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探讨中华思想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时，术语的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由中华民族主体所创造或构建，凝聚并精炼了中华哲学的深邃思想、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思维方式的独特特征以及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的重要桥梁。然而，这些术语的翻译并非易事，它们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还涉及历史语境与现代语境、国际语境的转换。《中华思想文化关键词365》是教育部及国家语委重点推进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所产出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精选了365个颇具代表性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并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对其进行解读与阐释，旨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思想文化传承与发展[1]。该书不仅为中华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也为术语的翻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术语翻译的过程中，识解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现有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研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思想文化术语翻译的认知维度[2]。识解，作为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人们对同一事物或情境进行理解和描述时，由于视角、突显等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将识解理论应用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中，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术语的文化内涵，更准确地把握术语的翻译方向。
本文旨在从识解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问题，并以《中华思想文化关键词365》为例，分析术语翻译中的难点与解决策略。通过对该书中术语的翻译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期望能为中华思想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 识解理论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
2.1. 识解理论概述
一个事物通常具有多种特性，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和语言群体的人们，由于他们的理解方式存在差异，可能会选择该对象的不同特性来指称同一个事物，这导致了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多样性。在认知语言学中，人们以不同方式构思和描述相同情境的这种能力被称为“识解”能力[3]。
Langacker [4] [5]提出识解包含详略度(specificity)、辖域(scope)、背景(background)、视角(perspective)、突显(salience)五个要素。王寅[6] [7]在经过与Langacker本人交流后，认为五个要素之间存在些许重叠，于是将辖域与背景合并，将识解5个要素简化为4类，即详略度、辖域与背景、视角以及突显。当说话者进行语言表述时，他们首先需要界定一个讨论的范围或领域(scope)，以明确主要的话题范畴及相关的背景信息。接着，他们需要考虑论述的视角(perspective)。与此同时，由于无法将情境中的所有信息都表达出来，说话者只能选择相对于背景而言更为显著(salience)的部分进行阐述，并且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详细或简略的表述方式(specify)。
2.2.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特质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由中华民族主体创造并发展起来的，它们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人文精髓、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以词汇或短语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词汇[8]。
文化术语作为表征文化概念的语言符号，其概念语义复杂性不言而喻，尤以“思想文化术语”为代表。首先，思想文化术语在概念层面具备认知上的抽象特性。有别于以物质形态展现的物质文化术语(例如“黄河”这类专有名词)以及以体制形态呈现的规制文化术语(像“科举”这类反映历史文化的名词)，思想文化术语表现出更强的认知抽象性，呈现为行为观念形态，像“中和”、“性善”等抽象名词。其次，思想文化术语的语言形式更为传统，多为双字、多字和对举结构。第三，思想文化术语具有阐释的语境性，它们多源自传统典籍，经过历时的解读与演化，呈现出意义叠加的复杂性和交际顺应的动态性。这些特质形成了思想文化术语独特的文化基因性，涉及中华独有的思想、精神、思维与观念[9]。译者首先需要精准地理解中文文本，其后要考虑的才是怎样把中文文本转化为适宜的英语译文。
2.3. 识解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的关联
识解与翻译联系紧密，前者不仅对后者发挥作用，还对后者的认知过程具备很强的阐释能力。识解和翻译不可分割。翻译是一个展开语言转换以及意义构建与重构的认知流程，而认知识解的分析角度有助于描绘这一流程。具体来讲，识解能够为翻译过程中运用的策略和方法给予统一的说明，进而有利于揭示翻译过程背后的动因和认知规律[10]。
