲学史核心命题的回溯,更是直面现实问题的理论需求,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有力回应。

2. 黑格尔的历史观

西方哲学中,自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开始关注到历史,因而“历史”这一词也有对应的希腊文,其为

,但是自古希腊产生哲学以来,历史都没有被划分到哲学的范围中来,一直处于哲学的旁观者的状态而格格不入[3],直到黑格尔那里才“找到了一种哲学的表达”([2], p. 21)。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他“绝对精神”的本体论上的,黑格尔继承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的思想后提出“绝对精神”的哲学理论,在“绝对精神”的基础上构建的一个宏大而系统的历史发展体系。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理性思辨的最高层次,绝对精神先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客观精神,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与基础,也是整个世界运动、变化与发展的内在动力。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哲学要我们养成这种识见,就是广大的世界事变的终极结果,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偶然的机遇、出于一时的任性、出于轻率和谬误的作为,而是应该被视为永恒理性的一种必然表现。”([4], p. 95)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永恒理性即为绝对精神的体现。

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绝对精神按其自身的逻辑规律运动,也就是辩证法的逻辑运动,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个概念并实现自我。黑格尔的辩证法包含三个基本环节:正题(有)、反题(无)和合题(变)。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通过对概念的思辨并从中发现事物的矛盾,获得对事物的理解。黑格尔将“有”与“无”纳入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中,认为绝对精神首先是“有”,此即为正题,但是这个“有”只是纯粹的有,当深入去思考这个“有”时发现它是“无”,因为这个概念中蕴含的矛盾发展为对立面,此即为反题,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最终引出“变”的概念,通过对立面的统一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此即为合题。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遵循着这样的辩证法的逻辑规律运动,通过如此不断地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个概念,历经逻辑阶段、自然阶段与精神阶段,最后又返回自身,在这样的运动中,绝对精神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深化,达到了自我意识与自我实现。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4], p. 50),人类的艺术、宗教、历史、哲学、文化等都是绝对精神的具体体现。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动态展开过程,是绝对精神自我外化、自我否定、自我复归的过程[5],“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4], p. 9)在黑格尔看来,受理性支配的历史的发展也是辩证的,也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客观必然规律,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但是历史隐匿于事件背后并不被人所认识,受理性支配的历史在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即个人意志追求自己的目的而自觉活动时,历史就已经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对此,各民族、各个人在运用存在着热情和意志的思想与行动进行的矛盾斗争时,他们对于所追求的那个目的是无所知的,理性所主宰的历史在人们无所知中悄然通过热情、利益等手段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也就是黑格尔说的“理性的狡计”(Die List der Vernunft) ([4], p. 10)。

虽然黑格尔认为自然与历史都是绝对精神自我外化而来的,但是黑格尔严格区分自然与历史。黑格尔认为自然的外化是绝对精神以无意识、无目的的方式展现自身,其主要是自然规律的支配,只有周而复始的循环,不会有“新的东西”;而历史的外化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中实现的,主要受绝对精神自身的辩证理性支配,其发展具有内在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因此黑格尔认为只有人类才有历史。同时黑格尔强调“真理即总体”([6], p. 12),认为正如真理是包含了所有环节与发展阶段的有机整体一样,人类整体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个历史时段有机构成了世界历史。黑格尔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这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不同的民族精神,每个阶段都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都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都必然会被更高阶段所取代。

由于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表现,绝对精神是自为自在,依存自身而存在的,因而绝对精神是自由的,而历史是绝对精神在时间中的展开和实现过程,所以作为绝对精神外化的历史是具有自由趋势的。世界历史是人的自由意识的实现过程,是使历史在理性国家中达到一种“封闭”状态,这是一种“完成”状态,因此国家是绝对精神在社会领域的最高体现,是绝对精神的真正的体现,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家庭与市民社会则是绝对精神发展的有限表现,由此,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只是国家精神的有限领域,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3. 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与超越

作为一名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马克思曾推崇理性主义,但是当他在《莱茵报》工作并观察到理性思辨与现实生活的诸多矛盾时,逐渐发现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缺陷。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历史动力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演绎,这虽然强调了历史的整体性与目的性,但是由于黑格尔的历史脱离了物质实践而成为抽象思辨的产物,是精神的历史,它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因此它“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2], p. 205),无法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因此没有办法解释与解决现实的诸多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这一缺陷后,认识到现实的问题只有通过面对现实世界才能加以解决,由此转向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犹太人问题》与《神圣家族》之后便开始批判青年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并从中脱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并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对思辨的法哲学展开猛烈批判并明确指出历史的任务是在“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2], p. 4)马克思所说的“此岸的世界”指的就是现实的世界。马克思将黑格尔建立在思辨哲学上的历史观称为“逻辑的泛神化”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进一步揭示了黑格尔这一众思辨哲学家的“全部戏法”的三个步骤,指出思辨哲学家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并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的做法,忽视了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通过对黑格尔建立在思辨理性上的历史观的批判,马克思将哲学从理性思辨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马克思将目光聚焦到现实世界后,用“现实的人”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指出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 p. 196),历史的发展并非由绝对精神也就是理性推动,而是由现实世界的物质生产也就是实践决定。马克思以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连接了人与自然,实现了历史与自然的统一,拒斥了黑格尔将自然与历史分开的思辨哲学,指出黑格尔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错误关系。此外,马克思基于黑格尔对于物质与意识关系颠倒的“本源性错误”,指出黑格尔依据思辨理性为基础而创立的辩证法是建立在以思辨哲学为基石上的辩证法,早已丧失了其批判性和革命性,沦为了绝对精神的工具。马克思由此认为,辩证法也应该从这种本源性错误中解脱出来,从绝对精神的抽象运动中解放出来,回归现实,重新寻求其批判性与革命性。

