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产业链深度调整与服务业开放进程提速的双重驱动下，现代服务贸易正逐渐演变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作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开放前沿和创新高地的典型代表，长三角地区在服务业开放领域的发展成效，不仅关系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质量，更是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实施的关键支点。最新签署的《深化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商务发展合作协议》作为2023年重要制度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央政府对这一战略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定位。虽然长三角地区在服务贸易体量增长与业态优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深层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以上海、苏州为代表的中心城市依托政策叠加优势和要素虹吸效应形成发展高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盐城、宣城等外围城市长期受制于资源瓶颈，导致区域间服务贸易能级落差持续扩大，部分领域发展密度差距已逾五倍。这种显著的梯度差异既削弱了区域联动发展效能，也在客观上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所追求的均衡发展愿景产生结构性矛盾。
本文立足新发展阶段，聚焦长三角服务贸易发展的动态特征与结构矛盾，旨在揭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区域路径，为构建高效联动的现代服务贸易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2. 长三角城市群的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2.1. 长三角城市群服务贸易的规模与增长态势
在服务贸易版图中，长三角地区始终保持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依托上海国际枢纽的辐射效应，苏浙皖三省构建起多层级联动的产业协作体系，共同推动金融服务、智慧物流、数字文旅、科创信息服务等战略性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既植根于雄厚的先进制造产业集群优势，也得益于现代化交通网络与数字新基建的深度融合，更离不开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与长三角一体化政策的集成效应。从发展动能维度观察，区域经济能级的持续跃迁正催生新型服务需求。伴随长三角产业体系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深度转型，市场对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及高附加值消费服务的渴求日益迫切。以智能制造领域为例，企业对外包研发设计、质量认证体系构建、智能供应链解决方案等专业服务的采购规模呈指数级增长，这种结构性需求升级直接催化了专业服务贸易的迭代创新，形成了服务贸易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格局[1]。
2.2. 长三角城市群服务贸易的结构与竞争力
长三角区域构建起传统优势与现代创新交织的复合型服务体系。该区域服务贸易体系呈现出基础性与创新性并重的双轨特征：文旅、航运等支柱产业的持续贡献，以及知识驱动型服务贸易的蓬勃生机。在基础性服务领域，文旅经济与航运物流构筑起双轮驱动的增长极。长三角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禀赋——西湖胜景与姑苏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地标——持续释放虹吸效应，文旅服务创汇能力持续增强。上海港为核心的全球航运枢纽体系，同步支撑区域经贸往来，其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十余年领跑全球，巩固了区域在全球物流版图中的战略地位。
更重要的是，知识驱动型服务贸易正重塑区域经济格局。金融服务、科技咨询、数字知识产权等现代服务板块增速显著，形成多点突破之势。陆家嘴国际金融城已构建起跨境金融创新生态，其衍生品交易量与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突破历史峰值。南京、合肥等创新节点城市聚焦数字技术前沿领域，在工业软件研发、芯片设计等专业服务市场建立起独特竞争优势。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正在为服务贸易升级提供强劲支撑。长三角科教资源高度富集，沪苏浙皖四地顶尖高校形成“创新矩阵”，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持续为现代服务业输送复合型人才。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工程实验室与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等机构，已成为服务贸易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长三角区域的空间布局差异化及产业生态圈加速成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集聚全球资本要素，杭州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构建完整电商生态，苏州工业园区形成“设计–制造–服务”一体化集成电路产业链。这种专业化分工格局通过技术溢出与资源共享，显著提升区域服务贸易的整体能级。特别是，长三角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其区块链、AI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正在重塑服务贸易形态。智能合约在跨境支付中的普及、大数据驱动的供应链金融创新等数字化实践，不仅提升了服务交付效率，更创造出全新的贸易增长极。
3. 长三角城市群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经济发展因素
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庞大，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的经济规模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服务贸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强大的需求基础。此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长三角地区从传统的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像上海的金融服务业、江苏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浙江的电子商务服务业等都蓬勃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
