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1818~1883)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提出的，这一阶段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阶级矛盾激化，工人阶级运动处在发展初期。而葛兰西(1891~1937)和卢卡奇(1885~1971)处在垄断资本主义兴起，国家开始干预，意识形态控制逐渐多元化，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工人阶级运动走向成熟的阶段。因此，一方面，葛兰西和卢卡奇希望调整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推向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却又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力量愈加强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及其控制力逐渐加强，革命曾经坚实的土壤正在变得松软。因此，他们的理论构建的独特性在于，一种尚未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造性与过渡性，这既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与后二者构成理论对照。
Abstract: Marx’s (1818~1883)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as propos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iberal capitalism.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lass contradictions intensified, and 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was in its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Gramsci (1891~1937) and Lukács (1885~1971) lived during the rise of monopoly capitalism, when state intervention began, ideological control became diversified, the success of the Russian October Revolution marked the matura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Gramsci and Lukács sought to adjust and deepen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 pushing the cause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liberation to new height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faced the growing strength of capitalism and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ideological reproduction and control, which led to the gradual softening of the once-solid ground for revolution. Thus, the uniqueness of their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lies in its creative and transitional nature, which remains rooted in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is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and Althusser’s structuralist Marxism but also stands in theoretical contrast to the latter two.
1.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其三种区分
葛兰西对“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区分1，使“文化霸权”理论得以深入，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从精神上开创了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大概要延续几个世纪，就是说，要一直持续到政治社会消失、调整了的社会诞生时为止。”([1]: p. 294)马克思所开创的这个时代基于资产阶级残酷压榨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而产生的强烈的阶级冲突，然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分却难以涵盖“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复杂性。尤其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哈贝马斯语)，阶级矛盾缓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其主要手段转到公开和隐蔽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广泛渗透到社会各职能部门(如政府、学校)，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如文化、家庭)。所以，葛兰西对“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区分，就为揭示意识形态宣传所形成的“文化霸权”提供了条件。
葛兰西认为“下层阶级是不统一的也无法统一，除非它们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因此，尽管“市民社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在一段时期内保存着这些集团的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但它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而试图影响这些阶层(指统治阶层，笔者按)的纲领，”([1]: p. 35)也就是说，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能够成为对立阶级展开意识形态侵蚀与反侵蚀的舞台。并且，葛兰西尤其强调的是来自下层的反作用力，国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实际上同为一物)有意实行经济的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政策”，一方面“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旨在“自然而然”掌控“国民收入的分配”，同时让下层阶级(尽管可以开展有组织的工团活动)“由于受到该理论(指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笔者按)的妨碍而无法变成主导集团，”这样就让“统治阶级的精神霸权”([1]: pp. 123-124)得以确立。正是由于国家把统治的重点放在教育上，通过学校的教育职能，法院的“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2，“大批其他所谓的个人主动权和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的手段。”([1]: p. 214)葛兰西认为当时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能单纯地使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解放，基于下层阶级对政治的回避和顺服，葛兰西重点考察了知识分子作为维护统治的力量，同时也作为变革的力量。通过对教士阶层垄断的以信念为基础的公用事业，“即当时的哲学与科学，以及学校、教育、道德、司法、慈善事业、社会救济等等”的阐述，葛兰西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3。他的主要目的不是论述知识分子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同构性，而是强调一些“传统知识分子”通过不同领域的具体性而形成的某种“‘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能够自治并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1]: p. 3)于是，“有机知识分子”从“传统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利用广泛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教育和宣传体系，建立自己的文化阵地，从而对抗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葛兰西认为：
