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语言又被称为“第三语码”(the third code)，是独立于源语与目标语的特殊语言变体[1]。作为一种受限语言(constrained language)，第三语码受语言接触、文本和翻译类型、调节效应、编辑干预等因素制约[2] [3]，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特点，即翻译共性，如简化、显化、规范化、整齐化等[4]。学界围绕第三语码的语体特征、受限因素、对目标语的影响、解释路径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2] [5]-[7]，研究对象也从文本层面拓展至认知、心理、社会等多元视角[8]。在研究方法上，除案例分析外，基于语料库的因子分析、依存树库、多因素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的运用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量化依据及预测模型[9] [10]。
Chesterman指出，翻译语言的共性特征应不受语言种类、文本类型、翻译者类型、历史时期的影响[11]。在现有针对翻译共性的研究中，研究对象以直接翻译为主，即在翻译过程中只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发现的翻译共性特征也主要源于这两种语言的相互作用[12]-[14]。因此，本文聚焦接力翻译这一特殊的翻译形式，旨在探讨翻译过程中的多次语言转换是否会对翻译共性特征产生影响。
在典籍翻译中，有些语种写就的文学作品需要通过多次语言转换才能被他国读者熟知。这种经过多种语言接力翻译后的文本被称为“接力翻译”(relay translation)，有些研究也称为“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它与直接翻译相对应[15]，指“并非直接译自源文，而是通过某种枢轴语言(pivot language)译本进行的翻译现象……发生在3种(或更多)语言和文化间”[16]。Dollerup对接力翻译与间接翻译的定义进行了进一步区分：接力翻译中的枢轴语言译本有明确的读者群，而间接翻译的枢轴语言译本只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没有读者群[17]。接力翻译广泛存在于各种体裁的翻译实践中，在文学翻译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5]。由接力翻译产出的翻译文本会受到源语、若干枢轴语言及目标语的多种语言和文化影响。虽然同属第三语码，接力翻译与直接翻译相比，翻译过程中包含了更多语言种类和媒介(如译者、出版者、编辑等) [18]，使得翻译语言的潜在影响因素进一步增多。鉴于此，接力翻译产出的翻译语言与直接翻译相比，在语言特征上有哪些异同，是否存在“共性”，探讨这些问题可以对现有翻译共性特征研究提供实证依据与理论借鉴。目前，针对接力翻译的国内外研究数量较少，研究对象以书评、副文本信息、访谈文本为主[19]，鲜有对于接力翻译译本的直接考察。因此，本文从计量语言学视角出发，以《道德经》直接翻译和接力翻译的多个译本为例，通过对比直接翻译译本与接力翻译译本的计量语言学特征，考察语言转换次数对于翻译语言共性特征的影响，具体研究问题为以下两点。
1) 在《道德经》的翻译中，直接翻译和接力翻译在主要计量语言指标方面呈现出哪些特点？
2) 由直接翻译和接力翻译产出的翻译语言是否存在共性特征？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
《道德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代表，自18世纪第一个拉丁文译本问世以来，外译语种数量仅次于《圣经》，且海外读者的接受度高[20]。本文择选了《道德经》的4个直接翻译译本和4个接力翻译译本(见表1)。为了便于比较，所有译本的目标语均为英语，接力翻译的枢轴语言语种不限，以实际搜索到的译本为准，现有译本的枢轴语言涉及法语、俄语、荷兰语等不同语种。译本的出版时间主要分布在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不同时间段，由此减少译者策略和翻译媒介的历时变化对译本的影响。因译者身份同样会对翻译策略产生影响[21]，本文选取的直接翻译译者包括1位国内知名译者和3位国外知名译者。所有译本在文本清理时均删除了译者序以及文内、文末注释，仅保留正文以及因为翻译需要而添加的句子成分(如补充主语)。文本均使用“PowerGrep”软件进行分词，并使用“TreeTagger”软件进行词性赋码。
Table 1. Direct and relay translations of Dao De Jing (Tao Te Ching)
表1. 《道德经》直接翻译与接力翻译译本信息
翻译类型 |
译者 |
翻译方向 |
出版年份 |
形符数 |
类符数 |
直接翻译 |
James Legge |
汉语–英语 |
1891 |
9590 |
1806 |
Arthur Waley |
汉语–英语 |
1934 |
9054 |
1735 |
Lin Yutang |
汉语–英语 |
1955 |
7547 |
1606 |
Bradford Hatcher |
汉语–英语 |
2005 |
7827 |
1758 |
接力翻译 |
