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低头行为及其对儿童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影响

Parental Phubbing and Its Impacts on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摘要: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技术的普及，社会各界对父母低头行为的关注与日俱增，这一现象对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的儿童青少年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此，本文基于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将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划分为内化问题与外化问题。其中内化问题包括抑郁、社交焦虑、自杀意念等；外化问题包括手机成瘾、网络欺凌、越轨同伴交往等。通过整合既有研究与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父母低头行为引发儿童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具体机制。最后，本文指出了当前研究在研究工具以及方法上的不足并提出建议，以期为未来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mobile technologies such as smartphones, the concern about parental phubbing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as been growing increasingly. This phenomenon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group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ho are in the stage of rapid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For this reason, based on the review of existing studi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to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clude depression, social anxiety, suicidal ideation, etc.; externalizing problems includ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cyberbullying, deviant peer association, etc. Through integrating existing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by which 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trigger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s conducted.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current research in research tools and method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1. 引言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电子设备的普及，智能手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25)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08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高达11.05亿人，智能手机的使用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模式。一方面，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交互动平台，有助于减轻孤独感、增加社交支持，积极使用社交媒体可以增强个人的社会联结和归属感(West et al., 2024)；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新的社会问题，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父母过度使用手机导致孩子溺水坠亡等事件频频被曝光，这一现象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思。对于父母过度使用手机可能对孩子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社会热点，同时也逐渐受到了研究者们的重视。由此可见，父母低头行为作为一个风险环境因素，其对儿童青少年成长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旨在对父母低头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回顾，阐述其概念内涵，测量的方法和工具，以及探讨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青少年成长造成的影响，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方向和展望，以期望能够为国内开展父母低头行为相关实证研究和应用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2. 父母低头行为的研究现状

2.1. 父母低头行为的定义

“Phubbing”一词由“phone”(手机)和“snubbing”(冷落)两个词组合而成，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12年，由澳大利亚的麦格理词典(Macquarie Dictionary)和麦肯广告公司(McCann advertising agency)共同发起的一项创新性词汇运动中被创造出来(Pathak, 2013)，描述在社交场合中，个体过于专注于自己的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而忽视或冷落周围的人和环境的行为(Chotpitayasunondh & Douglas, 2016)。随后引起了社会与学者们广泛的关注，低头行为不仅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导致颈椎病、视力下降和睡眠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周彬，2021)；也会加剧社交隔离，导致人际关系疏远，引发孤独、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诸多负面影响(Ge et al., 2023)。

在家庭系统中，伴侣间的低头行为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手机使用造成的干扰是影响幸福感的风险因素之一(McDaniel & Drouin, 2019)。大量研究发现，伴侣间的低头行为不仅会对对话质量和亲密度产生负面影响(Abeele et al., 2019)，还会影响配偶的心理健康和婚姻质量(Roberts & David, 2016)。近年来，随着家庭互动模式的变迁和科技设备的普及，研究者们开始深入探究低头行为在亲子家庭背景下所造成的潜在影响。曾有调查显示，高达35%的父母称在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会频繁使用手机(Kildare & Middlemiss, 2017)。父母低头行为是一种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而产生的新的压力性事件(朱颖，姜兆萍，2022)，它是指父母在与孩子的交流中无视孩子并使用手机的行为，是一种消极的家庭教养行为(姜倩云等，2021)。这种行为不仅减少了亲子间面对面、高质量的交流，使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产生孤独、无助等负面情绪(Li & Ye, 2023)；还会使儿童青少年将低头行为视为一种社会规范，模仿并形成手机成瘾问题(Tang et al., 2024)。因此，在当今智能设备与数字技术对家庭的持续性侵入的背景下，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也将日益显著，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2.2. 父母低头行为的测量评估方法

目前关于父母低头行为的研究中，主要依赖问卷测量来收集数据。2015年，土耳其学者Karadağ与同事们开发出第一个低头自我报告量表(Karadağ et al., 2015)，量表包括10个项目，用以评估个体对自身低头行为的感知。其中分为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包含5个项目，分别为：沟通障碍(即受访者使用智能手机干扰正在进行的面对面交流的频率)和手机痴迷(即受访者在不与他人互动时，对智能手机使用的依赖程度)，两个维度都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但该量表的研究样本主要以女性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限制了其普遍适用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的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探索低头行为。2016年，Roberts和David编制出一种衡量人们感知到的伴侣低头行为程度的量表(Roberts & David, 2016)。量表包含了9个问题，这些问题都集中在感知到的伴侣“低头玩手机”行为这一因子上。随后，伴侣低头行为量表(Pphubbing)被用于其他研究，既有其原始形式(Wang et al., 2017)，也有针对工作环境中低头行为的修改版本(Roberts & David, 2017)。在2020年，我国学者丁倩、王兆琪等人将量表中的“伴侣”修改为“父母”，修订出父母低头行为量表，为评估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并在多项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丁倩等，2020)。