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1]: pp. 5-6)
葛兰西又进行了第三重区分，根据新的社会条件，将“运动战”(例如俄国的十月革命)转化为“阵地战”(通过长期的文化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关于可能的斗争方式，葛兰西认为“甘地领导的消极抵抗属于阵地战，……罢工是运动战，秘密筹备武器和作战部队是地下战”([1]: p. 186)等等。葛兰西认为在政治领域，运动战正在被“阵地战”取代，国家机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复杂结构，就等于是军事领域的堑壕和堡垒。([1]: p. 199)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展开的阵地战中笔胜于剑，有机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笔取代士兵手中的武器。
2. 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
黑格尔引入了历史的辩证运动，辩证运动的方式是自我意识(主观精神)的外化，以及将客体“对象化”，从而导致“异化”，并通过扬弃客观精神向自我回归。每个阶段的自我意识都是下一阶段自我意识的准备。最终形成“绝对精神”，因此，黑格尔认为“历史就是真理”，([2]: p. 22)也因此“真理不是一枚铸好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来就用。”([2]: p. 24)由此，我们也容易推知“当虚假成为真理的一个环节，它也不再是一个虚假的东西。”([2]: p. 25)真理包含着肯定的东西，也包含着否定的东西，“本质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认识到自己是全部真理，并且在真理之中包含着全部现实性。”即“真理是整体”。([2]: p. 422)黑格尔引入历史的辩证运动概念，从逻辑的必然性上，黑格尔必须论述“实践”概念。因为主体的思维活动(主观性)必然地指向客体，并与实践活动相联系。黑格尔称经过行为加工后的对象为“作品”，这个作为实存的作品，是“个体性放弃了那种通过特征而表现出来的自身反映，把它的本质放置到作品之内。”这里形成了一个对立，但不是个体与客体的对立，而是“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包含在实践的历史性当中，个体性“一边行动，一边脱身出来，返回到自身内，把行动当做自己的对象。”黑格尔接着将实践的表述调整为“实践意识”，其包含“意图和行为”两个方面，其中“意图”是人的本心。而“行为”(实践或实践意识)是“无关本质的外化活动”。([2]: pp. 179-180)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黑格尔的“实践”是一个不得不用，而在使用中被他反复推向边缘的中介概念。它在个体性、客体、作品、外化、异化和扬弃这些概念中穿针引线(从逻辑的形式上，黑格尔需要实践来参与运动和异化，而实质上的异化则是纯粹精神的运动)，一旦讨论本质的问题(例如“精神”)，实践就立刻被放置一旁。尽管黑格尔又说“精神起初是一个直接的存在，……它是一种实践意识，”但他立刻说“实践意识与物性的和谐一致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只不过实践意识以为这一切还必须靠它来完成，”这种关于精神和物性相和谐而产生的幸运(一种被精神前定的偶遇)不过是个体“被他的精神派遣到世界上，去寻找他的幸运。”([2]: pp. 219-220)
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整体性”4，但他改造了黑格尔“真理是整体”的观念，强调物质和实践对意识的决定性而不是相反。黑格尔用精神的运动来解释伦理、宗教、道德、艺术、哲学、国家、历史，马克思却用物质和实践来解释总体性的各个方面。“如果我们需要理解某一特别的历史事件或过程，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一个具体的整体的一个方面。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就是这样使用这个概念的。”([3]: 译序p. 12)卢卡奇的“具体的总体的范畴”既是对马克思的继承，也有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影子。卢卡奇用黑格尔的历史概念结合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自然本体论，有力地回击了第二共产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和“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笔者按)‘自然本体论’倾向。”他说“我们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历史”，他用马克思的“实践”和黑格尔的“历史”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辩证法，而是历史实践的辩证法。”([3]: 译序p. 14)就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断而言，随着生产力发展，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无产阶级终将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得解放，人类过上理智、自由和富有创造性的幸福生活。([4]: p. 472, 474, 491, 504)卢卡奇显然以此为信念，如果马克思的论断能够成立，那这幅人类美好生活的图景就是最终的“总体性”，无产阶级就成为了最终的主体，其“阶级意识”就是最后的理念。暂时抛开卢卡奇的理论贡献，他在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关于他在本书中“失去了真正的经济基础”的反思，让马克思的“劳动”的“自然的本体论”耀眼地凸显出来。他认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他这本书)都倾向于用“经济基础”解释一切意识形态，却忘记了“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从而让马克思的，也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概念——实践——的理解，它遭到歪曲，并变得狭隘了。”使得从人类的天性出发而言，“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落空了。([3]: p. 33)卢卡奇认为这样的错误导致这本书尽管高调地宣扬“革命的实践”(这是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普遍错误)，暗地里“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3]: 1967新版序言p. 34)失去了“劳动”作为“实践”概念的自然本体论依据的理论力量。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出版若干年后意识到：“阶级意识”不是“被赋予的”，而是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卢卡奇在新版序言中修补了他的阶级意识概念，并从狭隘的“经济基础”和“实践”观中让“劳动–实践”观显露出来。正如黑格尔的著作表明，他的“精神运动”可以解释一切的现存，却无法解决现实；而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则为解决现实的问题，观察“异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工具。
从根本上，黑格尔是在精神的最终普遍性和普遍状态(绝对精神)的意义上使用“异化”的(自我意识的若干次异化都是受到精神的必然性的诱发5，最终返回“绝对精神”)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事物“出发点的事实”作为“神秘主义的结果”，把经验的“现实性”看作超越经验的精神的理性，“现实性变成了现象，但是除了这种现象，理念便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5]: p. 253)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提到“在黑格尔那里，异化问题第一次被看作是生存于世界并面对着世界的人的地位的根本问题。”但马上又指出其陷入了逻辑的困境：黑格尔的外化指向所有的客体(对象性)，异化的结果是主客体的合一，那么，扬弃对象性的时候岂不是将主体一并消解，即“一切现实的终结”。由此，尽管卢卡奇认识到将“阶级意识”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是“试图超越大师本身”的鲁莽之举。但就由他带动的将异化作为“旨在探讨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状况的文化批判的中心问题”，以及将异化视为“一种社会范畴——社会主义将最终消除异化”的命题而言，却起到了暂时回避黑格尔的逻辑问题，以及续写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篇章的积极意义。([3]: pp. 40-41)在新版序言中，为了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完全压缩为：“人的本性”受到现实的“压抑、扭曲和残害”时才会产生的现象，卢卡奇还试图通过将“对象化”(作为一种类似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的东西)从“异化”中剥离出来(即为了阐明“对象化”并不必然导致“异化”的纯思想领域的努力)，从而确保被“扬弃”掉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压迫。而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就如此这般的被完美的保留下来这一企图，基于“对象化”和“异化”的双重普遍性，这种努力恐怕在哲学上并不能站住脚。或许，黑格尔的逻辑悖谬并不值得生造出另一种逻辑去修补，那可能是个关于人的限度的寓言与警示。([3]: 1967新版序言pp. 41-42)