Léon Wieger |
汉语–法语 |
1913 |
8026 |
1789 |
Derek Bryce |
法语–英语 |
1999 |
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 |
汉语–荷兰语 |
1954 |
8007 |
1596 |
不详 |
荷兰语–英语 |
Vladimir Antonov |
汉语–俄语 |
2007 |
8081 |
1493 |
Mikhail Nikolenko |
俄语–英语 |
匿名 |
汉语–荷兰语–英语 |
不详 |
7741 |
1536 |
2.2. 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Wordsmith 8.0”、“QUITA”和“SPSS 16.0”软件对译本进行计量语言特征分析及显著性分析，比较直接翻译与接力翻译在词汇丰富度和语篇风格上的计量语言特征异同。词汇丰富度维度的计量语言指标包括平均词长(MWL)、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信息熵(E)、*h点及a指数、词汇丰富度(R1)、相对重复率(RRmc)、单现词比(Hapax Percentage)、基尼指数(G)、Lambda值(∧)；语篇风格维度的计量语言指标包括平均句长(MSL)、主题集中度(TC)、活动度(A)、描写度(D) [22]。
3. 直接翻译与接力翻译的计量语言指标比较
3.1. 词汇丰富度
在词汇丰富度维度上，接力翻译译本在平均词长、a指数、词汇丰富度(R1)、相对重复率和单现词比方面略高于直接翻译；直接翻译译本在标准类符形符比、基尼系数和Lambda值方面略高于接力翻译(见图1)。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所有指标均无显著差异(p > 0.1)。由此可见，接力翻译译本与直接翻译译本在词汇丰富度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共性”。这说明，翻译过程中语言转换次数的增加以及枢轴语种的增加并未对翻译语言的词汇丰富度产生决定性影响。
Figure 1. Comparison of vocabulary richness between direct and relay translations
图1. 直接翻译与接力翻译词汇丰富度比较
具体来看，接力翻译与直接翻译的不同译本在9个计量指标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交叉1 (见图2)。其中，在标准类符/形符比上，接力翻译的不同译本差异较大，而直接翻译的译本则趋同。多数接力翻译译本在平均词长和相对重复率方面略高于直接翻译译本，而在信息熵方面则略低于后者。科勒的协同语言模型指出，词频与词长呈反比，即词频越高，词长越短[23]。因此，接力翻译的平均词长略长，说明词频相对略低。虽然不构成显著差异，但结合相对重复率、Lambda值、单现词比等指标的细微变化，可以推断，接力翻译译本的中频词汇数量略增，而h点前高频出现的实词，即主题词，略微减少，词汇的正态分布与直接翻译相比趋缓。这说明源语信息在经过多种语言翻译后有缺省的现象出现，即信息耗散[24]，因此高频词略微减少，中频词汇重复率增加，信息熵略低，这也基本符合Al-Shabab提出的翻译语言词汇丰富度普遍低于原创语言的结论[25]。
Figure 2. Comparison of vocabulary richness between individual translated versions of direct and relay translations
图2. 词汇丰富度维度直接翻译与接力翻译译本间比较
3.2. 语篇风格
在语篇风格维度上，直接翻译与接力翻译译本在活动度和描写度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见图3)。接力翻译的活动度显著低于直接翻译，其动词占比较低，而形容词比例较高。现有研究表明，活动度和描写度均与译本中形容词和动词的数量比例有关，两者呈反比关系[22]。翻译语言的活动度介于源语与目标语之间，例如，原创英语活动度在0.6~0.8之间，而原创汉语的活动度则普遍高于0.8，而翻译汉语的活动度则介于两者之间，偏向原创汉语[26]。本文研究结果中的直接翻译活动度与该研究中通用类原创英语的活动度相近[26]。而接力翻译作为“翻译的翻译”[27]，译本的活动度进一步下降。这说明接力翻译译本的活动度与描写度逐渐趋向目标语，但翻译过程中语言转换次数的增加会使这一趋势放缓。
在平均句长和主题集中度上，直接翻译与接力翻译并未呈现显著差异，接力翻译译本在两个指标上的均值都略低于直接翻译(见图3)。其中，接力翻译在主题集中度上译本间差异较大，但在平均句长方面趋同(见图4)。现有研究指出，翻译英语与原创英语相比，句长和段落长度均有所增加，是翻译显化共性的主要证据之一[9]。然而本文发现，随着翻译语言转换次数的增加，平均句长出现了不升反降的趋势。此外，主题集中度主要体现作者围绕某个主题使用的词汇密度[28]，接力翻译译本主题集中度均值比直接翻译略微降低，波动程度增大，说明接力翻译的词汇密度有所下降。
在活动度和描写度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这4类承载主要信息的词性占比(每类词性占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数量之和)在直接翻译与接力翻译译本中的变化。
*p < 0.05.
