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人才困境与涉农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核心路径，其成功实施高度依赖人才支撑。然而，当前我国乡村面临“人才空心化”与“供需错配”双重困境，反映出涉农人才培养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数据显示，涉农专业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率不足30%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农业农村人才发展报告》，农业农村部，2022)，而县域农业技术岗位空缺率高达57% (数据来源：《全国县域农业技术人才供需白皮书》，中国农业科学院，2021)。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高校人才培养与乡村实践需求的深度脱节，具体表现为制度性、资源性和关系性三重断裂。
首先，制度性断裂表现为政策供给与基层需求的不匹配，高校招生就业缺乏闭环机制，导致涉农专业毕业生难以精准对接乡村岗位。其次，资源性断裂突出实践平台建设滞后，学生“在地化”能力培养不足，难以胜任基层农业技术岗位。最后，关系性断裂源于青年群体与乡村社会的情感纽带弱化，乡村岗位吸引力不足，职业发展通道狭窄，使得涉农人才面临“下不去、留不住、用不好”的困境。
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尽管其经济发达，位列全国百强县，但2021年村级组织人才需求满足率仅为42.7% (数据来源：《张家港市乡村振兴人才发展年报》，张家港市农业农村局，2021)，凸显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在乡村振兴中的适配性危机。因此，破解乡村人才困境的关键在于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使高校教育更紧密对接乡村需求，并重塑青年与乡村的联结机制，以实现人才的有效嵌入和持续发展。
(二)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构建“制度–资源–关系”三维分析模型，系统解构青年人才从“脱嵌”到“再嵌”的动态过程，并以张家港市与扬州大学合作的“订单式”培养模式为例，揭示政策设计、资源整合与社会网络重构的协同作用。
张家港模式通过“定向招生–双模块培养–协议就业”闭环机制，实现人才供给链与乡村需求链的精准耦合，破解基层人才困境。其核心创新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通过制度性保障(如学费全免、就业兜底)降低脱嵌风险，确保人才愿意进入乡村；二是依托资源性整合(如双导师制、产学研融合)重塑再嵌路径，提高人才与乡村产业的适配度；三是强化社会网络联结，构建青年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机制。该模式不仅深化了乡村振兴中人才嵌入机制的理论认知，也为优化涉农教育体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方法，以系统分析人才嵌入乡村的作用路径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定量方面，基于对253名“张家港班”毕业生和87个行政村的问卷调查，通过SPSS进行信效度检验与回归分析，量化人才留存率、乡村经济指标变化等核心变量。质性方面，对32名关键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官员、校方管理者、毕业生及农户)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深入提炼制度创新、资源整合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
数据来源涵盖政策文本、校地合作协议和田野调查。政策文本部分收集了2010~2024年张家港市涉农人才培养相关政策文件；校地合作协议包括扬州大学与张家港市的联合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及实习记录；田野调查累计12个月，覆盖5个镇级实习基地和23个行政村，通过长期跟踪观察获取一手资料。分析框架以“制度–资源–关系”三维模型为核心，结合双向赋能理论，系统阐释人才如何嵌入乡村及其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效应。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乡村治理转型与青年返乡的“脱嵌–再嵌”机制
乡村治理体系正经历从传统乡贤主导向新乡贤赋能的转型。传统乡贤依托宗族伦理与礼治秩序发挥治理作用，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文化权威弱化、治理能力局限及合法性危机等挑战。相较之下，新乡贤通过知识赋能、资源整合及制度创新重构治理角色。其合法性不再依赖道德权威，而更多来自对乡村发展的功能性贡献，标志着乡村治理由“伦理主导”向“能力本位”转型[1]。
在这一背景下，青年返乡的“脱嵌–再嵌”过程成为乡村人力资本重构的关键[2]。提出的嵌入性理论强调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的互构关系，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将其细化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3]。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多关注产业带动效应，而对文化治理功能关注不足。因此，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构建制度化的人才回流机制，还需强化文化认同，以实现青年返乡的可持续性。
(二) 校地合作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1) 定向培养模式的政策演进
