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统计数据，我国2023年末城镇化率达到66.16%，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催生了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教育部《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留守儿童占比达8.73%，其中62.4%集中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特殊群体因长期亲子分离，面临教育资源获取受限、心理健康风险加剧、社会化过程受阻等多重挑战，其教育问题已成为影响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关键变量。
留守儿童是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背景下，因城乡户籍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而催生的社会群体。2016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将单亲监护及父母间断性外出的儿童及高中学龄段的儿童排除在外。但学界常用的留守儿童定义是单亲或双亲外出半年以上的在老家生活的未成年人，本文沿用此定义。
2.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现状
2.1. 空间资源配置失衡
为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执行“撤点并校”政策，用行政力量推动教育资源分布调整成为新趋势，农村学校大量减少，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1]。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是农村学校开展科学教育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资源限制，2021年《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我国乡村居民数字素养得分为35.1分，相较于城镇居民低21.2分[2]。数字素养低的居民难以正确识别数字技术支持下的科学教育红利，这直接制约了科学文化在乡土地域的传播和推广。同时，人口流动中的“推”与“拉”又进一步生发了教育发展的“马太效应”，即优质的教育促进了人口的繁荣，人口的繁荣进一步为教育的优质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源，凋敝的乡村教育将会加剧乡村青年人口的流出，乡村青年人口的流出同样会加剧乡村教育的凋敝[3]。
与非留守儿童不同，留守儿童大多留在乡村，普遍来说，乡村学生的家庭教育都会缺乏数字教育的支持和指导，这就使得构建高质量的科学教育家校合作体系变得尤其困难。尽管数字化手段已经成为县域学校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部分教师的数字素养不足，技术介入的不充分，软件运行过程卡顿，以及传统教育理念的束缚等等因素，都会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应用现代数字技术造成一定的困难。
2.2. 情绪障碍的高发性
在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家庭的迁移和儿童的流动是难以避免的现象。有相关研究表明，如果儿童的流动是与父母一起产生的，那么对于儿童教育的影响就会相对较小[4]。但是，如果儿童的流动没有同父母一起，即使这种流动发生的次数很少，也会对儿童产生不利的影响[5]。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开始，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位以及对孩子关爱的缺失都可能会使得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受到阻碍。如果家庭成员之间有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就可以为孩子的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6]。否则，儿童的成长就会受到诸多负面影响，进而产生心理方面的问题。一系列研究证明，没有父母陪伴的儿童与有父母陪伴的儿童相比，他们在心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孤独、焦虑等消极情绪[7]。研究表明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出现抑郁及焦虑等心理问题的风险更高[8]。由于分离所致的亲子沟通频率减少和质量降低为其原因之一[9]，低亲子沟通频率与留守儿童抑郁相关[10]，高亲子沟通频率与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相关[11]。
2.3. 学业表现的累积劣势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而言，广大的农村中小学承担着教育关怀的重任。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这一责任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履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情况仍然不容乐观[12]。与一般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缺乏问题比较突出，他们大多缺乏学习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13]。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不仅仅体现在对于文化知识的学习上，农村留守儿童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也不容乐观，文化和心理健康教育也相对缺乏，这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会造成严重阻碍[14]。
目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是学校教育的匮乏和家庭教育的缺失等因素共同导致的。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辅导和学习管教得不及时，会使得他们在学习上处在劣势地位，容易受到别人的疏远，进而打击了他们的学习自信心，使他们产生厌学情绪，最终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现象[15]。许多儿童因亲情缺失、教育缺位而患上“留守综合征”[16]。“留守综合征”即表现为在现有教育系统中乡村留守儿童往往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容易出现学习注意力不集中、不愿意认真学习、贪图安逸等问题[17]。
3. 农村留守儿童教养模式
教育部根据入学儿童情况所进行的调研显示，截止至2023年8月，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1550.56万。与以往数据相比，农村留守儿童的绝对数量呈减少趋势，但是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现象仍然较为集中。学界围绕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育儿主体和育儿分工展开了众多研究，研究主要聚焦于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两个视角。在代际分工方面，伴随着打工热潮，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家庭中的祖辈也逐渐加入孙辈的抚养过程。而在性别分工方面，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呈现明显的女性化特征，母亲是照顾儿童的主体，新生代母亲“丧偶式育儿”成为常态[18]。
3.1. 隔代教养
