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2006年，我国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规定企业在核算所得税时需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这种方法强调从资产负债表出发，通过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其计税基础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差额可分类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据此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而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
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递延所得税的实现依赖于未来应纳税所得的可获得性，这要求对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进行预测。而这个预测是管理层根据自身主观判断做出的，郑可人(2009) [1]指出，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变动为管理层提供了盈余管理的可能性。王艳林、杨松岩(2019) [2]也认为，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变化为会计人员提供了更大的职业判断空间，从而为管理层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有助于改善会计信息的质量，但却也增加了盈余管理行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与变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水平。管理层通过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时点或金额，可以对报告期的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实现盈余管理。具体来说，当企业面临盈余压力时，管理层可能通过操控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增加或减少当期的税前利润，以达到预期的财务报告结果。
财务报表主要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在资产负债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对企业的资产和负债产生影响，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直接影响企业的净利润。然而，递延所得税的具体来源及组成并不直接体现在财务报表中，利益相关者需要进一步查阅企业的财务报告的附注，以获取详细的数据。田娟(2012) [3]也认为，企业无法像之前一样外露地去进行盈余操作，他们只能寻求新的方式，而利用递延所得税进行操作无疑是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瞒天过海。因此，这一类盈余管理行为的有效防范面临一定挑战。
2. 相关理论基础及概念
2.1. 相关理论
2.1.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核心在于解决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问题，即代理问题[4]。其中委托人即公司所有者，而代理人则是负责公司经营的管理层。委托人拥有公司所有权，而将经营权委托给专业管理人员，代理人因其对公司的经营权而获得薪酬。虽然代理人可能会有效地完成委托人的任务，但二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委托人追求的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代理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管理层可能采取美化财务报表的方式，去获得更多的奖励和报酬，这种目标的差异导致了盈余管理行为的出现。
2.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最早由阿克勒夫(Akerlof)在1970年提出的，即市场上买卖双方各自掌握的信息是有差异的，通常卖方拥有较完全的信息而买方拥有不完全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管理者比投资者更多地了解企业的全部经营信息，因此在与投资者的对弈中处于优势地位[5]。由于管理层掌握着企业的第一手信息，而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往往处于信息劣势，这使得管理层能够利用其掌握的信息优势，通过操纵部分财务数据，制造出财务报表完美的假象，这类行为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往往难以被利益相关者等察觉。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使得盈余管理行为更为普遍和复杂，给企业的治理和监管带来了挑战。
2.1.3. 盈利持续理论
盈利持续性是衡量盈利质量的重要指标，对投资者预测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意义[6]。企业当前的盈余水平不仅反映了其经营状况，还对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一定的预测性。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会特别关注企业当前的盈利状况，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企业未来表现的判断。
为了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良好表现，管理层可能会采取盈余管理的手段，来粉饰公司的财务状况。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的盈利水平看起来更加理想，使得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产生误判，进而影响其投资决策。
综上所述，委托代理理论揭示了管理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理论则指出管理层掌握更多内部信息，从而能够操控财务数据，实现盈余管理。在此基础上，盈利持续理论进一步表明，企业当前的盈利状况会影响投资者对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管理层可能会通过盈余管理手段制造出更为理想的盈利图景，进而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和决策。
2.1.4. 递延所得税盈余管理理论模型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与盈利持续理论，本文构建递延所得税盈余管理理论模型，系统揭示企业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路径及经济后果。模型分为三个核心层次：动机层、操作层与影响层，其逻辑关系如下：
1) 动机层：委托代理冲突与利益驱动
委托代理理论指出，管理层(代理人)与股东(委托人)目标存在偏差。管理层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如规避业绩考核风险、获取股权激励或维持股价稳定。
具体表现：管理层的薪酬通常与净利润挂钩，通过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降低所得税费用，直接提升净利润水平；其次管理层可能通过盈余管理达成股权解锁条件；最后利用盈余管理规避ST风险。
2) 操作层：信息不对称与会计政策弹性