在长三角区域，服务贸易与服务业的同步增长不仅彰显了该地区经济的蓬勃活力与发展潜力，更凸显了贸易与产业协同进步对于促进服务产业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意义。这种增长态势有助于塑造经济新的增长极。当一个地区的服务业发展到较高水平且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时，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也会相应提升。凭借长三角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全面提升服务业的能级，增强产业附加值，汇聚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显得尤为重要。2023年9月，《深化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商务发展合作协议》正式签署，旨在共同推进长三角地区商贸流通体系的一体化建设，开展国内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工作，并促进内贸与外贸的融合发展。同月，在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会议上，国务院商务部明确提出以服务业开放为着力点，为服务贸易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
3.2. 政策环境因素
国家将长三角地区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例如，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如上海自贸区、浙江自贸区等，这些自贸区在服务贸易领域进行了制度创新，如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简化审批流程、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为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开展服务贸易业务。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对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实行增值税退税政策等，这些政策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有力的保障，推动了区域内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3]。
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之间还建立了良好的政策协调机制，制定了区域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明确了各自的发展定位和重点合作领域。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重点发展金融服务、航运服务等高端服务贸易；江苏和浙江则在制造业服务化、数字服务贸易等方面各有侧重。区域内还建立了服务贸易合作平台，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
3.3. 市场与消费因素
长三角地区人口密集，消费市场规模庞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对服务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居民对旅游、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生活性服务的需求旺盛，推动了相关服务贸易的发展。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制造业企业对工业设计、检测认证、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增加，促进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繁荣。此外，长三角地区的居民消费观念较为开放，对新型服务的接受度较高。居民对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能家居等新型服务的消费意愿较强，为这些服务贸易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也推动了服务贸易的升级。随着居民对高品质旅游、高端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促使企业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拓展服务贸易的高端市场。
4. 长三角城市群服务贸易发展存在问题
4.1. 区域贸易分布不平衡
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长三角展现出显著的梯度发展特征，这种非均衡性在服务贸易领域尤为凸显，客观上构成了区域产业升级的双重作用机制。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走廊形成要素集聚的“黄金十字”，但苏皖交界地带的次级城市群呈现明显发展断层，特别是盐城、安庆等五市构成的“发展洼地”，其服务贸易能级与核心城市落差形成鲜明对照。要素流动轨迹显示长三角服务贸易呈现“双核极化”特征。沪苏两市持续强化其要素吸附能力，形成超强资源虹吸效应，而盐城、滁州等五市长期处于要素流失状态，形成“核心–边缘”的典型空间结构。从地理经济视角分析，盐城所在的苏北腹地与安庆、宣城等皖西南节点城市，受制于交通可达性与经济辐射衰减规律，导致其服务贸易要素集聚度仅为核心城市的1/5至1/3。这种梯度差异已形成马太效应：沿海沿江门户城市依托先发优势构建服务贸易增长极，而内陆边缘城市则陷入资源外流的发展困境。
4.2. 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不高且分布不均
在国际资本配置效率的评估框架中，外资利用质量已成为衡量区域参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力的关键标尺。长三角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其资本要素流动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以胡焕庸线东南经济带为界，西北翼与东南翼的资本吸附能力形成明显断层。2020年上海实际使用外资达到202.33亿美元，同比增长6.2%，创历史新高。据上海市商务委介绍，截至2020年底，上海已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71家，外资研发中心481家1；反观浙西衢州，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仅有实际利用外资0.65亿美元2。这种持续扩大的资本虹吸效应若听任发展，不仅会加剧区域经济势能差，更可能动摇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微观基础[4]。
4.3. 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在区域创新发展的动力系统中，智力资本积累构成关键战略支撑，其核心在于高等教育体系对创新要素的孵化效能。作为衡量区域智力储备的核心指标，高校在校生密度直观映射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力图谱。长三角智力资源分布呈现典型“四极多核”格局：南京、上海、杭州、合肥四大科教枢纽构筑起创新策源地，这些省级行政中心同步发挥着人才磁极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苏州通过产教融合模式异军突起，形成特色化人才培育高地，与皖北城市群形成鲜明对照——以宣城为例，该市直至2002年才填补高等教育机构空白，相较核心城市存在近20年的智力基建代差，这种创新要素配置失衡正在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隐形壁垒。人力资本差异较大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阻力，因此近年来一直提倡人才发展战略[5]。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科技创新，而衡量科技创新的主要指标是专利数量。长三角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承载区，已形成梯度演进的创新生态系统。以上海为龙头的创新策源地表现尤为突出，2017年，上海专利申请量为131,746件，同比增长17.2%，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54,633件，同比增长7.6%，创新能级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3。
