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此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原创性发展的新路径。彰显了对理论创新和文化传承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真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厚重积淀，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独特精神标识。它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艺术精神和制度智慧，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纽带[1]。要想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就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通过哲学和价值角度深入探寻其理论根源，然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展现其巨大智慧。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哲学省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的变易史观、知行观、辩证思想与理想社会的重要体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具有深刻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始终随着中国执政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奋斗而发展，从哲学省思的角度去探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理论根源，科学地论证了二者能够结合的可能性。
2.1. 变易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契合性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变易史观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观念源自周易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强调万物的变化和运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从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两者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在本质上，都强调了变化和发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经过数千年演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变易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探讨社会历史及社会发展的规律上展现出某种程度的契合。这种相通性不仅揭示了两种理论的深度对话可能，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同时这些思想又与唯物史观相伴而生。传统变易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都坚持了发展的观点。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变易史观认为万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中，这种变化是由内在的生命力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这两种观点都强调了发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都认为事物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前进的。1840年以前，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认为宇宙在不断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可以被视作规律归纳的，世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在一个整体中相互交织、依存、转化，合而为一，构成更为完整的事物。综合来看，中国传统变易史观的重要形式是循环论和复古论的历史观[2]。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近代中国的社会格局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急需找到自我救赎的道路，变法图强成为了迫切的需求，这也对传统循环论和复古论的历史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龚自珍敏锐地察觉到了社会存在着一种“不祥之气”，如果不及时改变，则会“丧天下”。他深入分析“三”作为万物之数的内涵，认为万事万物都遵循着起源、发展和终结的三个阶段，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演变。因此，他提出的“只贩古时丹”的改革方案，最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既让人感到惋惜，也在情理之中。魏源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坚信，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强盛。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阐述遥相呼应。传统的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强调了行动的影响和原因，都认为实践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变易史观认为万事万物的转变皆源于内在动力，即事物本身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体会和把握事物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唯有通过真实的社会实践才能检验真理。梁启超和孙中山提出了新的历史观，对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虽然他们的思想受限于唯心主义，未能完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但他们开创了新思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有益的探索[3]。总的来说，虽然传统变易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在实质上，都强调了变化和发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都强调了因果关系的重要性，都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这些契合之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哲学省思。
2.2. 知行观与实践观的理论互补性
从传统知行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哲学家强调知行合一，认为知识和行为是不可分割的。这一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理念互补。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知识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和行为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从先秦时期开始就一直关注知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于知识和行为的看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其核心是注重道德修养与实践，强调通过学习《六经》等经典来提升道德修养，然后将道德付诸行动。儒家思想在知行关系的探讨过程中，汉代受到佛教的启发，开始强调对知识的重要性，并将知识视为行动的基础。程颐认为先知道后，行动需要以认知为指导。朱熹强调了知识和行为之间密切的关系，并对程颐的知行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王阳明认为，人类内在的“良知”本质上就是先天具有的，并认为要将“良知”体现在行动中，这就是所谓的“致良知”。因此，他强调了知行合一的观念。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个人品德的提高，在追求内心的和谐与宁静方面有独特的见解，这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关于个体全面发展自由的理念是一致的[4]。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只有在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中国传统哲学在认识论上强调实事求是，重视对事物本质的认知。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认识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必须通过实践不断加深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以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随机应变。这一看法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根据事物发展规律来制定实践策略，从而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培养人们的仁爱、忠诚、诚信等美德，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相处，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提倡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是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石之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认为，知识和经验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不仅可以加深人们的内在理解，也可以推动改变外部世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的实践是连接经验和理念之间的桥梁，外部世界的变化通过实践影响人的认知，人的认知也不断发展丰富，从而指导实践改变世界。这一理念与中国哲学中强调实践和行动的思想完美契合，主张不空谈理论，而是要紧跟现实，实践出真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是这一传统的集合者。他认为，只有知识和实践相互促进，不断深入发展，才能纠正当时盛行的虚无空谈和理论风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借鉴来源于“知行合一”，即理论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观念[5]。二者充分认识到，世界的改造不仅仅依靠理论推演，更需要通过认识与实践相互转化来实现。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互补方面具有深厚的内在联系。这种理论互补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2.3. 传统辩证思想与辩证法的高度相通性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倾向于采用一种流动的、渐进的观点来洞察世间万物，他们认为一切的变化与进步均源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冲突。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厚土壤中，孕育着丰富的辩证法精髓。这些思想不仅仅是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桥梁与媒介，更是为两者注入了新的智慧与无尽的生机。
