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论文旨在从纽马克翻译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诗歌翻译的策略及其效果。纽马克的翻译理论，特别是其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为我们理解和评价诗歌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中国诗歌，以其独特的语言特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翻译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诗歌是一种艺术形式，而翻译诗歌则是一种赋予其新生命的艺术创作。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古诗的英译经历了数次高潮。据学者郭延礼考证，中国翻译文学中最早问世的作品便是诗歌。然而，诗歌翻译历来被视为翻译领域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诗歌是文学中最注重语言美感、凝练、含蓄、和谐以及意象与韵律的体裁。同时诗歌翻译也存在研究空白，对诗歌中文化专属意象，如汉语“明月”与西方“玫瑰”的象征体系的跨语际传递机制缺乏理论建模，尤其在译者如何重构文化符号系统方面，尚未建立可复现的范式研究框架，还有汉语律诗平仄与英语无韵诗的节奏转化策略也值得研究。通过深入分析纽马克翻译理论在中国诗歌翻译中的应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评价诗歌翻译的效果，从而推动中国诗歌的国际化传播。
2. 纽马克翻译理论概述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1916~2011)是英国人，是世界著名的翻译学家。他主要从事德英互译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工作，在翻译理论领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纽马克凭借其广博的知识储备，并结合逻辑学、哲学、语言学等跨学科知识，提出了许多关于翻译理论的新观点。他基于Buler和Jocabsen提出的语言三大功能理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劝说功能，进一步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概念。纽马克对翻译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明确区分了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的本质差异，并精准阐释了二者的适用范围。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尤金·奈达交际翻译理论的局限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2.1. 语义翻译
对纽马克翻译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得知，语义翻译是十分关键的一种理论。该翻译理论的核心宗旨即满足目的语语言架构和语义允许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将原创作品中蕴含的思想与精神精准地复述出来[1]。语义翻译的核心体现在最大限度地维持原作品的结构以及作者的中心思想，在此基础之上才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常用表达方式及其文化习惯，当两者出现明显冲突后，优先满足前者需求。由此可见，语义翻译特别重视保持原文涵义的原汁原味，以此为准进行翻译，所以在利用此翻译方法进行作品翻译时，偶尔会出现前后冲突、语义不清晰的现象。
2.2. 交际翻译
交际翻译是纽马克翻译理论中又一个十分关键的翻译理论，该理论翻译核心宗旨是尽量确保翻译的语言对目的语读者所能理解传达的信息等同于原创作品对原语言读者传达的信息[1]。换言之，交际翻译过程中更加偏向于目的语读者，使翻译后的译文更加接近目的语读者的表达方式、文化习惯等，防止目的语读者在阅读与 交际上面临较大难题，使得交际开展更加顺利。
2.3.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别
语义翻译更加重视展现“原文内容”，而交际翻译的重心则偏向于译文的“效果”。为了更好地阐述两种翻译方法的不同，以具体翻译事例为代表进行说明。
例1. We care to provide service above and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当我们采用语义翻译方法翻译时，为“我们愿意提供高于或超越责任感的服务”。而交际翻译时可以翻为“殷勤有加，风雨不改”。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语义翻译更加注重对原文内容，而交际翻译则突破了原文的语义和句法限制，采用了中国人熟悉的四字词语形式，使广告语更加简洁明了。
例2. to shed crocodile tears [2]
同样，当我们对上面的例子进行语义翻译时为“掉鳄鱼的眼泪”[2]。在翻译实践中，“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这一成语的处理方式可以清晰体现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的差异。若采用语义翻译直译为“掉鳄鱼的眼泪”，中文读者可能因不熟悉西方典故而难以理解其“假慈悲”的内涵，甚至误以为与鳄鱼习性相关(如鳄鱼因眼部干燥流泪)。此时，若改用交际翻译译为“猫哭耗子”，则能直接对应中文文化中“假意同情”的成语，无需额外解释即可引发读者共鸣[3]。原文“crocodile tears”若保留字面含义，虽忠实于原文形式，却可能因文化隔阂导致理解偏差。例如，中文读者鲜少了解“鳄鱼吞食猎物时流泪”的传说，容易将“鳄鱼的眼泪”与生物学现象混淆，反而削弱成语的讽刺意味。交际翻译译为“猫哭耗子”则完全融入中文语境，借助读者熟悉的成语，精准传达“虚伪同情”的核心含义，同时符合汉语四字短语简洁凝练的表达习惯，增强文本传播力。