隔代教养是指父母双方均长期在城市务工，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主要是祖父母)照顾的情况。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来分析隔代教养的形成，其并非是家庭的个体化选择，而是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出发所产生的一套制度性安排[19]。同时，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也是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形成的重要原因。我国在转型时期的隔代教养模式也常常被视为家庭保障制度不足，劳动就业制度不够完善等制度安排缺失的结果[20]。而从代际交换的视角来看，隔代教养一方面可以强化子代未来赡养老年父母的预期[21]，另一方面也使祖代在教养孙代的过程中获得情感支持[22]。从家庭策略的角度来看隔代教养则是打工热潮经济背景下农村家庭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有利于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市场化和家庭资源积累能力的最大化[23]。
基于祖辈们的代际鸿沟、文化水平有限、认知差异，以及年纪大了精力逐渐不济等等因素，祖孙之间虽然情感联系非常深刻[24]，但是也只能进行生活方面的照料，无法开展有效的家庭教育，形成了“重养轻教”的特征。在隔代教养中，一方面祖辈会提供物质支持和精神关怀，从而增强孙辈的生活信心，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25]。另一方面祖辈会因为“隔辈亲”溺爱迁就孩子，缺少思想层面的沟通交流，容易养成幼儿任性、以自我为中心的坏习惯，这就可能进一步导致农村留守儿童产生叛逆心理、沉溺于网络而忽视学习等问题。分隔两地的父母和农村留守儿童主要是通过电话或者视频联系，由于二者见面次数较少，情感联结较少，交流也很难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因而农村留守儿童的精神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加上农村地区学校对于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不够重视，就容易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出现敏感、孤独、自卑、缺乏安全感等心理问题。另外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缺位，会直接影响到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型依恋的形成以及其正常的社会化进程。进而影响到社交技能、自我认知等，导致在某些方面的社会适应能力不足。也有部分研究表示，隔代教养的农村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较差，容易产生社交退缩现象[26]。
3.2. 单亲教养
单亲教养是指农村留守儿童父母一方长期外出务工，另一方在家照顾孩子的模式。从性别角色理论视角来看，受到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影响，母亲主导和承担了育儿的首要职责，父亲在孩子的照料和教育辅导中的角色则相对缺位[27]。根据推拉理论，农村经济发展滞后，迫使父母一方外出务工的压力和城市就业机会、收入优势的拉力共同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一方留守监护以应对经济压力的家庭分工。而从家庭系统理论来看，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同时承担着经济支持和子女养育的双重责任，导致了角色超载。为了更好地提供经济支持，农村家庭更多会采取单亲教养加祖辈辅助的方式来简化家庭教养结构[28]。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或者母亲任意一方的缺位，都会给孩子带来影响。在孩子的教育方面，父亲或母亲缺位的影响有所不同，母亲的缺位对于孩子的影响则更多地体现在了女孩身上[29]。有相关研究表明，有留守经历的孩子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融入中，隔代教养的负面影响都大于单亲教养[30]。虽然单亲教养意味着家庭的核心结构被拆散，但是父母一方在家的监护模式仍然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比较好的生活照顾，满足留守儿童对于亲密关系和情感联结的需求。由母亲在家照顾的留守儿童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亲的陪伴与交往，容易缺乏安全感，比较内向和胆小。虽然亲子的沟通有手机等智能设备的支持，但是受到距离和频率因素的影响，无法避免产生长时间分离所带来的陌生感和隔阂感[31]。同时父亲角色的缺少会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缺少一个学习模仿的对象，导致家庭教育功能的削弱[32]。
4. 未来展望
2024年《中国农村儿童发展报告》指出，不同年龄段留守儿童的成长困境具有鲜明的代际递延性——学龄前行为问题可能演变为青少年期的学业危机，而早期性教育缺失将加剧青春期心理健康风险。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呈现显著的年龄分化特征与差异化教育需求。学龄前儿童因监护缺位导致的屏幕依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受限于城乡资源壁垒、留守女童面临性别认知偏差与安全风险等现实问题，共同构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干预的复杂图景。
4.1. 学龄前留守儿童
针对农村留守学龄前儿童屏幕暴露导致的情绪、多动问题[33]，父母的有效参与至关重要。父母的有效参与意味着父母要与学龄前留守儿童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与孩子共同制定合理的屏幕使用计划，引导孩子选择适龄、有益的内容[34]。同时社区也联合各社会机构，融合资源，为农村学龄前儿童提供多样化的玩具和娱乐器材，使得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能够体验不同的乐趣，多参与户外活动，减少屏幕暴露。同时政府和社工机构共同建立的家庭教育辅导站等，能够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和教育观，有效提升了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引导水平。
4.2. 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
针对农村学校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逐步推进城乡学校联盟发展，即城镇优秀学校和农村薄弱学校结成联盟，使优质的社会教育资源能够惠及更多的乡村教育薄弱地区。以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制定发展规划为抓手，全面推进城乡学校在教育资源、教学研究的深度融合[35]。这种联盟合作模式有助于打破城乡教育壁垒，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进一步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
针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位以及社会主体与学校教育割裂等现实问题，畅通“家–校–社”科学教育协同育人渠道[36]。通过数字家长学校、云端家长会等网上平台给农村留守儿童家长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和科学教育价值，缓解家长因不在孩子身边而增长的教育焦虑，凝聚教育共识。也可以缓解孩子因与家长交流较少而增长的心理焦虑，使家长和学校一起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4.3. 留守女童
针对留守女童特有的社会脆弱性以及性侵害的隐蔽性，家长通过社区宣讲、网络教材等的学习，科学地在学龄前期有意识地对儿童进行性别认知引导，这为学龄期进一步的性教育和青春期教育奠定了基础。在学龄期，学校开设健康与卫生课程，对儿童进行系统的性教育，引导儿童树立性别平等观念，和异性之间平等相处，帮助儿童建立起对性的正确态度，提升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同时社区积极开展青春期知识讲座，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帮助中小学生和家长提高性别意识，关注性侵害问题，学习自我保护的技巧和方法。社工机构也借力国家政策，联合“家–校–社”组织趣味活动，使儿童在游戏中学习，大范围地普及性侵害预防知识和进行推广性教育[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