4.4. 自贸区建设较慢，政策扶持力度不足
截至2019年8月，我国自贸试验区网络已扩展至18个战略支点。聚焦长三角区域，仅有沪、舟、苏、宁四城获得制度创新试点资质，且呈现显著的建设时序差异——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首轮改革先锋启动于2013年，随后舟山自贸片区在2018年成立，而苏州、南京两大自贸片区直至观察期末方获准筹建。这种空间布局特征折射出自贸试验区建设在长三角区域推进节奏相对滞后，制度创新网络的覆盖密度有待提升。
关于服务贸易发展各地方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8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2015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实施意见》。2015年浙江省商务厅印发《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基地创建办法》。2018年9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出台《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若干政策》。由此看出，政策影响力时间较短，扶持力度还不够。
5. 长三角城市群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深化区域政策协调机制
长三角城市群凭借其复合型区位优势，构建起三省一市联动创新的治理架构。通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机制，建立要素跨域流通的立体化协作网络，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加速南北经济走廊的要素对流，推动现代服务贸易体系向更高质量演进。空间经济分析显示，沪浙皖三地已形成相对均衡的服务贸易发展带，而江苏则呈现显著的沿江经济走廊极化效应，苏南城市群贡献全省绝大部分的数字服务贸易额。苏北盐城与南通作为沿海新兴城市，其服务贸易能级较低。盐通两城的数字经济渗透率远落后苏州，这种差距既源于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存在代际差，更反映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不足。破解区域发展失衡，需要实施“双轮驱动”战略：一方面加速构建“苏锡常–通盐泰”跨江融合走廊，通过数字新基建打通要素流通堵点；另一方面强化合肥都市群创新功能，重点提升产业带的科技服务能级。对于宣城、滁州等皖南城市，应着力打造“特色服务贸易示范区”。同时，南京江北新区与盐城沿海经济区的联动发展试验，有望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有效弥合苏中苏北发展鸿沟[6] [7]。
5.2. 优化区域产业布局
长三角作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核心承载区，亟需深化供给体系效能变革，加速推进产业能级跃升。通过构建“双业融合”(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生态化发展模式，重塑区域产业空间格局，打造全球领先的智慧产业矩阵。尤其需要发挥沪苏浙自贸试验区协同效应，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化、专业化、集群化”方向转型，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型制造体系。皖江城市群腹地与苏北经济走廊构成服务贸易的“创新要素洼地”。想要破解城市间的产业梯度差，需要实施“东西联动”战略：一方面在皖江经济带建设数字贸易创新走廊，重点发展智能物流、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方面在苏北沿海打造临港服务经济集聚区，培育跨境电商、离岸金融等新兴业态。
5.3. 吸引人才集聚
推动产学研结合，充分利用高学历、高技能人才，促进地区服务业集聚发展。作为国家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上海率先构建起“高校–企业–政府”三位一体的知识转移转化体系，其技术成果转化率连年创新，成功培育出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人工智能算法服务等千亿级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
近年来，苏州也依靠区域优势吸引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来苏创办研究院，如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和中科院苏州纳米科学技术研究院等一些知名的高校研究院。苏州构筑了“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和“苏州科技城”两个科教高地，以此推进产学研高质量发展[8]。
5.4. 鼓励科技创新引领
在上海、江苏和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过程中，要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努力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和合肥要做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勇当创新改革的“排头兵”和“先锋队”，要做好周边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的协助者和领头者。
在创新要素配置层面，需构建长三角科技大市场协同平台，实现“三库四机制”运作体系即建立跨国技术需求库、区域专利共享库、人才柔性流动库，完善技术定价机制、风险分担机制、收益分配机制和争议解决机制。数据显示，2023年，三省一市之间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了1863.45亿元，较2018年增长4.19倍。同时，三省一市所有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达到27.94%4。
站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长三角应着力打造“四链融合”发展范式：通过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链衔接全球价值链，以G60科创走廊创新链驱动产业链升级，依托数字经济产业链重构供应链体系，最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贸易生态链。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与合肥经开区共建的“双区联动”模式，这种跨域协同创新机制正重塑区域开放型经济地理格局。
6. 结语
在制造业全球化停滞，服务贸易全球化兴起时，我国需要重新思考开放的重点，要更加注重服务业开放，把服务业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结合起来，以跨境交付作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突破口，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推动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9]。
NOTES
1数据来源：第一财经——上海2020年实际使用外资创新高。
22020年衢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数据来源：人民网——上海每万人有41.5件发明专利。
4数据来源：青春上海News 24小时青年报——2023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发布，三省一市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成效初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