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国低碳发展目标明确指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家政策提出，“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进一步引领公民践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和责任，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统计，2023年，全社会用电量92,2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7%，中国居民生活用电量达13,5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9%，居民生活电力消费量逐年增加，成为拉动电力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同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城市家庭设施电气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城市家庭的电力消费将会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促进消费侧节约用电成为中国当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由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已经引起全球的关注。由于大量环境问题源于居民不可持续的生活消费模式，正确认识个体环境行为，是有效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的必要前提。如何通过有效机制引导提升人们的环保行为，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实现绿色发展，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本项目通过实施不同的干预手段，观察居民个体节电行为的变化，以期为相关政策完善提供针对性的思路和建议。
2. 文献回顾
有关行为科学的研究将视角聚焦于“人的行为”，学者们试图通过综合应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产生、发展和相互转化的规律，以便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1]。
框架效应是指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受到问题表述方式的影响，进而导致决策结果产生偏差的现象。自从特沃斯基和卡尼曼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以来，框架效应已经成为决策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2]。简单来说，当人们的行为受两个逻辑上等价但风险水平的不同的选择影响时，便产生了框架效应[3]，特别是当描述性语言被赋予下限时。这种效应受到问题感知[4]、政策支持[5]、时间长短[6]、研究对象[7]等因素的影响。而其他一些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认为框架仅仅通过偏好来影响行为[8]，但这种影响力十分有限，在一些场景下甚至没有产生影响[9]。影响框架效应存在与否的变量非常多，不同研究之间无法解释的异质性表明，框架效应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要确定框架效应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排除框架效应，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一部分学者将框架设定为货币框架和环境框架，用来探讨金钱或非金钱因素对人们环境行为的影响[10]，特别是节能等环保行为。更多的研究聚焦于损失框架和收益框架，损失框架在描述中倾向传递负面信息，收益框架在描述中倾向传递正面信息。当涉及到提高体育锻炼频次[11]、提高自我保护意识[12]、减少饮酒量等问题时，收益框架比损失框架更有效。收益框架信息比损失框架信息导致的信息接受度更高，积极的情绪促进了收益框架的效果[13]。另一方面，当涉及到选择安全的上网行为[14]、接种HPV疫苗、采取癌症检测行为[15]等问题时，损失框架比收益框架更有效。由此可以看出，正面框架的信息能说服以接近为导向的人参与预防行为；反之，负面框架的信息对鼓励以回避为导向的人更有说服力[16]。
尽管人们的大脑中可能同时存在着多种想法，但在作出评判时并不具备完全的能力进行正确选择，因而他们的评判结果更多地取决于能够立刻获得的任何想法。这意味着大多数受众并不会仔细处理所接受的所有相关信息，而是使用认知捷径或启发式的倾向并根据可得性的信息作出评判[17]。因此，框架效应体现了个体决策的非理性特征。当某个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时，就可以通过控制人们对问题的认知和评价来影响行为选择。
信息框架通过激活个体的不同心理过程，影响其对节电行为的认知、情感和动机，进而影响其实际行为。其中包含的心理学机制包括认知偏差、动机激发和社会影响等。个体在信息处理中倾向于依赖简单规则或经验法则。社会规范框架通过激活“从众效应”[18]，使个体认为节电是普遍接受的行为，从而增强其参与意愿。当节电行为被视为群体共同目标时，个体可能因群体归属感而更愿意参与[19]。例如，社区节电竞赛可能通过强化群体认同，激发个体的竞争意识和合作行为。
3. 实验设计与变量测量
3.1. 实验设计