此外，在技术干扰相关文献中，学者们还构想了针对智能手机以外的技术设备干扰(例如，平板电脑，电脑，电视)的量表。例如，在2016年McDaniel和Coyne开发了技术设备干扰量表(TDIS)和技术干扰生活实例量表(TILES) (McDaniel & Coyne, 2016)，都旨在测量恋爱关系中技术干扰的频率。两个量表都关注了比低头行为更广泛的现象，也为我们提供了评估技术设备对二元关系总体干扰程度的有效工具。随后，在2018年Stockdale等人还开发了两个修改版本的TILES来测量青少年的技术干扰和从父母那里感知到的技术干扰(Stockdale et al., 2018)，但除了内部一致性外，目前没有报告关于这两个量表的心理测量特性的信息。

3. 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问题的影响

在现有关于父母低头行为的研究中，其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主要可分为内化问题与外化问题两个维度。具体而言，父母低头行为加剧了儿童青少年的情感剥夺感，使他们感到被忽视、不被重视(Tong et al., 2024)。这种长期的情感忽视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杨婷婷，韦雪艳，2023)，如低自尊、自我价值感缺失，这种消极的自我认知会进一步导致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刘文等，2019)。同时，这种情感忽视所带来的孤独感、无助感等负面感受也会加剧儿童青少年在行为层面上的外化问题(Zhang et al., 2023)。

3.1. 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青少年内化问题

3.1.1. 滋生孤独情绪

孤独感被定义为一种反映社会联系缺失的厌恶情绪(Weiss, 1975)。替代假说指出，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会取代与他人有意义的互动，从而降低关系质量(Roberts & David, 2016)。具体到家庭环境中，父母低头行为会占用时间和注意力资源，进而可能导致线下亲子互动的时间和资源减少。当手机成为亲子共处时的“第三者”，它不仅侵占了父母与孩子间原本应有的情感交流空间，还会导致孩子在心理上产生被忽视的感觉，即便父母在物理上与他们共处一室，孩子也将在心理上感受到距离感，这种感受一定程度上加剧他们的孤独感(Wang et al., 2025)。

3.1.2. 引发社交焦虑问题

社交焦虑是青少年最普遍的焦虑症状之一，其特征是在社交场合中强烈而非理性的尴尬感(Morrison & Heimberg, 2013; Alkozei, Cooper, & Creswell, 2014)。进而恐惧负面评价，总是试图避免与他人相处(Rohner, Khaleque, & Cournoyer, 2005)。根据父母接受–拒绝理论，感受到父母拒绝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社交焦虑和抑郁[30]。父母拒绝可以由四种形式进行随意组合，分别为：冷漠和缺乏情感、敌意和攻击、冷漠和忽视以及无条件拒绝(Rohner et al., 2005)，而父母低头行为作为一种非言语的忽视与排斥(Tong et al., 2024)，可以视为父母拒绝的一种形式，其正向预测了青少年的社交焦虑水平(Zhang et al., 2022)。

3.1.3. 增加抑郁风险

儿童青少年抑郁是日益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通过家庭系统理论(Cox & Paley, 2003)，我们可以理解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家庭成员的经历是相互关联的，可以相互影响。因此，父母低头行为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感受，这一行为向孩子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即家长认为手机比他们的孩子更重要。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当智能手机持续干扰家长与孩子的亲子互动时，孩子会有强烈的被忽视甚至被拒绝的感觉，因此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支持和爱会减少(Stockdale, Coyne, & Padilla-Walker, 2018)。这种对来自父母拒绝的感知可能会导致他们对自己产生不良感觉，而这正是导致抑郁脆弱性的一个因素(Nolan, Flynn, & Garber, 2003)。这也与先前研究相符，频繁经历父母低头行为的青少年具有更高水平的抑郁症状(Yu, Tong, & Guo, 2025)。

3.1.4. 显著预测自杀意念

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三个过程中的第一步，是与死亡有关的想法(Zhu, Tian, & Huebner, 2019)，这些想法会使个体产生自杀倾向(Baiden & Tadeo, 2020)。父母的低头行为作为情感忽视与拒绝的一种具体体现(Tong et al., 2024)，当家庭教育中频繁出现如父母拒绝等破坏性的育儿行为时，这使孩子产生负面情绪并导致他们产生自杀意念(Sobrinho, Campos, & Holden, 2016)。有学者对国内中学的7所中学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开展了纵向研究，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显著正向预测了一年之后同组青少年的自杀意念(Wang & Qiao, 2022)。这一结果表明，父母的低头行为是青少年自杀意念的一个新风险因素，且其后果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严重。

3.2. 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青少年外化问题

3.2.1. 导致手机成瘾问题

手机成瘾，也称为问题性手机使用，因其高发生率现已然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一现象在青少年和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显著(Lopez-Fernandez, 2017; Seo et al., 2016)。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 1969)指出，观察学习是儿童和青少年学习的主要方式，即在接收到社会暗示的情况下，若某一行为带来的结果是积极和值得追求的，观察者往往会产生相应的反应，倾向于模仿和重复该行为(Askew & Field, 2008)。因此，父母作为孩子的重要社会模型，他们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会代际传承给他们的孩子。大量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家庭环境中的父母低头行为会使青少年将低头视为一种社会规范，并重复模仿父母的这一行为，最终导致手机成瘾问题(Dai et al., 2024)。

