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全球数字经济加速重构产业格局的背景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产业链韧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议题。数据要素公有化成为数字时代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方向。在全球数字经济加速重构产业格局的背景下，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其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命题。2024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目标，但实践显示大部分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起步阶段，面临“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困境。现有研究多从技术采纳视角分析转型障碍，对制度环境与协同机制的赋能作用关注不足。当前西方学界过度强调数字技术自主性，忽视制度环境对技术应用的形塑作用，有技术决定论倾向；国内研究多聚焦单一政策工具，缺乏对“集中性政策执行–公有制资源整合–社会公平保障”协同机制的体系化阐释，制度分析较为碎片化。本文旨在突破西方技术决定论范式，基于技术创新扩散理论，构建“政策支持–资源整合–生态协同”三维分析框架，突破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中性”假设，揭示政策集中性降低试错成本、公有制平台打破技术垄断、社会动员保障利益共享的协同作用，为“点线面”推进策略提供制度设计依据，揭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优势形成机制，助力新型工业化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2.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存困境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然而，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转型进程仍面临多重结构性、技术性及资源性挑战，掣肘其高质量发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既是技术问题，更是系统性生态问题，具体表现为三个维度的系统性障碍。
2.1. 结构性困境：转型基础薄弱与核心业务滞后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构性困境集中体现为底层基础设施薄弱与核心业务数字化进程滞后之间的深层矛盾，这种矛盾本质上源于技术、资源及历史路径的复合性制约，使得企业在转型可行性层面陷入“不能转”的客观困境。机械化和自动化向数字化的过渡尚未完成，设备与网络基础薄弱。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多集中于办公、信息管理等非核心领域，智能制造、生产工艺等关键环节进展缓慢，仅不足1%的企业能通过智能化技术优化核心业务，核心业务数字化滞后。中小企业普遍错过计算机化和互联网发展浪潮，数字化积累不足，短期内实现“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跨越难度极大，历史发展断层。
2.2. 依赖性严重：技术路径依赖形成转型壁垒
工业软件依赖严重，硬件受制于人，进口软硬件价格昂贵，叠加本土解决方案供给不足，远超中小企业承受能力，加剧中小企业“不敢转”的心理障碍，安全风险凸显，关键技术对外依存严重制约转型自主性。
数字化转型需系统性重构生产流程，但项目周期长、投入大、失败风险高，导致成本收益评估模糊。基础设施断层阻碍技术跃迁。多数中小企业在生产设备自动化、网络化层面尚未完成基础性改造，机械传动系统与数字控制单元间的兼容性不足，导致设备数据采集与传输存在结构性障碍。这种物理世界与数字空间的连接断裂，使得企业难以构建实时感知、动态交互的生产体系，更遑论通过数据流驱动工艺优化。尤其在离散型制造领域，传统机床设备缺乏智能终端接口，工艺参数仍依赖人工记录与经验判断，客观上形成数字化转型的“物理围墙”。核心业务数字化改造陷入边缘化困境。当前转型实践多聚焦于办公自动化、财务电算化等辅助性环节，而涉及产品研发、生产调度、质量管控等价值创造核心流程的数字化渗透率显著偏低。这种“外围数字化、核心机械化”的失衡状态，本质上源于业务流程标准化程度不足与数字化解决方案适配性欠缺的双重制约。以生产制造为例，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工艺参数模糊、操作规范离散等问题，难以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虚拟映射与动态优化。更关键的是，核心业务数字化往往涉及组织架构重组与利益格局调整，在缺乏顶层设计支撑的情况下极易遭遇部门协同阻力。
结构性矛盾的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刚性约束。破解此类困境需超越单一技术赋能的传统思路，转而通过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模块化解决方案供给及全要素数字化转型能力培育，系统性重塑企业的技术基底与业务架构。
2.3. 生态协同不足：转型服务供需错配问题突出
中小企业需求呈现行业差异大、场景分散的特点，但服务商更倾向于为大型企业提供定制化方案，面向中小企业的“小快轻准”产品体系尚未成熟，需求碎片化与供给单一化矛盾。同时，现有公共服务平台多集中于基础性评估和上云服务，针对工艺优化、供应链协同等深度场景的解决方案稀缺，平台服务同质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服务商、科研机构间缺乏数据互通与资源共享机制，难以形成“以大带小”的融通转型模式，生态协同不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态协同不足集中体现为转型服务供给体系与需求特征的深度脱嵌，其本质是数字化转型服务市场的结构性失灵与产业生态协同机制的缺失，导致企业陷入“不会转”的能力困境。