本研究旨在探讨得到框架和失去框架对居民节电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于2024年2月至5月通过credamo平台(http://credamo.com/)发放问卷来开展，问卷名称为“城市居民环保行为调查问卷”，调查实验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测阶段(2024年2月22日~3月2日)。测量内容包括：(1) 参与者的人口属性；(2) 节电行为的参与程度。第二阶段为干预阶段(2024年3月16日~3月30日)。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将参与者随机分成三个组——得到组，失去组和对照组。考虑到第二、第三阶段的样本流失，故分为得到组350名，失去组350名，控制组320名。得到组和失去组将收到不同的干预材料：得到组将被告知节约用电的各种正面影响，同时附有一张节约用电的宣传图片；失去组将被告知如果不节约用电的各种负面后果，同时附有一张不节约用电对环境的危害的宣传图片。干预之后，对干预信息进行提问，参与者根据选项作答，以确保干预信息传递有效；对照组不会收到任何信息。本阶段共回收得到组样本256份，失去样本271份。第三阶段为后测阶段(2024年4月15日~5月1日)。测量内容与前测内容完全相同，后测阶段面向接受干预的居民和控制组的居民实施。
3.2. 变量测量
节电行为。本研究设计了10道题来检视居民节电水平。“您是否倾向于在每天谷电时期(晚9:00~次日早8:00)使用烧水壶、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晚上睡觉前，您会给家中不使用电器或插座断电吗？”“平时临时外出时，您会关闭家中的空调、电视机或照明灯吗？”等涉及生活、工作、学习多方面的节电行为，所有问题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社会人口。本研究分别对居民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家庭收入和居住状态进行测量。
借助SPSS19.0对量表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问卷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84，KMO值为0.936，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p值小于0.05，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见表1)。
Table 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of scale
表1. 量表信效度检验
名称 |
数值 |
Cronbach’s Alpha |
0.884 |
KMO |
0.936 |
显著性 |
0.000 |
3.3. 描述性统计
前测阶段共回收有效问卷1020份(见表2)，其中女性占62.5%，男性占37.5%，18~30岁的受访者占48.6%，31~40岁的受访者占38.8%，超过八成(86.1%)的参与者拥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57.5%的受访者家庭月收入处于1~3万元，59.4%的受访者的居住状态是父母与子女同住，15.1%的受访者独居。
Table 2. Sample composition (N = 1020)
表2. 样本构成情况(N = 1020)
名称 |
类别 |
样本数 |
百分比 |
性别 |
男 |
382 |
37.5% |
女 |
638 |
62.5% |
年龄 |
18岁以下 |
1 |
0.1% |
18~30岁 |
496 |
48.6% |
31~40岁 |
396 |
38.8% |
41~50岁 |
75 |
7.4% |
51~60岁 |
46 |
4.5% |
60岁以上 |
6 |
0.6% |
学历 |
初中 |
6 |
0.6% |
高中 |
39 |
3.8% |
专科 |
97 |
9.5% |
本科 |
686 |
67.3% |
研究生 |
192 |
18.8% |
职业 |
公务员 |
29 |
2.8% |
企业职员 |
621 |
60.9% |
事业单位人员/医生/教师 |
108 |
10.6% |
学生 |
186 |
18.2% |
无业或离退休人员 |
12 |
1.2% |
其他 |
64 |
6.3% |
续表
家庭月收入 |
5千元以下 |
77 |
7.5% |
5千~1万 |
222 |
21.8% |
1万~2万 |
361 |
35.4% |
2万~3万 |
225 |
22.1% |
3万元以上 |
135 |
13.2% |
居住状态 |
独居 |
154 |
15.1% |
夫妻二人 |
149 |
14.6% |
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 |
606 |
59.4% |
三代同堂 |
63 |
6.2% |
其他 |
48 |
4.7% |
后测阶段回收样本576份，其中控制组179份，得到组215份，失去组182份。利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得居民节电行为水平，每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三组数据均服从正态分布。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
组别 |
前测 |
后测 |
节电行为 |
控制组 |
3.73 |
3.80 |
得到组 |
3.72 |
3.86 |
失去组 |
3.89 |
4.00 |
4. 结果与讨论
4.1. 研究结果
对干预前后的三组数据进行主体间效应的检验(见表4)，结果显示，分组及干预前的结果对干预后的结果均无显著性影响，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影响干预后变化的因素。
Table 4. Test of intersubjective effects
表4. 主体间效应检验
因变量：干预后 |
源 |
III型平方和 |
df |
均方 |
F |
Sig. |
截距 |
40.110 |
1 |
40.110 |
166.267 |
0.000 |
分组 |