理论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强调，管理层掌握企业内部信息优势，能够通过会计政策的主观性调整财务数据。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高度依赖管理层对未来应纳税所得额的预测，为操作提供空间。
具体手段：管理层通过乐观预测未来盈利，忽视行业风险，对可抵扣亏损激进确认；通过延迟或提前计提减值，调节递延所得税资产规模；利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的调整，降低当期所得税费用。
3) 影响层：盈利持续性失真与市场信任危机
理论依据：盈利持续理论指出，企业当期盈利质量影响投资者对其未来价值的判断。短期盈余管理可能导致盈利数据与真实经营能力脱节，损害市场信任。
具体影响：导致盈利质量下降，投资者产生误判风险；导致长期监管成本上升；导致合规成本与企业声誉风险增加。
动机层是盈余管理的起点，解释了管理层为何选择递延所得税作为操纵工具。操作层揭示了管理层如何利用会计准则的模糊性与信息优势实施盈余管理。影响层揭示了盈余管理对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长期负面影响。
2.2. 递延所得税相关概念
2.2.1. 递延所得税概念
根据2006年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规定，递延所得税的产生是由于企业按会计准则确认的利润总额与按照税法相关规定的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需要通过递延所得税进行调整，以便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差异可以分为两类：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其中永久性差异只影响当期的应税收益，无需进行额外账务处理。例如，按照税法规定，国债利息收入免税，但相关会计准则要求将其计入当期损益，在计算应纳所得税额时，只需减少应纳税所得额，无需进行账务处理。而对暂时性差异，需要根据对未来期间应纳税所得额影响的不同，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分别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2.2.2. 递延所得税的确认原则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主要源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确认因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必须考虑未来期间可能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的限制。具体而言，企业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 未来应纳税所得额的限制：企业只能在预期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的情况下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如果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预期转回的未来期间，企业无法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来利用这些差异，那么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相关的经济利益将无法实现，从而不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2) 明确的证据：企业需要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以便利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如果有这样的证据，企业可以根据可能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3) 判断应纳税所得额的来源：在判断企业在未来期间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考虑企业通过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所能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和以前期间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在未来期间转回时可能增加的应纳税所得额。
而对于除《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明确规定可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情况外，企业对于所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都确认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2.2.3. 递延所得税资产与财务报表的关系
首先对于资产负债表而言，递延所得税资产被列示为非流动资产，所以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或减少会影响总资产的变动。根据会计恒等式，在负债不变的情况下，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将直接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这一变化通常体现在未分配利润科目中。因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变动不仅影响总资产的大小，也通过调整未分配利润，间接影响企业的股东权益。
其次对于利润表而言，净利润是利润总额扣除所得税费用所得，而所得税费用包括递延所得税费用和当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是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之间差额的变动导致的，吕春莉和尚战莉(2018) [7]认为，企业的净利润与递延所得税资产有一定的关联性，二者呈正相关。当递延所得税资产大于递延所得税负债时，会导致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增加，从而增加企业净利润。因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变化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有直接影响。
最后对于现金流量表而言。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不会导致实际的现金流动，只是区分纳税税款的性质，不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递延所得税资产在财务报表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还在利润计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更重要的是，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管理和核算复杂性较高，其变动可能被用作盈余管理的工具，因此，合理的管理和审慎的核算对于确保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和透明度至关重要。
3. A公司基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盈余管理案例介绍
3.1. A公司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盈余管理的手段
本部分对A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构成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A公司所得税资产主要是由资产减值准备、可抵扣损失、递延收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等。
