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不同国家对老年期的起点定义不同，美国以65岁为起点，日本、俄罗斯及中国以60岁为起点。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标志着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近年来，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同时，中国也人口处于老龄化与数字信息化交叠的新时代。截至2021年12月，60岁及以上网民数量达1.1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3.2%。调查显示，能独立完成查找信息、购买生活用品等活动的老年人比例分别达46.2%和52.1%，体现出数字网络对老年群体生活的深远影响[1]。
近年来，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聚焦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但多数研究仅围绕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的健康、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展开，而忽视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社会信任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老年人获得安全感的关键途径，还是老年社会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推动人际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等发挥着积极的整合作用。在数字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互联网通过降低沟通成本、增加社会交往频率，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社会信任；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可能通过减少老年人在现实场景中的人际互动以及增加其信息甄别成本，从而降低其社会信任。因此，有必要通过元分析对已有文献进行统合整理，得出相对准确的基本结论，本元分析皆在确定和量化网络使用与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关系。
2. 文献综述
信任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基础，也是合作、公平、诚实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亲社会和道德行为的基础[2]，信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些学者认为信任是一种个人行为。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信任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积极期望，影响老年人信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个体因素、社会支持、情感因素[3] [4]等，此外网络参与也会影响老年个人的信任水平。研究者主要关注互联网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社会信任是指普遍意义上人们对于社会上其他不特定关系人员的信任感，也被称作一般信任[5]。区别于建立在通过经常性互动而产生对特定对象的熟悉和认同之上的个人信任或特殊信任，社会信任的根本特征在于被给予社会信任者与社会信任给予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种更为普遍化和抽象化的信任[6]。但关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因此梳理了有关网络参与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信任影响的文献。
2.1. 网络参与增加老年人的社会信任
部分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提高个体的信任水平，例如电话等公共设施建，不仅加快信息流动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的情感联结，有助于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7]；李志光和贾仓仓(2021)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的影响，结果表明即互联网使用能够增强中老年人对陌生人信任，提升中老年人认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信任，这能够促进中老年人心理健康[8]；王静(2020)通过问卷收集，分析互联网持续使用对老年人幸福和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老年人的互联网持续使用行为与信任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能增加其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9]。MIRONOVA (2023)研究了网络空间参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了老年人的网络使用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10]。
2.2. 网络参与降低老年人社会信任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老年个体网络参与以及对互联网的使用频率较以前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11] [12]，然而正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老年个体接触负面信息的概率也大幅增长，老年人更容易在头脑中构建一个“风险社会”的拟态环境中，同时互联网的频繁使用，使得个体与真实世界有所“剥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信任[13]。并且，由于接触的负面信息增加，老年人将面临更多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等风险，进而对其社会信任水平产生消极影响[14]。此外网络参与会降低老年人社会信任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一些理论的支持，负面信息优势理论(Negativity dominance theory)从生物进化论视角解释公众对网络负面新闻的偏好。该理论认为负面信息代表危险，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发展出对危险的敏感性，消极事件比积极事件的影响更具有传播性，对负面信息的选择性关注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自然结果[15]。互联网相较传统媒介充斥了更多负面信息，因此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将因为更高的负面信息关注水平而具有更低的社会信任。
2.3. 以往文献评述
当前学界对网络参与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探讨，但研究仍存在不足。首先，从理论视角上看，网络参与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但现有研究多采用单一视角，缺乏跨学科理论的对话与融合。其次，实证研究多聚焦于个体特征或外部环境，对网络参与影响社会信任的具体机制仍不清晰，且研究对象多为青年群体，缺乏针对老年人群体的深入分析。此外，现有研究数据相对陈旧，难以反映数字智能时代下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最新影响方向和内在机理。
例如，陆杰华等人(2003)的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显著降低，且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存在异质性[16]。此外，赵文龙(2002)等人的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参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影响存在“人与人”和“人与物”双通道机制，其中“人与人”通道的积极效应显著大于“人与物”通道的消极效应[13]。这些研究表明，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复杂，需要进一步从多学科视角和分层维度进行深入探索。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尝试使用元分析的方法，探索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的关系。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收集