Figure 3. Comparison of textual style between direct and relay translations
图3. 直接翻译与接力翻译的语篇风格比较
Figure 4. Comparison of textual style between individual translated versions of direct and relay translations
图4. 语篇风格维度直接翻译与接力翻译译本间比较
接力翻译与直接翻译相比，名词和副词占比有所下降，而形容词和动词占比增加(见图5)。结合活动度与描写度的研究结果，可推知形容词占比的增幅高于动词。现有研究表明，源语在主要词类上对翻译语言具有显著影响，且源语动词与翻译语言中的动词呈现出一定线性关系[29]。但结合接力翻译中词类比例的变化可推断，随着枢轴语言和转换次数的增加，形容词的使用比例增加，接力翻译译本的信息承载量与动态性有所下降。
Figure 5. Comparison of part-of-speech between direct and relay translations
图5. 直接翻译与接力翻译主要词性占比比较
4. 讨论与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比《道德经》的直接翻译和接力翻译译本的计量语言特征发现，翻译语言在宏观计量语言特征层面确实具有共性。经过多次语言转换后的接力翻译译本在词汇丰富度上与直接翻译基本一致，但译本承载的信息量有耗散的趋势，活动度下降，动态性趋弱。现有研究指出，翻译语言的共性特征与源语及目标语的语言接触有关，两种语言的接触程度直接影响源语对于译本的透过性，使翻译语言的共性特征呈现出历时波动，但接触程度的变化对于具体计量语言特征的影响程度不同，有些特征变化显著，而有些则不然[30]。因此，由于考察语言指标的不同，现有针对翻译语言共性的研究结论才会出现有时与共性假说相符，有时相悖的情况。
综合过往研究结论与本研究的计量统计结果，本文认为，翻译过程作为一个力场，受到语言种类、语言接触强度、语言文化势能、翻译媒介等多种外力的共同影响。这些外力对于词汇语法、语义、语境等不同语言层级的影响程度不同，使得翻译语言的共性特征在不同语言层级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波动(见图6)。波动幅度越大的语言层级表现出的共性特征越弱，反之则共性特征越强。在直接翻译中，只有源
Figure 6. Conceptual graph of variation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 universals
图6. 翻译共性特征变化的影响机制概念图
语与目标语两种语言对翻译过程施加影响，所以翻译语言的共性特征表现为在源语和目标语构成的力场中左右摆动。当外力的合力偏向源语一侧时，对译文特定语言层级的透过性强，则翻译语言在该语言层级上表现出趋向源语的共性特征；当外力的合力偏向目标语一侧时，翻译语言的特定语言层级则表现出趋向目标语的共性特征。而当翻译过程中出现一个或多个枢轴语言时，源语、枢轴语言、目标语共同作用于翻译语言的不同语言层级，使得各个语言层级的共性特征在力场中达到新的平衡点。因此，翻译语言共性的研究对于考察的计量语言指标不可一概而论，而是可以根据多种外力对于不同语言层级的影响效应量，细化主要计量语言指标在翻译共性研究中的权重，构建更加精细化的翻译共性特征影响机制研究模型。但由于本文的译本数量有限，尚不能为上述推断提供充分的量化依据，因此，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依托大型直接翻译和接力翻译语料库进行考察。
NOTES
1因a指数的计算是出于文本数量对h点的影响，在单个译本中N为1，因此仅需计算h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