详略度方面，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往往简洁凝练且寓意深远。译者需依据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水平来决定翻译的详略程度。辖域与背景维度，中华思想文化术语通常深深扎根于特定的历史、哲学和社会背景之中。辖域的确定有助于译者明晰术语所涵盖的范围与边界，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出现过度引申或缩小含义的偏差。与此同时，充分考量背景知识能够使翻译更具文化适应性。视角的选择对术语翻译的呈现方式有着显著影响。从原文化内部视角出发进行翻译，可能会更侧重于原汁原味地传达术语的文化特质；而从目标语读者的外部视角出发，则可能更倾向于使翻译易于理解和接受。突显方面，明确术语中应重点突出的部分至关重要。通过突显关键元素，能够使翻译更具吸引力和表现力，从而更好地传递术语的核心价值。
3. 识解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翻译过程中，详略度、辖域与背景、视角和突显四种识解维度作用于对原文和译文的认知、理解和表达，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提供全面且深入的认知指引，有助于达成准确、有效的跨文化交流之目的。下面通过典型案例分别探讨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应用。
3.1. 详略度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
详略度指的是语言使用者对同一场景进行描写的详细程度[10]。“词量改变(涵盖增添、删减、重复)”这一翻译技巧和“详略度”联系紧密。“详”意味着对译文进行更细致的处理，例如增添词语；“略”则是对相对复杂的原文进行简化操作，包含省略部分词语[7]。通常我们会认为，富含深厚中华思想文化内涵的术语，翻译时会经常通过增译、添加注释或者运用更加丰富的词汇和词句来尽可能全面、细致地阐释其意义，然而在实际翻译过程，却能发现不少简化的翻译操作。
例(1)：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Extreme-Change-Continuity
例(2)：
兵者凶器，争者逆德
Weapons Kill; War Is Immoral.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使用了顶真的修辞手法。汉语具有音节分明的特点，基本上每个音节都具意义，意义单位的组合极为灵活，此为顶针方式形成的形式根基。对事物彼此间相互联系的注重，以及努力从整体层面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乃是顶针产生的思想根基[11]。上一句末尾的字词是下一句开头的字词，一句顶一句，像一串串珍珠似的，上传下接，首尾相连，层层承递，语势贯通，音律优美，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该术语传达的基本含义是事物达到极限则会发生变化则能通顺，通顺则能长久。顶真是汉语独特的修辞手法，翻译时译者选择只翻译关键词，让读者迅速捕捉到关键信息，“Extreme”对应“穷”所表达的极端、困境之意，“Change”准确地反映了“变”的动作，“Continuity”体现了“通”和“久”所蕴含的持续、长久的状态。此外，三个关键词通过“-”连接，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三个单词之间存在的某种逻辑上的关联或顺序，促使目标语读者主动去深入了解原文背后丰富的文化和哲学内涵，从而实现从简略到丰富的认知拓展。在“Weapons Kill; War Is Immoral”这一翻译中，“Weapons”和“War”巧妙地使用了头韵。头韵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并且通过形式上的关联，实现对“兵器”和“战争”负面性质的强调，使读者能更直观地感受到所表达的观点，加深对其的理解和印象。此外，这种富有节奏感和独特性的表达更便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读者接受和铭记，从而有效地促进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传播。
3.2. 辖域/背景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
辖域是指在描述事物或事件的过程中，人们所使用的语言表达式所涵盖的经验知识范围，以及这些表达式所激活的相关概念领域的配置状况。辖域对个体理解一个表达式或一段文本的确切含义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与个人的百科知识紧密相连[12]。语言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历史之内，翻译必然也会牵涉这些背景方面的知识。
例(3)：
劝百风一
Much Blandishment and Little Criticism
例(4)：
三思而行
Think Carefully Before Taking Action
例(5)：
三省吾身
Reflect on Oneself Several Times a Day
数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语言，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思维和交际工具[13]。数词在汉语中具有实义和虚义两种用途。一些如十、百、千、万等数词，在汉语里常被用作夸张表达，蕴含着“满数”的概念，赋予了语句以夸张的色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这个数字在夸张表达中尤为常见，它体现了汉文化的独特韵味。例如，“三思后行”、“三省吾身”等表达中的“三”，并不指代具体的数字，而是用来强调数量的众多。在文学作品中，数词不再仅仅作为计算的工具，而是与观念相融合，转变成了表示泛化、不具体的虚数，从而展现了数词在语义上的模糊性作用[14]。在对数字习语进行翻译时，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竭力探寻它们的文化根源，准确解读其文化信息，全方位了解它们的文化差别，而不是表象对应词[15]。翻译者在处理时充分考虑了中英文在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根据英语读者的认知辖域，选择了更符合他们理解方式的表述，以确保译文在目标语背景下能够准确传达意义。
3.3. 视角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
视角是人们对事物描述的一种角度，体现了观察者和其所审视的情景之间的一种相对关系，选择的角度不同，所观察到的内容和得出的结论往往也不同。“视角转换”在翻译中是常有之事，人称转换等常见的翻译技巧都是基于这一认知机制的[7]。下面主要分析两种典型的跨语言视角转换：相反因果顺序间的转换以及物称与人称之间的转换。
例(6)：
不学《诗》，无以言
You Won’t Be Able to Talk Properly with Others without Studying the Book of Songs.