按照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卢卡奇指出商品是社会交互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所以，作为社会具有普遍性的范畴的商品，它污染了“现代思维”方式，并将其“物化”。因此，从本质上说，商品使人与人之间获得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物与物的关系。并且，商品拜物教的“物化”就这样“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3]: pp. 115-116, p. 119)卢卡奇还分析出人的内在品质，消失在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人的客体化过程中，从而再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做的“异化劳动”分析。官僚们基于“荣誉”和“责任感”，以及学者反应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文献，宣传机构也加入进来，他们本身已经物化，并运用自身所拥有的扭曲对象化过程的能力，有意让意识形态遮蔽雇佣劳动中的“物化”，并以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作为整体呈现。“世界的这种表面上彻底的合理化，渗进了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由此产生看似具有普遍性的“统一系统”。各局部之间仅仅具有“偶然”的联系，仅仅在系统性的危机时期，危机“从一局部系统向另一局部系统转变时，”才会让人们意识到某种“物化”的面貌。([3]: pp. 135-137)相反，这些系统越发科学，“就越发地变成一种具有局部特殊规律的形式上的封闭系统，”([3]: p. 141)从而难以把握。但是，由于卢卡奇认为物化仅仅是“交换”的结果，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目的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相吻合，从而导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过于单薄和抽象。这要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那里才能得到某种完善6。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导致了新的压迫，“通过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物化取消了任何一种个性。”([3]: p. 87)而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洞悉和消除这种物化，从而结束“人类史前史”，在“自由王国”恢复“人与人的具体关系。”([3]: p. 97)言下之意，只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那物化就无法被彻底消除。这表明：由于缺乏革命的条件，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消除物化的设想，就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事实上，如果对小资产阶级(例如工联主义者)陷入局部性批判的窠臼缺乏认识，从而“陷入拙劣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空想主义这两个极端之中”(可能表现为革命工人委员会或类似组织内部的机会主义路线)，就难以以“对总体的批判为目标”，当然就无法构成对物化的彻底批判，([3]: p. 106)从而难以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作为一种自然环境的资本主义物化”导致了人的意识分崩离析，尤其是导致“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分离”，例如晚期资本主义的补偿纲领(哈贝马斯语)给予工人阶级的经济好处，轻易地化解其政治要求，使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越来越难以形成。([3]: pp. 98-99)因此，从卢卡奇面临的时代问题而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非自然而然。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局限性，可能也是革命理论向社会批判理论过渡的契机。
NOTES
1“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7。
2通常，“特定群体中的秩序要依赖于持不同意见者的默认。另一方面，少数人依靠暴力或者使用比较无情而富有远见的方法把一种秩序强加于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原先反对该秩序的人终于认可了它的正当性，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 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页163。
3“教士阶层可以看做是属于与有土地的贵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范畴。它在法律上享有与贵族同等的地位，可行使封建土地所有权，也可运用与资产相联系的国家特权。”[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 曹雷雨 姜丽 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2~3。
4“系统理论和行为理论是辩证法总体性概念的一个片段(disjecta membra)，马克思和卢卡奇虽然都使用过这个概念，但他们并没有用相应的概念对此加以重构，所谓相应的概念，就是说，它们能够成为黑格尔唯心主义逻辑学的基本概念的等价物。”这个“基本等价物”，哈贝马斯用的是“劳动–目的理性活动”和“相互作用–交往活动”来对应黑格尔的总体性。[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 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页325.
5“自我意识认识不到自己的普遍效准，而这就是‘异化’(sich entfremden, Entfremdung)。实际上就这个概念本身的意思而言，‘异化’(脱离自身，不认得自己)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事情，毋宁说它存在于精神的所有层次(‘绝对知识’除外)，它就是精神的本质，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不是异化的东西。”[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 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页19。
6在《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第四部分中，哈贝马斯说“卢卡奇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能够同时从物化和合理化双重角度来考察社会劳动领域与生活世界语境的分离过程。由于行为主体以交换价值为取向，他们的生活世界也就萎缩成为客观世界：他们对待自己以及他人，所采取的都是目的行为的客观立场，并因此而使自己成为其他行为者的处理对象。……由于卢卡奇只注意到一种媒介，即交换价值，并且把物化还原为‘交换抽象’(Tauchabstraktion)，因此，他把西方理性主义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整个社会彻底资本化的标志’。……因此，生活世界也就必然会被物化，……从而使个人沦落为他的外在‘环境’的一员，沦落为抽象而且独立的社会系统的一员。”而交换活动仅仅是目的工具活动中的一种，由此而言，哈贝马斯改善和丰富物化理论，提高了物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解释力。[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页341~343。