我国乡村人才定向培养政策的演进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000~2010年，以师范生、医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定向培养模式，旨在解决基层公共服务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2017~2020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定向培养范围逐步扩大至农业、科技等领域，以适应乡村产业升级的需求。2021年以后，政策进一步强调“精准匹配”与“闭环管理”，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2022年，教育部、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新农科建设推进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校地合作，探索涉农专业订单定向人才培养计划，并实施“入学有编、毕业有岗”改革试点。
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张家港市与扬州大学共同探索的校地合作模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乡村人才定向培养体系。该模式以“定向招生–双模块培养–协议就业”三位一体的机制，强化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实践导向，提高了毕业生的岗位匹配度。特别是在课程设置与实习安排上，该模式借鉴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通过地方政府与高校的深度合作，确保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实效性[4]。
2) 国内外经验比较与启示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院校和社区的协同合作是实现乡村人才有效嵌入的重要保障。例如，日本“地域振兴协力队”制度通过提供三年期的生活补贴和创业扶持，成功吸引大量青年扎根乡村。美国“乡村领导力计划”则依托高校智库，构建了集技术推广、社区治理、政策倡导于一体的联动体系，增强了返乡青年的社会融入度。
相较之下，我国的校地合作模式仍然存在跨部门协调不足与资源单向流动、地方政府参与度有限等问题。
3) 理论框架构建
本研究构建“制度–资源–关系”三维分析框架，以系统阐释青年人才从“脱嵌”到“再嵌”的关键机制。其中，制度性嵌入通过定向培养政策、财政激励与就业协议等方式降低人才流失风险，增强回流的稳定性；资源性嵌入依托校地合作、产学研协同等机制提升人才职业适配度，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关系性嵌入则通过社会网络重建与文化认同塑造，增强青年人才对乡村的归属感，提高长期扎根的意愿。
在张家港模式中，“双导师制”培养方式(高校教授 + 乡村实践导师)正是资源与关系嵌入的典型体现，既帮助人才提升实践能力，又促进其与乡村社会的深度互动。进一步来看，人才嵌入乡村的过程并非单向赋能，而是青年人才与乡村在互动中实现相互增益的“双向赋能”过程：一方面是乡村获能，青年人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方式推动乡村发展；另一方面是个体赋能，他们在基层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职业能力。该机制的有效运行需满足三项条件，即利益相容，确保各方共赢；能力匹配，定制化培养人才；情感共鸣。降低返乡适应成本。
这一框架突破了传统研究对经济激励机制的单一关注，强调制度、资源与关系的协同作用，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3. 研究设计
(一) 案例选择与背景分析
张家港市作为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2022年GDP突破3300亿元，位列全国百强县前三，但其乡村振兴仍面临“高水平经济与高质量人才供给失衡”的典型矛盾：村级组织人才需求满足率不足50%，农业技术岗位空缺率达41.3%。这一矛盾在发达地区具有普遍性，使得张家港成为检验人才嵌入机制的理想样本。
自2010年起，张家港市与扬州大学创新构建“订单式”校地联合培养机制[5]，通过“需求侧驱动”模式定向培养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地方政府全额承担学费，依据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需求定制“双模块”课程(理论教学占比60%、实践实训占比40%)，并协议保障毕业生基层就业岗位。截至2023年，该模式累计培养毕业生253名，基层服务留存率达93.6%，服务期内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年均增长12.7%，形成了“人才供给–产业升级–治理优化”的良性循环，为同类地区破解“引才难”提供了可观测、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二)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与档案分析构建三角验证体系。问卷调查覆盖扬州大学“张家港班”2010~2023届毕业生(N = 253)、服务村镇干部(N = 45)及农户代表(N = 102)，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回收率89.5% (358份)，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人才满意度、职业认同度等核心变量，并通过SPSS 26.0通过信效度检验。
4. 张家港与扬州大学联合培养模式的作用机制
(一) 制度性嵌入：政策闭环与长效保障
张家港模式依托“需求牵引–政策供给–效果反馈”的闭环制度体系，优化涉农人才的培养、就业与发展路径。首先，地方政府与高校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即免学费、住宿费，补助生活费，要求毕业生基层服务至少三年，同时提供考研、考编等“柔性退出”选项[6]。这一机制通过经济激励与职业发展保障的平衡，提高协议就业吸引力。
其次，张家港市设立乡村振兴人才专项基金，构建“培养–就业–晋升”链条。基层工作者可优先参评“乡村英才计划”，获得创业补贴及职称晋升渠道，增强人才长期扎根意愿。此外，协议就业群体的长期稳定性推动村级治理能力提升，促进村级“三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二) 资源性赋能：教育与产业的协同创新
乡村人才培养需打通“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张家港模式通过课程体系改革、技术转化机制和校企合作，增强人才培养的实践导向性[7]。首先，采用“双模块课程体系”，其中60%为理论课程，40%为实践课程，并建立课程更新响应机制，根据乡村产业需求动态调整课程内容。例如，新增“数字农业与电商”课程，提升学生在乡村经济转型中的适应能力。