例(7)：
水至清则无鱼
No Fish Survive If Water Is Too Clear.
例(8)：
发愤著书
Indignation Spurs One to Write Great Works.
例(9)：
民以食为天
Food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to the People.
由于思维习惯存在差异，汉语和英语表达因果关系时在叙述顺序上存在显著差别，汉语倾向于遵循“先因后果”的逻辑，即先阐述原因或条件，再引出结果，英语则常常采用“先果后因”的表达顺序，先直接陈述结果，再补充原因或条件，所以在翻译时通常需要进行恰当的顺序视角转换[10]。例(6)和例(7)原文都是先陈述原因后陈述结果，这是由汉语的表达习惯决定的，译文则对因果顺序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其更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和逻辑，从而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受。例(8)原文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强调人的“发愤”这一情感和行为导致著书这一结果，而译文是以“indignation”(愤怒)这一物称来作为主语，突出了情感因素对人的推动作用，实现了从人称到物称的转换。同理，例(9)的译文突出了食物的重要性，完成了从人称到物称的转换。这种物称与人称的转换在翻译中较为常见，它反映了中英文在表达习惯上的差异。英文常常更倾向于使用物称来表达，使表述更加客观和正式；而中文则较多地从人的角度出发，更具主观性和情感色彩。
3.4. 突显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
人们在观察和认识外部场景时，都具有聚焦某一事物的能力。Langacker [16]剖析了勾勒(profiling)和射体–界标组合(trajector-landmark alignment)这两类突显模式。勾勒是指对一个概念基体(base)当中某一实体或者关系的突显，而射体–界标组合则是指在识解某一关系时对所涉及成分的突显[10]。
例(10)：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Survival of a Nation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Individual.
例(11)：
赤子之心
Utter Innocence
例(10)中，作为概念基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涉及三个要素：天下、兴亡和匹夫。在该例中，汉语原文突显的是“兴亡”这一局势变化要素，而英语译文“Survival of a nation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individual.”突显的则是“survival (生存)”这一积极发展要素。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所在。两者之间的共性在于，两者均突显了个体在整体局势中的责任，强调了个人与大局的关联，体现了责任意识的重要性。同理，例(11)中作为概念基体的“赤子之心”涉及两个要素：赤子和心。在该例中，汉语原文突显的是“赤子”这一纯真形象要素，而英语译文“Utter Innocence”突显的则是“innocence (纯真)”这一抽象品质要素，但都表达了一种纯粹、真挚和无邪的内心状态，传递了对于真诚和单纯的追求与珍视。尽管不同语言在突显识解方面存在差异，但不同的文化语境却能够保证它们针对不同的受众分别达成相同的交际成效。这种跨文化的交际成效得以实现的原因在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人们在认知和情感上存在着共通性。尽管语言表达方式可能不同，但对某些基本价值和情感的认同却是相似的，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只要能够准确把握这种共通性，并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就能够有效地传达信息并达成共识。
4. 结语
研究发现，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是一个认知识解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在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四个维度上得到较为全面且合理的解释。就详略度而言，在翻译中要根据目标语的特点和读者的需求，对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进行恰当的增减和调整，以实现准确传达核心意义的目标。辖域/背景方面，翻译时要充分考虑术语所处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确保译文能够在目标语的语境中产生与原文相似的效果和影响。就视角而言，翻译者需要灵活转换视角，以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读者的认知方式，使译文更具亲和力和可理解性。突显维度则揭示了在翻译中要突出术语的关键特征和重要元素，从而更好地展现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独特魅力和内涵。
尽管识解理论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会面临诸多挑战。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始终存在，需要翻译工作者不断学习和积累，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本文研究分析了四种识解方式如何单独作用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们往往共同作用，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整体机制。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四个维度的交互作用机制，深入挖掘其内在规律，以期为实践中的术语翻译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方法论指导。
此外，未来研究还可关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在不同话语场域、传播媒介及受众群体中的动态变化，探讨如何借助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机器翻译)提升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的精准度和传播效果。希望在识解理论的引领下，翻译工作者能够更加熟练地运用这四个维度，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开辟更广阔的天地。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和研究者能够投身到这一领域，共同推动中华思想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