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葛浩文是中国文学英译领域的知名译者，其创造性叛逆思想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对原文的绝对忠实，强调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的灵活处理上，更深入到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重构，为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开辟了新路径。莫言的《生死疲劳》以其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复杂的人物形象，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葛浩文对该作品的翻译是其创造性叛逆思想的生动实践，他在处理文化特色词汇、独特叙事结构和复杂修辞表达时，既尊重源语文本的文化特色，又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创造性转化，展现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多重考量。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研究葛浩文的翻译实践，有助于揭示其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与社会文化因素。以《生死疲劳》为例，可以清晰观察到他在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权衡与抉择，从而深入理解其翻译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创造性叛逆”思想概述
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从译者意志及其行为切入的翻译理论体系。该理论把译者在翻译内视为语言性凸显的语言人，在翻译外看作社会性凸显的社会人，以社会视域为评价视域，兼具描写性、批评性和框架性，属于评价理论与人本理论，具备系统性、术语性和工具性，能有效实现翻译批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目标，是多维方法论[1]。这一理论是用于事后评价的工具，核心构架为“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求真”与“务实”是连续统的两端，存在渐变或阶段性特征。“求真”是译者求取原文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是在“求真”基础上满足实际需要的态度和方法。在该理论视域下，译者具有“语言人”和“社会人”双重身份，“语言性”体现为围绕原文意义的翻译行为，“社会性”则是在“求真”后“务实”于社会的自然行为表现[2]。创造性叛逆是翻译领域的重要概念，在跨文化交流和文学翻译中至关重要。埃斯卡皮在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3]”谢天振将其引入国内并深入研究，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译介学》中阐述，使其成为译介学核心概念。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许钧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与作者视域融合后的意义生产的体现。[4]”它体现在语言和文化层面，可分为有意识型与无意识型。
3. 葛浩文译《生死疲劳》的“创造性叛逆”
3.1. 有意识型叛逆
有意识型叛逆是指个体在明确知晓社会规范、家庭期望或其他既定规则的情况下，故意做出与之相悖的行为。这种叛逆行为不是因为懵懂无知，而是个体经过思考后，主动选择反抗权威或传统观念。在翻译领域，“有意识型叛逆” 是指译者在充分了解原文的语义、风格、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有意地偏离原文的某些形式或内容，做出与原文字面意思不完全相符的翻译。这种偏离不是因为译者误解了原文，而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目标语文化需求或者自己的翻译理念等因素，主动进行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其中包括译者在了解原文背景和语境的基础上，在翻译时对原文采取节译、编译及个性化翻译等方式。
节译与编译
节译是一种翻译方式，指译者根据特定的目的、要求或原则，对原文内容进行有选择性的翻译。也就是说，译者不是完整地将原文所有内容都翻译出来，而是只选取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翻译。这种选择可能基于多种因素，如目标受众的需求、文本的重点内容、篇幅限制。相较于逐字逐句的直译，节译更加注重翻译的流畅性和可读性。译者在进行节译时，需全面考虑原文的字面意思、语言风格及文化背景，力求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意，又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通过这种方式，节译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的精神，增强译文的吸引力。以节译为手段，译者可以在不影响原文核心信息的前提下，对一些冗余或难以直译的段落进行适当删减，同时补充一些必要的背景信息，使文本更加完整和连贯。这种灵活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更加贴近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有助于提升翻译作品的整体质量。
编译是一种翻译手段，它是在对原文进行翻译的基础上，结合编辑、改写等操作的翻译方式。编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还涉及对原文的结构、内容、风格等多方面的调整和处理。译者会根据具体的目的，如适应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或者满足特定的出版要求等，对原文进行重新组织和改写。
节译与编译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对原文进行删减和改写。不同之处在于节译的删改重点在于其在进行删改之前会首先进行选择，将与目标语读者接受意识不相容的内容进行删减或者改写；而编译的删改重点在其删改是为了让故事情节更加紧凑，避免因内容冗长而使目标语读者失去阅读兴趣，从而达到读者期待。节译与编译在葛译《生死疲劳》中具体翻译现象表现如下:
原文：伙计，闭上你那张乌鸦嘴吧。[5]
译文：Buddy, keep that beak of yours shut! [6]
译者将原文中“伙计”这一称谓语译为“buddy”，而在译文其他地方，译者还根据不同语境将其译为“gentleman”和“old friend”，类似的还有在译文中将“爷们”译为“boys”或者“brothers”等，这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对其原文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写，也体现了他独特的翻译思想；此外，原文“乌鸦”这一意象在译文中进行了删减，这样既能够是译文行文流畅，又能保留源文本的文化特色。
原文：我是西门屯首富的年代，我开明绅士西门闹的年代。[5]
译文：It was a time when I was the richest man in Ximen Village, a time when Ximen Nao was a member of the enlightened gentry, someone who favored resistance against the invaders and supported progressive forces. [6]
在原文中“西门闹”是正义豁达、人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最终却惨死在中国掌权的无产阶级手下。译者通过对原文的改写将“开明绅士西门闹”这个形象刻画的更具体，增加“someone who favored resistance against the invaders and supported progressive forces”，更加符合西方读者对中国无产阶级掌权人的刻板印象。
3.2. 无意识型叛逆