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尖锐指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7], p. 257)这一论断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真实关系,掩盖了阶级统治的实质。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指出市民社会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合”[2], p. 583),是历史的真正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基础”([2], p. 8),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了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因此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是由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于是他将颠倒的关系矫正回来,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4. 马克思历史观的主要内涵

就像马克思自己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2], p.121),黑格尔的历史观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基石,也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继承黑格尔部分思想的基础上超越了黑格尔的历史观后产生的。马克思虽然并未在他的著作中明确地对其历史观进行全面且系统的论述,且其历史观在前期后期有所转变,但是其历史观却贯穿于其全部思想著作当中,自思想发生转变后的晚期思想是在早期思想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基本思想与早期保持一致,因此,通过梳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其历史观。

马克思“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 p. 544),马克思对黑格尔发起一场哲学范式的革命,颠覆了传统哲学对“精神”与“存在”关系的理解,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颠倒并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马克思以“现实中的个人”([2], p. 524)为逻辑基点,强调物质生产与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构建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框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 p. 519),“有生命的个人”表明马克思所关注的并非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等抽象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2], p. 524)。

马克思强调历史的主体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因此非常重视现实中的人的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 p. 524),这里的物质行动指的就是实践。马克思认为在实践中人与自然、人与人才能互相关联,才能创造物质资料与精神资料,实践内在地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使得人与自然处于辩证关系中,实践将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主张“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 p. 525)强调了实践是检验思维真理性的关键,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判断思维与存在是否相符,将思维与存在紧密联系并统一起来,单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实践似乎是属于认识论层面的。但实际上马克思同时又继续阐述,认为人在实践的过程中既改造了客体,也就是自然与社会,也改造了主体,即人自身,由此可知,实践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马克思的历史观以实践为轴心,将历史理解为“现实的人”通过实践自我创造的过程。马克思论述了人之为人的依据是“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2], p. 519)通过实践,现实的人将自己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并使自身得以生存,人在物质生产(即实践)中形成了生产关系并认识世界,而后又会根据所得到的认识继续实践,由此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由此可知,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体,而实践则是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动力,是实现“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在此意义上,实践在马克思这里更是上升到了本体论层面。

同时,马克思也继承了黑格尔看待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体思想,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并在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发展。马克思秉持着一种整体性思维来看待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借用生物学概念,称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他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合”([2], p. 51)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述了德国的历史并没有像某些学派所宣称的那样,遵循着一种抽象的、单向度的演进轨迹,批判了某些思辨哲学家认为历史发展呈现抽象、单向度的一元论,论述历史发展充满了复杂性、多样性和矛盾性。马克思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批判那些将历史的发展看成线性发展的过程并将历史分解为单个因素来加以分析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各个要素与各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矛盾的有机整体,历史的发展是一种整体的演进过程,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连续性和继承性,前一时期的发展为后一时期创造条件。

马克思也强调了历史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不存在“历史的终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重大跨越。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和力量,从而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历史的进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即宣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 p. 31),他将阶级矛盾视为阶级社会历史变迁的直接动力。在揭秘了历史中的物质联系后,马克思不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改变世界”的口号。他认为哲学不仅仅是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更重要的是要指导人们去改变世界、创造历史,由此可以确定,马克思的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说,更是一种指导着人们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南。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也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和革命性。此外,马克思在摒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后,将实践的范畴引入认识论、本体论和历史观,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客观规律,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由此,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转为了“实践辩证法”,这体现出马克思虽然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基础,但借鉴了其辩证法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黑格尔历史观的辩证性的。

5. 结语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8], pp. 601-605)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海德格尔也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指出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9],海德格尔对于马克思历史真实性的这一评价无疑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肯定。马克思的历史观受黑格尔历史观的深远影响,但是又克服了黑格尔历史观的诸多弊端,实现了历史观的伟大变革。

面对当今纷繁复杂世界中充斥着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作为“现实中的人”的我们,应该坚定马克思科学的历史观的立场,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决抵制虚妄的思维方式,在不断的实践中确认自己的本质,把握历史的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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