涉及元分析的文献包括中文和英文两类。其中，中文文献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数据库中进行中文文献的检索，关键词为“网络参与”、“老年个体”、“社会信任”等。
英文文献使用PubMed、Web of Science数据库等对文献进行检索，首先在PubMed上使用MeSH将关键词(Senior citizen, Internet use, Trust)搜索为同义词为(Frail Elderly, Aged, Age Groups, Elderly)、(Internet Uses, Use, Internet, Web Usage, Usage, Web, Web Use, Use, Web, Internet Usage, Usage, Internet)，然后采用高级搜索的方法，初步收集文献43篇。
纳入标准
此次元分析研究文献的纳入标准：1) 必须研究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2) 研究必须有明确的效应量以及统计信息；3) 研究必须包含独立样本；4) 研究均采用正常被试，有生理疾病的样本排除在外。
根据上述标准，最终纳入11篇文章，具体如图1所示。
Figure 1. Literature screening flow chart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3.2. 文献编码
经过筛选后，对符合要求的文献进行编码，详情见表1。主要对作者、出版时间、统计指标等进行编码。
Table 1. Includes the original research information for the meta-analysis
表1. 纳入元分析的原始研究信息
题目 |
作者 |
发表
时间 |
样本量 |
结论 |
β |
r |
研究
时间 |
互联网使用与农村中老年人社会信任 |
陈培彬 |
2023 |
12,522 |
增加 |
0.04 |
0.08 |
2018 |
老年人网络参与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CGSS2018数据的检验 |
陆杰华 |
2022 |
4688 |
降低 |
−0.06 |
−0.11 |
2018 |
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异质性特征与作用机制检验 |
李志光 |
2021 |
13,719 |
增加 |
0.07 |
0.11 |
2018 |
互联网持续使用行为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研究 |
王静 |
2020 |
258 |
增加 |
0.25 |
0.29 |
2020 |
INTERGENE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OLVEMENT IN THE INTERNET SPACE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AMONG RUSSIANS |
A. A. MIRONOVA |
2023 |
810 |
增加 |
0.25 |
0.30 |
2023 |
信息获取方式、社会环境变化与
农村居民社会信任 |
刘雨松 |
2023 |
12,406 |
增加 |
0.01 |
0.06 |
2022 |
How Rural Residents Access News and Its Influence on Social Trus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
Yusong Liu |
2023 |
7460 |
增加 |
0.02 |
0.07 |
2023 |
The Influence of eHealth Literacy on Perceived Trust in Online |
Samantha R Paige |
2017 |
147 |
增加 |
0.01 |
0.06 |
2023 |
Health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Source |
互联网使用、社会信任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
张春敏 |
2023 |
42,836 |
增加 |
0.04 |
0.09 |
2018 |
互联网与社会信任：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 |
王伟同 |
2019 |
11,438 |
增加 |
0.05 |
0.10 |
2013 |
Internet Us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The Mediation and Suppression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
Zhiyi Li |
2021 |
6840 |
降低 |
−0.04 |
−0.09 |
2021 |
注：部分文献中作者只写了第一个。
3.3. 数据分析
采用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3.7 (CMA 3.7)进行数据编码与分析。元分析通常使用的效果量有标准化平均差(d)与相关系数(r)，本文选择相关系数(r)作为效果量。计算效果量目的在于整合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17]。
采取转换公式r = β × 0.98 ± 0.05。
3.4. 研究结果
3.4.1. 异质性检验
元分析同质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同质性检验Q值为443.08 (p < 0.001)；I-squared值为97.74%，证明网络参与和老年人信任之间的关系中97.74%的观察变异是有这一关系中的真正参与所造成的。以上的数据均证明文献之间存在异质性。当效应值异质时，通常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元分析，符合之前的推论。
Table 2. Heterogeneity test of effect size
表2. 效应值异质性检验
模型 |
异质性 |
Tau-squared |
|
Q |
df (Q) |
P值 |
I-squared |
Tau-squared |
SE |
方差 |
Tau |
固定效应 |
443.089 |
10 |
0 |
97.743 |
0.005 |
0.003 |
0.000 |
0.069 |
3.4.2. 主效应检验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符合要求的文献进行主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影响的平均效应值为0.077 (p < 0.001)，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Cohen指出r为0.1代表效应值较小，0.25表示效应为中，0.4表示效应较大，该元分析的结果显示网络参与和老年人社会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但效应值低。
Table 3. Random model analysis
表3. 随机模型分析
模型 |
N |
效应值以及0.95的置信区间 |
双尾检验 |
|
|
点估计 |
下限 |
上限 |
z值 |
p值 |
随机效应 |
113,124 |
0.077 |
0.034 |
0.121 |
3.466 |
0.001 |
3.4.3. 出版偏差检验
偏差是指研究的结果或推论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偏差，只有正确的报告偏差的程度，才能尽可能减少其对元分析结果的影响。
Egger test (回归截距法)显示，t = 0.541，p = 0.301，证明不存在出版偏差。
3.4.4. 调节效应检验
考察了研究时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见表4，从结果上来看调节变量在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在0.001水平上显著。
4. 讨论
4.1. 主效应讨论
网络参与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其效应值较低(r = 0.077)，但这种正相关关系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互联网为老年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使他们能够更便捷地获取社会新闻、政策法规、健康养生等各类信息。这种信息的广泛获取有助于老年人更好地了解社会动态，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不信任感，从而增强对社会的信任。同时，社交属性的软件如短视频平台、网络购物平台和移动游戏软件等，为老年人提供了新的社交渠道。通过这些平台，老年人可以与远方的亲友保持密切联系，甚至结识新的朋友。这种社交网络的重构和拓展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社交生活，还增强了他们对社会的信任感。此外，互联网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如在线学习、志愿服务、网络购物等。这种多元化的社会参与方式使老年人能够更积极地融入社会，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Table 4. Analysis of stochastic model of adjustment effect