其次，依托“乡村振兴技术转化中心”，形成“需求征集–联合研发–应用推广”闭环，推动智能农业、乡村文旅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并通过“技术特派员”制度将研究成果直接落地乡村。此外，产业反哺教育的模式也在张家港得以实践，企业提供实际案例进入高校课程体系，同时选派技术骨干担任实践导师，确保人才培养与乡村产业发展紧密衔接。
(三) 关系性重构：社会网络与文化认同
乡村人才的长期稳定性不仅依赖政策激励，也取决于其社会网络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强化。首先，张家港模式强调社会资本的积累，通过“1 + 1 + 1”实习机制，即驻村调研、企业顶岗与基层轮岗，推动学生与乡村社区建立长期关系，增强返乡人才的社会认同感[8]。
其次，在文化认同塑造方面，实施“新乡贤文化计划”，推动青年人才参与非遗传承、乡村文创等活动，增强人才与乡村的情感联结，促进青年从“技术输入者”向“社区共建者”角色转变。此外，协议就业群体主导“线上村民议事 + 线下乡贤调解”机制，提高乡村公共事务协商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由行政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型
(四) 双向赋能：人才成长与乡村发展的协同效应
张家港模式不仅为乡村提供了高素质人才，也为青年人才提供了职业发展空间，实现乡村获能与个体赋能的互动反馈[9]。青年人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方式，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同时，青年人才在基层实践中积累管理与创业经验，提升职业竞争力，部分人才自主创业或进入更高层次的乡村治理体系。
最后，为确保人才供需匹配的长期稳定性，张家港模式建立了乡村人才发展评估系统，跟踪毕业生职业发展情况，并结合政策反馈，优化培养模式。综上，该模式通过制度保障、资源整合与社会网络构建，形成了乡村人才培养、发展与治理的系统化机制。其成功经验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的范式，但推广仍需结合区域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
5. 结果与讨论
(一) 才培养成效评估
衡量人才培养的成效，需从毕业生基层留存率、职业发展路径及其对乡村经济和治理的影响三个维度进行分析[10]。张家港市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以来，毕业生留乡率超过9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著缓解了基层农业技术人才短缺问题。
在职业发展方面，该模式的毕业生主要进入村级组织、农业企业或乡镇管理岗位，承担农业推广、合作社运营及基层治理工作。一部分优秀人才在服务期满后继续深耕乡村，成长为村干部、农技推广专家或涉农企业负责人，展现出较强的职业稳定性和发展潜力。这表明该模式不仅有效促进了青年人才扎根乡村，还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乡村经济与治理层面，青年人才的引入提升了农业技术应用水平，优化了农业产业链，推动了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形成[11]。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村庄的农作物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村合作社运营效率均有所提升。同时，毕业生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提高了村级事务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增强了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度，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尽管张家港模式在人才培养与乡村需求匹配方面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部分地区对定向培养政策的认知不足，导致政策落地效果受限。基层岗位的吸引力不足，可能影响青年人才的长期留存。此外，人才职业发展路径仍有待拓展，部分毕业生在乡村的职业成长空间较为有限。因此，未来需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优化职业发展路径，增强乡村岗位的吸引力，以提高人才培养模式的可持续性。
(二) 模式创新与局限性
张家港模式的核心在于构建“需求侧精准匹配”的闭环机制，实现高校培养与乡村需求的有效对接。模式采用“定向招生–双模块培养–协议就业”路径，形成从人才选拔、培养到就业安置的完整链条。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政策扶持和岗位保障，确保人才“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此外，“双导师制”(高校导师 + 乡村实践导师)培养体系弥补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使毕业生能够快速适应乡村产业需求。
尽管该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政策灵活性不足、市场化机制较弱和推广适应性受限等问题。目前，该模式主要依赖政府推动，而市场机制的参与度较低，导致部分地区人才供需匹配仍不精准。此外，如何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职业发展路径，以确保人才“留而能稳”，仍是一个长期挑战。区域差异性也是制约模式推广的重要因素，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政策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因地制宜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仍需进一步探索。
6. 推广路径与政策建议
张家港模式在乡村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如何优化并在更广泛地区推广，仍需系统探索。基于当前实践经验和存在的挑战，本部分从制度优化、区域推广、市场机制、校地协同和评估反馈五个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 体制机制优化：精准匹配人才供需