3.2.2. 造成学业倦怠问题

学业倦怠是一种慢性心理障碍，表现为学生身心疲惫，学业成绩不佳(Salmela-Aro, Savolainen, & Holopainen, 2009; Zhang et al., 2021)。研究者们发现，家庭环境会影响青少年学业倦怠水平(Luo, Zhang, & Chen, 2020)。父母是儿童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Pinquart, 2017)。当父母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并忽视他们时，孩子会产生被父母忽视和拒绝的感觉，这种情感体验会使孩子更容易出现学业倦怠(Roberts & David, 2016; Stockdale et al., 2018)。同时，父母经常在家里玩手机而忽视他们的工作和学习，会给孩子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导致他们做出同样的低头行为(Niu et al., 2020)，也会使孩子对学习产生错误的认知和态度，进一步增加了学业倦怠的风险。

3.2.3. 增加越轨同伴交往风险

越轨同伴交往是指结交那些具有违反法律和社会规范行为的同龄友伴(鲍振宙等，2019)。这种交往模式往往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学业成绩等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参与消极冒险行为(冯雪珂等，2024)。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家庭是儿童青少年行为控制的重要社会因素(Li, Li, & Newman, 2013)，是防止他们与行为不端的同伴建立关系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当家庭中的亲子关系疏远、父母对孩子缺乏有效监管时，孩子更容易受到不良同伴的影响，参与越轨行为(李雪等，2024)。由此可见，父母低头行为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的疏远和监管的缺失，从而增加孩子与越轨同伴交往的风险(靳康悦等，2024)。

3.2.4. 诱发网络欺凌行为

网络欺凌是指个体使用手机、电脑等通讯设备，在互联网上故意对他人反复实施攻击的行为(Kowalski et al., 2014)。它已成为青少年中最常见的攻击行为。挫折–攻击假说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父母低头行为如何影响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这一假设提出，当实现预期目标受到阻碍时，就会产生挫折，攻击性是挫折的结果(Berkowitz, 1989)。而攻击性并不总是针对使人受挫的对象，而可能是针对无辜的受害者(Gilbert & Bushman, 2020)。当父母频繁地允许智能手机干预亲子互动，使孩子感受到被忽视和拒绝时，这会诱发他们的挫折感，导致儿童青少年将父母低头行为视为一种挫折。虽然父母是令他们受挫的对象，但孩子有时并不会直接攻击他们的父母，而会进行其他类型的攻击，比如在网上欺负无辜的受害者(Wang et al., 2022)。最近一项研究也表明，父母低头行为正向预测了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Jiang et al., 2024)。

4. 未来研究展望

4.1. 开发本土化父母低头行为测评工具

目前国内学者在开展父母低头行为的相关研究中主要依赖问卷法，但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群体特性，直接使用或翻译国外问卷的信效度问题不容忽视，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发更多符合本土文化背景的测评工具。此外，在修订中文版父母低头行为量表时，出于操作简便的考虑，将父亲和母亲的低头行为合并为一个整体进行测量。然而，由于父亲和母亲在孩子成长和适应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是有所区别的，所以父亲和母亲的低头行为对孩子可能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已有研究就指出，父亲在支持青少年探索环境方面发挥着特别关键的作用，作为榜样，父亲的行为经常被他们的孩子模仿，也就是说，父亲更有可能影响孩子的手机成瘾问题(Geng et al., 2021)。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将父母低头行为量表进行细化，将“父母”这一知觉对象拆分为“父亲”和“母亲”两个独立的维度，以更加精准地探究父亲和母亲的低头行为各自如何影响孩子的心理和行为表现。

4.2. 多维度研究方法融合

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在问卷法的基础上，结合生理测量技术，或增加相同情境下其他群体的观察和报告，例如通过父母的自主报告方式来探索低头行为在亲子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以增强相关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通过整合问卷法、观察法和实验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能够更全面地探讨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并验证其中的因果关系。

4.3. 开展纵向追踪研究

当前相关研究多聚焦在横断设计研究，但父母低头行为对孩子身心的影响展现出延时性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家庭环境的动态变迁与孩子个体发展的连续进程中逐渐凸显，并非即时显现。因此今后的研究有必要进行纵向追踪研究，通过长时间跨度的追踪调查，分析父母低头行为在不同阶段和家庭情境下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孩子成长带来的持续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揭示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能根据不同阶段进行有效干预引导。

4.4. 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

此外，当前关于父母低头行为的研究多为国内学者，这一局限性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在跨文化背景下的普遍性与适用性方面存在不足。为了全面深入地理解父母低头行为的多维度影响，特别是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变异性与共通性，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先前研究也显示，文化维度决定了母亲的敏感性、情感表达和依恋结果的模式(Carlson & Harwood, 2003)。父母的风格也取决于文化因素(Schwab, 2013)。因此，未来为确保研究成果的普遍意义或特定文化依赖性得以明确界定，有必要开展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致 谢

感谢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杨硕老师在撰稿过程中提供的帮助，特此感谢！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乡镇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风险评估与综合治理对策研究(21YJC840031)。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