首先，需求侧的碎片化特征与供给侧的规模化诉求形成根本性冲突。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具有高度行业异质性与场景离散性，不同细分领域的工艺流程、管理范式及数据交互逻辑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数字化转型服务的知识壁垒与能力传导路径断裂。传统技术服务商的产品设计往往基于工业化时代的线性思维，将数字化转型简化为软硬件工具的叠加部署，缺乏对企业核心价值流的穿透性改造。最后，产业生态协同网络的缺位加剧能力孤岛效应。数字化转型本质上需要构建包含技术供应商、行业知识集成商、金融服务机构等多主体的价值共创网络。然而现实生态中，三类关键协同机制尚未建立：其一，产业链主企业向中小企业技术溢出的通道不畅，大企业搭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往往以自身供应链管控为核心目标，未能形成包容性技术架构支持中小企业的差异化接入；其二，区域性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停留在基础资源对接层面，缺乏对行业共性技术模块的封装提炼与动态更新能力，无法降低中小企业的试错成本；其三，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存在“知识转化断层”，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数字技术研究成果多以专利形态沉淀，未能转化为可工程化部署的轻量化解决方案。这种生态联结机制的缺失，使中小企业陷入“单点突破无力、系统升级无门”的恶性循环。
值得关注的是，在破解“不会转”的深层困境时，企业内生能力的结构性缺陷往往构成根本性阻滞。中小企业普遍存在“数字能力赤字”，其核心症结体现为三重能力断层：其一，战略解码能力不足，管理层普遍存在技术认知窄化，将数字化转型等同于设备智能化改造，缺乏对数据资产运营、商业模式重构等深层变革的系统规划；其二，技术消化能力薄弱，企业在引入ERP、MES等系统后，因缺乏流程再造能力导致“数字工具空转”，形成“上线即闲置”的数字化烂尾工程；其三，人才迭代能力滞后，传统产业工人数字技能培训投入强度不足，而算法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关键岗位人才密度低。破解此类生态协同困境，需重构数字化转型服务的价值创造范式。唯有实现服务供需的结构性适配与生态能力的内生性培育，方能突破“不会转”的能力锁闭状态。
3. 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优势形成机制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包含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1]。在数字技术革命与新型工业化战略交汇的背景下，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新业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路径选择与制度环境存在深刻关联。生产力的质变为生产关系调整提供物质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突破私有制下的数据垄断与利益壁垒，实现数据要素的统筹配置。
3.1. 政策支持体系降低转型门槛
数字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求生产关系在资源配置、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上与之适配。政策支持体系通过制度性干预重构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收益结构，其核心价值在于破解市场机制下的正外部性困境。当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知识溢出、效率提升等社会效益无法完全内部化时，政府通过资金支持、技术普惠与风险分担等政策工具，有效校正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状态。这种制度安排的本质是构建“准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将具有强正外部性的数字化转型服务纳入公共政策范畴。
政策设计的科学性体现在分层响应机制的构建，通过针对初创期企业提供基础数字化能力建设的普惠性补贴，解决“从无到有”的初始投入障碍；对成长期企业实施基于转型绩效的阶梯式奖励，引导其向深度应用阶段演进；面向成熟期企业则建立市场化运作的转型基金，推动可持续的自主创新投入。这种动态适配的政策框架，既避免过度干预市场主体的决策自主性，又精准填补不同发展阶段的能力缺口。
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通过多主体联动机制实现。政府部门搭建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整合第三方技术供应商、金融机构与行业协会资源，形成全流程服务体系[2]。平台运营中采用“基础服务标准化 + 增值服务市场化”的混合模式，既保障中小企业的基本转型需求，又通过竞争机制提升服务质量。这种制度设计在降低企业搜寻成本的同时，维持了技术服务市场的创新活力。
而政策体系的持续优化需着重解决两个深层矛盾：其一，政策普惠性与技术前沿性的平衡问题，过度强调覆盖面可能导致支持资源分散化；其二，短期政策激励与长期能力建设的衔接问题，需防范企业形成政策依赖症。对此，建立政策效果的动态评估机制与退出梯度设计尤为重要，通过定期监测转型成熟度指标，逐步将支持重点从设备投入转向数据应用与模式创新。
3.2. 资源整合机制提升转型效能
资源整合机制的本质是通过组织边界重构实现数字化转型要素的再配置，其理论根基源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中的价值共创逻辑。当产业链核心企业、技术服务商与配套企业形成能力互补的创新共同体时，可突破单一组织资源约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乘数效应。这种机制的关键在于构建开放共享的技术架构与互信协作的治理规则。