基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交际翻译注重目标读者的文化认知，倾向于使用惯用表达(如成语、俗语)替代直译，确保译文通俗易懂。尤其在处理复杂句式或文化负载词时，通过调整结构、替换意象，能够显著降低读者的理解门槛[3]。而语义翻译虽力求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和细节，但若原文本的文化背景与目标读者差异较大，可能导致译文晦涩甚至误解。因此，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翻译策略。译者在实践中需根据文本类型(如广告需通俗性、文学需文化性)、读者群体(是否具备原文化知识)及翻译目的(传递信息或保留美学价值)灵活选择。
3. 我国诗词的特点与翻译时面临的挑战
3.1. 我国古代诗词的特点
中国古典诗词拥有独特的语言特色、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多样的艺术表现方式，这些特点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语言特色方面，主要突出特点是精炼与典雅。古典诗词通常用词考究，字字珠玑，追求语言的精炼与典雅。诗词中每个字都可能承载多重意义和丰富情感，使得整体内容富于深度和层次。同时，古诗词讲究音韵之美，特别是在格式和韵律上有严格要求。如唐诗的五言、七言，宋词的严格对仗和平仄，都体现了汉语语音美的独特魅力。在意象运用方面，通过自然景物或日常生活的具象描述，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或哲理。这种意象往往寓意深远，象征意味丰富。相较于此，我国诗歌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在历史与哲学方面，古典诗词常常蕴含着对历史事件的反思或对哲学思想的探讨，如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的影响。而在社会与政治上许多诗词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创作，还是作者对时代社会状况、政治理想的直接反映。例如，边塞诗体现了边疆守卫的孤独与悲壮，对政治失意的表达等。古典诗词中的情感表达十分丰富，从友情、爱情到亲情，从个人情感到家国情怀，体现了人生的全方位感受。在艺术表现方面，诗词通过具体的自然景观或人文事件作为象征，传达更深层次的意义。如月亮常象征相思，春花秋月各寄寓哀乐之情，古典诗词还喜欢使用对比和对仗的手法，增强语言的韵律美和形式感。通过情感与景物的交融，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使读者能在具体的画面中感受到诗人的情感，体验到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这些特征不仅反映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艺术和审美追求，也展示了诗词作为文化载体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力。
3.2. 我国古代诗词在翻译时面临的挑战
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译者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涉及语言层面的难题，还包括文化、审美、和形式上的转换。中国诗词的词汇意义丰富，古典汉语词汇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重意义，单一的外语词汇难以完全表达。古典诗词的韵律美是其核心特征之一，而不同语言的音韵系统差异巨大，如何在翻译中保留原诗的韵律是一大挑战。很多诗词中的象征和典故深植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译者需要寻找合适的方法将这些文化特定元素译为外文读者也能理解的内容。古诗中的自然意象如花、月等常载有深层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在西方文化中可能没有直接对应，或含义完全不同。古典诗词的对仗工整和结构严谨是其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原文的对仗和结构，同时让译文流畅自然，是一大难题。不同的诗歌形式如律诗、绝句等有着严格的格式规定，翻译时既要尽量保留原有的形式特征，又要使译文不显生硬。诗的情感和氛围也很重要，古诗词往往通过精妙细腻的方式表达诗人的情感。如何在翻译中传递同样的情感强度和细腻度，是译者需要特别关注的。古诗词还常常营造一种特定的氛围或情景，翻译时需要找到恰当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重现这种氛围。因此，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和艺术的再创造。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艺术特性和语言风格，才能制作出既忠于原文又能为目标语言读者接受的优秀译作。
案例1：以李白的《静夜思》为例对译本进行分析
原文：《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译本1：
Thoughts on a Tranquil Night
Li Bai
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Can it be hoar-frost on the 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许渊冲译) [4]
译本2：
Thoughts in the Silent Night
Li Bai
Besid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Is it hoarfrost on the ground?
