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作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得以交融与汇通的桥梁，见证了百年来人类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季羡林曾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灵之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1]。汉语(华语)为全世界使用人群最多的语言，英语为全世界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两种语言的互译是全球化进程中信息交流、科技互鉴、文化融合的大工程。千百年来中国翻译界着力于异域文化、文明、科技等方面的译介，力图“师夷长技”，系统输出中国文明文化的翻译实践(《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及《道德经》Tao Te Ching的外译在西方的盛行为例)相对寥寥。究其原因，译者的主体性身份(限制)在中华文化涉外译介的广度与深度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献梳理表明，翻译的发展尽管经历了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理论与实践的一系列变革，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身份转变才是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动力之一[2]。本文拟从翻译发轫、翻译理论与实践沿革几个方面简要剖析译者从“倾听者”到“讲述者”主体性身份觉醒与转变对翻译发展的积极影响。
2. 译者的主体性觉醒
纵观翻译史，学术界对“译者”在翻译中的身份的定义或描述与翻译的历时性发展密切相关。从仆从到主体性觉醒，“译者”身份的转变是对翻译从一元主体主宰到多元主体相互作用理性认知的必然结果，翻译也由原来的语言或文化单一主体跨越到了包括原文作者、译者和读者等不同主体微妙共存的阶段。实际上，译者作为主体之一，其主体性觉醒首先体现在对译文理解与解释的主动性，即在历时性语境中获取原文的理解解释权且合理使用其理解解释权，并据此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不同于前人的新的翻译理论或原则；其次，译者主体性觉醒还体现在对其他翻译主体间的情感关照，如选择适切的翻译策略或技巧来处理翻译实践，在翻译作品中实现对特定群体的“读者关照”，或寻求不同文化维度上的“情感共鸣或共情”；另外，由于翻译涉及文化意识形态操控[3]，译者主体性觉醒还体现在其对翻译任务(是引介他族文化还是向他族推介本族文化)的主动性选择以及通过翻译实现在他族群体对译者本族文化认同的个体努力。鉴于目前国内国际翻译界现状，译者，尤其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译者的主体性觉醒——主动承担起以翻译为媒介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责任，是实现中华文化与他族文化互通、互鉴、互融的不二之选。
3. 译者主体性觉醒中的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经历了从神学到人本的过程，译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性觉醒主要体现在人文主义基础之上的翻译理论的各家争鸣，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因理论不同而各异。例如，路得就提出，翻译必须要采用民众语言，体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多雷提出“翻译五原则”，认为译者必须通晓翻译语言、理解原作内容、避免逐词对译、采用通俗语言并讲究译作语言风格。事实上，多雷的翻译原则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兼具系统性和科学性，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贡献良多。其他众多翻译理论家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雅各布森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及“符内翻译”三类别，弗斯和卡特福德“语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学理论，奈达的“翻译即科学”、“翻译即交际”和“读者反应对等”[4]，图里的“翻译规范”与“翻译描写”观点，韦努蒂“译者必须在译著中有形可见”的“异化翻译”主张[5]，哈蒂姆的“翻译必须重话语、语篇分析”，赫曼斯的“文本由译者操纵”以及鲁滨逊“轮到译者‘主事’的译者中心论”等从翻译的不同主体性侧面逐步夯实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乃至“语言科学”的地位。西方翻译理论的迭代式发展表明，无论是文艺学派翻译理论还是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之一都比较重视翻译理论或原则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作用。同时，翻译理论的各家争鸣也体现出翻译理论家(多兼具译者身份)不墨守成规，不断推陈出新，提出新的翻译理论观点，“各言其声”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或者说译者及理论家在翻译理论上的“自我革命”与“自我觉醒”，有助于我们勾勒出翻译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全貌。
相较于西方翻译理论的自主性发展，近现代国内的翻译理论发展起源自于全盘“引进”。例如，从19世纪开始，国内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师夷长技”也同时带来了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引入”与“应用”，比如对国内译者对奈达翻译理论的推崇，对泰特勒“复制”翻译理论普遍性的讨论与应用、援引纽马克[6] [7]“交际翻译”理论的中文案例实践、展开Mona Baker“叙事翻译理论”[8] [9]在文学翻译中的探索以及翻译目的论(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案例的应用分析等；这些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与“应用”表面上强化了源自19世纪初国内翻译界“西学东渐”，然而，中国译者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主体性意识觉醒与实践努力同样不容忽视。