0.209 |
2 |
0.104 |
0.433 |
0.649 |
干预前 |
82.820 |
1 |
82.820 |
343.310 |
0.106 |
误差 |
141.608 |
587 |
0.241 |
|
|
将干预前和干预后的三组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所得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干预前后三组在节电行为方面均有提升，且失去组与控制组p值均小于0.05，控制组p值大于0.05，表明两种干预手段对节电行为有显著影响。
Table 5. Paired sample t test
表5. 配对样本t检验
|
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的标准误 |
t |
df |
Sig. (双侧) |
失去前–失去后 |
−0.10989 |
0.52338 |
0.03880 |
−2.833 |
181 |
0.005 |
得到前–得到后 |
−0.13333 |
0.55235 |
0.03767 |
−3.540 |
214 |
0.000 |
控制前–控制后 |
−0.06890 |
0.47493 |
0.03550 |
−1.941 |
178 |
0.054 |
4.2. 进一步讨论
实证结果证明，当人们受到信息干预时，会正向促进其节电行为。框架效应研究表明，个人在做出收益决策时会规避风险，而在做出损失决策时则会寻求风险[20]。虽然积极的信息传递通常对持续的行为改变更有效，但在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或在处理时间敏感的环境问题时，损失框架可能特别有效。将干预前的环保行为与干预后的环保行为进行差值比较，控制组、得到组与失去组得分均有所提高，但控制组提升并不显著，且得到组比失去组提升更多，这说明得到组比失去组环保行为改变更大，正向信息对个体的影响更为积极。皮格马利翁效应解释，当个体接收到正面积极的信息时，他们会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期望和鼓励。这种期望和鼓励会激发个体的内在动力，使他们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行为来回应这种期望。同时，这种正面激励还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促进其他方面的行为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21]。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相一致，正面的信息可以使人们的行为更加主动[22]。但如果在信息描述时表现出时间的紧迫性时，损失框架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是由于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更为恐惧[23]。不管是得到框架还是失去框架，干预措施必须兼顾个人心理过程和更广泛的社会规范背景，才能有效促进可持续行为。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一个三阶段的社会调查实验，展示了得到框架和损失框架两种方式对居民节电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借助网络平台发放问卷，通过回收的576份问卷得出结论：得到框架和损失框架均会对节电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政策干预对个体环保行为有益；即不同的信息呈现方式——无论是得到框架(强调收益与好处)还是失去框架(强调损失与风险)，都能够显著改变个体的决策偏好和行为反应。本研究证实了信息框架对人们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两点政策内涵：第一，积极使用信息框架。第二，合理控制干预尺度。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受限于一些规则，一般不采用具有情感色彩的语句表达。但研究表明，积极和负面的信息框架均会对居民行为产生影响，在实际运用中可以合理使用信息框架，从而实现“以小博大”的局面。但是，过度的社会规范会让人感到压力，从而导致负向行为。同时，失去框架所传递的负面信息对个体心理亦有影响。虽然在研究中失去框架同样有效果，但在实际政策制定中要注意尺度[24]。
本研究虽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首先，本研究探究了不同信息框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但对得到框架和失去框架哪一个更有效没有作深入讨论，未来可以纳入更多的信息框架，例如货币框架等，一同比较其积极作用。其次，本研究在测量个人行为时采用的是自评式问卷，并非现实客观的行为数据。虽然问卷数据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人行为，但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一些主观因素，这在处理数据时是很难排除的。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与其他组织合作，收集更为真实的行为数据。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3FGLB002)、2024扬州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科研实践创新项目(项目编号：SXYYJSKC202410)、2024扬州大学商学院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项目(项目编号：XCX20240953)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