技术资源的模块化封装是资源整合的基础路径。将复杂的数字化转型解构为可独立部署的功能单元，通过标准化接口实现“即插即用”，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的技术采纳门槛。这种架构设计不仅提高解决方案的适配弹性，更通过规模化应用摊薄单位开发成本，形成技术扩散的正向循环。模块间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催生组合式创新，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配置技术模块，逐步完成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转型跃迁。数据资源的流通共享机制是效能提升的核心[3]。建立基于隐私计算的数据协作平台，在保障数据主权的前提下实现跨组织数据融合应用，可破解“数据孤岛”对转型深化的制约。通过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技术手段，企业既能获取产业链数据价值，又无需暴露敏感信息。这种“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共享模式，重构了数字化转型中的要素分配规则，使中小企业得以突破数据资源禀赋的先天劣势。
知识资源的定向转移机制是持续创新的保障。构建“技术–管理”双元知识传递通道，既包括设备联网、系统部署等技术实施能力，也涵盖流程优化、组织变革等管理适配能力[4]。通过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将前沿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工程化应用的解决方案，同时培育企业内部的数字化人才梯队。这种知识转移的双向互动，推动数字化转型从工具应用层面向能力建构层面深化。
3.3. 生态协同网络保障转型可持续
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是数字化转型可持续性的根本保障，其运行逻辑遵循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的协同进化原则。当技术创新主体、服务供给主体与应用主体形成深度耦合的价值网络时，系统将涌现出单个组织无法实现的转型韧性。技术创新系统的敏捷性源于需求导向的研发机制[5]。建立“问题发现–技术攻关–应用反馈”的闭环创新流程，使技术研发始终锚定企业真实痛点。通过组建跨领域创新联合体，将碎片化需求整合为共性技术课题，缩短从实验室到生产场景的转化链条。这种机制有效避免技术创新与产业实践的脱节，确保技术供给始终与转型需求保持动态匹配。
服务供给系统的弹性体现在分层响应体系的构建。针对不同规模、不同数字化基础的企业，开发梯度化服务产品体系。基础层提供标准化工具降低入门门槛，中间层开发行业解决方案满足共性需求，高级层定制系统集成服务支持深度转型。这种分层供给模式既保持服务产品的规模经济性，又通过模块组合满足个性化需求，形成可持续的商业化运作基础。
风险防控系统的智慧化是生态韧性的关键。构建数字化转型风险预警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技术采纳、组织变革、市场适应等多维风险，建立“监测–评估–应对”的全周期防控机制[6]。首先，数据安全风险需通过技术规制与制度约束的双重路径化解，在采用同态加密技术保障数据传输安全的同时，应建立风险数据分级授权制度，对生产工艺参数等核心数据实施“可用不可见”的访问控制。其次，针对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的合规负担，需设计差异化的激励机制。更为关键的是防范预警机制的决策干扰风险，当系统发出红色预警时，应触发由行业专家、技术顾问与金融分析师组成的跨学科诊断小组，通过设备数字孪生体进行压力测试，避免企业因算法误判产生非理性战略收缩。联合金融机构开发风险共担产品，将保险机制引入数字化转型领域，分散企业试错成本。这种制度创新显著增强中小企业应对转型不确定性的能力，为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提供安全垫。
4. 结语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环节，其路径选择与制度环境、技术生态及市场机制的协同适配密切相关。本研究通过构建“政策支持–资源整合–生态协同”三维分析框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优势形成机制，为理解制度环境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研究发现，政策支持体系通过重构成本分摊机制与风险缓冲设计，有效破解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始动力困境。这种制度性安排并非简单替代市场功能，而是通过精准干预弥补市场机制在正外部性领域的失灵，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可持续的转型启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则通过技术模块化、数据共享化与知识网络化的三重路径，重塑了数字化转型的要素配置效率，使中小企业得以突破资源禀赋约束，在产业链协同中实现能力跃迁。而生态协同网络的进化逻辑表明，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性不仅依赖技术工具的持续迭代，更需构建包含技术创新、服务供给与风险防控的复合型支持系统，这种系统韧性来源于多元主体的价值共创与动态适配。本文的论证表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演化的过程。只有将技术变革嵌入制度优化的框架，使市场活力与政策引导形成合力，才能培育出具有韧性的数字化转型生态。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创新，不仅为中小企业突破转型困境指明路径，更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