Table 1. Composition structure of deferred tax assets
表1.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构成结构
具体项目占比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资产减值准备(%) |
23.74 |
24.18 |
56.05 |
22.51 |
14.15 |
可抵扣亏损(%) |
40.56 |
50.55 |
6.72 |
61.49 |
75.32 |
内部未实现利润(%) |
4.38 |
1.39 |
0.54 |
0.00 |
0.00 |
辞退福利(%) |
4.18 |
3.43 |
6.32 |
2.06 |
0.97 |
固定资产折旧(%) |
3.21 |
2.48 |
4.17 |
2.06 |
1.46 |
应付工资(%) |
0.78 |
1.61 |
1.21 |
0.00 |
0.00 |
职工教育费(%) |
0.88 |
0.58 |
1.88 |
1.46 |
0.35 |
递延收益(%) |
10.89 |
8.47 |
13.98 |
6.57 |
5.71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
10.51 |
6.87 |
8.47 |
3.05 |
1.86 |
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公允价值变动(%) |
0.00 |
0.07 |
0.00 |
0.07 |
0.00 |
其他(%) |
0.88 |
0.37 |
0.67 |
0.73 |
0.18 |
从表1可以得出，A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主要来源是资产减值损失和可抵扣亏损，两者之和已占递延所得税资产的80%以上，递延所得税资产构成中其他部分，如固定资产折旧占比小且变动幅度小、内部未实现利润等情况逐渐消失，所以主要研究可抵扣亏损和资产减值损失的情况。
3.2. 通过可抵扣亏损的确认
抵扣亏损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并依照相关税法规定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进行抵扣的亏损。企业需要预计未来期间内能够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来弥补这部分亏损，才能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如果预计未来期间内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来弥补亏损，那么企业不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这就证明可抵扣亏损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需要管理层进行主观的确认，评估是否在未来可以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A公司的可抵扣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情况如表2所示。
Table 2. Details of recognized deferred tax assets from deductible losses (2019~2023)
表2. A公司2019~2023年可抵扣亏损确认明细
项目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可抵扣亏损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百万元) |
417 |
692 |
50 |
926 |
1703 |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及可抵扣亏损(百万元) |
1668 |
2768 |
200 |
3704 |
6812 |
可抵扣亏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占比(%) |
40.56 |
50.55 |
6.72 |
61.49 |
75.32 |
从表2中可以看出，可抵扣亏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占比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2021年的占比降低后，2022年占比再次急剧上升，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影响较大。
进一步对A公司的母公司报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明显看出母公司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在合并报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比例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近两年已达到95%以上，证明大部分的可抵扣亏损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来自母公司。
Table 3. Deferred tax assets of parent company vs. consolidated statements (2019~2023)
表3. A公司2019~2023年母公司与合并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母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百万元) |
887 |
1277 |
671 |
1444 |
2203 |
合并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百万元) |
1028 |
1369 |
744 |
1506 |
2261 |
占比(%) |
86.28 |
93.28 |
90.19 |
95.88 |
97.43 |
结合表4中A公司母公司的利润表数据，可以清楚看出2022年母公司同样在利润总额为负数情况下净利润为正数，其原因正是由于所得税费用为负数。2023年所得税费用仍为负数，但是由于利润总额负值过大，导致净利润没能够实现“扭亏为盈”，该两年可以明显看出递延所得税资产对当期利润表现产生了影响。但是可抵扣亏损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需要以未来能够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为上限，需要管理层的主观判断，这就给予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
Table 4. Income statement data of parent company (2019~2023)
表4. A公司2019~2023年母公司利润表数据
年份 |
利润总额(百万元) |
所得税费用(百万元) |
净利润(百万元) |
2019 |
927 |
−24 |
951 |
2020 |
1330 |
69 |
1261 |
2021 |
7377 |
1339 |
6038 |
2022 |
−662 |
−708 |
46 |
2023 |
−3561 |
−949 |
−2612 |
通过查询A公司2022~2023年年度报告、中国钢铁协会2024年三季度信息报告可以了解到，我国钢铁行业经济效益受到国内房地产行业等需求方的收缩而下滑，行业经济效益的下滑进一步导致供需矛盾，企业高质量发展难以维持；铁矿石价格一路走高，而钢材价格一直处于低位运行，过高的成本压缩了企业的正常利润空间；还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多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对钢铁企业面临的行业风险在升高。同时考虑到国内宝钢、河钢、首钢等企业的竞争，A公司在2022年和2023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有违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2022年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避免净利润负值的情况，证明存在着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3.3. 通过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