道家的阴阳学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阴阳两种对立但又互补的力量构成的，这两种力量相互斗争又相互统一，推动着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易传》认为运动是天地万物固有的特性，其变化源于阴阳相互对立和统一，变化过程遵循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强调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需认识和把握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在矛盾推动的，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的一项核心理论就是辩证法，它强调了“对立统一”的概念，即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在矛盾的斗争和统一共同推动的。王夫之在探讨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问题时指出：“天下万物都经历变化，但归根结底只能归结于对立的两端。”他认为，矛盾的双方是相互共存而无法分离的，随着矛盾的发展，双方将不断转化，因此，他认为事物固有的对立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动力[6]。这些传统的辩证法思想，融合了宝贵的现代元素，进一步深化了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和积极进取的智慧之源。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哲学省思时，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的辩证思想等同起来，而应该深入理解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差异，以便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和发展。
2.4. 传统理想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追求的深度共生性
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价值追求上具有深度共生性。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的人化”理念有着深刻地契合。同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仁爱”、“公正”、“和谐”等理念，也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公平正义”等价值观相吻合。这种共生性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传统理想社会同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追求的共生性体现在对社会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思想，展现了一个理想社会，认为人人平等和谐共处，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消除了阶级差距，实现了人们全面发展的社会，与中国传统“大同世界”的理想高度契合。进入近代，众多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社会的构建与人的塑造，他们回溯古代的大同理想，探索实现“天下为公”的路径，并描绘出一个既具“大同团结”又能实现“个性解放”的理想社会蓝图[7]。康有为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应沉溺于对古代的怀念，而应勇敢地迈向未来，顺应历史潮流。他借用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对封建君主制的道德规范提出批判，并勾画出一个充满和谐与进步的未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传统文化提倡的“天下大同”理念有着显著的共生之处。马克思认为，当社会达到最终阶段时，所有矛盾都将得到解决，共产主义将真正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以及存在与本质、客体化与自我确认、自由与必然、个体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中，马克思预见到人们的生活将是个体之间相互合作、个体与群体共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共产主义理想和大同理想在政治思想、政治理念、政治追求等方面有相似之处，这一相似性不仅体现在政治思想上，也在中国历次政治革命中得以呈现，例如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等[8]。康有为撰写的《大同书》深入阐释了“大同主义”的政治理念。这个关于社会理想目标的概念，一个源自于中华文化，一个则来自西方文明，却不谋而合，为彼此相互促进、共同创造历史奠定了信念基础。总体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共生，以及传统理想社会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之间的共鸣，为我们理解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后续的研究和实践中，我们应更深入地理解这种共鸣，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融合。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意蕴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在与世界各国博弈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带来的价值意蕴，是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加速实现增加底气的重要基础，同时也科学的解释了二者结合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原因。
3.1. 历史之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我们从积贫积弱的近代走向日渐崛起的现代，“第二个结合”是中国经历重重考验和困难战无不胜的重要法宝。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进步都离不开孜孜不倦的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精神。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无数自强不息的中国奇迹，正是因为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和勤劳勇敢的精神，以及对未来时刻充满希望。站在新时代伟大征程的起点之上，要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回溯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迎难而上跨越层层阻碍，创造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中华民族以高昂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在未来的复兴大道上，我们要灵活运用“第二个结合”的时代伟力，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续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9]。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节点，要继续坚持“第二个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将中华文明中所集聚的“伟大建党精神”、“红色革命精神”等精神力量融入到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去，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宝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持，不竭的精神动力。
3.2. 时代之维：为守护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基础
进入新时代以来，全球格局加速演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发展全局相互激荡，在文化层面所掀起的波澜不言而喻。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现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强权”和“文化渗透”对我国文化的打压和围堵中，我们要坚持“第二个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提炼、转化、融合，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世界强烈的文化激荡中高举中华文明的旗帜，巩固和壮大中华文化主体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要持续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根铸魂的作用，时刻牢记“第二个结合”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遵循。现代的中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集合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指引、价值取向、道德精神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力量之源[11]。如果我们丢掉传统文化，抛弃民族的根，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就会慢慢瓦解。因此，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在时代发展的重要时刻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一重要论断，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有机结合，立足与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的巩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守正的高度自觉，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强有力的体现。
3.3. 世界之维：为深化世界多元文化交往贡献智慧
回溯世界文化的发展历史，世界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从古时已经开始，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加快，世界文化之间的交往愈加密切，这对于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交往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需要，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的碰撞和交往中融合发展。
在推进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吸收外来文明、坚持传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所提出的文明模式，合理汲取世界多元文化碰撞所产生的有益成分。“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一方面，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站在科学理论的全局分析事物变化发展多样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求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传承，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站得更稳，在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坚定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第二个结合”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也起到了思想指引作用，共同富裕、人民至上、全面发展、和谐正义、协调共生不仅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更是立足于我国新时代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多元文化交往贡献的中国智慧[12]。我们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直接模仿，而是要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