具体来说，他们也在引介和实践西方翻译理论西方化的过程中也据此提出诸多“本地化”的本土翻译理论，如鲁迅提出翻译要“易解、保留原作风姿”(readability, to keep original texts intact)，傅雷提出翻译译作要做到“神似”(similarity in spirit)，钱钟书提出翻译要实现“化境”(sublimation)；及至现代，吕俊提出的“建构主义”三原则，即尊重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以及尊重原文作品的定向性[10] [11]，系统科学地提出了基于建构主义的翻译理论范式，为翻译理论的发展贡献了翻译理论发展的中国智慧。事实上，国内译者在翻译理论上的主体性觉醒不是简单粗暴地对西方翻译理论适用普遍性的否定，而是在吸收西方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尊重中国语言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理性扬弃，中国译者在翻译理论上的主体性本地化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适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图谱。
4. 译者主体性觉醒中的翻译实践
西方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主体性觉醒体现在其对翻译内容与翻译目标语的选择以及翻译理论实践的人本化。总体上来说，西方翻译实践源于文学翻译，其中《圣经》翻译的影响力最大——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的发展。历时千年的翻译实践过程中，西方译者的主体性意识觉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翻译内容上：翻译内容由最早对《圣经》的“宗教翻译”逐步拓展到对希腊文学作品的“文学翻译”(也有哲学思想作品)，由为“神”代言到“为人”发声。
2) 翻译语言上：早期翻译由于神学的影响，不管是《圣经》还是其他作品的翻译，其译出语言多为拉丁语；后来到了13世纪后期，人文主义的觉醒，改变了拉丁语“一家独大”的局面，译出语言逐渐包括德语、俄语、英语及阿拉伯语等民族语，这些译语的改变极大丰富了这些本族语国家的文学创作及语言发展。
3) 翻译理论的实践上：翻译理论由早期应用于“宗教翻译”的神学作品的直译(或逐字逐句死译或硬译)逐步过渡到内容与形式更加和谐统一的不同翻译理论上，基于这些不同翻译理论指导的翻译实践也因此呈现出忠实于原文人文主义(非神学作品)特征，译者的译作也更加“世俗化”与“人本化”。
相较之下，国内的翻译实践时代背景除汉唐(佛教经典的汉译，玄奘梵文的梵文译介实践为极个例之外)以来及至19世纪中期前较为相对稳定之外，源于19世纪中叶的翻译实践大多是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展开的。因此，中国国内译者在翻译实践上的主体性觉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翻译内容上：早期翻译作品多涉及科学技术、政治体制，译者希冀国人最终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或“政治救国”，后期则更多涉及苏联、欧美、日本等国文学作品翻译，如鲁迅，除了“投笔从戎”以救国人之外，更多的文学家(也是翻译家)希望通过文字(尤以苏联文学作品为甚)唤醒国人；建国以后，学苏为盛，国内的翻译内容与前半个世纪相差无几，也更多地希望学习苏联西方科技来强国，译者的主体性选择(觉醒)受限于历史时代背景。
2) 翻译主体上：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浪潮席卷，国内译者也由原来的小众群体(通晓中西语言的学者为主)扩散到更广的人群，翻译这一过去“高不可攀”的“塔尖”位置的语言实践成为普通人也能涉猎的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译者主体也拓展到机器人这一特殊群体上，人工翻译为主 + 机器翻译为辅的翻译主体逐渐成势，译者主体性的觉醒体现在对翻译不同主体的接纳。
3) 翻译的路径上：从汉唐开始，除了少数中国典籍被译成外语(如英语)之外，更多的译作都以汉语为目标语，即从外语译为汉语的译作数量远远大于汉语译为外语译作的数量。这就造成了国内对国外“知之甚多”，而国外对中国的了解“寥寥无几”。由翻译实践造成的交流上的不对等，为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带来了巨大挑战。以典籍四大名著的翻译为例，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梦》的英译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完成，其他三部作品的英译都由国外汉学家完成。不可否认，国外译者在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这些文学经典的翻译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但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如若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译者以外语为媒介来翻译这些中国经典文学，是不是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近年来，以许渊冲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译者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以英语为目标语(其他语种也有涉猎)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诗词、典籍等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他族群体中实现平等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些努力相较于过去的翻译现状，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目标语路径上的一种自主性文化觉醒。
5. 结语
相较于西方译者来说，中国译者所处的国际生存环境险象环生，面临的任务也荆棘塞途。如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势已成，中国译者主体性觉醒必须由原来的引介者、被动倾听者转变为中国翻译理论实践(如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更多中国真实的面貌得以展示，更多中国真诚的声音得以聆听，在翻译领域才能实现中国文化这样的软实力输出，实际交流中也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理解与相互宽容。由聆听到讲述，中国译者在实现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体性觉醒与践行努力的求索之路，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