对2019~2023年十家规模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汇总统计如图1所示，可以明显看出，A公司因资产减值损失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一直处在行业均值之上，虽然A公司的资产减值损失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动趋势与行业整体趋同，但是A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变动幅度明显大于行业规模企业均值变动幅度。
Figure 1. Trend of deferred tax assets from asset impairment in company A vs. industry average
图1. A公司与规模企业资产减值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均值变动趋势
综上所述，资产减值损失也是由管理层结合当下市场情况做出的分析，但是A公司的资产减值损失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却显得较为激进，其资产减值损失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总额远高于行业均值，证明存在着主观盈余管理的问题。
3.4. A公司在模型中应用
模型在A公司案例中的应用。管理层动机：2022年，A公司利润总额为负(−269百万元)，但通过确认高额递延所得税费用(−834百万元)实现净利润转正(186百万元)，规避ST风险并维持高管薪酬。
信息不对称体现：递延所得税资产构成中，可抵扣亏损占比从2021年的6.72%骤升至2022年的61.49%，但年报未披露具体预测依据，审计机构亦未质疑。
盈利持续性悖论：剔除递延所得税影响后，2022年净利润为−648百万元，反映真实业绩与报表数据的显著背离。
4. A公司基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盈余管理的分析
4.1. A公司基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盈余管理的原因
4.1.1. 所得税会计准则及相关制度存在不足
我国所得税会计准则将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修改，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有利于企业在财务会计报表中对财务状况和未来现金流量做出恰当地评价和预测，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进行财务决策和风险管理。但是准则依然存在漏洞与不足：一方面，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缺少具体的细化标准，过于依赖于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另一方面，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披露制度不健全，没有要求详细标明各项数据的来源及确认的标准。结合A公司的案例，A公司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主要来源于可抵扣亏损和资产减值准备，但是没有明确写出各项数据的确认标准和原因，会计师事务所也没有对此作为关键审计事项作出说明。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利用递延所得税费用进行盈余管理相对隐蔽，不易于发现，易于逃避处罚，管理层会利用模糊地带存在的操作空间进行盈余管理。
4.1.2. 管理层个人利益追求
汇总A公司2019~2023年利润总额、当期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费用如表5所示，可以看到在剔除递延所得税费用后，A公司的净利润除2021年外均有所下降，即递延所得税费用对企业盈余能力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在2022年使其净利润“扭亏为盈”。结合2023年的利润表现可以得知，在剔除递延所得税费用的情况下，其净利润表现会导致A公司被ST的风险加大。结合A公司2014年被ST后股价下跌的情况，可以合理地认为为了企业的业绩表现，管理层利用了递延所得税进行盈余管理。
Table 5. Income statement data of company A (2019~2023)
表5. A公司2019~2023利润表数据
项目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利润总额(百万元) |
1972 |
2403 |
8920 |
−269 |
−4142 |
当期所得税费用(百万元) |
477 |
748 |
1370 |
379 |
27 |
递延所得税费用(百万元) |
−265 |
−341 |
591 |
−834 |
−946 |
所得税费用(百万元) |
212 |
407 |
1961 |
−455 |
−919 |
净利润(百万元) |
1760 |
1996 |
6959 |
186 |
−3223 |
剔除递延所得税净利润(百万元) |
1495 |
1655 |
7550 |
−648 |
−4169 |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激励，可以有效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能力，促使管理层为实现公司的目标而付出更多努力。所以企业会通过激励政策，对管理层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价并与薪酬情况相结合。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人与经营人的目标可能存在差异，为了实现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所有人对管理层进行薪酬激励，这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动机。同时对A公司2019~2023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析如表6所示，除了看出管理层的薪酬与企业盈利情况相关外，还明显看出2022年高级管理人员的平均薪酬远高于其他年份。而2022年恰好是其利用递延所得税费用使得利润总额为负数的情况下，净利润仍为正数，但是在经济形势低迷、企业效益下滑的情况下，管理层薪酬理应下调，而实际表现却大相径庭，证明管理层存在利用递延所得税费用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
Table 6. Senior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of company A (2019~2023)
表6. A公司2019~2023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年份 |
高级管理
人员数(人) |
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总额(元) |
高级管理人员平均
工资薪酬额(元) |
2019 |
7 |
4,740,600 |
677228.57 |
2020 |
10 |
3,753,400 |
375340.00 |
2021 |
12 |
8,864,200 |
738683.33 |
2022 |
8 |
7,098,200 |
887275.00 |
2023 |
6 |
4,709,000 |