表4. 调节效应随机模型分析
研究名称 |
同质性分析 |
调节变量 |
样本 |
效应值r |
95%置信区间 |
双侧检验 |
Q |
df |
P |
Z |
P |
网络使用增加信任 |
77.66 |
8 |
0.001 |
研究时间 |
|
|
|
|
|
|
|
|
|
|
2018 |
3 |
−0.01 |
−0.08 |
0.07 |
−0.13 |
0.90 |
|
|
|
|
2020 |
1 |
0.20 |
0.04 |
0.35 |
2.5 |
0.01 |
|
|
|
|
2022 |
1 |
−0.05 |
−0.14 |
0.02 |
−0.93 |
0.35 |
|
|
|
|
2023 |
3 |
0.04 |
−0.05 |
0.13 |
0.88 |
0.38 |
和意义，进而提升对社会的信任。
在农村地区，互联网的积极影响尤为显著。农村老年人通过网络参与，不仅可以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还能重新塑造人际关系网络，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互联网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如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参与手工艺品制作等。这种就业参与不仅增加了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还增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信心。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进一步促使农村老年人对社会产生更高的信任。同时，互联网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更多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打破了地理和信息的限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减少因社会变迁而产生的不信任感。
4.2. 调节效应讨论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期间，老年人网络使用对其社会信任的提升作用尤为显著。这一现象可能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当时，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人们被隔离在家中，老年人也难以进行线下社交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成为老年人维持社会交往、了解新闻以及打发时间的重要方式。根据重复曝光效应，当人们频繁接触某一事物时，会逐渐对该事物产生更积极的情感，即“熟悉”会带来“喜欢”[18]。2020年，老年人因疫情被迫增加网络使用时间，这种频繁的网络接触可能使他们对网络社交、信息获取等行为产生了更积极的情感体验，进而增强了对社会的信任。此外，《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网民的上网时长有明显增长，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30.8个小时，较2018年底增加了3.2个小时。这种增加的网络使用时间，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与外界互动的机会，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社会信任水平[19]。
5. 老年人数字使用展望与对策
5.1.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网络使用和老年人的信任存在较弱的正相关；2) 网络使用与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水平受时间的调节。表现为老年人网络使用时长越多，其社会信任与网络使用的相关越大。
5.2. 未来展望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养老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实现“老有所养”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百姓福祉。因此，本研究立足于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需求，通过元分析系统探究老年人网络使用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并挖掘潜在调节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老年人社会信任与网络参与的关系，但结果尚未统一。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导致生活质量提高，老年人心态更稳定和积极；同时，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仍较大，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水平高于西南地区[20]。此外，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提升也面临一些挑战。部分老年人仍面临着数字鸿沟和技术障碍，由于缺乏必要的数字技能，难以有效利用互联网资源，这可能导致他们在信息获取和社会参与方面处于劣势，进而影响对社会的信任。此外，网络诈骗和安全风险是老年人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老年人对网络技术的了解相对有限，他们更容易成为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这种不愉快的经历可能会削弱老年人对社会的信任，甚至使他们对互联网产生恐惧和抵触情绪。
因此，政府应提出政策缩小区域差距，促进社会发展，并高度重视媒体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消除“数字鸿沟”。同时，为了避免老年人遭受网络诈骗，政府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提高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营造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从而增强老年人对社会的信任感，促进其积极融入数字社会。
5.3. 对策建议
5.3.1. 提供培训和教育，改善老年人数字技术应用不足
1) 开展针对性培训课程：开发适合老年人的数字技术培训课程，如“银发触网”课程体系，包含互联网基础、智能设备使用、网络安全等内容，帮助老年人提升数字素养；2) 线上线下结合教学：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提供录播、直播课程，线下组织社区培训、上门教学等，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学习需求；3) 强化实践操作：通过数字生活体验活动，如智能家居体验、智能设备操作培训等，让老年人在实际场景中练习，增强其使用数字技术的信心。
5.3.2. 开发适老化数字产品和服务
1) 优化界面设计：设计大字体、高对比度、简洁界面的数字产品，减少操作步骤，降低老年人的学习难度；2) 推动技术适老化：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适老化产品，如开发语音交互功能、智能提醒服务等，提升老年人的使用体验；3) 拓展应用场景：在医疗、养老、生活服务等领域推广适老化数字产品，如智能健康监测设备、远程医疗平台等，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5.3.3. 提供个性化服务，构建“银发数字服务志愿体系”
1) 建立社区志愿者队伍：以社区为单位，招募志愿者组成“数字辅导员”队伍，为老年人提供“一对一”上门服务，帮助其解决数字技术使用中的问题；2) 搭建智能服务平台：开发银发数字服务平台，整合社区资源，为老年人提供预约服务、在线咨询、远程指导等，提升服务效率；3) 开展集体培训：在社区、老年大学等场所组织集体培训活动，通过小组学习、互动交流等方式，增强老年人的学习兴趣和社交互动。
基金项目
数字福建建设进程中老年人数字生活“两极化”行为研究，福建省创新战略联合项目(2023R015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