无意识型叛逆在翻译领域可以理解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非有意违背原文的意图、风格、文化内涵等，但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做出了偏离原文某些关键要素的翻译行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可能会因为自身文化背景的潜在影响，将原文中带有特定文化色彩的表达进行了改变。译者由于受到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和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了无意识的叛逆，这种叛逆主要表现为译者在翻译作品是运用漏译、误译等翻译方式。
误译
误译通常是被定义为译者对原文本的错误理解和表达。从忠实原则来看，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文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风格和文化内涵。如果译文与原文在这些方面出现不符，且这种不符是由于译者的失误而非有意为之的翻译策略，那么就被视为误译。而从文学翻译上来讲，误译涉及到文化误解和文化信息的传递，能够特别鲜明的体现出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的摩擦和碰撞。谢天振在他的《译介学》一书中，将误译界定为有意误译和无意误译两种类别[7]。其中有意误译界定为译者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的文化环境和接受习惯，故意不采取正确的翻译手段；无意误译则是由于译者对原文语言和文化背景理解的缺失导致的。其中有意误译则是创造性叛逆的重要体现。在葛译《生死疲劳》一书中也存在许多译者的有意误译现象，比如：
原文：把那些肮脏的沂蒙山猪统统用碱水洗三遍。[5]
译文：Wash the pigs three times in salt water. [6]
此处译者在翻译时刻意将“碱水”转译为“salt water”，用“盐水”来表示，这就是明显的有意误译现象。“碱水”与“盐水”虽在化学成分和物理成分上存在区别，但用途却存在相似之处。西方惯用盐水消毒杀菌而东方较早使用碱水达成此用途。译者用“盐水”替代“碱水”，既能不违背原作之意图，又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文章。
原文：妙龄少女思春芳心动，西门牛耕田显威风。[5]
译文：A Young Woman’s Heart Is Moved as She Dreams of Spring, Ximen Ox Displays His Might as He Plows a Field. [6]
译者将“思春”翻译成“Dreams of Spring”，采用了“思春”的表层意义，而“思春”一词本意是指妙龄少女思慕自己的爱慕对象，在原文中也是指黄家姐妹俩对金龙的思慕，因此此处译者是明显的误译现象，而这种误译的翻译方式更能使译文符合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
原文：把西门闹哭上了黄泉路。[5]
译文：...sending Ximen Nao to the Yellow Springs of Death. [6]
此处译者将“黄泉路”译为Yellow Spring，二者并无关系。“黄泉路”是中国古文化传说中死者死后会过了鬼门关，来到黄泉路。这一意象在国外是缺失的，然中国地大物博，译者由于对中国方言和俗语理解存在欠缺而造成的误译恰恰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4. 译者行为批评对葛浩文“创造性叛逆”的影响
4.1. 译者行为批评揭示了“创造性叛逆”的多元动机
葛浩文的“创造性叛逆”不仅源于文学审美和文化传播的考量，还受到其个人翻译风格、职业发展以及目标读者和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他为了让作品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偏好，在翻译中对一些情节和语言表达进行了调整，以增强作品在西方市场的接受度。传统上对葛浩文翻译《生死疲劳》中 “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多聚焦于文本层面的增删改等。而译者行为批评则将视野拓宽到译者的认知、社会等行为。例如，葛浩文对小说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从认知行为角度看，他需要先理解这些词汇在中文语境中的独特含义，再根据自己的认知判断选择合适的英文表达，这一过程中的思维和选择方式都属于“创造性叛逆”的范畴，这体现了译者行为批评中对译者社会行为和市场导向的关注。
4.2. 译者行为批评完善了“创造性叛逆”的评价标准
译者行为批评使我们认识到，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时的“创造性叛逆”并非对“忠实”原则的违背，而是在特定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下的一种深度忠实。他通过对原文的灵活处理，使作品更好地适应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期待，从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实现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这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与“忠实”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除了从文学价值和文化交流效果等传统角度评价葛浩文的“创造性叛逆”外，译者行为批评还从翻译伦理、译者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等角度进行考量。例如，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一些改动是否尊重了原作者的意图，是否考虑到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效果，以及是否平衡了原作者、读者和出版社等各方的利益，这些都是评价其创造性叛逆的重要新维度。
5. 总结
文章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深入剖析了葛浩文对莫言《生死疲劳》的翻译，揭示了其“创造性叛逆”行为的多面性。葛浩文的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在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做出的一系列抉择。他通过灵活调整叙事结构、巧妙转换文化意象以及适度改写语言风格，使《生死疲劳》成功跨越文化鸿沟，走进西方读者的视野。
从积极方面看，葛浩文的“创造性叛逆”极大地提升了作品在目标语市场的可接受性。他对叙事节奏的把控，让西方读者能够顺畅地跟上原作复杂的故事脉络。例如，在处理冗长的农村生活场景描述时，他通过精简和重组，增强了故事的连贯性与吸引力。在文化意象翻译上，他采用节译、编译等策略，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转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表达，有效促进了文化交流。然而，这种“创造性叛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部分具有浓厚中国文化底蕴的意象在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损失了部分内涵。如一些独特的民俗词汇，虽以西方概念替代，却弱化了原作的文化原汁原味。
为更好地平衡“创造性叛逆”与文化保真，建议译者在未来翻译实践中，对于核心文化意象，可采用加注或脚注的方式，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同时满足读者的理解需求。在语言风格上，应更深入挖掘原作的独特韵味，尝试在目标语中寻找更为贴近的表达，而非过度迎合目标语习惯。葛浩文的翻译为《生死疲劳》走向世界立下汗马功劳，其“创造性叛逆”行为既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也引发了我们对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好保留原作精髓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