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如意故事集》中《占赛》和《木匠更嘎》这两个故事具有非常相似的情节结构，即人物因为两个主要人物名字相同而形成仇恨。为什么故事中的人物会因为名字相同而形成仇恨？福柯的规训理论为探究分析该问题提供了重要工具，揭示权力如何通过名字背后的规训机制控制个体身份，以及个体在被规训的框架下如何反抗。本文通过对《占赛》和《木匠更嘎》两则故事的分析，探讨同名现象中的规训机制、反抗方式以及权力与身份的动态博弈。
2. 规训机制的运作
名字的相同触及了身份边界和社会等级，处于高位的人物为了维护以名字为象征的身份和地位，迫使处于地位的人物顺从，规训机制就在争夺名字的过程中运作。而同名的两人只是规训机制的奴隶，不管最终名字的绝对拥有权归属于谁，规训机制的运行规则才是真正社会的主宰。
2.1. 冲突的起点：同名威胁身份边界
《如意故事集》中，《占赛》和《木匠更嘎》在叙述最初的冲突的表达都极为相似，即同名者的出现威胁到高位者的身份边界。
首先，两个故事中同名主人公的名字都带有吉祥美好的寓意。《占赛》中国王占赛和穷人占赛同名，“占赛”在藏语中意为“聪慧”；《木匠更嘎》中宫廷画师更嘎和木匠更嘎同名，“更嘎”在藏语中则意为“俱喜”。其次，寓意美好的名字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但是处于高位的人物将权力渗透到名字中，想要彻底掌控寓意美好的名字，使其称为权力和身份的专属标志。在《占赛》中，国王占赛见到穷人占赛的时候，故事写道：“‘噢，既然大家都叫你占赛，那么你一定是一个智慧聪明的人，不然是不会这么叫你的。’国王指了指自己脖子上的一块玉继续说‘如果你能在三天之内取走我脖子上的这块命玉，就证明你名副其实，我会把我的王位和财产分一半给你；如果取不到，我会抢了你的房舍、家产、老婆，还要挖了你的眼睛！’”而在《木匠更嘎》中也有相似的叙述：“画师更嘎听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更嘎的木匠，心里很不舒服，想道：‘我是国王的内臣，叫更嘎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木匠也叫更嘎这个名字，是有损我的荣誉的’他想除掉木匠更嘎，便想出一个坏主意。[1]”这两个故事中，作为高位者的国王和画师都认为自己的名字应与美好寓意及其背后的权威相匹配，而同名者是不配拥有和自己一样的名字的，因为同名者的存在使他们的权威失去了排他性。最后，高位者为了维护其对名字的垄断地位，给同名者设置了种种挑战，试图用挑战规训同名者。不管是国王占赛设置的命玉挑战，还是画师更嘎设下的“送上天”陷阱，都是因为同名者的出现模糊了高位者的身份界限，还威胁到其权威的合法性。
2.2. 规训机制的运转：权力重塑秩序
名字的相同在故事中激发了矛盾，成为权力规训与个体反抗的核心媒介。福柯指出，权力常通过“正常化”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其核心在于通过知识–权力体系划分正常/异常的标准边界[2]。在《占赛》和《木匠更嘎》中，这种“正常化”机制具体表现为通过暴力手段建立命名权的等级秩序。
在《占赛》故事中，国王设置命玉挑战的行为本质上是建立命名资格的筛选机制。当国王宣称“如果你能在三天之内取走我脖子上的这块命玉，就证明你名副其实”时，实际上是在构建“智慧认证”的标准化程序。这种标准化具有双重暴力特征：其一，它将“智慧”的抽象概念物化为具体的物理挑战；其二，通过将玉坠与生命象征绑定(命玉)，将权力者的生理存在直接转化为判断标准。这种暴力认证系统完美体现了福柯所说的“规范化裁决”——通过制定看似客观的标准，将权力意志转化为自然法则。