784833.33 |
从A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可以得知，2020年股东会发布了股权激励计划，从2021年11月开始授予限制性股票，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在内37名员工获得第一批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所以企业的业绩表现无疑成为管理层重点注意的方面，管理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存在着盈余管理的动机。
4.2. 对A公司基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盈余管理的建议
4.2.1. 完善所得税会计准则，制定披露标准
首先，需要量化判定标准。建议所得税会计准则将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标准能够定量化，要求企业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需提供未来5年应纳税所得额的预测数据，并计算预测应纳税所得额/可抵扣亏损比率。设定最低覆盖率阈值(如≥150%)，低于阈值则限制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最大程度的消除企业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的主观倾向，继而压缩企业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预计可降低递延所得税资产虚增比例约30%。
其次，设置备抵科目或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其他综合收益科目。虽然递延所得税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报在资产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递延所得税资产不像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等进行减值测试。因此，参照固定资产减值测试规则，要求企业每年对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而非净利润，避免利润操纵。进而提升财务报表真实性，预计减少净利润粉饰行为20%~25%。
最后，要规范披露标准。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要求企业在附注中分项披露可抵扣亏损、资产减值准备的来源、预测模型及关键假设(如行业增长率、成本变动率)。将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披露标准进一步完善，将管理层对未来经营状况的评估依据和标准作为必要披露项目。进而提升信息透明度，预计减少隐蔽性盈余管理行为15%~20%。
4.2.2. 完善企业内部控制，降低委托人的机会成本
企业首先需要完善自身的内部控制体系，有效的内控监督能够制约和规范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当内控制度不完善或失效时，企业管理层要么被动地对未来的预测出现重大偏差，要么管理层自身主动地通过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来对利润进行盈余管理，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委托人的机会成本，致使委托人利益受到损失，要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设立独立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由独立董事主导，直接向董事会汇报，负责审核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依据及预测数据合理性。委员会需包含财务专家及行业分析师，定期评估管理层假设。A公司审计部隶属总经理，独立性不足。独立委员会可质疑2022年递延所得税资产激增的合理性。进而增强内控有效性，预计减少管理层操纵空间25%~30%。
第二，实施“递延所得税资产专项审计”，要求内审部门每年对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专项审计，重点核查覆盖率指标、减值测试流程及披露完整性，审计结果公开于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A公司2022年递延所得税费用−834百万元，专项审计可揭示其与行业趋势的背离。通过提高内审监督力度，预计降低违规确认风险20%。
4.2.3. 加强外部监督力度，增强外部审计独立性
外部第三方审计可以说是当前市场中对企业业绩表现最为直接有效的监督手段，借助于有关专业人员的判断对委托代理情况进行切实有效的评估。同时，根据审计相关规定，事务所的审计人员与企业的管理层不应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这是利益相关者进行企业投资决策的基础，所以事务所审计被认为最具有公信力。定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保证第三方审计的独立性，为了审计的独立性可以考虑建立第三方薪酬支付机制，由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等专业机构从上市公司定期收取，对第三方审计进行转移支付，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不产生直接资金关系，增强第三方审计的独立性。
同时建议证监会考虑修改相应的监管指标，对于考核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成果的指标不应仅仅以净利润为主，可以适当参考代表企业的非财务指标，对企业的业绩表现进行综合评估。监管指标的复杂多变，会减少企业对财务指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能够更多地暴露企业存在的问题，鞭策上市企业规范发展，提高股市的质量。对于出现指标异常的企业要保持持续性监管，不定期考核企业的业绩情况，而不是定期的审核财务报表，避免企业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
推行“递延所得税资产异常波动预警机制”，证监会设立行业波动阈值(如年度变动幅度 ± 50%)，对超阈值企业启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覆盖率、减值测试及披露合规性，增强监管威慑力，预计减少异常波动案例40%~50%。
5. 总结及启示
通过对A公司财务状况和递延所得税确认情况进行分析，认为A公司存在利用递延所得税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在行业经济效益下滑、企业盈利能力较差的状况下仍然确认巨额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较高，远超行业均值且变动幅度较大。
A公司主要通过可抵扣亏损以及资产减值准备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盈余管理。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制度的不健全和信息披露存在的漏洞，导致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行为，通过对剔除递延所得税费用前后的净利润对比分析，发现企业存在利用递延所得税进行粉饰财务业绩表现的行为。
通过案例分析对A公司利用递延所得税进行盈余管理的反思启示是：递延所得税的需要量化确认标准，披露制度要更加透明；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和独立董事的作用，降低委托人成本；加强外部监督力度，利用第三方支付手段，增强审计的独立性，监管部门开展不定期考核，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提高股市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