为提高乡村人才培养的有效性，建议构建“需求–培养–就业”动态调整闭环[12]。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建立“乡村人才需求数据库”，每半年联合高校、企业更新岗位缺口数据，并据此动态调整高校招生规模与课程模块。例如，某县若数字农业岗位缺口达20%，可针对性增设“智慧农业技术”实践课程，同步推行“乡村技术专家”分级认证制度(初级、中级、高级)，考核权重向技术实操与创新成果倾斜，获认证者可享受月度补贴及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同时，在省级公务员招录中单设“乡村振兴专项岗”，要求报考者具备涉农专业背景或2年以上基层服务经历，录用后需驻村服务满5年，期满后可优先选调至县级部门或获安家补贴。
(二) 区域分类推广：因地制宜调整培养模式
张家港模式在不同区域推广时，应结合地方产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需实施梯度化推广策略[13]。东部沿海地区可深化“政府–高校–企业”三方协同，例如推动涉农企业与高校签订“订单式”委培协议，企业承担50%学费并定制课程，学生毕业后直接入职，首年月薪可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则需强化中央财政兜底，设立“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专项基金”，按县域经济水平分档补贴，并联合社会资本提供免息创业贷款。课程设计上采用“基础 + 特色”双模块，如西部增设“生态旅游策划”课程，实习机制实行“1学期在校 + 2学期驻村”的“1 + 2”模式。
(三) 市场化机制引导：增强乡村岗位竞争力
破解乡村人才供需矛盾需强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其一，推动涉农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构建“企业–高校–乡村”协同机制。例如，可借鉴“订单式培养”模式，由龙头企业与高校签订定向协议，企业依据岗位需求定制课程模块(如智慧农业技术、农产品电商运营)，并承担30%~50%的学费；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乡村分支或合作合作社就业，服务期不少于3年。其二，设立“乡村青年创业扶持基金”，由省级财政注资60%、社会资本配套40%，重点支持轻资产、高附加值项目(如乡村文旅IP开发、有机农业品牌孵化)。基金采用“分级补贴 + 风险共担”模式，初创期提供部分启动资金，成长期引入股权投资，并组成“高校教授、企业家、乡村创客”配套“创业导师团”提供技术指导。其三，完善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建立“乡村服务积分制”：青年在乡村服务满3年可凭积分优先申请城市保障性住房、子女跨区入学资格或公务员定向招录加分，以此降低人才扎根乡村的机会成本，增强岗位长期吸引力。
(四) 校地协同创新：构建长效人才供给体系
乡村人才供给的可持续性依赖于校地合作深化[14]。一方面，高校需打破传统学科壁垒，设立“乡村振兴交叉学部”，开设“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微专业，课程体系采用“4 + X”结构(4门核心理论课 + X门地方定制实践课)。例如，扬州大学可联合张家港市开设“数字乡村建设实务”“乡村集体经济运营”等课程，并配套“校内实验室 + 乡村实践站”这样的双基地实训，要求学生至少完成固定期限的驻村顶岗实习。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推行“人才回流计划”，对曾在乡村服务且进入城市就业的涉农专业毕业生，提供“返乡激励包”：包括一次性安家补贴、低息创业贷款及“技能更新培训券”。此外，可试点“乡村人才驿站”，由县级政府统筹闲置校舍或集体资产，改造为青年人才公寓与创客空间，配套基础生活设施与网络技术支持，降低人才返乡的初期适应成本。
乡村人才培养模式的推广需建立科学评估体系，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并不断优化[15]。为确保政策实施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需构建“监测–评估–迭代”三位一体的动态优化体系。首先，由省级教育部门牵头建立“乡村人才发展追踪平台”，核心指标包括基层服务留存率、职业晋升率、乡村经济贡献度(如合作社营收增长率、技术推广覆盖率)等，每年度生成区域人才发展指数报告。其次，成立“校地企三方评估委员会”，吸纳高校专家、基层干部、企业代表及村民代表，通过“定量评分 + 质性评议”方式，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中期与终期评估，重点考察政策目标达成度与资源投入效益比。最后，建立“需求响应式调整机制”，依据评估结果动态优化培养方案。
7. 展望
张家港模式为乡村振兴人才供给提供了有效路径，但其普适性与可持续性仍需在多维度深化研究：
第一，区域适配机制优化。当前模式基于长三角发达县域的经济基础与治理能力，需针对中西部地区财政约束、产业基础薄弱等现实条件，探索梯度化政策设计。例如将“全额学费资助”调整为“财政–社会资本共担”，或构建“基础技能培训 + 特色产业定向”的分层培养体系。
第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随着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建设加速，需重点研究技术变革对人才能力结构的影响。未来应关注人工智能驱动的技能需求转型(如无人机植保替代传统农机)、区块链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村级“三资”链上化管理)以及数字技术对乡村文化认同的重塑效应。
第三，制度成本收益分析。需建立长期追踪数据库，量化政策投入与乡村发展的动态关系。例如测算服务年限延长对财政负担与人才贡献度的边际效应，为政策弹性调整提供依据。
第四，国际经验的本土转化。可借鉴日本“地域振兴协力队”的社区共建机制、欧盟LE扬州DER计划的地方行动组模式，结合我国乡村社会资本特性，构建“制度移植–文化调适–效能评估”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文化差异对技术转化效率的调节作用。
后续研究需通过构建全国涉农人才动态数据库、开展十年期追踪调查，系统解析人才嵌入机制的长期效应，为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