《木匠更嘎》中的“送上天”陷阱则展现了更隐蔽的“正常化”暴力。画师更嘎通过虚构“天界召唤”的神圣话语，将物理消灭行为包装成宗教仪典。这种操作符合福柯对“规范化权力”的分析——权力通过生产知识(如宗教将异常个体(同名木匠)定义为需要被清除的“杂质”。当画师宣称“天界召唤”时，实际上是在建立新的正常化标准：只有掌握文化解释权的精英阶层(画师)才具有定义“神圣”的资格，而木匠作为体力劳动者被排除在命名权的解释体系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故事中的“正常化”暴力都呈现出空间化特征。国王的玉坠挑战发生在封闭的寝宫空间，画师的陷阱设置在象征天地连接的郊野，这些特定空间的选择强化了规训权力的剧场效应。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的圆形监狱，权力通过空间设计制造全景敞视的监控效果。当穷人占赛宫时，其平民身份与宫廷空间的错位本身就构成规训压力；木匠更嘎被诱至郊野火堆旁，空旷环境中的孤立状态强化了权力的压制效果。
这种暴力“正常化”机制最终指向身份符号的垄断。国王与画师试图通过消灭同名者实现“能指–所指”关系的绝对固化，即“占赛 = 王权智慧”“更嘎 = 精英文化”。这种符号垄断本质上是通过消灭差异来维持权力体系的稳定性，当故事中底层人物突破命名权的垄断时，实际威胁到了整个社会等级制的符号基础。
2.3. 规训机制的巩固：权力回归秩序
故事的开放式结局并非论证的终点，而是观察权力运作机制的窗口。福柯指出：“权力关系并非静止状态，而是通过永恒的战略游戏不断变形。[3]”《占赛》和《木匠更嘎》中，有三重文本证据揭示权力体系的自我修复逻辑。
首先，国王占赛的死亡并未摧毁命玉制度体现了象征秩序的延续性。当穷人占赛摔碎命玉时，“国王的命玉被摔成八块，国王也吐了八口血后死了”，但关于新王继位的制度安排只字未提。这种叙事空缺暗示命玉作为权力象征物的制度性延续——即便个体统治者死亡，作为规训工具的命玉制度仍可能被继任者重新铸造。这种物质性规训装置的存续，印证了福柯所谓“权力通过工具理性实现代际传递”的论断。
其次，木匠更嘎的反抗本质上是“以规训逻辑反制规训”，也就体现着反抗策略的寄生性。当木匠将画师诱入“送上天”的棺材时，他完整复制了画师设定的神圣化话语体系(“天界召唤”)。这种策略性模仿暴露了底层反抗的先天局限——其反抗工具仍来自统治阶层的符号系统。正如福柯揭示的“抵抗永远处于权力关系领域内部”，木匠的胜利恰恰巩固了原有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为权力再生产提供了新载体。
最后，两个故事中群众角色的集体沉默具有重要隐喻功能，其为社会认知的稳定性的具体体现。无论是《占赛》中国王暴毙后无民众响应的真空状态，还是《木匠更嘎》中无人质疑“天界召唤”合理性的描写，都暗示着深层认知结构的固化。这种集体无意识构成福柯强调的“认知装置”，即便表层权力者更替，社会成员对命名权等级制的内在认同依然维系着权力网络的再生产。
文本中更具说服力的证据来自《木匠更嘎》的器物描写：木匠用来焚烧画师的柏木棺材，与其日常使用的建筑木材属同类材质。这种物质同一性隐喻着反抗手段与统治工具的不可分割性——木匠用建造房屋的材料同时完成了对压迫者的毁灭，暗示任何反抗都无法脱离现有物质基础，而物质基础本身正是权力关系的具象化存在。
福柯关于权力再生产的“战略模式”理论为此提供了注脚：权力通过允许局部反抗来释放系统压力，同时将反抗能量吸纳为系统更新的动力[4]。在故事中，木匠更嘎的反抗客观上完善了“天界召唤”仪式的程序漏洞(他添加了柏木助燃的细节)，这种技术改良反而强化了该仪式的可操作性，为后续权力者提供了更完善的规训模板。
从物质符号的延续性、反抗策略的寄生性、社会认知的稳定性三重维度，《如意故事集》深刻揭示了权力体系自我修复的微观机制。木匠更嘎用建筑木材实施火刑的物质隐喻，以及命玉制度在叙事空缺中的潜在延续，共同构成了藏族文化中“权力关系优先于权力主体”的深刻认知。这种文化逻辑与福柯的论断形成跨时空共鸣：“重要的是权力运作的状态，某个人群统治另个人群的事实，只是在派生和次要的范围内才是重要的。”
3. 结论
通过《占赛》和《木匠更嘎》两则故事，《如意故事集》展现了规训与反抗的复杂轮回。名字的相同引发矛盾，权力通过规训试图恢复秩序，而个体通过反抗打破规训。然而，权力体系的自我修复能力使得规训与反抗的动态关系始终得以延续。这一轮回不仅深化了故事的张力，也为理解藏族文化中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等级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