I lift my eyes and see the moon,
I bend my head and think of home. (杨宪益、戴乃迭译)
译本1采取了相对自由的翻译方式，可能更倾向于交际翻译。翻译者在尝试传达原诗的情感时，使用了一些较为文学化的语言表达，例如“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这句话通过“drowned”这个词强化了诗人的情感深度。这种翻译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文本的字面意思进行翻译，但增强了目标语言中的情感表达，使其对英语读者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最后一句“低头思故乡”中的“思”点名了本诗的主旨，“drowned”一词与前文的“pool”呼应，再现了诗人的思乡之情。此外，译本1使用了ABAB的结构，隔行押韵，更加增加了诗的美感。中国古诗词的特征就是追求形式上的美感，比如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许渊冲在翻译这首五言绝句时也尽可能与原诗在形式上保持相同。译诗和原诗在行数和字数上尽量保持一致，尽可能保持每一句的音节都是八个，这一译本也基本保持在八个音节。译本2似乎更接近于语义翻译，试图尽可能保持原诗的直接和简洁风格。例如，使用“Is it hoarfrost on the ground?”和“I lift my eyes and see the moon, I bend my head and think of home.”这些句子保留了原诗的问答式结构和节奏，同时也保持了文字的直白和清晰。但是“I lift my eyes and see the moon, I bend my head and think of home.”虽然非常简洁，但是并不能够完全传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非常的生硬，没有表达出作者的思乡之情。这种翻译风格保持了原文的语气和情感的直接表达，尽可能地传达了原诗的字面意义。
通过对以上两个英译文比较分析，译本1通过使用更文学化的表达，如“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创造了一种更加深沉且感性的语气，可能在英语语境中更为流畅和自然。译本2则保持了简洁和直接，可能对于寻求原诗直观感受的读者更为合适。在忠实原文方面，译本2做得更好，它更多地保持了原诗的结构和直接的情感表达。译本1虽然在传达情感深度方面做了一些增强，但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原诗的简洁和直接性。但是，译本1可能更符合西方读者对东方诗歌的浪漫化和神秘化期待，更能够有效的传播中华文化。还能够尽可能的减少目的语读者可能存在的阅读及理解障碍。此外，许渊冲的译文句式简单，整齐并且富有音韵感，不仅保留了原诗简单质朴的文风和优美的节奏感，而且在“形似”中力求“神似”。而译本2语义翻译则强调在内容上忠实原诗，未能体现出原诗的固有风格和音韵感，因此，达到的交际效果相对弱一点。总结来说，两个译本展示了翻译时不同策略的应用。译本1更注重文化适应和读者的情感共鸣，而译本2则更侧重于保持原诗的形式和直接感。根据纽马克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翻译策略各有利弊，适用于不同的读者和翻译目的。
案例2：以金昌绪的《春怨》为例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译文1：
Drive the orioles away,
All their music from the trees.
When she dreamed that she went to Liao-his,
To join him there, they wakened her. (WiRer Bynner译)
译文2：
Drive orioles of the tree，
For their songs awake me.
From dreaming of my dear,
Far of on the frontier. (许渊冲译) [4]
诗歌是语言凝练的艺术，优秀诗作往往以简驭繁，于平实处见深意。这首作品表面描绘闺中少妇驱赶黄莺的日常场景，实则通过三层递进式设问，层层剥开战争背景下百姓的生存困境——为何要“打起黄莺儿”？因啼鸣惊扰清梦；为何怕“枝上啼”？因梦境承载着与戍边丈夫相会的珍贵希望。全诗打破传统起承转合结构，以突兀的动作描写切入，看似书写儿女情长，却深刻折射出兵役制度强加于民众的集体创伤。在翻译过程中，“辽西”作为特定文化符号，承载着戍边征战的象征意义。译文1将其直译为“Liao-his”，虽保留字面信息，却使西方读者无从感知其背后的深意。这恰印证了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的核心矛盾：过于拘泥字面忠实，反而造成文化意蕴的流失。正如黄莺意象在英语文化中多与春意关联，直译虽维持了表层意象的“信”，却丢失了“惊梦”情节中暗含的残酷现实对个体精神空间的挤压。译者需在文化移植与读者接受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适度阐释帮助目标读者跨越时空捕捉诗歌的深层共鸣。翻译者试图在不过度修改原文的情况下，尽量保留诗歌的原始结构和信息。例如，“Drive the orioles away, All their music from the trees.”这种直译方式保持了原诗的叙述顺序和内容，同时“they wakened her”这一结尾也尽量忠实地反映了原诗的情节。这种翻译方法较符合纽马克的语义翻译策略，注重保留原文的直接意义和详细信息。而译文2采用的是交际翻译的策略，从原诗的意义上着手进行翻译，改成了原文没有而意义上等同的内容，体现了其暗含的荒凉、遥远、艰险之意。不仅如此许的译文还创造性地再现了原诗的语气修辞风格，沿用了和原文一样的五言绝句，又采用了韵律AABB保持了原文格律的和谐与美，将诗中“意美、音美、形美”再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四句翻译句旬设疑句句作答，犹如香蕉剥皮，剥去一层还有一层。所以它不仅篇法圆静而且在结构上也曲尽其妙。译文2旨在使译文对目标语言的读者更加流畅和易于理解，同时可能会牺牲一些原文的直接信息和详细程度。
案例3：以杜甫的《春望》为例进行分析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译文1：
The nation has fallen the land endures；
Spring trees and grasses flourish in the town．
Troubled by the times—flowers bring tears；
Dreading parting—birds startle the soul．
With turmoil of battle three months on end；
A letter from home is worth a fortune in gold．
Scratching these white locks makes them even thinner；
As it is they can barely hold a pin．(Bruce M. Wilson 译)
译文2：
On war—torn land streams flow and mountains stand;
In towns unquiet grass and weeds run riot.
Grieved o’er the years flowers are moved to tears;
Seeing us part birds cry with broken heart．
The beacon fire has gone higher and higher；
Words from household are worth their weight in gold．
I cannot bear to scratch my grizzling hair；
It grows too thin to hold a light hairpin．(许渊冲 译) [4]
译文1 Bruce将杜甫那种沉郁顿挫的诗风以及诗中流露出来的感时伤怀、黯然忧思、物我交融的意境已是消失殆尽了。但他的译文平实质朴容易让读者接受。例如，“Spring trees and grasses flourish in the town”保留了原诗描述自然与战争冲突的对比。这种直接的翻译有助于传达原诗的情感层面和意象。Bruce在译文中使用了如“troubled”，“tears”，“dreading”，“startle”，这些词汇加强了诗歌的情感表达，显示出一种对原文情绪层面的敏感和尊重。译文中的“Troubled by the times—flowers bring tears; Dreading parting—birds startle the soul”等表达方式，力图捕捉和重现原文的悲伤和不安，体现了对原诗情感深度的忠实传达。译文2许渊冲的翻译则显示了更多的交际翻译特点，强调使译文对目标语言的读者更加流畅和易于理解，同时也保留了大量的诗意和文化色彩。许渊冲的译文是采用诗内押韵的办法尽显杜诗特有的风格情趣。例如“In towns unquiet grass and weeds run riot, Grieved o’er the years flowers are moved to tears; Seeing us part birds cry with broken heart.” 这种处理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使其更符合英语诗歌的审美。这里风格是抽象的但它在具体的作品中通过不同的句式、选词、修辞、意象等体现出来。这就要求译者做好章法分析提高译文对原作的适应性。许的翻译策略考虑到了目标语言文化的接受度，例如使用“broken heart”这样的表达，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能有效传达原文的情感。他的译文在保持原诗意象的同时，也对某些词汇进行了自由转换，使之更符合英语读者的情感体验和文化预期。由此可得，Bruce的译文更注重语义的忠实度，试图不失原诗的直接意义和详细信息。许渊冲的译文则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更注重文化的适应性和语言的诗性，通过创造性转换增强了译文的文学价值和感染力。Bruce的译文可能更适合对原文有深入了解的读者或学术研究，而许渊冲的译文则可能更受欣赏文学艺术形式的普通英语读者的喜爱。
4. 基于纽马克翻译理论对诗歌的翻译策略探讨
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翻译理论主要关注翻译的语义和交际功能，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主要策略。中国古典诗词中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语义翻译注重忠实原文，尽可能保留诗词的原始意境和文化色彩。例如，在翻译《静夜思》时，尽量保持“床前明月光”所具有的文化象征和审美情感。对于文化背景深厚或含义深远的字词，可以在译文旁边加上注解或脚注，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例如，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茅屋”和“秋风”，可以加注解说明其象征意义和背景。此外，中国古诗往往形式严谨，音韵和节奏感强。翻译时可以适当调整词汇选择和句子结构，使译文既保持原文的韵律美感，又适应目标语言的语言习惯。交际翻译更侧重于使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但在处理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诗词时，通过增加解释或采用更符合目标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使译文既传达了原文意义，又能够被目标语言读者接受。翻译者自身需要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才能更好地在翻译中桥接文化的鸿沟，传达古典诗词中的深层意义和美学价值。诗歌的语言通常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和多层次的含义。翻译时，译者也需要在保持原文精准度的同时尽可能地复现这种语言的创新性和多层次性。通过上述策略的综合运用，可以更好地在忠实原文和适应目标语言文化之间找到平衡，有效传达中国古典诗词的独特魅力和深远意义。
5. 结论
纽马克翻译理论，特别是其关于语义和交际翻译的观点，为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纽马克提倡在尽可能保持原文意义的同时进行翻译。在中国古诗词翻译中，语义翻译帮助保留了原诗的文化和哲理深度，尤其是在涉及隐喻和象征的部分。而考虑到接受者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交际翻译强调在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性的同时，使译文易于接受和理解。这在古典诗词翻译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常常包含深奥的文化元素和语言特色。纽马克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并建议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考虑文化因素。在中国古诗词翻译中，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很多诗词的韵味和意境是与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的。在未来的诗歌翻译过程中，要进行技术和翻译相结合，深入探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接受者如何理解和接受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以及如何通过交际翻译更好地适应目标文化的需求。通过比较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研究哪些策略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最有效，从而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建议给翻译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